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视角下的农民工城市生活意愿探究

2016-05-05侯胜东胡文秀

甘肃理论学刊 2016年1期

关键词：社会资本农民工影响

侯胜东　胡文秀

(1，2.中国人民大学　劳动人事学院，北京　100872)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农民工城市生活意愿探究

侯胜东1胡文秀2

(1，2.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北京100872)

[摘要]发达国家有关经验表明，一个地区的城市化伴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移，在这一转移过程中，农村人口的生活方式和观念必然得到更新。作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特殊产物，农民工群体受到了诸多学者的关注。当前对农民工群体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于农民工个体权益的保护、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融合以及农民工群体进城后所产生的问题等，而对农民工城市生活意愿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通过2014年在全国范围内取得的农民工数据，在社会资本的理论视角下，运用SPSS Statics和SPSS Modeler两种数据分析工具，发现影响农民工城市意愿的主要因素是农民工的社会互动，而社会支持、社会信任和社会网络也在不同程度上对农民工的生活意愿产生着影响。

[关键词]生活意愿；农民工；社会资本；影响

一、问题提出

与传统强调人力资本对农民工收入水平影响相比，对社会资本的研究强调由社会关系网络所赋予给农民工的社会资源对农民工收入水平的影响。由于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区域间的社会资本存量也明显存在差异性，而这是欠发达地区的农民工向发达地区的城市群积聚的原因之一。相关研究表明，在我国相当一部分城市并没有满足农民工的公共服务需求的情况下，伴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在城市生活、工作时间的延长，农民工群体的利益诉求出现了市民化的趋势，越来越多的人更倾向于留在城市生活。

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生活工作是城镇化的必然后果。农民工城市生活意愿的提高一方面得益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城镇经济的发展，城镇经济的发展为农民工进入城市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渠道。通过不同的就业渠道，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务工。在与城市的互动过程中，农民工群体认识到城市生活的吸引力，从衣着打扮，言谈举止，休闲娱乐到社会交往，一直在向城市生活靠拢，增强了农民工的城市生活意愿。虽然农民工渴望与城市居民拥有同等的生活待遇的主观意愿强烈，但在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的前提下，农民工在实际生活中依然不能融入主流的城市生活。农民工背井离乡，往往不是孤身一人，而更多的是依附于特定的初级群体。由老乡所组成的熟人圈子是农民工城市社会关系网络的典型特征，这样的网络在为农民工提供着各种各样的信息的同时，也在通过既定的社会互动模式影响着农民工的思维方式。再者，宏观制度环境下城市所能提供给农民工的社会支持是有限的。因为我国城市公共服务的供给是根据城市户籍人口的数量计算而来，所以制度设计本身就已经将农民工群体排除在外。由当前城市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所引发的社会矛盾就是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制度缺陷所引发的问题的集中表现。最后，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群体的排斥是农民工所处的社会环境的信任问题的集中体现。中国社会是以血缘和地缘为主要纽带的熟人型社会，因此，社会中对外来的“陌生人”具有一种天然的不信任感。受此因素影响，农民工的信任主体以老乡为主体，并以此为中心向社会网络中扩散。

农民工的城市生活意愿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与农村相比，收入是农民进城务工的直接动因。另外，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的逐步提高，农民工的务工目的不再仅限于获得一份满意的报酬。根据专家学者研究，当前我国的农民工以融入型为发展趋势[1]。但是，在上述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的各影响因素中，一方面要强调宏观的制度环境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关注农民工亚群体的现实处境，而社会资本则是切入农民工生活意愿的一个较好的研究视角。

传统观点着重强调职业教育对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进而可以提高农民工的当期回报率，并认为经济收入的提高可以解决农民工在城市中的诸多问题。而本研究主要就社会资本中对农民工入城生活意愿进行探讨，通过2014年在全国范围内所调查的农民工数据，运用相关统计软件分析发现影响农民工城市生活意愿的关键性因素在于社会互动，而社会支持，社会网络和社会信任对农民工的入城生活意愿也产生着重要影响。

