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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动的动物世界

2016-04-22本刊

福建人 2016年4期
关键词:唐家标本动物



不会动的动物世界

当猎人放下了猎枪

1979年初夏,年过花甲的唐瑞干作为武夷山自然保护区综合科学考察会议的特邀代表,又来到了武夷山这个他一家几代都曾为之付出心血的世界著名生物新种模式标本产地。

3天的学术性发言后,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余名生物学家和科学工作者,分成3组出发到实地进行为期一周的考察。唐瑞干没有和大家结伴同行,而是带着简单的行装,肩背一支西德产的双管猎枪,独自走了。

他来到萦系着家族几代人追寻和思念的挂墩,看望了与父辈和自己共过患难的深山老人和他们的后代。再继续南行,就到达了保护区南部海拔1835米的高峰猪母岗。

他又见到了多少年来只在梦中相逢的“嘟嘟嘟嘟”连续叫着的四声杜鹃,还有能用尖长的细喙从花蕊吮吸蜜汁、浑身绿光闪闪的叉尾太阳鸟了。可是,当他把枪口对准这一只只唱歌的小精灵时,却发觉自己的食指在微微颤抖。

就在这欲发未发的紧张状态间,他久久不忍扣动扳机,每每让泪花把枪口的准星模糊了……谁都没料到,这个说打眼睛就不打翅膀的世代猎手,一周后归来,竟没有像那些初进山门的兴奋采集者那样,带回来几十几百号标本。

“标本唐”一家五代人,凭借精湛的技艺传承百年,一度占据中国标本界的半壁江山,然而在这个提倡保护动物的时代,他们该如何坚守下去?又有多少人愿意为这份细活,费尽慢工?

他这是怎么啦?

是的,这是怎么啦?连他自己都感到这次重返武夷山,平素的铁石心肠忽然变得柔情似水了。特别是听到国务院批准建立武夷山自然保护区的喜讯时,他更想抱住这里的每一座山、每一棵树,痛痛快快地号哭一场……

武夷山,有自己的骄傲,也有自己的伤心和屈辱。近代生物科学飞速发展的100多年来,这块生物圣地来不及为祖国吐露胸藏的奥秘,就先被那些充满冒险精神的异国探索者敲开了大门。

1873年,第一个异国探索者——法国神父大卫,从这里采走了第一批珍贵的标本。次年他就发表了挂墩鸟类若干新种,并把某些新种的哺乳类动物标本交给其他人研究。从此,挂墩成了国外生物界竞相追逐的对象。

20年后,英国生物学家拉都胥来了。再后来,美国纽约自然博物馆两栖、爬行类学者波普,德国昆虫学者克拉帕利希等人相继前来……

现在,伦敦、柏林、纽约、夏威夷那些举世闻名的博物馆里,从武夷山采集去的标本琳琅满目。在国外生物界,不知道福建不奇怪,不知道挂墩和大竹岚,则会被传为笑谈。

庆祝自然保护区成立的爆竹声和锣鼓声在密林崖谷中震响,四山八岭传来的回声仿佛也在欢呼这一天的到来。坐在庆祝会场上,唐瑞干悄悄抹去眼角的一颗泪珠,恍惚间又回到那遥远的岁月。

一次偶遇,缔造一个家族的传奇

2005年,有人在中国自然基金网站的论坛上,贴出了一张陈旧而斑驳的全家福。这是“唐氏标本世家”第一代、第二代传人的合影,照片上坐在中间穿着黑衣的那个福州人,名叫唐春营。

在成为一名标本制作师之前,唐春营先是闽江一带出色的猎人。用唐家第五代传人唐庆瑜的话说就是:“只要他看中的猎物,没有一只能跑出他的眼睛。”

