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欣 王雅平

[摘要]新时期电影是中国电影史上的黄金时代，传记电影也取得了较高的成就。新时期国产传记电影聚焦于当时的文化现象，在阐述走向共和的悲怆历史、反思“文革”的痛心往事上鞠躬尽瘁，并敢于进行深刻的自我反思。这类电影既承载了“历史”之重，又敢于探索和创新，让人们不禁感触于那个时期生命主旋律中的悲痛。但细细品味传记电影中层次鲜明的心理描写，时代的印记尤为明显，这种局限性俨然成为一种缺憾。不过，无法否认的是，新时期传记电影在中国电影史上的确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关键词]新时期；历史印记；文化现象

新时期传记电影充满了求新与反思的创作理念和创作冲动，好比一只刚出牢笼的猛虎带着隐隐的风声呼啸而来，显示出冲破一切阻力的毅力与决心，为后来的中国电影提供了丰富的影像资源，奠定了中国大片的早期形态。

一、走向共和的悲情历史叙述

新中国在成立之前的确经历了一段尤为艰辛的过程，也正是在这段曲折的道路上出现了很多民族英雄。所以，新时期传记电影便首先将目光投向共和推翻帝制的母题，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为《秋瑾》《孙中山》《谭嗣同》和《廖仲恺》等。他们俨然已经成为那段历史的时间坐标，引领着中国一步步迈向共和的康庄大道。新时期国产传记影片更像是一面“历史之镜”，它将中华民族强大的民族精神以及百折不挠的品质形象化，再一次向整个世界证明，每个中国人身上都有一根“民族脊梁”，这些为国献身的英雄用自己的鲜血书写了一撇一捺——“人”。因此，立足于中国文化新时期的国产传记电影的艺术境界已经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

在走向共和的路途中，很多民族英雄洒下了热血，秋瑾和廖仲恺就是这个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两个人物。而无论是在兴中会时期还是国民党时期，孙中山都是那段历史中最关键的一个角色。导演丁荫楠对“孙中山”的深入刻画，令同名电影《孙中山》成为新时期国产传记电影中的扛鼎之作。作为第四代导演中比较特殊的一位，丁荫楠成长在一个破落的家庭中，并且是半路出家学习的电影拍摄，所以受到个人经历的影响，他身上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悲剧感，这种情愫同样体现在了他的作品当中。

为了能够找到一个可以诉说自身情感的发泄点，丁荫楠聚焦于自己认可的历史人物，并将电影的感情基调固定在“悲怆”的氛围之中。从《孙中山》这部电影中不难发现，其在表达上有着非常强烈的欲望，所以影片中“孙中山”的身上满是“诗意”。电影开篇就给了矗立在火海中的孙中山一个脸部特写，在他盔式帽的帽檐之下那双深邃并充满坚毅的眼睛中透露出的却是悲悯的光芒。从这样的眼神中，仿佛能够看到他艰辛的人生经历，更为电影营造了一种悲剧般的情感氛围。由于受到电影时长的限制，其并没有描写孙中山革命意识萌发阶段的内容，而是从他在檀香山的革命起义开始，虽然影片非常注重对他多重心理的展现，不过因为整个心理链条并不完整，所以不免让人觉得略显不足。不过，鉴于传记电影的蓝本是真实存在过的历史人物，所以他们的心理都是“独立化”的，并能够将许多偶然聚集在一起，令这面“历史之镜”显得更加明亮。

成长的历程其实也可以视为心理链条的形成过程，所以心理链条的完整与否直接影响着人物的完整性。当然，电影对于人物的刻画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在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导演丁荫楠便利用了精神分析法对鲁迅进行了彻底的心灵剖析。在影片《鲁迅》中导演共营造了七个不同的梦境以透视鲁迅最真实的心理活动，这是一种全新的创作意识，完全区别于《孙中山》中的手法，体现出国产传记电影正在朝着“心理化”的趋势发展。

意义的单一化是“十七年”电影的特点，但这种单纯明晰的特性并不适合新时期国产电影的发展，而在传记电影中体现出来的含混显然具备一定的时代感，且成为一种新的发展趋势。对于电影人物的塑造，导演丁荫楠就非常懂得如何从爱情方面入手，这是一种超前的自觉意识体现。例如，影片《孙中山》中孙中山与宋庆龄如诗如画般的爱情令这位英雄般的人物的心理表现得更加饱满。尤其在革命运动的低谷时期，孙中山曾经一度感到心灰意冷，此时宋庆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理解，让他感觉到了温暖并重拾了革命的信心。因此，他们的爱情更像是另外一场革命，让孙中山的情感变得立体化，让这个人物更具真实感。

