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被困中突围或者死亡

从被困中突围或者死亡

张艳梅

李浩《会飞的父亲》（《青年文学》2016年第1期）。小说形式上保持了李浩一贯的先锋叙事色调，其实是写实的。李浩喜欢写父亲，《会飞的父亲》同题小说写了好几篇。这一篇中，父亲偶尔离家出走，目的是暂时脱离开粘稠的树脂和屋子里的药味，院子里草垛的霉味。整天头疼的母亲习惯了咒骂父亲，奶奶只会和母亲吵架，我则喜欢欺负弟弟。一家人的生活浑浊，粘稠，病态得让人绝望。“我”的家人，奎奶奶和她的家人，“我”的叔叔婶婶，这些人贫穷刻薄，相互欺骗指责，暴力且残忍。母亲会恶狠狠地说：“他飞走啦！不管他！他最好死在外面，让狗吃了，让猫吃了！”父亲会突然从黑影处窜出来，手指带着刀光和呼啸，连续打在“我”的脸上。周围的黑越积越厚，生活的水流越来越浑浊，这种令人窒息的压抑，充满了象征意味和隐喻色彩，“我”和弟弟都梦想会飞，渴望从糟糕的生活中挣脱出去。小说以锐利的思想刀锋剖开生活截面，揭示出某些庸常中隐藏的本质。

杨遥《开馆日》（《青年文学》2016年第1期）。朱青和妻子刘雅决定去参观“美国洛杉矶郡艺术博物馆馆藏印度文物精品展”。出门遇到收破烂儿的人骑着三轮车挡路，好久等不到公交车，天气酷热买不到水，排长队好几个小时领不上票，旁边拖鼻涕的小孩乱丢垃圾，剩牛奶溅了刘雅一腿，进了展馆后到处是人，家长和孩子一窝蜂堆在各个雕塑前寻找博物院发的答题卡上的答案。下午去汾河公园。河面已经干涸，偶尔一片水洼，到处死鱼死虾，水面散发恶臭。小说以流水账的方式，呈现公共生活和个人生活的破坏、灰暗和无序。在创作谈中，杨遥写道：“我没有有意地去讲故事，而是把自己看到的想到的东西用心裁剪下来，呈现给读者，中间有意营造了一些氛围。……希望读到它们的朋友能感觉到里面的那种味道，进而透过文字表面能体会到那点荒诞、虚无、乏力。”

朱阅平《老榆树纪事》（《长城》2016年第2期）。小说写了两户人家三代人的矛盾冲突。革命年代：富贵的爷爷佃户三猫和土蛋的爷爷地主九阎王因为种田交租冲突。文革时期：富贵他爹治保主任和土蛋他爹“地富反坏”因为阶级身份斗争。改革开放：富贵和土蛋因为争夺宅基地、娶日本媳妇开日本车先后两次较量。乡间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复杂的国民性，在三段时空压缩的老榆树下被放大，呈现的是弱势民族的创伤记忆和精神轨迹。三猫四狗当年的选择，富贵土蛋半个多世纪后的分歧，朱阅平笔墨不多，隐含的思考不少。虽然看起来泾渭分明，身份转换中，包含着丰富的民族话语密码和时代精神症候。朱阅平以老榆树为点，以时间为线，以吊人、批斗、吊车三幅带有历史感的画面，建构起叙事的辐射阈。小说核心象征物是村头那棵大榆树。老榆树是村里的话语集散中心，是乡土中国政治斗争的缩影。每一次时代转折，每一代人登上历史舞台，喧嚣，然后退场，留下沉默的大树，作为历史的见证。

李骏虎《六十万个动作》（《飞天》2016年第1期）。进厂打工的郭亮亮因为和线长不是老乡处处受气。“一双骨节粗大的手在流水线上不停地动作着，每两秒钟完成一个动作：从流水线上拿起电脑主板，扫描商标，装进静电袋，贴上标签，然后重新放入流水线。”六十万个同样的动作，是亮亮一个月的工作量。因为线长经常拖工，不给加班费，亮亮和线长王勇发生冲突，被工厂开除。亮亮和两个工友一起拦截王勇要回工资，被抓进派出所。父亲郭二斌四处求人，甚至给王勇下跪。最终郭学书副市长找了人，郭亮亮取保候审，回乡后车祸死亡。亮亮母亲在城市打工，住暖气井，给人扫厕所清理卫生。小说写的是典型的底层生活。在揭示弱者艰难处境的同时，提出了很多值得思考的社会问题。

方格子《九月叙事》（《当代小说》2015年第12期）。兆吉和米粒青梅竹马。热爱土地和植物。良溪拆迁搞新农村建设，拆了教堂，米粒奶奶死了，米粒出走。兆吉四处寻找，直到大病而归。病愈后，重见米粒，爷爷去世。小说充满了忧伤，挣扎，沉迷于某种时代的气息。兆吉学的是农学，对于植物的喜爱，源自于他与生俱来的天然喜好。毕业后，在一家园林公司谋到一份工。因为不能忍受对树木的糟蹋，很快辞职。米粒说，“兆吉，我不想被连根拔起。”兆吉说，“我也不知道在哪里能扎根。”无根的飘萍，是当代人普遍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困惑。自从建设新农村，土地翻转，填上石块，浇注水泥，良溪看起来像个巨大的工地。例外的是爷爷，当时代的大口张开时，兆老先生已经过了要与之搏斗的年龄。其实何止良溪人，故乡千疮百孔，国人活得都太过仓促。就像小说中写到的：等候远离土地的人们，带着多病的身体相继归来，又相继死去。良溪早已换了模样，只是生生死死依旧。