机遇就来自于他们家的渔猎技术。

1861年,英国人从清政府手里获得了海关管理权,此后便有源源不断的英国官员被派往中国。拉都胥就这样到了福州海关,任税务司官员。

有一天,唐春营狩猎归来,把一些白鹭翎羽送到义和洋行收购。正巧那天洋行老板宴请了拉都胥。在高价买得这些白鹭翎羽之后,拉都胥向洋行老板提出,想见见打到这批白鹭的猎人。唐春营这才得知,白鹭翎羽是当时欧洲贵妇钟爱的稀罕珍奇。

这次偶然的相见,改变了唐春营的命运,也由此翻开了这个家族100余年传奇故事的第一页。

作为一个狂热爱好自然科学的海关官员,拉都胥在英国时已掌握了一套当时颇为先进的动物标本剥制技术。为了能长久地保存唐春营捕来的稀奇鱼鸟,拉都胥将它们制成了标本,并将这套标本制作技术传授给了唐春营。唐春营和他的孩子们很快便学会了这门技艺。

“标本唐”第一代、第二代传人合影。

福建师范大学标本馆中的标本大部分为“标本唐”家族所制。

几年后,拉都胥调任广东汕头。临行时,他邀请唐春营同往,以便帮他捕获更多的动物做标本。唐春营没有去广东的打算,但派了他的长子唐启旺随行。从此,唐家第二代传人便开始了与拉都胥的交往。

唐启旺年轻力壮,身手敏捷,又肯学习,他跟随拉都胥一起去野外考察,捕获了大批不同物种,制作了一大批珍贵标本。拉都胥毫无保留地把各式生物标本的制作技术,都传给了他。

1857年,英国亚洲文会总会在上海设立北中国支会。1874年,他们在上海上圆明园路(今虎丘路)建起一座两层会舍,创建了亚洲文会博物院,设了一间展厅陈列兽类、贝介类、蛇类、鱼类等标本,另一间陈列禽鸟类、昆虫类标本。

1907年,通过拉都胥推荐,唐启旺受邀到上海亚洲文会博物院制作鸟兽标本。在这里,唐启旺不仅制作了包括一些珍稀品种在内的数量巨大的东南沿海鸟类标本,而且更系统地接触了西方现代意义上的动物分类体系及生物科学,使得唐氏标本的制作技术日臻完善。

唐启秀于1928年创建的武汉大学动物标本馆,是中国最早、最大的动物标本馆之一。

拉都胥回英国后,于1931年出版了两大卷的《华东鸟类手册》。书中关于中国东南地区的鸟类记载和描述依据的实物,全部是由唐氏家族采集制作的标本。书的扉页上专门刊登了1897年拉都胥为唐家人拍摄的全家福,以示这个家族对这本极具科考价值的生物著作的重要贡献。

唐家第二代中,除了长子唐启旺之外,唐春营的三子唐启锐和四子唐启秀也是重要代表。

“五四”运动后,唐启秀离开福建到了广州,被聘入中山大学生物系,将标本制作这类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技术向中国南方传播。1928年,他离开广州前往武汉,成了武汉大学动物标本馆的“开山鼻祖”。他对华中地区的鸟类标本进行采集,系统地进行了群属类别梳理,同时把唐家历年积累下来的鸟类标本全部捐给了武汉大学。

唐启锐则一直跟随父亲留居福州。后来他进入福州协和大学从事动物标本剥制工作,为唐氏家族在发源地承续一脉香火。

毫不夸张地说,现在半个中国的博物馆或科研机构所藏的标本,一半以上都是出自这个被称为“标本唐”的世家。上个世纪,他们与北派的刘树芳及其弟子并称“南唐北刘”,“北刘”早已退出江湖,而“南唐”的传奇还在延续。

如今,在中国科学院、中山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高校,标本陈列室中数量庞大、精美珍奇的动物标本,制作者大都来自唐家。

“标本唐”的动物世界

除了常见的剥制标本外,唐家还掌握着骨骼标本、内部解剖标本等制作技艺。他们始终把采集、观察与标本制作融为一体,并开创性地使用了填充法制作标本。这种手法省时简便、易于操作,能够更好地适应野外考察工作的需要和南方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