二、“文革”之痛的历史反思与新中国英雄形象

历史发展的车轮给新时期传记电影烙下了“文革”的烙印。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的跨越，从《生活的颤音》到《天云山传奇》，再到《周恩来》的蜕变，国产传记在不断发展的同时从未忘记过自我反思。

历史人物的存在是客观的，但在进行电影创造时却可以加入很多个人情感的表达。电影《周恩来》是一部精细的作品，在周恩来慷慨悲壮的经历背后表现出来的是来自于导演个人意识中的情绪与思想。当然，这种个人情感的融入并非表现化的，而是隐藏在影片情感基调之上，滋生于复杂的人物关系纠葛之中。就像丁荫楠在拍摄《孙中山》时由于缺乏更加有力的历史佐证，所以他称其为一部想象的历史，所以其充分展现了导演想要的悲剧意识风格。但《周恩来》则完全不同，它是导演在认真调研后根据真实历史拍摄的一部影片，跳出主观叙事的框架，让整部影片都笼罩在“文革”的历史范畴之内，没有任何的跨越。“文革”本来就是一个“左右纷争”“秩序颠倒”的时期，所以在电影一开始，观众听到的就是“打倒贺龙”的口号和“向江青同志致敬”的呐喊，而面对如此不堪的场面，周恩来却表现得异常冷静，这种冷静来源于他对党和国家的责任与担当，利用自己高超的协调能力，周旋于各种混乱的场面之中，尽力维持整个局面的平衡，让一切都在可控制的范围内。不过，虽然这种忍辱负重的忍耐力令人钦佩，但也从侧面说明他并没有力挽狂澜的魄力。所以，不得不说，电影中的周恩来是一个“苦情”的总理，他在的内心深处清楚地明白“文革”其实是一条不归路，即便不满于江青的所作所为，但最终还是选择隐忍，因此在整部电影中周总理从来都没有露过出一丝笑容，这足以表现出他内心深处的挣扎，而凝重的电影气氛则说明导演对这个历史人物性格的刻画可谓入木三分。

“文革”风波过后，西方思想大量流入，在一片文化反思声中思想运动暂时告一段落，取而代之的是诸如“党的好干部”一类的主流思想。然后《焦裕禄》《孔繁森》和《郑培民》等电影便相继问世，凸显了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这类电影受到了行政方面的大力支持，且是校园包场中的必选，受众面势必广泛，产生的影响也很大。其宣扬的主题基本上是不顾自身得失，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先，是新时期的民族英雄，值得大家学习和模仿。

三、民族国家之思：民族英雄的影像突围

新时期国产电影，在深入反思了“文革”时期的各种荒唐行为之后，又陷入对新英模的塑造情节之中，随后才将目光转向对民族和国家的深入思考之中。这是一种思维的突破，更是电影文化发展的进步。20世纪90年代后的传记电影将艺术的高度又重新提升了一个台阶。例如，汤晓丹导演拍摄的《傲蕾·一兰》堪称一部经典的史诗巨制，这也是他退隐多年后呕心沥血创作的复出之作。影片时长3个小时，主要描写了一个表面青春活泼但内心坚毅的青年女英雄。在父亲达翰尔族铁匠被沙俄的入侵者杀害之后，她便勇敢地站出来，领导部落对抗沙俄的进攻。而影片的名字即是这位巾帼英雄的名字，意思是傲蕾家的老三，又寓意着她是“一朵骄傲的花蕾”，更是“一支孤傲的兰花”。这就是象征意义的传神之处，导演巧妙地将传统文化渗透到电影的语境当中，做到了形、神、意的高度统一。