王族《抢夺》（《当代小说》2015年第12期）。小说写了两只狼进村，一公一母。公狼被打死，剥皮剁肉。母狼想抢回公狼皮，努力了两回没有成功，一头撞死在栅栏上。在阿汉眼里，是阳光和露珠发出迷幻的光彩，让它们丧失理智，走到了人们的包围中。狼被乱棒打死，阿汗很心疼。众人眼里的阿汉是个傻子，只会对着太阳笑和叫。心疼狼，是因为他看见它们为阳光和露珠沉醉时，心里有种很舒服的感觉，与每天看见太阳出来时的感觉一样。在那一刻，它们身上散发出一种令他着迷的光。我们用不同的眼睛看世界，世界给我们的形象就会有所不同。正常人目光里充满仇恨和残暴，阿汉感受到的是阳光和露珠发出迷幻的光彩，哪一种更接近生命的本质？如何才能让生命充满温暖的光亮？这大概是王族的写作初衷。

曾剑《漂流瓶》（《当代小说》2015年第12期）。一个情欲和生存的故事。十七岁的董小桥，第一次离开农村的家，来到省城，像进入一片大海。他被淹没在人流、尾气、各种车辆和机器的轰鸣中。因为得到饭店老板女儿的青睐，最终拥有了自己在城市中的家和事业。按理说，小桥应该心满意足这样的生活。因为夏丹过于严厉的管束，产生逆反，小桥出轨，二人冷战，最终离婚。小说中还加入了文竹的无性婚姻，表哥凡的同性情欲。在各种情欲纠缠中，小桥不断成长，也不断迷失本性。那么，人的命运，是不是只能随波逐流，自己都掌握不了呢？小桥最后喊出的“不！”，意味着仅有的勇气，那么，他能否就此找回本性，真正拥有爱的能力？这种有疑问的生活，无疑具有普遍性，所有被生活围困的男女，有多少人能够给出确定的答案呢？

在蛰伏的情感中千回百转

田裕娇

一个朋友的季节观改变了我对春和冬的认识，在他看来，沉寂的冬天是最有力量的，是万物的萌动期和发情期，春天的生长是冬天积贮起来的力量在春天不可阻挡地释放。这冬的蛰伏和春的释放多像被人掩藏起来的情感，尤其是女性的情感世界，天然的柔弱敏感和男权制的压力，使得女性的情感埋得更深，起伏得更强烈。一个外表看起来安静平和的女性可能心里正历经排山倒海，一个最终选择冲出婚姻和道德的女性在逃离前内心该多么热烈、激荡。每个人心中都有隐秘的情感，那些蛰伏起来的情感比外在的行为更丰沛，更接近人的本性。

邵丽《北地爱情》（《人民文学》2016年第1期）。小说以第一人称“我”的追忆式独白切入叙事，写的是一个初入职场的女博士的情感经历，这是一段伤筋动骨、改变了“我”的思想乃至生命结构、却注定成为过往的爱情。“我”拿到名牌大学的经管博士学位，违背父亲让“我”回老家替他扬眉吐气的意愿，应聘到一家大型上市公司，这个选择改变了“我”以后的人生走向。“我”得到大人物金帝公司董事长金玉玺的青睐，担任他的秘书，搬进他的别墅，走入他的生活，一步步顺理成章又无可挽回地成为他的女人。“我”迷恋金玉玺的智慧、风度、做派，他让“我”迅速成长、扩容，但是，在这份感情中，身份和爱都得不到确认。“博士”是金玉玺对“我”的称呼，似乎在讽刺知识在生活中的失效，社会才是真正让女人成熟的熔炉。好景不长，一场食品安全事件让公司命悬一线，“我”被李毓秀利用，卷入企业政治当中，金玉玺是个利益至上的实用主义者，委婉地将“我”赶出别墅。“我”在爱的沉沦中认识了一个叫李庆余的男孩，并刻意张扬和他的绯闻以引起金玉玺的注意，这个野心勃勃的男孩在遇到金玉玺时一败涂地，让“我”丧失了对他仅有的一点希翼。李梅回归，行使她不能被撼动的女主人的权利，叱咤风云的李毓秀突然死去，跌宕沉浮中“我”等待着金玉玺对“我”的宣判。最后，“我”选择收下金玉玺的金钱补偿，按照他的安排去意大利工作，这与其说是两不伤害的结局，不如说是一个女人对“性政治”的屈从和认可，这段北方爱情结下的痂已成铠甲，“我”将穿着它投身更残酷的战场。在与金玉玺的感情中，“我”有情欲、有对金钱权力的仰视和膜拜，但“我”也未丧失女性的自尊、坚强和对温暖、对未来的向往。在董事长与女秘书这个看似庸俗陈旧的杯子里，作者装了一杯内蕴丰富、读后让人唏嘘的佳酿。小说中除了博士这一主要人物，其他次要人物也都写得极富张力，如金玉玺，他主宰一个小社会却不能享有最平常的家庭温暖，如李梅和李毓秀这对闺密的人生归属，是命运捉弄还是性格使然，如李庆余这个公务员的野心、懦弱和抉择，都值得细读和探究。这篇写爱情的小说，外延广博，纵向深刻，不由赞叹作者对社会百态的洞察力和表现力。

