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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楼》男性形象探析

2016-05-06陶立军王旭

青年文学家 2016年15期
关键词:十二楼

陶立军 王旭

摘 要:李渔的短篇小说代表作《十二楼》中男性人物众多,性格鲜明。本文以小说中的男性人物为切入点,将小说中的男性人物归结为四类,并对这四类男性的人生命运做了具体剖析。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尝试探究了李渔的男性观和矛盾复杂创作心理,以期能对李渔及他的《十二楼》研究打开一个全新的视角。

关键词:十二楼;男性类型;人生命运;创作心理

作者简介:陶立军(1980-),女,湖北荆门人,华中师范大学武汉传媒学院讲师;王旭(1991-)男,湖北武汉人,华中师范大学武汉传媒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5-0-02

李渔是17世纪明末清初文学家、戏曲家,世称“李十郎”。其白话短篇小说集《十二楼》共十二卷,每卷写一故事,因每个故事里都有一座楼阁,人物命运和情节展开往往与楼有关,故全书命名为《十二楼》。小说的十二个故事,绝大多数出自于李渔自己的构思。格调轻松快乐,线索明晰,情节新颖奇特,悬念层出,衔接自然合理,结局虽在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小说涉及的主要男性人物约三十余个。

一、《十二楼》男性人物类型

(一)俊俏风流的才子

清代盛行才子佳人小说,李渔的《十二楼》也不免俗。青年男性人物大都如城北徐公,傅粉何郎。《夏宜楼》中写到:“娴娴左右之人都说他俊俏不过,真是风流才子。”《萃雅楼》中的权汝修:“姓权字汝修,生得面似何郎,腰同沈约,虽是男子,还赛过美貌的妇人。”《拂云楼》中裴远:“住在临安城内,生得俊雅不凡,又且才高学富,常以一第自许。”《生我楼》中与父亲失散后偶遇的楼生出场时这样写到:“只见人丛里面挤出一个后生来,面白身长,是好一个相貌。”[1]

纵观整部小说的青年男性,相貌丑陋之人难入李渔法眼。李渔作为职业文人兼出版商,他需要卖文糊口养家,主动迎合百姓审美需求,他小说中的男性外貌特征都大同小异。李渔名著《闲情偶寄》中专设一章《声容部》,虽然基本探讨的是女性美,但也能反应李渔对于外貌体态美感的朴素追求,这样脸谱化的人物虽然与才子佳人小说无二,但是符合市场的普遍需求,同时又体现了李渔内心的理想人格。

(二)惜福安穷、恬淡寡营之高士

在《十二楼》中,“惜福安穷”被反复提及。这类人群以《三与楼》中虞素臣为代表。虞素臣喜读诗书,却因天性使然为人懒惰疏于应酬,最大的爱好是构造园亭,并把一生积蓄都投入到这项嗜好里,乃至负债累累。邻居土财主唐玉川精明吝啬,凭着雄厚财力和阴谋算计,低价购得除三与楼外其他房屋。恬淡寡营执着嗜好的虞素臣与吝啬贪财的唐玉川形成鲜明对比。结尾虞素臣死后儿子虞嗣臣考中进士荣归故里,而唐家被人告发窝藏盗金,被县官判定园亭归还虞家,最后两家冰释前嫌。李渔利用虞素臣和唐玉川这两个人物戏剧化的人生命运,以果报观念的故事内核表达了对于恬淡寡营高士的赞颂。

《鹤归楼》中的段玉初,对于仕途之路,怀抱惜福之心,对于皇上所赐美妻更能做到坐怀不乱,在远赴金国缴纳岁币之前对于妻子冷言决绝。而和他同赴金国的朋友郁子昌则风流多情,和妻子缠绵不舍。及多年后归家,段玉初妻子心宽体胖容貌依旧,而郁妻则因思念丈夫早已病逝。贪图享乐之人福薄,惜福冷淡之人却皆大欢喜。

(三)不符礼教的男子

李渔《十二楼》中几乎篇篇都有不符礼教之处。《夺锦楼》中钱小江面对女儿择婿一意孤行,暗中选定亲事,完全藐视夫权,有违“三从”。《三与楼》虞素臣卖尽房产,不留财产给后代,老下士设计陷害唐家,也有违君子作风。《夏宜楼》瞿吉人利用望远镜偷窥詹家女仆,不仅没被揭露,反而娶到詹家小姐,背着小姐,与众女伴调情。《归正楼》中贝去戎一生行骗,后浪子回头,皈依佛门,却又依靠骗术筹得千金,建起“三清”、“三宝”殿,终而修得正果羽化升仙。

