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5年上映的《烈日灼心》由曹保平执导，影片改编自须一瓜的小说《太阳黑子》，讲述了三个高中毕业青年因一念之差成为杀人凶手亡命天涯的故事。影片以赎罪和拯救为主题，对人性的复杂性予以充分的展示，通篇充满罪与罚的对垒、情与法的冲突，兼具思想性与艺术性。本文在借鉴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从人物的性格悲剧、人的异化以及理想主义创造的悲剧三个方面展开论述，探析造成人物悲剧命运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烈日灼心》；性格悲剧；异化；理想主义

2015年上映的《烈日灼心》由曹保平执导，影片改编自须一瓜的小说《太阳黑子》，讲述了三个高中毕业青年因一念之差成为杀人凶手亡命天涯的故事。影片以赎罪和拯救为主题，对人性的复杂性予以充分的展示，通篇充满罪与罚的对垒、情与法的冲突，兼具思想性与艺术性，成为2015年中国电影市场上的一匹黑马，收获众多好评，被冠以中国悬疑推理类型电影中不可多得的佳作。[1]随着电影的上映评论界也掀起了一股热潮，研究多围绕罪与罚的电影主题、人物线索、剧情及电影主体结构展开等角度展开，对于深入理解剧情以及从宏观的角度反观中国类型化电影的发展从理论上进行了说明。本文在借鉴以上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从人物的性格悲剧、人的异化以及理想主义创造的悲剧三个方面展开论述，探析造成人物悲剧命运的主要原因。

一、性格悲剧

性格悲剧是指由于个体自身的性格缺陷引发的一系列行为导致的悲剧。[2]个体生活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因自身性格的缺陷导致其与社会、伦理道德所要求的理想目标存在一定的差距，因而不可避免地遭遇毁灭，这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性格悲剧。性格悲剧的形成与个人的素质、社会环境等因素密不可分，而且不同的性格缺陷所引发的悲剧结果是不同的。如，莎士比亚创作的悲剧中很多是性格悲剧，《哈姆雷特》无疑是最典型的一部。哈姆雷特的懦弱和延宕，直接导致了他最后死亡的结局，性格悲剧最终将人毁灭。《烈日灼心》中辛小丰等几个人悲剧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性格造成的。

首先，性格的懦弱导致了辛小丰兄弟三人在突如其来的困境面前做出逃避的选择，直接决定了他们的逃亡行为以及在逃亡过程中的心理状态和生活状态。影片中，在情欲面前辛小丰迷失了自己，当他看见了赤裸身体的美女画家时，在冲动之下强奸了她，导致画家心脏病突发死亡。继而引发画家的父母和祖父母上楼查看详情，约他们前来的大哥害怕事情暴露杀害了一家四口。事实上，除辛小丰之外其他二人并没有直接参与到水库灭门惨案中，而是在案发之后为了自保杀害了案件真正的凶手（实际上凶手并未死亡），这应该是其余兄弟二人真正的心结所在。但从影片来看，警察似乎并未发现这一条线索。辛小丰兄弟三人在突如其来的困境面前失去了理智，性格的懦弱导致他们不敢面对自己的犯罪行为，开始了朝不保夕的逃亡生活。杀人潜逃的心理阴影始终伴随着他们的逃亡行为，虽然他们隐姓埋名，保密工作做得很好，但仍旧小心翼翼。命案七年没破，辛小丰他们的逃亡行为就持续了七年。如果不是伊警官和房东偶然的发现导致他们落网，他们的逃亡行为就永远不会终止。宁愿惶惶不可终日地苟且过活，也不愿意正面面对自己的过失行为，这是由他们本身的性格特征所决定的。试想，如果三人能够抛却懦弱的一面，直面自己的罪行，他们的生活将会是另一番面貌。