鲁敏《拥抱》（《收获》2016年第1期）。小说以“拥抱”这一简单的肢体动作入题，试图为“孤独”这个普遍的精神困境寻找出口。40号和13号是多年未见的老同学，再见都已年过不惑，被生活压得疲惫沧桑。外表时尚鲜亮的13号揣测着40号约她见面的真实用意，了解到这个曾经意气风发的篮球少年现如今独自一人带着儿子，她心里涌起期许和波澜。13号也是一个人，婚姻名存实亡，她以外在的金光闪闪来弥补和遮掩内心的孤独空虚。她和他一样生活在冰窟中，她不介意他有个十八岁的患自闭症的儿子，面对这个沉重的男人，她想去抚慰他，两个人依偎取暖。然而，令她意外、委屈和愤懑的是，40号并非意在与她结合，只是求她与儿子约会，充当性启蒙的角色。她排斥社交式的拥抱，身体和精神上却无比渴望真正的拥抱，她想着拥抱，他心在儿子，40号根本没有意识到她心里的激荡，涌起的欲望的海啸如同找不到岸的海水，没有激起浪花就被迫沉寂。13号人道主义般地去和那个“星星的孩子”约会，在这个不具备正常沟通能力的孩子那里，她看到了干净的眼神和实心实意的喜欢，感受到了生命中所缺失的纯真情感，心变得柔软。男孩喜欢亮晶晶的一切，她循着男孩的目光慢慢发现了一个纯粹的世界，不断刷洗着自己的心灵，收获了久违的宁静。13号不由自主地靠近男孩时，一个拥抱突如其来，这是她一直渴求的那种紧密的、专注的、倾情的拥抱。整个故事写得一波三折，曲径通幽，有悲凉有绝望，也有纯净有温度，在最终获得暖意的同时，又不得不去思考。我们都是孤独的，在嘈杂薄情的世界中如何找到安放心灵的发光体？孤独的人如何自处，如何自救？

张学东《投奔》（《十月》2016年第1期）。投奔的背后是被逼无奈的逃离，这是一篇痛感很强的小说。采莲带着嗷嗷待哺的小星投奔到康丽表姐家里，表姐物质上施舍于她、又抢占了她对小星的母爱，男人高明把她抛弃后杳无音信，她被抽空的精神没有着落，经常压抑地跑出去“透透气”；采莲回到农村老家，父母张罗着给她找对象，小星身份的谎言被拆穿，引来嫂子的嘲讽，母亲的号啕和愤怒，老家不可能有她和小星生存的空间，她不顾父母的愤恨连夜出逃，在路上还遭到卡车司机的凌辱；再次回到表姐那里，这个家也岌岌可危，姐夫有了外遇要离婚，表姐自身难保，也顾不得他们母子，一个偶然的巧合让表姐怀疑起她和姐夫；采莲逃出来跑到公交车上，因为没钱买票受到司机、乘客等一干人的唾弃和厮打，她被无情地推下车，这成了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生活没有给采莲留有一丝余地，绝望的她走向那架彩虹般的高桥……采莲有了孩子被抛弃，表姐没有孩子也被抛弃，为什么受到伤害的总是女人？这让采莲百思不得其解。这个复杂的、关涉到千千万万女性命运的问题，作者也是无解的，只能怀着悲悯叙述女性的苦难。张学东虽然是一个男性作家，却钟情于书写底层女性的苦难史，每每表现得真切、深沉。整体来说，他的小说更注重表现外在现实对女性的逼迫，在对女性绵密幽深的内心世界的开凿上，精度和细度略逊于邵丽、鲁敏等女性作家，或许因为女人更了解女人吧。

张惠雯《场景》（《上海文学》2016年第1期）。好的情感小说是向内的，微雕式地刻画出人物心理的波澜起伏和精神维度。一个外表安静的女人站在窗前出神时，她在想什么？作者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有悖人伦却符合人性的可能。她是一个美丽素雅的女人，有一个青梅竹马、优秀沉稳的丈夫，在休斯敦过着令同乡羡慕的富足的生活，不担心物质匮乏也不担心年华消逝，这种与世隔绝的自足平静的生活本来会持续她的一生，直到一个男人闯入她的内心。他是她的老同学，自然有他乡遇故知的惊喜和亲切，他还是一个作家，性情、风趣、本真，比起社会道德他更看重男女间的真情。两个人散步、说话、靠近，渐渐走入彼此的精神和身体，作家把她领进一个全新的激情冒险的世界。感情漫出道德的边界，她一边沉溺在浪漫的爱情和偷情的欢愉之中，一边承受着背叛丈夫的愧疚感和罪恶感，内心甜蜜又苦涩，在矛盾纠结中不能安生。作家要回国了，临走也没说出带她离开的话，他们没有承诺未来，这段感情像作家的一场艳遇，随着作家的离去而结束。但她的心、她的生活已经回不到从前，就像一棵温室里的花，在经过了窗外一场风雨的洗礼后，心思开始疯长。秘密每时每刻都压在她的胸口，让她几乎要窒息，只能在窗前踟蹰游神，也许明天就逃离，也许把这份隐秘的感情带进坟墓里。小说中回忆与现实相照应，生存、道德和欲望相冲突，把一个女人心理的幽深、挣扎写得淋漓尽致，直抵人心。小说中只有“她”，没有出现具体姓名，这个“她”似乎有泛指的意味，泛指在围城之中时刻想逃离的女性。张惠雯笔下的女性让人联想到爱丽丝·门罗的《逃离》，不管是何时何地的女性，在婚姻、伦理、男权社会这一座座围城中，何处可逃？《场景》再次彰显出张惠雯向内挖掘的功力和才华，她把“她”的故事写得越来越从容，也越来越有人生况味。