唐家人都注重野外观察,做出来的标本保持着动物自然状态。这种风格一般人难以模仿,是唐氏标本的标志,“行家一看,就知道这是唐家人做出来的”。

“我们的老祖宗是在闽江上打鱼捕猎的,野外观察是我们的传统。到动物们的栖息地去,观察它们的生活习性、捕食、飞行,这些都是做标本所需要练习的基本功。”福州这一支的“标本唐”第四代传人唐兆和说。

食草动物应该如何,食肉动物又该怎样,腿如何摆放,眼睛看向哪边,要表达动物的什么情态……这些都是唐兆和给学生讲授标本制作时的关键点,也是唐氏标本制作的“点睛之笔”。

为了收集尽可能多样的标本,唐家人早年常常跋涉在云南、四川等地人迹罕至的深山中,夜晚睡觉还要提防野兽的侵袭。他们打猎,却又不是普通的猎人——他们更在意物种的稀有程度。

保持动物尸体的完整性特别重要。拿打鸟来说,他们不使用一般猎人用的霰弹,那对鸟体的破坏太严重。唐家自己研发了专为制作标本而制的子弹,这类子弹直径纤细,每发只有一颗。枪法也有讲究,一般从鸟的正面腹部入弹,如此才能保证获得的鸟体完整。

1981年,唐兆和做了一只黑面猴标本,那是一次让他印象极为深刻的制作经历。“填充标本时,填了拆,拆了填,经过无数次的反复,才做到满意。”他回忆道。

“唐家人做标本有自己的一套手法,”唐兆和说,“制作鱼类标本时,因为剖开鱼肚时会破坏鱼鳞,所以我们唐家的做法就是要把鱼鳞一片片用镊子拔下来,编上号,缝合之后再插回原位。要做得完美,就不能怕麻烦。”

作为“标本唐”武汉分支的传人,唐兆子的儿子唐健,也提到了唐家标本工艺的繁复:动物的许多部位,比如鼻翼、耳朵,都是一层软骨加上一层皮,一定要用刀剖开,在皮里涂上一层砒霜,才能保证那些细小的绒毛不会脱落。

新中国成立后,唐家的第三代“瑞”字辈传人大多已经年迈,第四代“兆”字辈传人开始兴起,迎来了“标本唐”的黄金时期。

在上海,唐瑞芳的儿子唐兆魁、唐兆杰两兄弟,继承了祖辈、父辈的衣钵。他们制作的标本种类,较先辈更为丰富多样。上世纪50年代,上海市政府派唐兆魁剥制了一头搁浅的长22米、重3吨的鲸鱼,这件巨型标本制作整整耗时3个月。

唐兆和制作的红嘴相思鸟标本和蓝翡翠标本。

唐兆魁在上海自然博物馆制作一只珍稀鸟类标本。

唐兆子(左)在世时,一有时间,就会拉着儿子唐健来到标本馆,仔细讲述每一件标本的历史。

20世纪70年代,唐兆子在野外考察时达到了中缅边界。

1952年,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被上海市政府接管,其后发展为现在的上海自然博物馆。唐兆魁在此工作,制作了大量的鸟类、鱼类及哺乳类标本,其中,鱼类标本曾代表中国参加过14个国家的世界博览会。他还和长子、次子一起完成了无脊椎动物的全色生态标本。

唐兆子则发展了祖父唐启秀和父亲唐瑞昌的技艺,将武汉大学动物标本馆推向了高峰。1999年9月,武汉动物园一只37岁高龄的大熊猫“寿终正寝”,动物园的人马上找到了时年51岁的唐兆子。经过半个月的精心剥制,这只“世界上寿命最长的大熊猫”终于再度“复活”。

有趣的是,从标本上,还可以看出制作者的性格。“小时候父亲就教我看,爷爷和叔公做的标本是很不一样的。”唐兆和的女儿唐庆圆说,“叔公做的标本一般都比较大气,爷爷就做得比较小巧,这和他们的性格有关。”

下一代看什么?

