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西方远古人类不同的生存生活环境、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导致了中西不同民族认知特点、思维模式的不同，形成了他们各自的民族文化。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汉语称谓系统体系庞大、内涵复杂，与之相比，英语称谓系统简单、明了。汉英称谓语差异反映了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观念、行为、风俗、制度和社会心理。

关键词：汉英称谓语；差异；文化

作者简介：李秉芬（1979-），女，彝族，云南凤庆人，硕士研究生，云南滇西科技师范学院外语系讲师，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

[中图分类号]：H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5-0-02

《现代汉语词典》给“称谓”的定义是：人们由于亲属和别的方面的相互关系，以及由于身份、职业等等而得来的名称，如父亲、师傅、支书等。它包括亲属称谓语和非亲属称谓语（社会称谓语）。称谓语具有很强的民族特性，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称谓语其数量和指称不尽相同。

一、汉英称谓语的差异

汉语的亲属称谓有两套区分极为严格的父系和母系称谓系统。父系的亲属称谓有祖父（母）、叔、伯、姑、婶、堂兄（弟）、堂姐（妹）等，母系的亲属称谓有外祖父（母）、姨、舅、表兄（弟）、表姐（妹）等。其非亲属称谓语主要有三种形式：姓+职衔，如：“李师傅”、“王老师”、“赵科长”等；借用亲属称谓，如：“周奶奶”、“的哥”、“空姐”等；通用称谓，如：“同志”、“师傅”、“先生”、“小姐”等；零称谓及第二人称代词，如：“你好，请问……”，“你”，“您”等。

英语的亲属称谓语数量较少，而且语义较模糊，指代比较宽泛。祖父母辈的称谓主要有grandfather， grandmother；父母辈的称谓主要有uncle，aunt；兄弟辈的称谓主要有cousin。其非亲属称谓也有三种形式：职衔称谓，如：Queen Elizabeth，President George Washington等；姓名称谓，如：Jim，Green，Mary等。通用称谓及人称的使用，如：Mr. Smith，Ms. White，you等等。

二、汉英称谓语差异的文化内涵

（一）汉语称谓语形成的文化根源

一方面，汉民族的祖先最早出现在黄河和长江流域，那里土壤肥沃，适合发展农业。农业生产对自然的依赖很大，强调人与天调。他们认为人类命运与天命统一，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和睦相处，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依赖多于对抗。这种把人和自然看成是一个有机整体的“天人合一”思想形成了古人“天人合一”的世界观，最终促成了汉民族整体思维模式的形成。汉民族的整体性认知特点使得中国人特别强调整体，特别注重和谐群体关系的构建、群体目标的统率和群体利益的维护，强调个人对群体的服从，不突出个人和个性。

汉民族重视整体、重视关系的认知方式导致汉民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伦理文化。中国是大家庭（延伸家庭）的家庭结构模式，三代甚至四代同堂，不像西方的核心家庭，与三代之外的直系血亲和两代之外的旁系血亲关系淡薄。而且，中国家庭内部每个成员在家族中的地位都十分明确，只有这样，他们在家族中所要承担的责任、履行的义务、享受的权利等等也才能够得到明确，他们也才会获得相应的家族继承权、管理权等权力、财产的分配以及各种家族责任的分担等等。因此，汉语的亲属称谓表达十分明白、精确，不但严格区分长幼，而且还要仔细区分丈夫方面、妻子方面、兄弟方面和姐妹方面的亲缘来历，以区分亲缘的远近。这种家庭伦理观念投射于社会领域，在社会上中国人也要求明确每个社会成员的责任、义务和权利……

另一方面，中国社会自母系氏族社会开始，经过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至近现代，血缘亲族一直是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深层结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标榜尊崇祖先，维系亲情，在宗族内部区分尊卑长幼，并规定继承秩序以及不同地位的宗族成员享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的宗法家庭观念对中国人的家庭及其结构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因此，汉语的亲属称谓语严格区分内外远近、上下长幼。不仅如此，中国人还将这种家庭伦理关系投射于社会领域，把亲属称谓泛化到亲属关系之外的范围，因此也就有了我们对不熟悉的人的“叔叔”、“大哥”之类的亲属称谓的借用，这样的借用，符合汉民族注重血亲的伦理观念和“天下一家亲”等宗族思想，能使交际双方感到尊重和亲近，缩小交际双方的距离，从而受到较好的交际效果。汉语社会称谓中的等级观念也是家庭中长幼尊卑的宗法制度的衍变。

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伦理关系及其道德规范。在传统的“长幼有序，男女有别，亲疏分明”的宗法血统关系及其伦理道德观念的影响下，汉语形成了体系庞大、内涵复杂的亲属称谓系统和与之对应的非亲属称谓系统，具有极强的民族特性。

（二）英语称谓语形成的文化根源

西方文化源于古希腊文明，希腊半岛作为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山地面积大而平原面积有限，人类只能通过海上贸易换回自己所需的粮食等日用必需品，其所处环境较之汉民族要恶劣很多，这种自然环境培养了西方民族原始的冒险外倾的民族性格，他们与自然更多的时候是对抗状态。在与自然抗争、不断思考如何征服自然的漫长历程中，西方民族发展生成了重分析、强调事物自身特性的思维方式。

另外，西方民族主要从事畜牧业和航海业，这种生产方式使得西方民族习惯于动荡的生活，家庭关系松散易变，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他们认知上忽视整体而重视个体，价值观上强调个人潜力的发挥、个人目标的实现和个人利益的追求的特点。因此，在西方文化中，个人是一个独立的点，是一个不依赖他人而独立存在的实体。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关系，家庭内部不严格区分上下长幼，在社会领域称谓总体上也趋于平等，人们更习惯于直呼对方的名字，而不像汉语社会称谓那样等级森严、序列分明。

中西方人思维方式上的分歧也影响到各自的认知，使得汉民族与西方民族在认知上产生一定的差异。不同于擅长形象思维的中国人，西方人擅长抽象思维，概况能力较强。所以，英语中的称谓语也具有简单、概括性强的特点。比如汉语中的伯父、叔父、姑父、舅父、姨夫这些称谓表现了比较复杂的人际关系，而在西方人眼中，这些人际关系几乎是等价的，没有区分的必要，因此英语表达这些称谓的词只有一个：uncle；与此相应的伯母、婶母、姑母、舅母等，在英语中也只是用aunt一词指称，这与西方人长于抽象概括有关。

不同于以血缘纽带维系，有群体取向，重关系的中国社会文化，西方社会文化以契约关系为基础，个人主义取向，重平等，因此其称谓系统简单、明了，不但称谓语数量少，而且指代宽泛，亲属称谓语内外不分，血姻含混，有时也没有辈分之分。

中西方远古人类不同的生存生活环境、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导致了中西不同民族认知特点、思维模式的不同，形成了他们各自的民族文化。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汉语称谓系统具有社会化、虚拟化、情感化等显著特点，这种系统、多样的称谓反映出中国人不同于西方人的文化观念、行为、风俗、制度和社会心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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