二．文献讨论

早期对社会资本进行研究的社会学家普特南在调查了意大利中北部和南部的经济增长差异后发现社会资本的存量与政府绩效存在正的相关性[2]。由此，社会资本这一概念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建立起了联系，其内涵随着研究的深入逐步得到丰富。其中，对个人社会资本做出系统性阐述的布迪厄将其定义为个体通过所占有的持续性社会关系网把握的社会资源或财富[3]。普特南进一步对群体性社会资本概括为“一种组织特点，如信任，规范和网络等，向其他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它使得实现某种无它就不可能实现的目的成为可能”[4]。同时，在对社会资本的更为深入的研究中，科尔曼指出社会资本可以向人力资本进行转换，而人力资本又是可以直接转化为收入的生产性要素，社会资本因而受到当前学界的广泛关注。

社会资本在我国城乡间的分布是不均匀的，城市地区的社会资本在质量和存量上明显高于农村，而农村地区社会资本存量的不足是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原因之一。相比较于城市来说，农村地区的国民待遇空洞化和贫困导致了农村居民迫切希望改变生存状况。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进入了社会的转型期，在此期间，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务工，其所蕴含的巨大的潜在人力资本是我国社会转型期不可忽视的力量。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农民工总体数量已达2.5亿。另外，当前我国农民工不再以“候鸟”式的来回流动为特点，根据国家课题组的调查发现农民工在城市沉淀的程度和长期居留的倾向具有增加的趋势[5]。这种趋势在另一方面反映了农民工的在城市中诉求变化的历程，即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发展阶段，农民工所关注的利益着眼点是不同的。根据蔡禾的研究，80年代农民工更多关注的进入城市打工的权力，而90年代重点转为与城市公民权利相关的如失业，养老，工伤，医疗等社会保障权利[6]。而到了21世纪的今天，人们的注意力又转向农民工的公民权利，如子女的受教育权，生存保障权利等。在这样的转变中，我们可以发现社会的进步，但同时也意味着现实中累计了越来越多需要解决的问题。诸如农民工在城市中是否应该拥有和本地居民相同的待遇，高红等学者认为农民工在城市中的权益问题属于公民权的问题范畴[7]，而本文认为当前我国农民工所面临的不应该是城市中的公民权利，而更多的应该是在务工所在地的市民权利，这是因为市民权和公民权在中国语意下的建构是存在争议的，许纪霖认为公民主要是从政治意义上的社会成员，而市民更多的是经济权利意义上的社会成员。在现实层面上讲，农民工更多关注的是其自身的经济社会权利。因此，如何满足其市民权的需求是城市管理者所应该顾及的。

市民权的满足会促进农民工城市生活意愿的转化，而这所要求的是较高的人力资本，根据蔡昉的研究，城市劳动力的需求不是由自身决定的，而是随非农产业就业机会的多寡而变动[8]。但是，现实中的农民工具有高知识，高技能水平的只占很少的比例。因此，农民工通过投入较高的人力资本试图融入城市生活的作用是有限的，而社会资本的投入在很多方面可以弥补人力资本投入的缺陷。另外，安海燕的研究发现，农民工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意愿和社会资本的投资意愿是不同的，希望在城市生活的农民工更希望在城市中投资人力资本，而对社会资本的投资较为忽视[9]。根据当前学界对农民工社会资本对就业，城市生活的影响上看，其积极性的影响远高于消极性的影响。但在农民工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均处于先天的劣势的前提下，社会资本的不足会导致城市中的生活能力不足。而真正实现农民工的市民权利需要满足城市生活成本，这一成本既有隐性成本又有显性成本，隐性成本体现为农民工在市民化过程中的非制度性成本，如城市居民的歧视，而显性成本体现为制度性成本，即因为相关政策限制所导致的农民工在城市中生活的各种障碍成本。在人力资本和经济资本不足的情况下，社会资本可以促进移民与当地社会的融合，从而可以降低城市生活成本。这是因为社会资本所体现的是一种信任，黄锐认为社会信任是社会资本的最关键因素[10]。在现代经济社会中，信任是建立市场联系，降低交易成本最重要的非生产性要素。但是由信任，规范，互惠所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网络并不能由在网络中的个人所拥有，而只能由其使用。但这样的社会资本对于社会行动者来说是必要的，而现实也是这样，边燕杰的研究表明，在中国强关系带来人情资本，弱关系带来信息资本[11]，而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的就业，遇到困难的求助对象所依靠的主要为强关系型的社会资本。但是，李爱芹指出，在我国，注重强关系型的社会资本会阻碍农民工的城市生活融入[12]。因此，改变以强关系为主的社会资本形态是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的一个方面。