唐兆子曾表示:“我们唐家采集标本的规矩非常严格,只采集馆里空缺的,而且取两三只,做成标本自己留一件,再跟外地标本馆的亲戚们交换一两件。到我这一代,馆藏已经很丰富了,没有多少空缺标本需要采集了,所以我采集的标本只占总数的3%。”

“唐家采集标本跟猎人打猎完全是两个概念。猎人打猎,动物越大、越多越好;我们是稀少才好。”唐兆子爱把打猎说成采集,“就说这件珍贵的黄腹噪眉标本吧,只有半两肉,猎人是看不中的,而我父亲专程赴云南深山老林费了好大劲才得到它,其间许多大动物从枪口经过都没打。”

1985年,中国颁布了《野生动物保护法》,猎取野生动物成了违法的事情,唐氏家族野外采集标本的工作逐渐停顿下来。“标本唐”传人开始转型,在传承祖辈标本制作技艺的同时,更多趋向科研,转化前代的成就。

唐兆子晚年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鉴定动物和整理标本上。他在世时曾说:“天上飞的,水中游的,地上跑的,我一眼就能认它个八九不离十。”渊博的动物知识,主要来源于年轻时钻密林、下深水的实践。“几十年来,我鉴定过的动物成千上万,一个动物放在我眼前,叫什么、生活习性、几级保护等等,瞬间就能从脑海里蹦出来。”

凭着这一手硬功夫,唐兆子成了武汉地区动物保护组织的骨干成员,还兼任湖北省动物学会副理事长、武汉市野生动物协会副会长。许多珍禽异兽经他鉴定得以获救,他主持的武汉大学动物标本馆也成为湖北省青少年科普基地。

“动物是要保护,但是不保管在自然博物馆里面,下一代看什么?下一代只能在图片上面看!”唐庆瑜在上海自然博物馆所做的标本,大多来自上海等地动物园的死亡动物尸体,但这一来源毕竟是有限的,所以还要靠野外资源调查、采集以及馆际交换和捐赠。

“有的时候野外采集的东西,我们帮助相关的单位免费进行加工,而他们则留下一两只重复的种类给我们作为感谢。我们家族多年来的惯例,往往是把别人送给我们的东西,做好了就直接留在博物馆了,博物馆保存的条件总是比家里要好点,再者我们家族所留存下来的成千上万的标本,只有放到博物馆里才有价值。”唐庆瑜说。

近些年,唐庆瑜的主要工作,从标本的采集、剥制,转向了现有标本的整理研究。

在唐家,会做标本的很多,会绘制标本的却不多。祖父唐瑞芳曾对唐庆瑜说:“庆瑜,你好好地画,将来把我们经手的东西画下来留给后人。”因为这句话,唐庆瑜在40年后做成了一件事。

1998年12月,在唐瑞芳逝世30年以后,唐庆瑜带着家族的几个人,集体编著了《彩图动物百科(五卷本)》,先由海燕出版社出版,后来又由香港九龙精英出版社再版。在画这本书的两年时间里,唐庆瑜白天上班,晚上和周末全都贡献给了它。

1998年,唐庆瑜带着家族的几个人,集体编著了《彩图动物百科(五卷本)》。

盘羊头标本,现藏于上海自然博物馆。

唐庆瑜知道自己的优势,作为一个标本制作师,别人只看到动物的外表、皮毛,而他能看到里面的结构。但他认为自己是靠三分天才、七分刻苦,才做成了这件事。“每天一吃完晚饭就开始画,天天晚上画到2点钟,第二天早上6点钟起来就要准备上班。”

在绘制标本这方面,唐庆瑜很自信:“你现在看到的那本动物百科是画得很细吧?可以用放大镜看。原稿肯定比印出来的好,打印出来的打了一点折扣。”