郝炜华《原来你也在这里》（《时代文学》2016年第1期）。“一个好故事”是郝炜华对自己小说的基本要求，但她试图表现的绝非仅是故事本身。通过郝炜华近两年创作的系列中短篇小说，可以看到她对社会问题特别是女性情感的自觉关注、对人性深度的体察，以及日渐成熟自然的叙事。在当前“打老虎拍苍蝇”、官员纷纷落马百姓拍手称快的大背景下，一个领导突然失踪，他的妻子将经历怎样的身心裂变？小说一开始，柳叶青就处于紧张窘迫的境地，她身陷机关大楼这种流言四起的是非之地，千方百计想躲闪却又无法回避，丈夫常有忌已经失联数日，所有人都想打听他去哪了。其实，柳叶青也不知道常有忌的行踪，这对人到中年、表面恩爱的夫妻实际上关系冷淡，温存和关心早就荡然无存。所以，各类生动具体的传言都指向一个方向时，柳叶青也有些信了。柳叶青偶然得到一张4G手机卡和一个带耶稣像的钥匙牌，便认定这些都与常有忌有关，猜测常有忌可能给儿子留下了巨额财产，一辆来路不明的车、一处豪宅都诱使她惴惴不安地去验证。常、柳二人从身份地位到文化修养上都不对等，柳叶青文化程度不高却爱看书，有点诗意浪漫又像市井女人一样野蛮撒泼、爱占便宜，而常有忌一直在修正她、包容她，并坚守自己为人处事的原则。丈夫失踪的日子里，柳叶青在焦灼不安和惊慌失措中回想他们的婚姻生活，重新认识被她冷落忽视的常有忌，拂去落在真情之上的尘埃，她发现真正有罪的不是常有忌，而是她自己。柳叶青在身心将要崩溃的时候，把4G手机卡“上交”，里面竟然只是一首歌，她突然觉悟，掉进了自己、同事、机关、社会共同挖就的深坑里。原来，常有忌并不是被调查，而是在封闭查案。原来，这是一个找回爱的故事。小说中反复出现的那本泰戈尔诗集明显是有所指的，不管是婚姻还是情感，在麻木无感时需要我们去回视、重温初心，在绝境中进行洗刷再获得生命力。小说除了展现出“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夫妻情感，还包含着不尖锐的现实批判和社会期许。希望现实社会中多几个身正严明的常有忌。

面对生活的疑问和困境

周广花 张浩然

春天来了，又到了一年之中读书的好时节。庆幸还有文学，让我们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中体味百态人生。新春伊始，读到了几篇自认为不错的小说，大都写了当今社会背景下的世态人情，不同作家的作品风格各异，具有普遍性的是当代人敏感焦虑、茫然困惑的精神状态，当然，作家仍旧试图对生活中那些疑问给出解答，并且超越困境，回归温暖朴素的情感。

方方的《云淡风轻》（《长江文艺》2015年第12期，《小说月报》2016年第1期）写的是都市生活背景下的两个家庭的不幸。小说中的两个女性都承受了失去亲人的剜心刻骨之痛：慧明因为心爱的儿子小驴意外溺水身亡而痛心不已；老太太因为自己的儿孙在一场肇事车祸中丧生伤心难过。面对小驴的意外死亡，当慧明选择原谅肇事的孩子时候，她以她的善良包容发生的一切；当人们污蔑儿子是划伤小区车子的元凶的时候，作为一位母亲，慧明誓死捍卫儿子的尊严。小区的车子被划，从表面上看是社会公德问题，但是殊不知，还有内情：老太太因为没有人肯出来指认肇事司机而心怀怨恨，怨恨那个在小区开快车的司机，怨恨这个不负责任的物业，还怨恨警察的无能，更恨那些知情不报者的自私和冷漠，她以自己的方式（划伤小区停放的车子）来发泄自己心中的愤恨。就像老太太说的那样：“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坏人，但缺少公德来制裁他们，他们逼着你用他们的恶去对付他们，时间长了，渐渐你会习惯自己作恶。”老太太以划伤小区车辆而渐渐感到无比的兴奋，恶念就这样在老人心中蓬勃起来……慧明选择原谅肇事者的举动让老人意识到不应该再怀着怨恨生活下去，老人停止了自己的“发泄”。不料自己的作为却被栽赃到一个死去的孩子身上，为了证明一个亡者的清白，老人再一次拿起手中的利器，走向小区停车场……一直都很喜欢方方的作品，她总能够将现代生活的一隅艺术地再现于文学作品之中。小说中的两个遭遇不幸的女主人公，在整个社会背景下所感受到更多的是人性的自私和冷漠，究其原因，是社会时代环境出现了问题。在这个很大程度上被商业化、物质化的社会背景下，人们的思想观念开始变得自私自利。人们在恶的行为面前所表现的沉默和纵容让人感到十分的担忧。正是这大多数人的沉默助长一些恶言恶行的肆无忌惮。方方以冷峻的笔锋描写出了人性之恶：那个肇事逃逸的司机，那些冷漠的知情者，那个制造谣言、恶语相向的朱姓车主，还有那些随波逐流的小区业主们……面对恶的态度，慧明选择了原谅，老太太选择了以恶制恶。试想一下处于同样困惑中的我们又该如何选择？如何才能真正的使一切变得云淡风轻？方方以小说家敏锐的直觉表现出了她对当下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性。