三、研究设计

本文采取了问卷调查和参与观察的研究方法，数据资料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韩克庆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社会政策研究”(项目编号：2011010055)所进行的问卷调查。本次调查访问员为中国人民大学50名户籍地所在城市不同的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在调查方法上首先采用立意抽样和滚雪球抽样的方法，对北京西站、北京站、北京南站的返乡农民工进行试调查。后经问卷修订和访问员培训，于2014年1月20日到2月16日对北京市和访问员户籍地所在城市的农民工进行正式调查，共发放问卷600份，回收有效问卷541份，回收率为90.17%。本次调查在样本选取上考虑了调查对象的性别分布、年龄分布、家庭收入分布、社会关系分布等因素；原则上女性的样本数不少于30%，同一年龄段(以10岁为间隔)的样本数不超过50%，家庭收入水平能够兼顾高、中、低分布，样本选取以访问员的熟人为主，并避免样本在同一个家庭或同一个务工单位的简单重复。

样本数据所体现的农民工基本情况是，在性别构成上，男性农民工比例明显高于女性，分别占比68.3%和31.7%。从年龄结构上，当前农民工群体年龄集中于17～22岁。在婚姻上，已婚人数为386人，占比71.3%。在受教育程度上，初中毕业的农民工有293人，占比54.2%。据叶静怡的研究，农民工社会网络存在性别和代际差异，女性在各方面都劣于男性农民工。

社会资本所关注重点是社会网络中资源的可获得量。社会网络中资源的可获得量从来源上看可以分为原始性的社会资本和后期培养的社会资本，原始社会资本来源于农民工早期所受教育，个人早期经历，由代际关系传承下来的关系网络。从农民工的流入流出地来看，流出地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农民工占比24.2%，来自中部地区的农民工占比60.6%，而来自西部的农民工占比15%，而流入地72.5%的农民工流向了东部沿海地区，18%的人流向了中部地区，7.9%的人流向了西部地区，农民工流入流出地呈现由经济社会不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的特点。从社会资本拥有量的角度看，来自中部地区的农民工多以贫困农村为主，据周晔馨的研究，贫困地区的社会资本较为欠缺[13]，这就导致了中西部地区在社会资本的拥有量上先天的不足，在社会资本的类型上，根据武岩原始型和工具型资本的划分，绝大多数农民工基本上是以血缘关系和亲缘关系为特征的原始型社会资本为主，而这是制约农民工收入水平，在城市生活意愿的重要因素[14]。

婚姻和社交所反映的社会资本中关系网络的范围大小。从调查数据看，农民工在婚恋途径中61.6%是经同乡介绍认识，没有配偶或恋人的占比17.2%，在打工地认识占比14.8%，通过网络交往认识占比2.4%，通过其他方式的占比3.7%，通过婚介机构认识的仅占0.4%。由此可以看出，在生命周期中的关键节点，所调查农民工并没有通过延伸社会网络对社会资本进行投资，而更多的是遵循传统习俗，选择原始性的社会资本。在社会交往的比例上，农民工最好的朋友是老乡所占百分比是73%，是老乡之外的打工者所占比重为15.5%，本地人所占比重仅为7.4%。这反映出农民工的社交对象主要以强关系为主，社会网络狭窄。

居住者和邻里所反映的是社会资本中互惠和社会网络中资源获得的多样性。在居住者的选择问题上，被调查农民工自己单独居住的占比10.4%，而与家人，亲友，老乡这类原始型社会资本共同居住的占比56%，而与老乡之外的工友共同居住的占比32%，而与其他人共同居住的仅占1.7%。在邻里类型中，外来务工人员占比73%，本地居民占比19%，不清楚邻居是谁的占比7.9%。由此，农民工社会资本的互惠性以及社会网络中资源可获得的多样性的水平较低。

遇到困难向谁寻求帮助所反映的是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的信任网络。在这一问题中，74.5%的被调查者表示会向家人及亲友寻求帮助，16.6%的人表示会向老乡寻求帮助，3.5%的人表示会向老乡之外的工友寻求帮助，而向老板寻求帮助，本地居民，警察寻求帮助的仅占3.0%，0.2%，1.7%。由此，可以发现农民工在城市中遇到问题时依然以强关系为特征的原始社会资本为主。