有一次,上海野生动物保护站请唐庆瑜画一本上海鸟类标本集。当时唐庆瑜刚刚从癌症中恢复,但他放下话:“你找一本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标本绘画,挑一本你认为最好的,拿出来给我提要求。”对方带来了一本画册,唐庆瑜翻了翻,说:“如果我画出来没有他好,稿费就不要付我。”

唐庆瑜笔下的鸟类羽毛,一根一根清晰分明。某媒体曾这样描述他的画:“从毛根到羽毛和羽毛之间的间隙都十分讲究,鱼也是一样,鱼鳞中间有一条侧线鳞,这条线上鳞片的数目一片不能多,一片也不能少,每一次画都要点着数字画。因此,唐庆瑜笔下的标本甚至比照片看得还清晰。”

而且,他笔下的动物就像活在大自然里,生动、真切。“动物生态要和自然生态相结合,大熊猫坐着啃竹子,在自然界里有吗?肯定见不着。自然界里的动物,一定是在跑的。做标本一定要符合自然界里面动物的生态。”

上海自然博物馆,唐庆瑜(左)、唐兆魁(中)和唐庆玮在制作标本。

“标本唐”传承百余年的制作技艺,过去只在唐家家族内传承,但是如今,那早已不是独门秘技,而干这行难度大、条件恶劣,还不赚钱,没几个人能兢兢业业坚持下来。

现在不好传下去了

“我们家族的第四代、第五代是鼎盛时期,现在不好传下去了。”据唐庆瑜介绍,“标本唐”传承百余年的制作技艺,过去只在唐家家族内传承,但是如今,那早已不是独门秘技,而干这行难度大、条件恶劣,还不赚钱,没几个人能兢兢业业坚持下来。

“现在的人,哪里有钱往哪里跑。那个时候我们是为国家做的,为祖宗做的。如果我祖父、曾祖父做的这个事情,在我们手里断掉了,别人是要看笑话的。维护唐家的技艺和名声比什么都重要。”唐庆瑜说。

采集工作很辛苦,唐兆子等人的足迹遍布祖国大江南北。他们将采集到的动物现场简单处理打包装箱后,需用板车推很远的路,才能辗转坐车运回。但唐瑞昌却说:“这不算什么,唐家的前辈那才叫艰苦!他们坐马车去采集,一走就是十天半月,坐得马都受不了,只好下来走走再坐。”

不仅如此,唐家标本制作技艺还要求很高。“看上去不复杂,做起来非常艰辛。”和唐兆子共事30多年的标本制作专家戴小阳介绍,他曾协助唐兆子做过一个冰冻中华鲟的标本。他俩一段一段地掏内脏、扒皮,手都冻僵了,只能稍微暖和一下再接着做。因为做标本还要一鼓作气,否则皮干了就不能做。他们经常一连好几天从早忙到晚,只睡几个小时。

要做得栩栩如生,则更难。这不仅要靠悟性,多观察,还要吃苦。标本都用剧毒的砒霜处理过,原则上制作过程要戴手套,但要活灵活现塑造动物的眼睛、嘴巴、手足、关节等细部,手感非常重要。为了达到最佳效果,唐兆子他们都是赤手上阵,通常做完一个标本后,眼睛刺得生疼,嘴巴就像被辣椒辣了一样难受。在这种恶劣条件下,唐兆子的徒弟一个个转行了。

作为唐家的第五代,唐庆圆对于自家的标本制作技艺,虽然从小也耳濡目染,不过等她长大后,却很难有制作标本的条件了,“我现在只能说会做,但是做不好”。

唐庆圆现在是福州高级中学的一名老师,虽然是教生物,不过几乎没有标本制作的机会了。唐兆和也已经退休在家。他们清楚地知道,在福州,唐氏动物标本制作这门技艺正在慢慢消逝。

“时代不同了,早期研究动物是标本法,现在只需要借助望远镜等设备观察就可以,对于标本的制作需要越来越少了。”唐庆圆坦言,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加之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等因素带来的影响,这门技艺施展的平台和空间将越来越小。

(本刊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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