摘 要：东北地区的“人参姑娘”故事反映出东北地区独特的地域特色和民族个性，积淀着东北人民的独特的情感愿望和心理需求。丰富多样的“人参姑娘”故事都在反复讲述一个“女爱男”的原型结构。东北地区远古时期的“女神文明”的文化模式对“人参姑娘”故事产生了深远影响。“人参姑娘”的美好形象成为东北民众生命愿望的综合象征物，这就是“人参姑娘”故事艺术魅力的所在。

关键词：人参姑娘故事；原型结构；民族心理；女神象征

作者简介：马爽（1989-），女，吉林省吉林市人，吉林师范大学文学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东北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5--02

东北的人参故事是中国民间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出东北地区独特的地域特色和民族个性，积淀着东北人民的独特的情感愿望和心理需求。东北地区的人参故事复杂多样，其中要数“人参姑娘”故事最为丰富多彩和独特典型。因此本文将以“人参姑娘”故事为例来探讨这种类型故事的原型结构及其所反映的民族心理。

选择“人参姑娘”故事为例来探讨其基本结构和原型心理是因为它与东北地区的远古文化模式密切相关。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考古学家通过东北史前文化的系列研究发现，在东北史前文化时期存在着“女神文明”的文化模式，而且相较于中国及世界其他地区，东北地区“女神文明”的文化模式保存得相对完整并且较少受到后代男权文化的变异消解。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中曾说：“遗留的稳固性使得能够断言，其中表现着这类残余的人民文化，是下面的某种较古状态的产物，在这种较古状态中，也应该探求对那些已经变为不可解的习俗和观点的理解。”[1]这种文化遗留的观点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东北地区史前文明时期存在的“女神文明”的文化模式对于后代文学样式中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产生了深远影响：东北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以叙事的方式传承着女神创造生命、拯救苍生的精神。无论是“人参姑娘”故事中的关键情节的发展还是女性形象的塑造，以及这类故事所反映出来的东北民众的情感愿望和心理需求都自觉不自觉的受到这种“女神文明”的文化模式的影响作用。

翻阅东北众多的“人参姑娘”故事，我们惊奇地发现尽管这些故事中的人物是那样的鲜活多样、情节是那样的曲折生动、内容是那样的复杂多变，但是我们隐约地感觉到似乎所有的“人参姑娘故事都是在讲述着一个故事，不管人物如何不同，情节如何不同、内容如何不同，但故事的基本结构是相同的，故事的原型意象是相同的。那么人参故事究竟是在讲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下面我们就来梳理“人参姑娘”故事的发展情节来探寻其基本结构。几乎所有的“人参姑娘”故事都涵盖了这七个情节。

1、“开头”：男主人公（小伙子）生活陷入困境，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去深山挖参。

2、“遇难”或“谋害”：男主人公（小伙子）进山挖参却毫无收获，在挖参途中遭遇困难或挖到人参后遭坏人谋害。

3、“变形”：人参精变为美丽的姑娘。

4、“帮助”或“搭救”：人参姑娘给男主人公（小伙子）提供衣食和住所，或者在危难时刻搭救小伙子的性命。

5、“婚配”：人参姑娘嫁给了挖参小伙子。

6、“惩罚”：在好人的帮助下或是人参姑娘自身的努力下，邪恶势力终于受到惩罚。

7、“结局”：人参姑娘和小伙子终于过上或者重新过上幸福的生活。

这是“人参姑娘”故事情节发展中最为重要的七个环节，下面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这七个环节的具体特征和变异情况。

“开头”：这一部分通常交代了故事展开的前提条件。男主人公（通常是小伙子）的生活境遇非常凄惨，为了谋生不得不去长白山挖人参。最常见的有父母双亡（如《人参姑娘》、《牛倌和三丫》、《参姑》、《姊妹参》等）和母子相依为命（如《找媳妇》、《萨满捉参》）两种类型。而且男主人公都具有劳动人民的高尚道德和优秀品质：憨厚老实，坚毅勇敢，正直善良，重义轻利等。

“遇难”或“谋害”：这一部分是故事的真正开始。男主人公遇到的困难和遭受的谋害多种多样。例如：挖参长时间不开眼，粮米用尽，如《人参姑娘》、《王小寻父》等；被野兽所伤，如《找宝》；母亲患重病，如《萨满捉参》；男主人公被丢在陡峭的石砬子下，如《孙全护参王》；或者野兽变为人形想吃掉男主人公，如《找宝》；或者假情假意骗取男主人公的信任，如《两把宝扇》；或者用常人难以办到的难题刁难要挟男主人公，如《参姑》。值得注意的是坏人的谋害行为有可能发生在人参姑娘嫁给穷小伙之前，也有可能发生在人参姑娘嫁给穷小伙之后。

“帮助”或“搭救”：这一部分是男主人公命运发生变化的重要转折点，它一般是和“变形”同时做交代的。人参姑娘在穷小伙最危难的时候幻化为人形帮助穷小伙渡过难关，使他们扭转时局，克服困难，转危为安，改变命运。人参姑娘变成人性为穷小伙提供多种多样的帮助：为遇难的男主人公疗伤、给他提供膳食和住处并为其指明挖参之路，如（《两把宝扇》）；或帮助他实现其他愿望，如（《找媳妇》）。

