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　贤



从复仇案件看唐代社会的礼法冲突

□白贤

复仇案件是中国古代社会极为特殊的案件类型。其特殊之处在于：复仇往往为法所禁止却被礼所允许，从而表现出强烈的礼、法冲突。本来，礼、法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行为规范，两者之间本无根本矛盾之处。所谓“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更足以说明二者互为补充，并行不悖。因此，通常情况下，礼之所定，亦为法之所许；法之所禁，亦为礼所不容。但复仇案件堪称例外。

自秦汉以来，历代法典陈陈相因，均有“杀人者死”之科条，对于复仇之举也多有限制，甚至加以严惩。如《三国志·魏书·文帝纪》：“今海内初定，敢有私复仇者皆族之。”但由于“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是儒家经义，而且又顺乎人情，因此复仇不但被礼、俗所容，甚至受到推崇。而对于此类案件的审理，也往往是律有缺文、断无定法。如《新唐书·孝友传》所载韩愈云：“子复父仇……最宜详于律，而律无条，非阙文也。”令人惊讶的是，被称为中华法系杰出代表的《唐律疏议》对复仇类案件居然也未涉及，因而在司法实践中表现出很强的随意性。而在封建礼法高度发达的唐代，这种矛盾与冲突似乎显得格外突出。有鉴于此，本文拟以唐代复仇案件为例，透过对该类案件的分析，一窥唐代的礼、法关系及相关司法原则。

瞿同祖先生在分析了古代诸多复仇案件后指出：“法律对复仇事件的态度是要求子孙依据法律程序告官请求伸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