在传统的男权话语系统中，母亲身上的完美性被刻意的强调，古往今来的文学作品都是对母性的书写和对母爱的赞美。贺小晴的《天衣》（《花城》2015年第6期，《小说月报》2016年第1期）则颠覆了以往对母爱的描写。小说以家庭生活为背景，以第一人称视角叙述了“我”与母亲之间发生的情感故事。刚刚出生就因为先天不足、濒临死亡的“我”遭到父母的遗弃，最后被父亲抱回养活。从此，“我”便成为父亲子女中最疼爱的一个孩子。作为跑邮人的父亲常年因为工作出门在外，随性而又浪漫，经常花钱买一些新奇而又不顶用的东西回来。父亲虽然有颗柔软的心却没有一把尺子很好的度量生活。母亲是一个非常节俭的人，两个人价值观念的不同终于在一次父亲外归的时候爆发：面对父亲的挥霍，绝望的母亲把愤怒发泄到父亲借钱为“我”买的裙子上，她在挥刀砍碎那条裙子的同时也造成了“我”与她永远的心结，即便是母亲后来尽力的补救也于事无补。直到最后母亲的去世，“我”在整理母亲的遗物时才发现了那条曾被砍碎的连衣裙，已被母亲用针线将它重新缝合……每一个人在社会中都担当着不同的角色，母亲在担当母亲这个角色的同时，她还担当着妻子和别人女儿的角色。但是母亲终究是个凡人，是人都会有喜、怒、哀、乐，不能随时都像人们所经常赞美的母亲那样包容和自我牺牲。母亲也会犯错，母亲的那次举动使“我”与母亲的感情更加的淡漠，但是母爱从来不会因为误解和伤害而停止。无论是爱情还是亲情，都会不可避免的因为爱产生误解和伤害。对于亲情的伤害常常被人所忽略，以为它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渐渐被人忘却，但是却给被伤害人的心中埋下了一个倒刺。就像作者所说的“爱的丰富和伟大不在于纯粹和柔软，而在于坚硬和块垒出现后，我们如何面对，如何化解和如何继续爱”。面对亲人间的误解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化解？如何继续相亲相爱？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王大智的《葛家哥哥那些事儿》（《啄木鸟》2015年第11期，《小说选刊》2015年第12期）写的是已从警校毕业的“我”由一个小哑铃掀起的尘封的童年往事：居住在四楼的“我”崇拜着一楼脚踏车行里的葛家哥哥拥有强大的力量，“我”在葛家哥哥那里增长了见识，锻炼了身体。在修车铺里，“我”与葛家哥哥建立了深厚而又单纯的友谊。但是母亲认为，来历不明身体强壮的葛家哥哥却是一个危险人物。因为一些误会使母亲对葛家哥哥心存偏见和猜忌。葛家哥哥本是一个充满力量的阳光青年，靠自己的修车技艺自食其力，有着自己的生活方式。面对崇拜他的“我”，他乐此不疲地教会我很多东西，对我关爱有加。但是他在成年人的眼中却是那么的不堪，即使是在葛家哥哥成为救我的英雄之后，母亲对他的偏见依旧没有消除，她甚至把前来看望我的葛家哥哥当成小偷。他无论做什么事，都会被街坊说成坏事。葛家哥哥的善意却换回的是人情的冷漠，他的热情终究被这个社会的冷酷所吞噬。最终在世俗的诽谤之下，葛家哥哥选择无奈离去。社会的冷漠和偏见让葛家哥哥最终进了监狱，在“我”看来，他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人或坏人，他依旧是自己心中永远的汉子。然而，正像是葛家哥哥曾经所说的“汉子不怕坏人，汉子怕好人。你看电影里，那些做仗义事的，哪个怕坏人？但是，帮了好人以后，哪个汉子最后不离开？他们不能跟好人继续相处，好人容不下他们。不自己走，就会给想法子逼走。”这篇小说以儿童视角描绘了“我”年少时的一段记忆，小说故事中对人们的麻木、冷漠的揭示是对鲁迅先生所批判“国民性”的继承。在悲叹小说中葛家哥哥的悲剧性的命运的同时，又是对孤独个体存在意义的体验和思考。

侯建臣的《房后有堵墙》（《佛山文艺》2015年第11期，《小说选刊》2015年第12期）描绘了一幅非常简单的乡村生活图景：一个独居的老人，几只鸡，一堵墙，还有一个经常光顾的光棍。小说的故事在这样一个安静而又舒缓的乡村庭院里展开，动态的鸡群衬托出老人的寂寞，常来的光棍陪伴老人度过了很多个孤独的时光。习惯了乡村生活的老人留恋自己的故土，总能给自己一个能够留下不走的理由，直到院内只剩下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他依旧离不开房后的那堵墙，不愿意跟随儿子去城里生活。老人房后的那堵墙在外人看来只是一堵破墙而已，而对于老人来说，那是祖祖辈辈精神的依托。古话说“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中华民族的“安土重迁”思想在农村早已根深蒂固。老人对乡村产生了一种依赖和爱恋的情感，使他在心理上很难适应外面的生活。老人对乡村的留恋和坚守，引发人们对当下城市化进程中乡村该何去何从的思考，让我们开始重新审视乡村的意义。小说映射出当下中国乡村在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尴尬、失落处境发人深思。

王手的《阿玛尼》（《收获》2016年第1期）同他以往的短篇小说一样，写的同样是典型市井人物的寻常生活。十八岁初中毕业的“我”不光有力气，还拜师习得一身武艺，经常帮人打架做苦力。金龙妈是一个苦难的母亲，两个儿子一个患病，一个曾是劳改犯，她出于生活的无奈，选择摆赌庄来维持生计。“我”应金龙妈之邀一起摆赌庄、抽头薪，两人联手相得益彰。不料在一次赌博过程中被联防队发现，慌乱中的“我”凭借自身的功夫和在金龙妈的仗义帮助下得以逃脱，而金龙妈自己的儿子银龙却被抓入狱。金龙妈就像电影《奇袭》中的主人公阿玛尼解救方勇那样成功解救了我，保住了“我”的名声，为我赢得了一条生路。金龙妈对我的解救更是一场精神的解救，逃脱后的我不再好高骛远，不再随便的挥霍掉自己的生路。即使社会形态发生变化，价值观剧烈的摇晃，金龙妈和银龙并未因为生活的艰辛而失掉仁义善良的本心。小说最后写到金龙妈操劳一生，晚年衣食无忧，得以长寿，向人们证明了“仁者寿”的道理。王手在波澜不惊、从容的叙述中展现最深处的人性之光。他尽量回避一些生活中残酷、晦涩的东西，以一颗温暖之心来写身边的善良。正如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所说的那样：“小说存在的理由是要永恒地照亮‘生活世界’，保护我们不至于坠入‘对存在的遗忘’”。在王手的小说中我们看到了似乎被人“遗忘”已久的真诚和善良。当人们在抱怨人情冷漠、良知泯灭的时候，有很多像王手一样的小说家正以小说的形式试图照亮人类的“生活世界”。他们以文学的形式让我们相信，即便是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年代，在这个凉薄尘世中，人间还是有善良本性存在的。

