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荒田

2009年春天，我们在家乡。这天午后，站在镇政府外面，两点差五分，石阶上陆续响起脚步声，大小官员和办事员们带着午睡后残余的惺忪，走向办公室，我们随后跟入。一个多功能办公室的门开着，我们走向一张上面搁着“民政专桌”牌子的桌子前。来前，在县城官至计划局局长、55岁不到就被迫退休的老朋友早已电话联系过，所以，不必道明来意，在桌前埋头办事的干部已猜到我们是谁，来干什么。

这位“民政”资格相当老，背驼，瘦长的身躯，头发垂向桌面，活像一丛零落的秋后芦苇；一张忠厚的马脸，镂满皱纹，仿佛老榕树的根须，让我想起“案牍劳形”的成语。一个以开具五花八门的证明为人生使命的小吏，是一颗被“手续”和“文件”打磨成功的鹅卵石。他的乡音让我起了莫名的好感，凭着对家乡方圆十里的方言的熟悉，我几乎可猜出他的祖籍是哪个村子。不过，这里是原汁原味的老家，我并不稀罕他的“山尾佬”口音，尽管兼有大牛山深谷山风的粗粝和山坳羊肠路上推鸡公车汉子喘气的嘶哑，听来极为亲切。却由他想起当年办结婚证时遇到的老民政。老民政在“行政23级”原地踏步半生，每月工资55元5角。他可真是好人。那一回，也是烟雨时节，我和妻子走进公社办公室。老民政从案卷中抬起头，一看就知道我们是登记结婚的，要过妻子手里的照片，在登记簿里记下资料，从文件柜里抽出一张以红花绿草衬边的证书，填下名字，然后，一本正经地宣讲计划生育政策，“要避孕，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