导演在创作影片时特别注意以形寓意，换言之，就是物我的高度统一。就像费穆创作的《小城之春》，里面萧条的景色正好映衬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从视觉到内心做到了良好的配合。又如桑弧的力作《祝福》，为了凸显祥林嫂那难能可贵的快乐时光，导演特意以江南春柳拂堤为背景，与整部影片的格调形成了较大的反差，却恰到好处地突出了人物的情绪变化。而说到象征，20世纪60年代的代表作《林则徐》里面也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比如，在刻画送别关天培这一情境时，呈现在人们眼前的俨然是一幅“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的景象，可谓以景生情，情景交融。其实，事物的象征意义在潜移默化中会影响人物的内心情感，也能左右人的情绪。当江南早春那绿柳拂水的美好景象出现时，整个画面都变得轻松愉快，而只有心情足够好祥林嫂才有精力去欣赏这些，所以无需语言，所有要传达的思想和情绪已经一览无余。

在表情达意和宣泄情绪时，语言有时候反而会显得苍白无力，所以无声的表演才会容易动人心魄。例如，在影片《傲蕾·一兰》中，一兰被无情地囚禁了7年，不过她仍然顽强得如一块石头，甚至还有勇气撞伤给她施刑的沙俄贵族。为了表现出她的坚强与刚毅，电影多次对她的眼睛进行特写，那眼神好似冬天里的冰霜，又似锋利的匕首，凝结了她心中的力量，成为她仇恨的化身，让周围的敌人不禁心生畏惧。一兰是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边境少数民族群体的一个缩影，她为了国家利益奋起反抗，值得敬佩和赞扬。由此，便影射出导演的苦心，其通过他们身穿兽皮、头戴大眼皮帽等风俗习惯，展现出少数民族的生活特征，并真实地演绎出部落选拔首领的方式，用这种“真实感”强调了传记电影作为“历史之镜”的重要作用。

四、结语

立足于艺术领域，新时期的传记电影还不够完美，其主要表现在对心理学方法运用的相对欠缺和对立体化人格的挖掘不够充分，如此，历史人物的心理世界便无法被展现出来，潜意识中的思想也得不到全面的表达，那么他们就无法在历史中脱颖而出。与西方传记类电影相比，国产影片在刻画人物性格时明显表现得力不从心，角度过于单一。西方则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用精神分析法来表现人物的潜意识思想，其中比较典型的有《公民凯恩》和《末代皇帝》。所以，不得不说精神分析法绝对是新时期国产传记电影创作的法宝之一，其能够通过客观世界的真实存在来映射内心活动，从象征和寓意的多重角度让人物的性格变得更加立体化，从而达到提升影片美学价值的重要目的。但直到电影《鲁迅》的上映，这种方法才真正登上了我国传记电影的历史舞台，时间为2005年。影片借助7个梦幻将鲁迅的内心完整地展现在观众面前，不仅使人物的心理空间得到了放大，更为观众的思考提供了足够的可能。在幻觉和梦境之间，观众体会到了鲁迅悲天悯人的情感来源，更理解了他的自觉意识，这在无形中也提升了影片的审美分析潜力。而这就是精神分析法的魅力所在。

在对人物性格的挖掘方面，新时期国产传记影片也表现得十分疲软。虽然历史人物来源于历史，但在电影创作过程中绝对不可将传记电影与历史片或故事片混淆在一起，而国产传记电影还无法完全摆脱这样的困境，所以无法在世界电影界产生足够大的影响。所以，只有导演对现代派艺术有足够的熟悉，才能将精神分析法与电影的系统工程法结合在一起，在影像塑造上实现真正意义的突围，但国产电影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却不尽如人意。目前，一些由现代文学改编而来的电影已经开始注重对影像的精神分析，其中比较成功的有《霸王别姬》和《红高粱》，其所表现出来的艺术审美完全不同于传统电影，所以得到了世界范围内的关注。鉴于此，新时期国产传记电影应该沿着“内化—内心化”的道路继续前进，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对心理空间的挖掘之上。

[参考文献]

[1] 曲德煊.“十七年”的传记意识与传记电影[J].当代电影，2013（10）.

[2] 周斌，唐丽芳.新时期传记影片创作的美学思考[J].戏剧艺术，2001（04）.

[3] 程敏.“人”的寻觅——新中国传记影片发展述略[J].当代电影，2009（03）.

[4] 吕鐄.简论传记电影文本真实性的三种维度[J].宁夏社会科学，2009（05）.

[5] 朱平.当代传记电影的历史源流探微[J].电影文学，2008（15）.

[作者简介] 王欣（1983—），女，河北崇礼人，硕士，张家口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影视文学。王雅平（1980—），女，河北沙城人，硕士，张家口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