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诗嘉



从政治经济视角看信息社会中的知识劳工问题

王诗嘉

摘 要随着传播新科技的发展，再加上新自由主义经济在全球日益扩张，以往信息社会中劳工的阶级地位与传播劳动力的价值被再命名，内涵已经与以往不同。人们看来是自由的，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人们的精力与时间也被新技术所剥夺，以往娱乐兴趣与网络劳动工作之间的界限变得不明朗。因此，在信息社会中，传播技术下知识劳工的弹性兴趣劳动成为“发展的信息化模式”的源泉。

关键词信息社会 传播新科技 知识劳工

一、引言

本文结合政治经济学和社会性别理论，探在新科技技术下，作为传播劳动力的知识劳工的弹性兴趣劳动成为“发展的信息化模式”的生产力源泉的方式，怎样为现阶段全球中隐蔽的资本主义积累弹性经济，甚至如何通过跨国界、跨时空和跨阶级的剥夺来进一步进行劳动力资源的创造。

二、传统消费者变为“产消者”

在互联网时代，传统消费者变为“产消者”，被兴趣、公共议题动员的“产消者”是社交媒体免费劳动力的大军。最大效率地利用世界各个角落的集体智能和剩余生产力，每个人都成为有经济效率的生产单位，是众多消费者贡献的“隐形劳动”。

互联网产业通过那些途径将网民的数据纳入资本积累与增值过程中，成为其生产与再生产中重要一环。商业资本通过两种方式剥削劳工：强迫性，人们不得不使用；商品双重性：使用者本身和其生产的信息都是商品。

网民作为“数字劳工”，他们的个人信息作为可售卖的数据被互联网产业发展所利用。例如，互联网公司通过网民的搜索记录来使搜索行为商品化：投放根据关键词精准定位的广告，从而减少投放广告的成本，进行盈利。从另一方面来讲，网民生产的一系列文本、影像符号，以及网民自我暴露出的社会关系等劳动产品被资本家所量化。举个例子来说，Netflix公司对用户数据进行分析，为今后视频题材和话题的制作有更大的把握。

网民在使用互联网时不断暴露出自己的爱好、现实需求与使用习性，这些具有商业价值的数据成为互联网公司盈利的重要途径，就如刚才所讲的，为了减少成本而进行的精准广告定位。此外，花费大量时间精力沉浸在互联网，进而吸引更多用户来创造内容、改善服务。对应用进行评价而获取免费服务，花时间与精力为网游进行改良，可能会获得一小部分利润，但是与游戏公司花费金钱雇员工来进行改良相比，成本低多了。在这一程度上，网民成为互联网公司进行“资本积累”的“数字劳工”。

这些企业作为资本家，为了实现利润增值与产业扩大再生产，将工人生产剩余价值的工资扣除，让工人生产并购买产品，接受某种雇佣剥削。

而草根民众作为“数字劳工”，对“灰领”员工待遇也有压低，因为剥夺了其部分工作机会。信息网络时代虽有“非物质化”的一面，但是也具有物质基础，如电脑、手机、线材等，这些是靠劳工制造和维护的，但是这些劳工的工资、福利保障等并不尽如人意。例如，珠三角的因工伤致残的劳动者们极少数能顺利拿到全额法定补偿，劳工待遇提升速度跟不上产业提升速度，是劳动异化的延续。

三、作为网络知识劳工的妇女

女性网络知识劳工与男性知识劳工共同经历了技术和资本的多重剥夺以及消费主义的洗礼，但是由于传统男权制以及对于性别角色的传统观念的遗存，社会对于妇女“养家”任务的相对宽容。女编辑尤其是未婚者较之男编辑，往往无须承担主要的诸如维持家用、购房、儿童教育等经济压力，女编辑的生存压力和生存困境和男编辑存在差异。

首先，信息化、网络化以及全球化促使大量妇女进入到各层级的知识产业之中，但是她们的职位和收入基本上都比男编辑低，在入职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歧视。尤其是二胎政策的开放，对女性造成了更多的挑战，因为这意味着她们会要求更多的产假和哺乳假，而人力资源主管可能会意味到这一问题而在招聘时刻会对女性产生歧视。相较于同是知识劳工的男人，妇女受到更多种类且更为严重的职场歧视。随着市场自发调节功能的增强，企业更多地追求利润，因此企业往往在雇员时选择男性，在裁员时把女性排在前面。［1］

妇女遭受薪酬不平等问题在知识型工作的所有层级普遍存在，且需要承受更多的不稳定性，她们的工作更容易被实行外包。此外，不断上升的妇女劳动参与程度并不意味着工作条件和社会保障有所改善，对妇女在职业中的角色和贡献的误解依然不少，妇女比男人更有可能成为劳动力市场萎缩或畸形的受害者。而且，妇女有承担家务的传统，在家庭和工作的双重压力下，妇女陷入了更深的困境。

四、如今的劳工剥削

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还试图组织一种新型的雇员模式，许多公司开始裁员，只留下一组核心的永久员工，以外围的“临时劳工”增加企业弹性，使得企业从担负编制中大量的长期固定职工的责任中解放出来。［2］传统的终身雇佣制所存有的终生工作，通过永久雇佣得到稳定的身份认同，相对固定的收入，可预见的职业前景和重复的手工劳动，失业金保障为弹性雇佣制所存有的“不稳定”感所替代，而这种“不稳定性”——弹性劳动所带来的经济和存在的不安全感，而这种普遍的和永久的不安全感来迫使工人屈服于接受剥削，有效地延续着工作社会。［3］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出发，指出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是资本主义一切矛盾的根源。［4］

都市网络编辑与那些IT产业的设计精英、管理高层或者技术投资专家，这些属于创意经济的顶端人士相比，并没有拥有生产资料，交换生活资料必须依靠日益贬值的劳动力来进行。对于网络编辑来讲，他们都是网络内容生产流水线的知识工人，他们的工作是相对复杂的，投入性较高。他们需要进行信息选择的考虑，怎样对信息进行整合和修改，怎么将每个信息归入到专题中。因此，这一过程是极富创造性的。从另一方面来看，网络公司通过新闻的点击率来确定“绩效工资”、“奖金”等，看上去很具有弹性化和自由化，实际上是利用这种巧妙手段来刺激记者编辑进行超常投入。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监视化”的工作机制。

参考文献

［1］ 梁理文.市场经济条件下妇女的角色选择——关于“妇女回家”现象的思考［J］.广东社会科学，2003（3）.

［2］ 钟瑛，刘海贵.网络身份的意义探析［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6）.

［3］ 曹晋.传播新科技与都市知识劳工的新贫问题研究［J］.新闻大学，2014（2）.

［4］ 石晶莹，秦瑶，马赛.突出“政治经济学”在理论经济学学科建设中的主体地位［J］.当代经济研究，2013.

作者单位（为郑州外国语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