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越

某日与朋友聊天，谈到了一篇被毛主席赞为“能抵十万兵”的南朝梁文学家丘迟的《与陈伯之书》。朋友兴致勃勃地背诵其中脍炙人口的名句“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悢！所以廉公之思赵将，吴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将军独无情哉？”并连连感叹丘迟以一纸书信劝降了一支军队，饱含政治智慧，真正实践了《孙子兵法》中最好的策略——“不战而屈人之兵”。千古名篇，竟不能编入中学教材，委实令人感到遗憾。

有人说《与陈伯之书》不能入选的理由是因为文章中的两句话：“故知霜露所均，不育异类；姬汉旧邦，无取杂种。”说什么这是“大汉族主义”的糟粕，不利于民族团结与和谐。

我很不解。一篇一千多年前的文章能被“上升到这样的政治高度”也算是另类了。这也能够说明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冉闵为什么被那些汉奸文人唾弃，为什么不能出现在我们的历史书中：因为冉闵发布过“杀胡令”。但是，如果没有“杀胡令”，五胡乱华时期，我们的祖先可能早就被匈奴、鲜卑、羯、氐、羌这五胡杀光了，那不是亡国，而是亡天下——中华民族也就湮灭在历史长河中了。正是冉闵，在民族危亡的历史时刻挺身而出，“手持钢刀九十九，杀尽胡儿方罢手”。他带领中原汉族百姓奋起反抗异族的血腥屠杀，让异族侵略者最终意识到——汉民不是任他们屠戮的“两脚羊”，从而选择了相对温和的统治方式，才有了后来的民族大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