综上所述，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社会资本以地方性社会网络，非正式的社会互动，社会信任和社会凝聚力四个方面为测量维度。社会网络反映出调查中的农民工社交网络狭窄，婚姻一项反映出农民工社交资源的多样性较低，在向谁寻求帮助问题中，反映出农民工的社会信任较低。为了能对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城市生活意愿的影响因素作进一步的探究，下文将通过卡方检验证两者间的关系，并运用变量重要性模型探究影响农民工城市生活意愿的相关因素。本文所采用的社会资本测量标准是由桂勇所提出的8个社会资本维度，由于问卷中所涉及的其他指标较少，因此主要选取地方性社会网络，社会互动，信任，社区支持四种测量维度[15]。

四、研究结果

本文在因变量和自变量的选取上，主要依据桂勇和黄荣贵所提出的测量社会资本的8个维度。由于问卷并没有全部反映所有测量维度，故选取其中的14个变量作为主要测量指标。其中，选取就业前身份，父亲职业作为原始社会资本，每月手机花费，与谁同住，通过哪种方式和朋友联系，和配偶或恋人通过什么方式认识作为测量社会互动的指标；以季度去社会门诊的次数，用人单位是否对本地员工与外地员工一视同仁作为测量社会支持的维度；以目前所在单位性质和单位职务为测量社会网络的指标；以目前好友，当遇到困难时向谁求助作为测量社会信任的指标。另外，选择问卷中的您是否会在城市中养老，是否愿意和城市居民享受同等的社会养老保险待遇以及是否会在城市中买房3个变量作为被测量指标。

表1　相关研究指标

在测量社会资本的五个维度中的若干个具体指标中，本文采用赋分的方式测量五个社会资本存量的高低。其中，经运算，农民工原始性社会资本最低2分，最高9分；均值为3.37，标准差(Std.Deviation)为1.351；社会信任最大值8，最小值2，均值2.68，标准差(Std.Deviation)为1.034社会支持最大值9，最小值1均值为4.66；标准差(std.Deviation)为1.367；社会网络最低得分2分，最高得分8分，均值为3.95，标准差(Std.Deviation)为1.408。整体来看，农民工社会资本的得分偏低，标准差反映出其离散程度较小，数据集中在低区间范围内。

在对城市生活意愿中的养老，参加社会保险，和购买住房三个变量分别作卡方检验(置信水平为5%)。最终结果表明，原始社会资本中就业前身份、父亲的职业与养老，购房，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存在显著差异，二者与农民工在城市生活意愿的关联性较强，说明由代际关系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对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意愿具有一定的影响；其次，社会互动维度中手机每月花费、与谁同住、朋友联系方式、配偶认识渠道也与三个因变量间存在显著性差异；社会支持中到社区医院就诊次数，用人单位是否同等对待对三个因变量没有显著性差异，居住位置，邻居类型与三个因变量间存在显著性差异。在社会网络中，单位性质与参加社会保险意愿间存在显著性差异，而与买房和在何处养老没有显著性差异。职务类型与在何处养老和参加社会养老两者没有显著性差异，而与是否在城市买房存在显著性差异。最好的朋友与参加社会保险、是否在城市中养老以及买房意愿间均存在显著性差异，而在遇到困难时向谁求助与三个因变量间没有差异性。

通过卡方检验可以发现，原始社会资本中不同指标对与城市生活意愿中的养老，购房和参加社会保险均存在差异；社会互动中各个指标也与城市生活意愿存在差异性；社会支持中的社区意愿和用人单位是否同等对待与城市生活意愿缺乏关联性，而与居住位置和邻居类型关联性较强。由此，农民工在企业中的社会资本占有量是与企业性质息息相关的。有关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资本为企业带来的租金包括两种，一种可以称为“合作租金”，是由于企业社会资本的存在，促进之间在关系网络中的合作而产生的租金，另一种租金是“位置租金”，它来源于企业(或其内部成员)在关系网络中的位置，不同位置的企业(或其内部成员)可以获得不同的“位置租金”，一般说来，居于网络中心性位置的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位置租金”[16]。