一个充满矛盾的世界

武润泽

从以“新概念作文大赛”出道的郭敬明、韩寒、张悦然为代表的“偶像派”，到以“五虎将”李傻傻、胡坚、蒋峰、小饭、张佳玮为代表的“实力派”，再到以网络文学出道的步非烟、流潋紫、落落等“网络新贵”，以至新近崛起的以王威廉、甫跃辉、文珍、马金莲、孙频等为代表的“纯文学”写作等等，“80后”作家已然成为当代文坛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和前进动力。“80后”作家因特殊的成长背景，在创作中也出现了明显的内部分化。但笔者近期阅读的几篇作品却可以用一个关键词来概括，即矛盾。“80后”自身的矛盾特质，使他们更善于发掘蕴藏在家庭中、社会中、时代中的偏差与对抗，写出这个矛盾无处不在的世界。

文珍近作《张南山》（《十月》2016年第1期）将叙事视点聚焦在快递员张南山身上。巧妙的身份设置，使人物背后的喻指空间无限扩大。快递员的流动性，使其仿若穿梭于城市肌理中的细胞，寻遍所有脉络却终无定所。他们对于城市的体认与熟悉程度甚至超过了这座城市的设计者与拥有者。他们知晓城市人栖居的任一别墅、小区甚至棚户区，却始终格格不入。对于入城的乡人而言，“快递员”的身份定位本身就构成了对融入城市的极大反讽。这是进入城市与融入城市之间的矛盾。城市化浪潮的强势席卷，乡村堤坝终将被摧枯拉朽。张南山本想一直固守乡村，他“性子绵，怕出门闯荡，又舍不下自家田，还惦记着得照应小菊家”，“真要出去，还舍不得爹妈来”，但“村里面年纪差不多的小伙也都进了城”，到最后“张南山赫然发现整个李旺村走得只剩下他一个壮劳力，情形诡异”。但让张南山下决心抛下所有毅然进城的原因是李刚告诉他，小菊不回来过年了，因为她在武汉找了男朋友。张南山所面临的抉择是城市化浪潮中所有乡村青年一代的缩影，这是孤注一掷与安于现状之间的矛盾。除却陈南山，小说中还设计了其他几位人物：李刚、小铁、二宝、刘为杰等老乡，老张、小军等同事，也倾注笔墨续写了他们之间的几段小事。张南山在为小军捐钱时犹豫不决，却义无反顾地想将自己积攒的一万元借给与小菊长相相似的谢玲珑，甚至“永远不还了也可以”；刘为杰顶着大学生的招牌，不仅在聚会时偷奸耍滑，甚至意图诓骗张南山入伙做他的“下线”；当张南山工资高，混得好，要娶城里女子的传言散播开后，他又成了不管乡里乡亲死活的罪人。“乡下出来的就这样，一个略微混好些，就有把一帮人带出去的义务。不带就是不肯帮忙，没义气，忘本，不是东西”。此时，农民的纯朴之气荡然无存，功利与势利之心沸反盈天。当农民的本性经受城市生活的考验，乡村的价值判断与城市的利益规则发生偏差，张南山李刚小铁们只得投降。这是乡民根质与城市身份之间的矛盾。

陈再见的新作则关注了家庭伦理中存在的矛盾。《侵占》（《福建文学》2016年第1期）选择了一个极具攻略性的题目，让读者在期待视野中推测其内容将会是如何剑拔弩张。但令人没想到的是，作者却将这场“侵占”的战场设置在了家庭之中。家庭伦理中的矛盾在常人看来，本该是心照不宣的心结，但在作家笔下，却是毋庸讳言、取之不尽的素材。通篇来看，作者主要设置了三组“侵占”，或者说是三组矛盾，分别是：儿媳侵占了公婆在儿子心中的位置，岳父母侵占了公婆在家庭中的位置，儿子侵占了父母本该幸福的晚年时光。每一组“侵占”在文中都有极为清晰的表述，如“老章和儿子有五年时间不冷不热”、“亲家的房子是谁帮忙交的首付，儿子没敢告诉，做父亲的也是心知肚明的”、“老章从一开始就没从亲家公的身上看到一点身为客人的状态，也就是说，从一踏进这个门口的那一刻，他就已经把这里当成是自己的家了”、“如果说亲家公坐的是主位，老章要坐的便是与之遥遥相对的末座了”等等。所有的矛头都指向老章，“一家之主”在家庭与情感中的劣势愈发凸显，鸠占鹊巢的意味跃然纸上。文中一处描写颇耐人寻味。在小说开篇处，作者特意用整个段落详细交代了老章七十，续弦五十的年龄差距。表面理解，这样的描述是为了表现老章“别说家人不敢反对，就算站出来反对，又能奈他如何”的一意孤行的性格和他在家庭中的霸权地位，这与后文老章的落魄与无奈形成鲜明的对比。但笔者认为，除此之外应该还可以有另一种阐释。文中老章和同龄人在一起，在原来县城里“小有名气”，呼朋引伴，现在却形单影只，无人问津。而和亲家公之间又话不投机，暗礁丛生。孑然一身时身边相知相伴的只剩这个相差20岁的老伴，年龄的差距在亲情淡化、人心不古的当下变得微不足道，这使“时间”这一可以搪塞一切的万能理由断然失效。看似不可逾越的年龄差距都可以跨越，亲情间的间隙却永难逾越。这相差的“20岁”成为了对亲之不亲、情之不情的家庭关系的完美讽刺。

