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宽

1910年春节，宣统二年，末代皇帝溥仪那年4岁。按照惯例，皇室会在太和殿举行国宴，招待王公贵族和外国使节，皇帝只会出于礼节亲临，而不进食。宴会菜品极尽奢靡，据记载：“太和殿大宴原设宴桌210席，用羊百只、酒百瓶。”事实上，4岁的溥仪也没有吃什么东西，因为他还太小。那一年的上海，已经流露出关于春节的某些洋派的气质。春节当天（2月10日）出版的《申报》上有一篇杂谈：“新年各处同也，而上海之新年特别者：门上悬松柏，西例也；贺岁穿貂褂，京式也；体面商人元旦必手笼箭袖，仿宫派也；地方绅董初三日穿补褂拜年，忘忌辰也。”

春节之食，即便在动荡的帝国之末，也未曾改变其面貌。阖家、祭祖、团圆、互道新禧，都是必然的路数。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美食是奢望，能够吃一顿饱饭已经是安慰。

两年后的1912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布改用公历。那也是一个一切求新的年代，旧的、传统的，皆要废除，包括旧历中的新年。原指农历岁首的元旦和新年被用来指公历1月1日，农历岁首则叫“春节”。政府发出告示：“凡各地人民应将废历新年放假日数及废历新年前后所沿用之各种礼仪娱乐点缀，如贺年、团拜、祀祖、春宴、观灯、扎彩、贴春联等一律移置国历新年前后举行。”

1935年，一位作家写下一段关于中国人与食物的文字。他说：“人世间倘有任何事情值得吾人的慎重将事者，那不是宗教，也不是学问，而是‘吃。”这个人是林语堂。同样是在1935年，林语堂写下了一篇文章——《记元旦》：“我再想到我儿时新年的快乐，因而想到春联、红烛、鞭炮、灯笼、走马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