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十七年”电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电影时期。本文以“十七年”中的传记意识为源头，由以下几点分别讲述了那个时代的传记电影：首先是以新的观点评价最早的一批传记电影，其次是革命伟人形象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暗示，最后是古代英雄的传记在政治与文化上追寻一致。在笔者看来，那个时代的传记片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可是又不乏那个时期独有的诗意。任何时代影像都是创作者和观众共谋的结果，人们要历史地、辩证地进行客观的分析。

[关键词]“十七年”时期；传记电影；唯物主义历史观

“十七年”电影企图通过人物来阐释历史，描写一个人抑或是一种人的生活历程，来展露历史发生的必然性，不再像之前一样由具体的某一些特定的剧情来艺术化地表示生活，这种新理念展现出电影人与时俱进的目光，对唯物主义历史观学习和领会的提升。

一、重评“十七年”早期传记片

在影视企业公私同营期间，很多在电影界摸爬滚打多年的电影工作者仍旧崇尚传统文艺影片的特色。由昆仑影业拍摄的《武训传》历时三年之久，并且是著名电影人孙瑜的倾心之作。昆仑影业曾经出品了很多有名气的文艺影片，比如《万家灯火》《一江出水向东流》。昆仑影业是有积极向上态度的影视公司，可这种积极向上的态度却只是我国改革风气下的一个布满灰尘的角落，要是按照改革来严格要求的话，昆仑影业的态度是相当轻慢的。继续了文艺电影特质的《武训传》提出要把电影拍摄得别具一格，并依照广电总局的指示更改了武训的人物性格，把其本人特有的“以德报怨”改成“以怨报怨”，并在影片中加入很多不同阶级斗争的戏份，可是仍然违背新中国文化宣教。

当下能让大众看到的《武训传》，具有较高的可欣赏性。作者认为，“所谓传记片就是用现实生话中的人物当作影片主演，并且影片要具有真实性、可观赏性等。传记片正朝着越来越好的方面发展，它变得更加完美、更加真实。深入描写主人公内心世界，让镜头带着观众，去探寻主人公内心深处的秘密”。传记片所必要的心理性要求让它比其他类型的影片需要更加细腻地刻画人物内心性格，揭露人物复杂的人格。好的传记电影具有很深的美学价值与历史价值，丰富的文艺电影气息，才可以阐释肉体之镜、精神之镜的美学意义。《武训传》的开头讲述了武训小时候便具有很强的求知欲，可惜他家徒四壁无钱读书，在这种情形下妈妈让他知道义学可以让他学习知识、让他通读圣贤书并且不需要钱。在他小时候，求学的种子没有在他的心里生根发芽，而是被压抑得几乎消失，武训在成长的过程中渐渐由一个天生好学的孩童变成一个胆小无比、软弱怕事的小奴隶。武训变得没有尊严、没有自我，被现实的社会压得无力翻身，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这一描写也是《武训传》被广电总局批评、封杀的最主要原因。

电影《武训传》采用二元对比的方式来刻画人物，所谓二元对立也就是拥有文化的脑力劳动者与没有经过教育的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对比。电影人通过电影中老进士的嘴说出了他自己的心声：“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乃为孟子云，古则有之。”“我的一句话能够让人死去，也可以让人活着，我认为他们不可能会比我拥有的知识更厉害”，这些话语都足以说明知识的重要。也正是这样文化变成一种权利，一种区分劳心者与劳力者的鸿沟、一种区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界限。电影中统治者们都不同意义学的设立，他们害怕劳力者掌握了知识会不再任由他们摆布，甚至反过来统治他们。正因如此，义学设不设立代表着政权的进步与否。

