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笔下的陈独秀

陈独秀和张国焘，是中国革命史上不容忽视的两个重量级人物。在风云际会的20世纪初，张曾为陈的学生，从此二人时分时合，在历史的舞台上演绎了惊人的大戏。张国焘晚年曾著有《我的回忆》，其中有诸多描述陈独秀的文章，资料很是可贵。

“无疑是一个难得的政论家”

张国焘生于1897年，1916年10月到了北京，成了北京大学的学生。他到北京几个月后，陈独秀才出现在校园中，任文科学长。论辈份，张国焘自然属于学生，他对陈独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是最先拥护的人员之一。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张算是发起人，后来因之而被捕。和陈独秀一样，由新文化的倡导而转向马克思主义。

张国焘晚年曾著有《我的回忆》，其中有诸多描述陈独秀的文章，资料很是可贵。比如记叙陈独秀出狱的文字，就描绘出了当时的氛围，陈独秀的英杰仪表跃然纸上：

“过了约两星期，陈独秀先生也未经审判悄悄的被释放了。北大同学在第三院举行大会，热烈欢迎他出狱。我任大会主席并致词，曾热情奔放地说：‘陈独秀先生是北大的柱石、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五四运动的思想领导者，我们可敬的老师……抗议北京政府非法逮捕他，对于他遭受的迫害，深致慰问；对于他的出狱表示由衷欢迎。’陈先生当场发表演说，表示他自己不受压迫与威胁，此后无论在北大与否，仍当继续奋斗。不久陈独秀先生终于接纳同事们的劝告，离京南下，从此再没有回到北大。”

陈独秀与张国焘，按天分都可以成为很好的学者。当时的环境却让他们作了另外一种选择，即由学术而转向政治。陈独秀与张国焘自愿地放弃了学人身份，甘愿做一个革命者，把五四的文化风潮，从书斋转向社会的内部。本来，一个政党的建立是该有充分的酝酿和思想准备的，但这两个北大人却没有精力在学术的层面沉下心来，造就一个新式的中国思想源。

1920年7月，张国焘到上海访问过陈独秀，他后来作了这样的描述：

“他虽然受西方文化甚大的影响，但基本上还是对于中国文化植根甚深的学者。他极富怀疑与批评的精神。他曾多年从事文化工作，文笔生动锋利。他严厉批评孔子的纲常名教思想和康有为等人的尊孔主张，以及一切旧思想和旧传统。他提倡文学革命，发扬科学与民主的精义。凡此一切虽大都导源于西方文化，但他能融会贯通，用以暴露中国固有传统的腐朽面，因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陈独秀

张国焘

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较迟，直到1919年初才发表同情俄国革命的文章。到这年底，他被迫离开北京以后，才认定马克思主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他的信仰马克思主义，最初也许是受李大钊、戴季陶等朋辈的影响。但进而组织中国共产党，则确是由于他自发自觉的挺身向前。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似乎也不是毫无保留的。他常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为蓝本，恰当地适应中国的实际环境。

他虽以1915年9月15日出版提倡新文化运动的《新青年》月刊而著名于世。但他早就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活动分子。辛亥革命时，他曾任安徽都督柏文蔚的主任秘书。他似未加入同盟会，但一直与当时的革命党人及左倾文人交游，也曾因革命失败流亡日本。他不是一个特殊的政治家，却无疑是一个难得的政论家。他的信仰马克思主义和组织中国共产党，主要是由实际政治观点出发。换句话说，中国半殖民地的处境和内部政治的黑暗，以及他个人政治上的遭遇，使他由一个急进的民主主义者走上国际共产主义的道路。

关于为什么要组织中国共产党这一点，我们谈论得很多，涉及的问题也很广泛。就我记忆所及，主要是下列各点：

第一，社会革命的内涵是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穷苦人民的自求解放。以中国实际状况而论，就非走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道路不可，证之俄国革命的经历也是如此。

第二，我们觉得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他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不够彻底。而无政府主义又过于空想，没有实行的方法。其他各派社会主义的议会政策又不能实现于中国，因中国在可见到的将来不会有良好的议会制度。

第三，未来的中国共产党仍应从事新文化运动、反军阀运动、反日爱国运动等；只要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去适应的进行，就没有说不通的道理。