其次，情大于法，这是存在于中国人意识中根深蒂固的观念，这种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有损于理性情感的发挥，会蒙蔽人的双眼，做出狭隘的选择。对于中国人的社会关系，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分析得非常透彻。费孝通认为乡土中国的土壤中滋生的是一种血缘和地缘的关系社会，长期亲密的共同生活将不同的人紧密地联系在一个小范围的地域之内，形成一个亲密的群体，这个小群体是一个利益共同体。而且，相对而言，社会成员之间流动性较低，他们之间的感情是深厚的、牢不可破的，一般的外力很难打破这种关系。中国社会是一种差序的社会格局，围绕在一个人周围的是亲戚、朋友，然后才是社会。[3]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是一个情大于理和法的社会。在中国社会关于情与法的矛盾冲突由来已久，在很多类型电影中都有体现，这一点尤其鲜明地体现在电影《烈日灼心》中。影片中阿道和辛小丰、陈比觉三人是邻村的好兄弟，阿道年岁较长，高考失利之后辛小丰和陈比觉来找邻村的大哥玩，阿道带他们帮一个朋友来到受害人家里讨债，辛小丰见色起意，因而引发了这一连串的案件。事实上三人在案发之后处理事情时就明显地受到情大于法以及中国远近亲疏思想观念的影响。尤其是阿道，他将人情关系看得比法律还要重。在他看来，如果辛小丰二人不是来找他，就不会卷入强奸杀人命案中。虽然强奸犯罪的人并不是阿道，但他却怀有深深的自责感，以至于情感主导了理智，把自己卷入长达七年的逃亡生涯中。

同时，情与法的冲突也突出地表现在伊谷春与辛小丰二人的关系上。他们二人在短暂的工作中建立了如兄弟般的友情，在一次抓赌行动中辛小丰为了给尾巴筹集手术费用，利用职务之便挪用公款。这样违背职业原则的事情如果发现了理应被处理，而伊谷春却没有追究辛小丰的事情，而是自己拿出钱填补了亏空，之后又将自己的工资卡给辛小丰应急。本身就是警察的伊谷春尚且在法律和情感间徘徊，辛小丰等三人选择情大于法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人的异化

异化，是指自然、社会环境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改变对于人本质的改变和扭曲。[4]当个体暴露于强大的心理压力下就会本能地压抑自己的情感，而个体的自然情感长期压抑必然导致一个人主体性的缺失。《烈日灼心》中兄弟三人背负着强奸杀人的罪名逃匿了七年，在这个过程中内心饱受摧残和煎熬。在逃亡的过程中，三人生活看似平淡无奇，事实上，他们虽然暂时逃脱了法律的制裁，但心灵上的折磨却丝毫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弱。可以说，他们作为基本的人的主体性已经完全丧失，精神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哪怕是一个陌生人的注视都足以激起他们敏感而又脆弱的神经。

首先，长期的逃亡经历使辛小丰等三人逐渐迷失了自我，丧失了主体性。他们不得不将正常的社会身份隐藏起来，精神的不自由以及身份的缺失最后导致他们的生活失去原有的秩序，一切都被打乱了，他们的人生因为一个偶然的因素变得支离破碎。电影中兄弟三人为了逃避法律的惩罚被迫逃亡，他们失去了与人正常交际的机会，缺乏家庭的关怀和社会的温暖，在逃避和自责中惶惶度日。为了掩人耳目，远离喧嚣的城市，他们在偏远的地方租了一套简陋的房子，由此遇到了喜欢窃听房客的房东。老大阿道在逃亡中当上了出租车司机，工作勤劳，拾金不昧，将乘客落在出租车上的东西按照日期记录下来，以便将来能够还给失主。他在雨夜中被一伙抢劫犯威胁，虽然警察上前来询问却不敢说出实情，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同样，阿道助人为乐受伤之后吓得连医院都不敢去，被逼无奈之下自己在家处理伤口，一度因疼痛昏厥过去。而高智商的陈比觉也深深地将自己隐藏起来，装疯卖傻长达七年。辛小丰原本很有才能，协警的工作干得十分出色，伊警官十分欣赏他的才华，劝他通过考公务员的途径来获取物质上的更多保障，但辛小丰却不敢迈出这一步，因为一旦这样就意味着有暴露身份的风险。而辛小丰吸烟之后直接用手指捻灭烟头的行为，既强化着肉体的创伤，也是一遍遍地提醒自己身份的缺失。