电影中用新中国每一个孩子都在学堂中安心读书为开场，又用与其相仿的画面结局，首尾呼应，想要借此来烘托新中国的进步，没曾想还是遭遇批评。对于《武训传》的批评根本在于其讽刺百姓起义、恶化劳动者与宣传封建势力等。这些批判的缘由值得人们思考。在人们看来，影片导演借助影片正在积极地向社会主义贴近，其心理和表现已是“很革命”了，可仍旧在影片中找到“革命”的话语。影片导演对周大这个劳力者的描写只是凸显出周大朴实盲目的内心，却没有表现出周大反抗封建阶级的觉悟，导演这样设计也是有其自己的道理，因为周大原本就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劳力者。以这个作为前提的话，周大形象的刻画还是比较符合客观历史的，可是却与当时的“革命思想”相悖。恶化劳动者一说，在银幕中，赵丹扮演的武训十分细致并且形象地表现出武训胆小怕事、懦弱无比的性格，也可以说赵丹完全诠释出武训的“奴性”，从很多方面都可以看出他的这一特性，比如，跪伏在地上让别人骑在身上等，这一系列镜头与计划“高大全”背道相驰。至于宣传封建势力，这就是影片制作人的“纰漏”了。影片中武训开设的义学没有学习新的书本，反而依旧让孩子们学习《三字经》《春秋》等书籍，这一剧情从侧面肯定了传统文化，影片导演忽视了这一剧情，从而导致影片遭到严重的批评。

二、革命英雄群像：政治意识的集体隐喻

以电影《雷锋》为例，这部影片一直采用的是对照的剧情形式，这种剧情形式是1930年左右发展电影到“十七年”时期影片的一种主要形式，目的是要加强政治意识形态，展现环境不公平的现象，把观众的思维和想法集中到一种政治立场上。电影《雷锋》多次出现雷锋被地主欺负的场景，那种伤害是雷锋内心的梦魇和对旧社会刻骨铭心的仇视，同时，只有仇视以前的生活，才是热爱新生活的一种体现，这种思考方式被当作正确的价值观而且去宣传。电影展示的是雷锋积极向上、无比乐观的新社会军队生活，没有一点无奈和痛苦，没有一丝黑暗和埋怨。这种清晰乐观的电影内容和激情也代表了某种意向，这是电影的审美价值所在。对比现在的黑暗、血腥和阴霾的作品，当时的作品也就更值得人珍惜。

不过，当人们从另一个方面去思考雷锋的整体人格时，可以看出，从精神分析方法出发所得到的结果基本都在于超越与升华的层面，等同于道德与伦理的革命层面。这样的表现自然而然地背离了一切个人需求，包括人性的基本欲望和对异性以及事业的占有欲，总体来说，这样的表达方式过于单纯，难以让所有人认可和接受。作品对于哲学意识的衔接运用得相当纯熟，而作品中体现出的剧本内容包容了政治与艺术的协调性，可是却失去了部分影视剧作的文学价值和纯艺术思想。它呈现出了一整个时期作品的基本表现，现在思考一下人们最开始提出的问题：这些作品的素材和内容为何可以成为一个时代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答案也许已经有了，作品浓厚的时代气息使得所有的观众将观赏作品变成了提升自我底蕴与思想的一种方式。美学提出：当作品从某一个方向击中读者或观赏者内心的某一块柔软的地方时，便容易被大家接受。一个时代的电影作者与观众都是一个时代优秀电影作品的创造者，他们为了让自己在这个时代更具有意义和价值，必然会努力地在作品中增加更多的时代气息，这样一来，作品便更具代表性。

三、历史人物传记：政治与艺术的和谐镜像

中国文学发展到“十七年”阶段，作品《林则徐》与《聂耳》作为传记中具有历史意义的作品成为那个时期影视行业的标志。它们没有极具批判意义的表现方式与手段，也不存在近代革命特有的艺术叙述方式。它们的出现，完全是为了文艺而文艺，以极高的艺术价值与优越的探索方式在现实意义与艺术特色之间傲视群雄。

如果说代表着现实手段与意义的作品是个人英雄主义题材，那么表现现今人们深刻信念的作品则更多地选择历史价值丰富的历史题材。人们探索以上两部作品的内涵时发现，它们的优秀归功于作品中体现出的特殊的历史时期。20世纪50年代，党中央提出的总路线成为后期电影与剧作行业前行的引导与指示。到了1958年的下半年，影视与剧作的发展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这样的发展给当时国内乃至世界影视行业都带来了一种冲击。在这之后，国家一些高层领导人对这样的冲击进行了系统性的规划和整理，这样的规划和整理使得电影行业的发展变得有条不紊，更加促使了这两部优秀作品的创作和形成。