钱佳楠在新作《乍浦路往事》（《山花》2015年第12期，《小说选刊》2016年第1期转载）中剖析了时代流转中铭记与忘记、困守与挣脱之间的矛盾。正如本文的责编稿签中所言：“在同一个时空下，时间在不同人的身上不是同步的，有些事在你的身上已成往事，却是我日思夜想的纠结。”姑妈死后，作为上门女婿的姑父一直坚持将尸体停放两年再下葬，这样不可理喻的做法触怒了整个家族，渐而形成了对姑父的驱逐之势，姑父不堪侮辱，在决然写下放弃所有财产的声明后，孑然离家。一晃多年，“姑父”这一称呼本不会再出现，但思琪的父母却在得到房屋动迁的通知后失了方寸，一直担心姑父会回来抢房子，于是一再确认“五斗橱第二个抽屉衣服下压着的月饼盒里”的那张条子是否安在，只要条子还在，父母就安心了许多。但随着日常琐事的不断展演，父母对警察两面三刀的态度转变，对姑父的小心提防，对其他亲人的疏离与冷漠，让思琪开始滋生对父母的厌恶之心。本该亲密无间的父母与女儿心生间隙，各自保有着封闭内心与异样心思。与此相反，随着记忆和现实的不断拼凑，姑父的形象开始鲜活丰满，思琪开始逐渐理解姑父当时和当下的选择。姑父和父母形成了一组参照系，姑父的正直与父母的钻营，姑父的释然与父母的纠结，父母身上背负的时代烙印过分深潜，始终对曾经历的历史抱有怪责与求偿的成见，这无疑将自己永远封锁在了那个历史节点，不可跨越，不能解脱。而姑父的心思却是“以前的事情都过去了，现在连乍浦路的房子也要拆了，总算不开心的都过去了”。唯物论告诉我们物质决定意识，特定的意识只属于某个特定的历史节点，随着物质的消陨而更迭。钱佳楠“构建了此时与过往的关联”，姑父与父母无论何去何从，都体现着“人生的隽永与无奈”。

张悦然的文学之路走得可谓坚实，自“新概念作文大赛”一跃而起之后，她并没有擎着“玉女作家”的招牌耽于自足，而是以出众的文笔与才情渐渐得到主流评价体系的认可，成为为数不多的既具有市场号召力，又在“纯文学”领域耕植不断的“80后”作家。近作《天气预报今晚有雪》（《收获》2016年第1期）主要讲述了落魄的青年画家蒋原与“离婚，无业，没有孩子”的离异女性周沫之间的情感与精神纠葛。本文令人称道的第一点，首先是张悦然的人物身份设定，蒋原的画家身份带有极多的隐喻色彩，艺术家对现实物质的微妙触察与对精神层面的超然感悟使其成为了一个特殊的群体，但现实社会中人情世故、蝇营狗苟的不断浸染，又让艺术家变得功利且虚伪。正如蒋原陪周沫看完莫奈的画展后，直言：“我不喜欢莫奈。一点都不喜欢。”原因是蒋原感觉莫奈的画作“太甜了，像糖水罐头，一点都不真诚”，面对周沫的反呛，蒋原仍然认为虽然每个人眼睛里的世界都不一样，“但一个好画家不应该只看到那些”。毫无疑问，艺术家有权利保持自己洞察世界的角度与态度，但更不应该忘记的是艺术家所担负的展示世界本质的责任。作为“离婚，无业，没有孩子”的“三无”女性，周沫属于彻头彻尾的弱势群体，再继续渲染她的悲剧性实际已无意义，张悦然的文笔深度在此时得以彰显。笔锋一转，张悦然设计了另一个弱势女性，顾晨——破坏周沫和庄赫婚姻的小三，后又被庄赫抛弃——在顾晨面前，周沫又诡异地成为了强势的一方。周沫偏执地接听顾晨的电话，听她诉说、哭泣、癫狂，“有时候她会劝顾晨多喝一点酒，或者诱使她回忆那些美好的时刻，以换得她情绪再次失控，放声大哭。在那样的时候，周沫会觉得自己完全控制了顾晨”。因为周沫一直担心顾晨会比她更早走出失去庄赫的阴影，“她能做的就是接听顾晨的电话，确保她沉浸在怀念过去的痛苦中”。周沫心中痛苦的消解源于顾晨心中苦楚的积增，周沫们在走出弱势的过程中始终矛盾，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地欺凌与吞噬着更弱小的弱势，这是她们的生存之道，却也是人性渐趋幽暗之路。

重新发现被忽略的爱意

刘颖颖

边缘人的概念最初是由德国心理学家k·勒温提出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边缘人的形象频繁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作家通过对边缘人生活的真实展现，强调边缘人内心的坚定、纯净，呼吁社会关注那些日常生活中被我们忽略的群体，从而唤起社会的人文关怀。在那些耐人深思的故事中，有空巢老人执着追寻老去含义，有空巢妇女恪守妇道忠贞不渝，有农村家庭妇女为了生计劳碌一生、不停奔波……作家在叙述边缘人故事时，一方面是完成一部优秀文学艺术品，另一方面是展现社会现实，肩负社会使命，为现实变得美好、为爱意不被忽略而写作。这样的作家值得我们尊敬，这样的文学作品值得我们反思，这样的边缘人值得我们用心温暖、用爱陪伴。