“婚配”：这部分是“人参姑娘”故事最为稳定的也是最有特点的环节。美丽的人参姑娘主动向穷小伙表达爱慕之情并且主动提出愿意和穷小伙结为夫妇。这在中国其他地区的民间故事中是极为罕见的。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大致可以分为两点：其一，这是由于东北地区女性的性格特征使然，东北女性不同于南方女子的温婉细腻、含蓄内敛，她们热情泼辣，直率爽利，敢爱敢恨，勇于追求自由的爱情和幸福的婚姻。其二，这是受东北民众的心理欲求和情感愿望驱使的，东北地区挖参人基本为青壮年男性，他们在深山艰苦环境中受到长期的压抑，因此对异性产生了强烈的幻想和需求，他们迫切希望得到女性主动的，无私的关爱与奉献。但是现实的生活无法满足他们对于爱情和婚姻的基本欲求，于是他们只好转向想象的世界中希望得到补偿性的精神慰藉。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姊妹参》、《两把宝扇》、《红灯笼》、《人参姑娘》、《牛倌和三丫》、《小三和二甲子》、《参姑》、《棒槌姑娘》和《郎傻子和扇子参》等等。

“惩罚”：这部分是故事的最后结局。惩罚行为完成后，往往还交代了人参姑娘和丈夫重新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惩罚的方式多种多样，例如：直接夺去谋害者的生命，将其烧死（《郎傻子和扇子参》）、淹死（《参姑》）或者让野兽吃掉（《小牛倌》）等，也有的故事结局惩罚较轻，比如让他失去所拥有的一切等（《一双新靴子》、《贪心的老头》）。

这些民间故事的具体情节虽然是不同的，但深层结构却是一致的：故事中男主人都是善良正直的穷苦农民；男主人公通常都是在非常困难的境遇中与人参姑娘相遇并接受人参姑娘的救助；人参精总是变成一个美丽的姑娘，主动地向小伙子表达爱意；虽然有邪恶势力的阻挠和破坏，但在好人帮助下，或是在人参姑娘自身的努力下，小伙子战胜阻挠和破坏势力（阻挠和破坏可能在相爱之前，也可能在相爱之后）；最后小伙子与人参姑娘相爱或者继续过着美满幸福的生活。如果我们把以上几个故事进一步凝练的话，提取出最为核心的内容，我们将会看到更为单纯的故事：即总是人参姑娘爱上了一个穷小伙。如果把“穷小伙”和“人参姑娘”进一步还原的话，“穷小伙”还原为男人，“人参姑娘”还原为女人，这实际就是一个“女爱男”的故事原型。

“女爱男”是“人参姑娘”故事的最基本结构，所有“人参姑娘”故事都来源于“女爱男”的心理原型。“女爱男”的心理结构使所有"人参姑娘"故事都反复地表现“女爱男”的故事结构：即所有美丽的人参姑娘都爱上贫穷的小伙。因此无论这些故事在表面上看来是如何的丰富多样，但实际上却都是在讲述一个原型故事，那些不同的故事只不过是原型故事的“变体”而已。

故事结构是心理结构的对应物。那么这种“女爱男”的心理原型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在二百多年前，东北地区的那些砍柴人、挖参人、挖煤人和闯关东人在严酷的自然条件和政治经济压迫下，没有能力获得理想的爱情，甚至没有能力获得起码的婚姻。这便使得关东农民对理想爱情和幸福婚姻的渴望变得特别强烈。正如弗洛伊德所说：“幸福的人从不幻想，只有感到不满足的人才幻想，未能满足的愿望是幻想产生的动力；每个幻想都包含着一个愿望的实现，并且使令人的不满意的现实好转。”“女爱男”的心理结构，即女人对男人主动的爱、无私的爱、痴情的爱、奉献的爱，其实就是关东农民对美好爱情和幸福婚姻的幻想，关东农民用这些幻想来补偿未被满足的愿望，来补偿现实中的缺失。“女爱男”的原型蕴含着世代关东人民对自由爱情和幸福婚姻强烈渴望的经验记忆，它深深烙印于东北人民的情感体验之中，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人参姑娘”故事正是因为体现了“女爱男”的集体无意识，才深深的切合了关东农民的情感愿望和心理需求，才具有了巨大的承载量和深广的内涵，才更容易与观众取得心灵的沟通和共鸣。

那些由“人参精”变成的美丽姑娘。她们是那么的俊俏美丽、纯真可爱，简直就是美神的象征；她们又是那么善良多情，总是在闯关东人、挖参人最困难最危险时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并主动的爱上那些地位极其低下的穷苦挖参人，人参姑娘简直就是一个爱神；她们还有那么巨大的神秘力量，能够使挖参人转危为安，起死回生，由穷变富，由弱变强，延年益寿、长生不老，甚至能给大地带来蓬勃的生机，使人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因此人参姑娘又是一位生命之神。也就是说，在“人参姑娘”故事中，民间是把自己对女性的爱和美的愿望都凝聚在了对“人参姑娘”的想象中，因此，“人参姑娘”其实是就是东北原古文化模式影响下女神形象的变形象征。

东北民间把他们在苦难生活中对女性、对美、对爱、对生命的美好渴望和想象，都融进了对“人参姑娘”的形象塑造中，从而使“人参姑娘”成为表达他们生命愿望的综合象征物。这就是“人参姑娘”故事具有经久不衰、勾魂摄魄的艺术魅力的原因所在。

参考文献：

[1]泰勒. 原始文化[M].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