其次，兄弟三人试图通过照顾受害者的女儿尾巴进行赎罪，以此来获取心灵上的片刻自由。但是，逃亡生涯已经从根本上摧毁了他们的精神，即使做再多的善事也无法弥补心灵上的空虚，无法改变所犯的罪过。尽管他们本身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异化状态却始终无法改变，注定造成悲剧。七年之前，三人迅速逃离案发现场之后，辛小丰却出乎意料地提议要将案发现场留下的受害人的小孩带走。当然遭到其他二人的一致反对，因为那时他们已经预料到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漫无目的的逃亡之旅。后来在辛小丰的强烈要求之下三人再次返回现场，由此开启了三个老爸和一个女儿的怪异的逃亡生涯。电影中的情节与原著相比改动较大，原著中尾巴并不是受害者的女儿，而是陈比觉已故姐姐的女儿，只因为这个小女孩的生日与命案发生在同一天，辛小丰便顺理成章地认为小女孩是受害者转世。不管是原著还是电影中都可以明显地看出三人收养的目的，就是为了赎罪。电影的最后从伊警官的口中得知阿道和辛小丰他们宁愿选择死亡也不愿意说出真相，为的是换取尾巴没有心理负担地快乐成长，陈比觉随后也跳海自杀。一开始三人为赎罪收养了女婴，但经过一段时间的陪伴之后三人已经与女婴建立了亲密的关系，甚至女婴的成长成为支撑三人活下去的精神支柱。他们将所有的爱都倾注在她身上，父爱在他们身上炽热地燃烧着。

三、理想主义创造的悲剧

电影拍摄与小说创作不同，一个侧重讲什么样的故事，而另一个重点在于如何讲故事。与形式相比，电影更加注重内容的构建，这一点也鲜明地体现在电影《烈日灼心》的拍摄上。

首先，《烈日灼心》在小说《太阳黑子》的基础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编，而正是这一改编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电影中三个主人公和尾巴的悲剧命运。小说与电影遵循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审美系统，相比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太阳黑子》中，灭门惨案实为三兄弟所为，三人罪孽深重。与原著相比，电影不仅主要人物的性格变化明显，而且电影中人物的正义与善良有被无限放大的嫌疑。显然，电影面对的是社会大众，在审美尺度上受影片的社会传播的限制，这种限制也在无意识中造就了辛小丰三人的悲剧。在结尾处，通过审问另外一名犯罪分子却意外地牵扯出几年前的水库灭门案，犯罪分子在临死之前毫不忌讳地坦言自己才是七年前灭门大案的主犯，至此三兄弟与当年血案之间的关系被彻底撇清，而三人为了保护受害者女儿的行为也在道德上得到了升华。辛小丰、阿道两人为何宁愿选择死亡，也不说明案件的真相，这个行为彻底地扭转了三人的道德形象，从杀人潜逃的逃犯到充当爱心使者的楷模，三人被放置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成为世人敬佩的对象，这中间的曲折变化使影片迅速达到高潮，却也成为观众诟病的对象。如果抛开电影本身结构、叙事手法以及剧情的有机合理性不谈，那么这样的安排是有另一番深意的，直接导致了三人身份的反转，同时也加剧了人物的悲剧性。

其次，从受众的角度看，这样的情节设定更符合观众的审美预期和情感期待。相比于原著，观众更愿意接受这样的事实。犯罪的人理应受到法律的惩罚，如果辛小丰三人是杀害女画家一家五口的凶手，那么他们所做的赎罪的行为就显得很单薄，根本无法弥补他们凶残的行为所带来的恶劣的社会影响。因而电影安排了一个与原著出入很大的结局，这个结局让人愈发感觉到三人的悲剧命运。在此基础上，影片探讨人性的善与恶、法制与人情之间的关系。如果采用了原著的处理办法，影片的主题则显得更为灰色。如此一来，影片能否通过审查尚且未知，就算可以上映，也会带给观众巨大的心理刺激。而观众走进影院，并非去接受关于是非善恶的教育，他们只是想体会人性的美化或者获得超越生活的轻松。从观众角度而言，电影对原著的改编，更符合他们的需求。虽然电影由此披上了理想主义的外衣，但以此来博得观众和市场的认可，也算是一种较好的改编策略。

《烈日灼心》的上映引起了中国电影市场上的一阵喧哗与骚动，虽然影片在情节建构和人物关系的刻画上存在着很多瑕疵，但这并不妨碍观众对于电影的热情。从总体上看，《烈日灼心》代表了中国悬疑推理的类型电影所能达到的新高度，也开启了同类电影发展的新趋势，不失为一部佳作。

[参考文献]

[1] 赵梦然，范炀.2015年暑期档电影市场盘点[J].当代电影，2015（10）.

[2] 和磊.生命的无奈——关于性格悲剧的一种理解[J].艺术百家，2001（01）.

[3]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4] 伏涤修.从批判人的异化到寻求人的自由与解放——论马克思的人文关怀思想[J].人文杂志，2002（02）.

[作者简介] 刘晓东（1964—），男，重庆人，硕士，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传媒艺术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影视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