周恩来曾经对作品《林则徐》提出过要求，不允许作品为了赶上国家成立十周年庆典而变得粗糙，作品必须把这样好的题材做到极致。正因为如此，郑君里导演才拥有了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将作品融入更深刻的艺术价值和文学底蕴。作为国内第二代的优秀导演，他自己认为：“作品将大量的笔墨运用在了横向发展人物性格，这样一来，无论在什么背景或者任何角度下去细品，每个人物所存在的艺术形式都能从各个方面散发出无尽的光辉。”而有人也高度评价道：“作品没有被沉重的历史框架所束缚，人物形象与性格特点有机会成为作品背景的主宰者。”

作品成功地由现实意义过渡到艺术价值，没有历史的约束，完全是艺术气息的发散，那些犹如清政府的垂死挣扎与官场的昏庸无能都在鲜明的人物形象中被转化成为一种高亢的时代格调。无论是作品的内容还是效果的节奏把控，无论是演员的表演方式还是台词的新颖与流畅度，作品都将美学的思想融入其中，体现出了意味深远的意境，甚至给人一种古诗的格律与内涵之美，充分地表达了时代气息。不难发现，作品《林则徐》不像之后的影视作品那么深刻地追求某一种行为方式，它并没有把自己完全独立于某一种思维限定之中，不是大众的时代气息，不是讽刺的灰色格调，它谨慎地在政治色彩与艺术价值之中寻找着平衡。当然，作品也并没有完全成熟，时代的局限性依然使得作品的人物与内容的艺术性停留在基础层面，没有更深层次地表现出作品的文化内涵和底蕴。作品《聂耳》运用了生动的表现手法熟练地表现出了一个天才与努力的结合者对于音乐的执著。本来这类顺序的表现方式没有什么特点，不过由于导演跨越了作品本身的局限性，采用了纯熟的影视指导的技巧和追求，这种蒙太奇的方式依然让作品在艺术上取得了较高的成就。无论是从艺术家还是普通人的角度来看，这部电影都拥有诗意般的画面感和朦胧之美的艺术追求，这样的成功不是靠政治环境才取得的。

具有历史特点的作品，须主要克服的问题就是应该如何权衡意识与艺术的关系。当这样的问题得到显著的缓和时，任何政治气息都会得到充分的缓解。一些前辈导演在新的时代一直致力于自我反思与时代反思结合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对于中国未来的影视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国内在“十七年”这个时期中的传统作品一直饱受争议，而仅有的获得表扬的作品《林则徐》《李时珍》等，都是以传记体裁创作的，这也是影视发展过程中一个特殊的现象。

四、结语

总之，在“十七年”这个时期，影视行业的发展遇到了很多困难与阻碍，由于当时政治、文化、思想以及特殊的时代背景的影响，作品出现了模式简单、文学价值缺陷、艺术感不强烈、与生活脱节等问题。不过也正是那个时代造就了大批优秀的以革命题材为主的作品，它们不仅是那个时代的标志，也是当时国家的标志。人们无法确定那些作品的艺术与意识的真实形态，也不知道当时的作品是否可以大篇幅地使用欧洲的文学与哲学，不管怎样去评价与判断，这些作品的出现就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人们应该正确地思考其中的历史价值与意义，才能真正看清“十七年”间电影在社会发展中扮演的真实角色和起到的真实作用。

[参考文献]

[1] 陈山.红色的果实——“十七年”电影中的类型化倾向[J].电影艺术，2003（05）.

[2] 戚吟.十七年电影再反思——兼评《毛时代中国电影的历史、神话与记忆1949—1966》[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05）.

[3] 曲春景，张霁月.女性意识是革命意识形态的剩余物——“十七年电影”底层女性的群体特点[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4）.

[4] 洪宏.论“十七年”电影与欧美电影关系[J].当代电影，2008（09）.

[5] 刘阳.政治至上：十七年电影政策解析[J].电影文学，2009（14）.

[作者简介] 史玲燕（1981—），女，河北保定人，硕士，河北金融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价值哲学、经济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