弋舟的《平行》（《收获》，2015年第6期）为读者讲述了一个空巢老人追问“老去”的故事。小说中，虚构与现实在我们脑海中交错，虚构的老去故事在现实的空巢老人事件中越发清晰，老人独自追寻自我，独自寻找内心的寄托，不断地追问过去，追问未来，寻求答案。在小说中，时时能够看到老教授作为空巢老人孤独寂寞的心境，能够看到公务员儿子的冷漠。在老教授的世界里，出门远行只局限在学校家属区大门附近的地方，无论去哪里都要求助于儿子和保姆的帮助，去和前妻见面也要听从儿子的安排，服从儿子的时间，在落日余晖下，自己独守的家里就像一只鸟巢，冰箱里只有半袋速冻饺子，水槽边上结了蜘蛛网，没有生机，没有笑语，徒添一种废墟的气息……

这一点点零零碎碎的片段，都映照了一个空巢老人孤独寂寞无聊的心境和生活。小说的主线是寻找老去，副线是展现空巢老人的日常生活，与妻子旧情不能复燃，养老院的机械生活让人恐惧，儿子对他总是漠不关心，这一切都构成了一位空巢老人悲凉的生活。然而作家并不仅仅是想要把空巢老人的生活冷冰冰地摆在我们面前，在这空巢老人的故事背后，作家希望能够唤醒对老人的人文关怀，反思生活现实的冷漠，想想父母含辛茹苦把我们养育成人，最后我们却报之以冷漠和荒凉，从小而言是不孝，从大而言是人格的缺失。当现实的题材变成虚构小说的一部分，小说不再是指责埋怨控告现实的利器，而是驱策现实走向美好的长鞭，小说中没有愤世嫉俗，而是平淡睿智的描写和对社会现实的真实展现，这使得小说在虚构和虚无背后少了一份犀利，多了一份厚重，多了一份真实与爱意，多了一份沉思与自省。

《收获》2015年第6期还刊发了王祥夫的短篇小说《金属哨》。小说表现了残疾弟弟吉西孤独、极端的内心，王祥夫用心理描写的手法写出了吉东与残疾兄弟吉西之间深沉爱意中掺杂丝丝嗔怨的亲情故事。吉西作为一个患有先天性残疾的人，从出生到终老必须要有人在身边照顾，他不像是空巢老人或者空巢妇女，不曾享受世间的美好，感受世界的斑斓，既无法满足他人所需也无法满足自身所需，他自身没有任何自主权，只能依靠别人，迫不得已地向他人无限索取。由于他的先天性疾病，使得吉西十分敏感脆弱、多疑怪癖，他无法在真正意义上成为社会的主人，无法做自己世界的主人。在金属哨和电话二者之中，吉西决绝地抛弃了电话，选择了金属哨。在某种象征意义上，金属哨和电话是吉西内心主动性与被动性的选择。吉西给吉东打电话，吉东始终处在主导地位，吉东自己可以决定自己要不要来看望吉西；可当吉西吹起金属哨时，吉西就处于主动位置，吉东就要迫不得已地马上赶去吉西家里，这时吉西内心最为需要的感情——陪伴就实现了。吉西选择金属哨是对自我内心情感的追随，是展现自我、实现自我主动权的一种外在选择。吉西内心是孤独、美好的，小说中描写到吉西总是坐在阳台上看外面开的花，他还会在心里数那些花，看到麻雀啄花，他会大声的驱赶他们，以至于最后变得很滑稽。吉西内心是感谢哥哥的照顾的，兄弟二人的感情就像开在他心中的花朵，充满爱意和美好，常常洗涤他的心灵，让他的内心充满阳光，甚至不容外界侵犯这份美好的感情。吉西无法让自己的哥哥从内心深处喜欢上自己，自愿的多来陪陪自己，他只能通过伤害自己增加吉东内心的负罪感，让自己无法独立，使吉东不得不来照顾自己。极端是爱的另一种体现，是爱的过分渴求，是爱而不得的撕心与孤独，我们在感叹吉东肩负多种压力的同时，也应该深深心疼吉西。

山西作家李心丽的短篇小说《恐惧》（《延安文学》2016年第1期）用朴实的笔调描写了农村妇女麻春连为生活所迫，不被家人理解而得了幻听症的故事。经济的迅速发展并没有使麻春连一家致富，反而为其一家徒添了更多诱惑、更多烦恼。儿子长大成人，房子的问题一直困扰着麻春连，任其与丈夫付成平想尽各种办法，试图像有钱人家那样通过国家政策和巧妙的投资获得更多的回报，然而总是事与愿违。房子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儿子的婚事没有着落，付小军偏和女友未婚同居，使得女友未婚先孕，不得不打胎，这让麻春连的心里很是不安。老实巴交的麻春连想一心一意省吃俭用，积少成多，逐渐致富，儿子和丈夫却不理解她，追随潮流买了电脑又开回二手丰田车，小孙子得急性肺炎、母亲牙疼没钱治牙，放着电脑和二手丰田车在家，却还要四处借钱授人话柄。这一连串不起眼的家庭琐事却真实的再现了当今时代境遇中贫穷家庭妇女的困惑和悲哀，坚守内心、勤勤恳恳的麻春连面临的遭遇却是被家人误解，被村民说三道四，被时代抛弃。《恐惧》中的每一件小事都是农村人家的真实写照，努力常常得不到回报，皇天辜负有心人，时代抛弃底层人。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政治、经济、文化、互联网……新奇的事物在最好的时代被创造出来，人类享受自己创造的所有一切，生活趋向精致情调。然而最好的时代只被最少的人分享，大多数人生活在最坏的时代，他们为生活所迫，不言梦想只谈生计，他们渴求爱意温暖，却只能承受艰辛冷漠。作家书写边缘人，用温情笔墨或隐喻笔法，呼唤潜藏在读者内心的爱意，关注社会中被我们忽略的群体。一个好的作家，不仅应该具有对社会生活开阔的观察视野，敏锐的洞察能力，并且能够在更宏观的文化层面中反思时代问题，在更大的社会层面上，唤醒普遍的人文关怀。

本栏责任编辑：王方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