综观《十二楼》,字里行间不似道学先生枯燥说教,而是游戏笔墨,劝惩读者,读来轻松幽默。与李渔同时代的诗人杜濬非常赞赏《十二楼》“以通俗语言鼓吹经传,以入情啼笑接引顽痴”。[2]骨子里受儒家传统教育的李渔自然不忘“文以载道”的责任,虽不一味媚俗,但出于市场因素,不得不塑造这种不符礼教的男子,以戏谑之笔来博得销量与钱财,真可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四)重情重义的士大夫

《夺锦楼》中的刑尊面对钱小江和妻子边氏的告状,没有坚持夫权至上,在看到两位佳人不情愿“父母之命”后,刑尊大骂小江和边氏把婚姻大事视作儿戏,并且设夺锦楼,以考试来择得乘龙快婿。在这里,刑尊先生不再是刻板迂腐的传统士大夫,而一副月老姿态,热心牵线,有情有义,善于变通,为女子的个人幸福出谋划策。另外,《三与楼》中的县尊,两袖清风,拒收贿赂,公正严明,为虞家园亭的失而复得立下功劳。

李渔小说中的士大夫,均不再以传统的严肃古板形象示人,而是有情有义,富有人性。虽然上文中提及的几个人物主要是为了李渔戏剧性情节所服务的工具性角色,但他们身上也散发了真善美的人性光辉。

二、《十二楼》男性人物人生命运

李渔笔下的男性人物,虽性格特征各有差异,但却都被赋予了较好的人生命运。李渔对于“拥有良好出身、品德优良的男性”,以及“具备李渔自传性人格的男性”尤为青睐。

(一)良好出身与圆满结局

综观全文可以发现,身为知识分子阶层且最后仕途得意者的男性人物最多。《三与楼》中的虞嗣臣,《夺锦楼》袁士骏,《夏宜楼》中的瞿佶,《拂云楼》中的裴远,《鹤归楼》中的段玉初,均是秀才出身,最后官场平步青云,堪称人生赢家。而《萃雅楼》权汝修,《奉先楼》中的将军,《生我》中的姚继等等,都是品德优良功德圆满之人。

以《三与楼》中的虞嗣臣为例,他本是个喜读诗书不求闻达的高士,爱好建造园亭。当他面临自己园亭被唐家霸占的烂摊子时,李渔草蛇灰线设置了虞家好友老侠士私藏元宝在楼下,又在这时举报到官府唐家窝藏这笔盗金,使园亭完璧归赵。而虞嗣臣在面对曾经构陷自家的敌人唐家破败时,却对归还的二十锭元宝拒而不收,并请求知县将银两给与唐姓之人,博得大家赞誉,名利双收。在此,李渔是借虞嗣臣之口诉出自己的态度与品德。李渔虽然玩世不恭,杂学旁收,但明辨是非,对于品德优良的男性人物,他也会让他们受到命运的眷顾。

(二)自传性人格的完满归宿

在小说创作中,有自传性色彩的人物非常普遍。作为游戏笔墨的《十二楼》,也不乏有这样的人物。《三与楼》中的虞素臣“是个喜爱读书,不求闻达的高士”,“只因疏懒成性,最怕应酬,不是做官的材料,所以绝意功名,寄情诗酒,要做个不衫不羁之流。他一生一世没有别的嗜好,只喜欢构造园亭。一年到头,没有一日不起工作。所造之屋,定要穷精极雅,不类寻常。”[3]李渔本人的爱好与曲折经历一丝不改的套用在虞素臣身上,他热爱构造园亭,先后在兰溪营建伊山别业,在金陵构置芥子园,在西湖建造层园,而这些园亭后来都转卖给他人,与虞素臣的经历相似。

在《闻过楼》中的呆叟,同样是李渔安排在文中的一个自传性色彩浓厚的人物。李渔在寓居金陵时期,就曾经常与官吏打交道,称为“打抽丰”,为官吏赋诗撰联,谈文说艺,度曲演戏,设计园亭,帮他们把书信、文案等选编出版。呆叟虽然未尝在仕途有所斩获,但呆叟深得当地门客朋友的推崇,最后也住进了新屋,与众多朋友来往自如,皆大欢喜。李渔对于自传性人物的偏爱非同一般,人生命运虽偶有跌宕,结局总是团圆美满。