社会网络中单位性质与农民工城市生活意愿中的劳动权益保障间的关联性较强，而与关系到农民工切身利益的住房问题关联性较为缺乏；社会信任维度中的好友与城市生活意愿的关联性较强，而与向谁求助缺乏关联性。

另外，根据SPSS Modeler变量重要性建模可以发现对于三个因变量来说，自变量维度中的各个指标对各因变量影响的大小。

图1　未来养老意愿

如图1所示，在对因变量未来养老意愿建模发现，农民工每月的手机花费指标度是影响农民工未来在城市养老意愿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排在第二位的影响因素是配偶的认识途径，第三位和第四位的是去社区门诊就诊的次数和单位的公正待遇。由此，在社会资本各个维度上看，社会互动是影响农民工在城市养老意愿最重要的面，其次，社会支持是影响农民工在城市养老意较次要的方面，而年龄和性别因素则排在第三位；社会网络因素则是第四类影响因素。

图2　养老保险参保意愿影响因素

如图2所示，在对因变量农民工是否愿意和城镇居民享受同等社会养老保险待遇的影响因素上，社会互动是影响农民工参保意愿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与之相对应的，社会支持是影响参保意愿的第二位影响维度；另外，原始社会资本中的就业前身份对农民工在城市养老保险的参保意愿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而社会网络维度呈现出较低的影响力度。

图3　未来买房意愿

如图3所示，影响农民工未来买房意愿的社会资本维度仍以社会互动为主要影响因素，社会网络和原始社会资本中的就业前身份对农民工未来在城市买房则排在了第二位的影响因素上;而年龄和社会信任对在城市买房的意愿则是第三位的影响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社会支持对农民工在城市中的购房意愿呈现出较低的影响。

综上所述，在影响农民工城市生活意愿若干个维度中。社会互动是最重要的影响维度。而社会支持对农民工城市生活意愿的影响更多的体现为邻里间的相互关怀和互帮互助。在变量重要性影响模型中值得关注的是，社会网络对农民工的城市生活意愿的影响较低，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本身就受到主流社会网络的排斥以及缺乏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对其权益进行保护。

五、结论

正如数据统计和变量重要性建模结果所显示的，影响农民工城市生活意愿的各维度中，社会互动是最重要的因素，而社会支持，社会信任，和社会网络，原始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三个因变量指标也存在一定的影响。因此，本文在对农民工城市生活意愿的探讨中，提出当前促进农民工尽早融入城市的建议是促进不同农民工群体间以及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互动；另外，政府和企业应该积极提供针对农民工的相应社会支持；再次，良好的社会环境是增强农民工与城市市民相互信任的重要保障；最后，可以通过，如建立农民工的互助组织，吸纳农民工群体参与到社区管理中，鼓励农民工参与城市公益活动等方式，在促进农民工与不同社会主体互动的同时，也可以拓宽其社会关系网络。本研究的突出成果在于提出社会互动对农民工城市生活意愿的价值。但是，本研究仅局限在社会资本的单一维度分析上，而缺乏综合考虑经济，文化以及农民工个人特质对农民工城市生活意愿的影响。

在未来的研究中，应将经济和文化作为与社会资本相平行的两类资本要素，从而更全面的分析农民工城市生活意愿的相关影响因素。

参考文献：

[1]韩俊，汪志宏.中国农民工现状及发展趋势总报告[J].改革，2009，(2).

[2]罗伯特.D.普特南，杨蓉.繁荣的社群——社会资本和公共生活[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3).

[3]高宣扬.布迪厄的社会理论[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50.

[4]周娟.社会资本概念与测量的理论研究综述[J].改革与开放，2010，(3).

[5]《中国农民工战略问题研究》课题组.中国农民工现状及其发展趋势总报告[J].改革，2009，(2).

[6]蔡禾，王进.“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7，(6).

[7]高红.公民权视域下农民工权益保护的社会政策支持[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

[8]蔡昉.城市化与农民工的贡献——后危机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思考[J].中国人口科学，2010，(1).

[9]安海燕，钱文荣.农民工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投资行为影响因素分析[J].农业现代研究，2015，(2).

[10]黄锐.社会资本理论综述[J].首度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