第四，不应顾虑共产主义的曲高和寡，站在革命立场上，应当有一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最终目标，长期努力来促其实现。要讲革命——不分主张温和或急进都会被视为洪水猛兽，遭到残酷的镇压，现在我们进而组织共产党，在旧势力的心目中也不过是在十大罪状中加上一条“共产共妻”的罪状罢了。

第五，中国工业不发达，工人数量甚少，文化落后，因此，一般工人还谈不上阶级觉悟，还不能成为共产运动的骨干。但五四以来，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青年日有增加，如果集合起来，就是推进这一运动的先驱。未来的中国共产党虽然一时无夺取政权的希望，但现在就必须认真的发动起来。”

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文献，陈独秀与张所谈，至少回答了一个问题，就是在落后、贫弱的中国社会，产生社会主义思潮是必然的。陈独秀最初组建共产党，就已意识到像国民党那样的体制是有问题的。

聪慧、果敢、富有人情味儿

在张国焘的眼里，陈独秀聪慧、果敢、富有人情味儿。有时喜怒于色，说一些伤人的话。他不太记仇于人，争论之后，倘认真思索问题，觉得自己有错，还敢于承认，是有气魄的。《我的回忆》对陈独秀的把握，是建立在书生的基点上，并无政客的一面。张国焘写道：

“陈先生曾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此时充当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确实具有多方面的特长。他是中国当代的一位大思想家，好学深思，精力过人，通常每天上午和晚间是他阅读和写作的时候，下午则常与朋友们畅谈高论。他非常健谈，我住在他家里的这一段时间内，每当午饭后，如果没有别的客人打扰，他的话匣子便向我打开，往往要谈好几个钟头。

他的谈吐不是学院式的，十分的引人入胜。他往往先提出一个假定，然后层出不穷的发问，不厌其烦地去求得他认为最恰当的答案。谈得起劲的时候，双目炯炯发光，放声大笑。他坚持自己的主张，不肯轻易让步，既不大显著的差异也不愿稍涉含混，必须说得清清楚楚才肯罢休。但遇到他没有考虑周到的地方，经人指出，他会立即坦率认错。他词锋犀利，态度严峻，像一股烈火似的，这和李大钊先生温和的性格比较起来，是一个极强烈的对照。”

张国焘的回忆录不止一次地记录了陈独秀的发脾气、愤怒和焦虑，因为他判断的事情与共产国际的代表是迥异的。一种巨大的力量弥散在他的四周，使之不得前行。那时候他感到了党内独立见解的不易确立，个人的真实感受成了“罪过”。连瞿秋白这样文人气的人，在掌权之时亦带有片面的、激进的一面。政党机器的运作过程，“反将个体的人血肉之感抹杀掉了”。张国焘这样写道：

“他之反对瞿秋白的暴动政策，与我是完全一致的。他认为这种儿戏暴动的行为，不合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也违反列宁关于暴动的遗训；而且事实上每次暴动都遭受严重的失败。他曾屡次向中央进言，改变暴动政策，但无效果。现在，他极愿与我共同纠正瞿秋白中央的错误。

我则指出我们以往一切对中央的劝告，都被当作机会主义的见解，遭受拒绝了。我慎重建议为了有效的挽救中共，和抛弃以往纠纷以及开展以后的光辉前途，应另行组织一个工农党；这个党仍以原有的同志为基础，扩大其政纲要点仍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实现土地革命，但不再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瞿秋白中央的一味盲动，是以共产国际的指示为护符的；罗明那滋等共产国际代表，不懂中国情况，任意胡闹，是祸害的根源。如果命名为‘工农党’的新组织，不再是共产国际的支部，而只是国际主义下的友党，一切取决于党内多数，也许可以减少一些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进而由黑暗步向光明。”

张国焘与陈独秀在晚年都放弃了政党事业，在政治的层面无疑是失败者。

关于他们的批判文章和图书，已很是不少。作为一种现象，在讨论二人的历史时，以成败论英雄未必正确。问题在于，在政治上失败了的他们，在文化心理上胜利了吗？如果没有的话，其中引发出的教训是什么？张国焘的情况十分复杂，世人对其有好感者不多，暂且不谈。仅陈独秀带给后人的遗产，是丰沛的。

（梁衍军荐自《文史精华》2016 年2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