小说中被反复提及的惜福安穷恬淡寡营之人还有不少,甚至众多风流才子型的男性人物身上都可以看到李渔的影子。而这些人物从人生经历、性格喜好等多方面都体现了李渔的男性观和审美意识。

三、《十二楼》创作心理

《十二楼》整部小说充满矛盾,时而鼓吹情欲,时而宣传道德。李渔在风情和道德之间游走往来,自圆其说。他曾说:“科浑之妙,在于近俗,而所忌者又在于太俗,不俗则类腐儒之谈,太俗即非文人之笔。”[4]

(一)礼教与情欲的矛盾

从《十二楼》的思想主题来看,李渔对于礼教与情欲的矛盾最为明显。对于礼教和情欲,李渔并不一味赞扬,也没有全盘否定,其态度暧昧,令人玩味。《拂云楼》中回首诗云:“闺中隐祸自谁萌?狡裨从来易惹情,代送秋波留去客,惯传春信学流莺。只因出阁梅香细,引得窥园蝶翅轻。不是红娘通线索,莺莺何处觅张生。”[5]然后又说:“这首诗与这回小说,都极道蝉子之刁顽,梅香之狡桧,要使治家的人知道这种利害,好去堤防觉察他,庶不致内外交通,闺门受站。乃维持风教之书,并不是宣淫败化之论也。”[6]俨然一副卫道士姿态,捍卫礼教,劝惩读者。可接着补充:“这回小说原为垂戒而作,非示劝也。”[7]态度捉摸不透。

再看《合影楼》篇首的议论,先说天地间越礼犯分之事,件件可消除,唯有男欢女爱一旦开始,即使连玉皇大帝阎罗天子也无用。但转而说“要晓得古圣先贤也是有情有欲的人,都曾经历过来,知道一见了面,一沾了手,就要把无意之事认作有心,不容你自家作主,要颠倒错乱起来”[8]。

李渔对于礼教和情欲的矛盾态度,在小说中随处可见。上千年的封建道德传统与明末思想解放运动的碰撞,以及身逢时代之交的处境,造就了李渔这样一个以传统士大夫立本、以风流文士立命、以调侃嬉戏之笔述道德之意的矛盾体。

(二)庙堂与江湖的矛盾

中国古代很少有文人的仕途生涯一帆风顺,对于做官的态度也矛盾不止。李渔与中国古代深受儒家文化洗礼的文人类似,早年心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斗志,但因遭受国家覆亡、科考失礼的双重打击,动摇了谋取功名的决心,自此再也没有涉足官场,而是凭借自身才华努力创作,成为职业文人。但他的这种“庙堂与江湖”矛盾创作心理,却在小说中处处留痕。

《十二楼》中的男性人物大都是书生,且少年得志,为官后平步青云,飞黄腾达。《合影楼》珍生后来联登二榜,入了词林,位到侍讲之职;《夺锦楼》袁士骏由翰林散馆,也做了台中;《拂云楼》裴远中了高魁,由县令起家,屡迁至京兆之职;《鹤归楼》段玉初位至太常,寿逾七十;郁子昌官居台辅,显贵异常。而身受儒学教育的李渔,年少时锐意进取,渴望为民谋福为君分忧,可残酷的现实让李渔看不到希望,便循前人脚步,著书立说,文字间透出积极的入世态度,也有几分无奈。但李渔是达观享乐之人,失望之余,很快适应了自己文商的角色。

注释:

[1][3][5]-[8]李渔.十二楼[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164,28,91.

[2]李渔. 李渔全集·第四卷·笠翁小说五种(下)[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7.

[4]李渔.闲情偶寄·词曲部·科诨[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397.

参考文献:

[1]付晓丽.李渔小说《十二楼》研究——以风情之口述道德之意[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10,6.

[2]伍光辉.李渔《十二楼》中情与理的调和与疏离[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7,(5).

[3]卢寿荣.李渔戏曲小说研究——以娱乐性为中心[D].上海:复旦大学,2003.

[4]林如敏.明清小说男性形象弱化现象研究[D].广东:暨南大学,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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