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势力祸港乱港背后的真正图谋

2016-04-19本刊编辑部

新传奇 2016年8期

某些势力祸港乱港背后的真正图谋

特首梁振英将大年初一晚上至初二凌晨，发生在香港旺角地区的骚乱称为“暴乱事件”。少数极端人士不断拿法治开刀，毁的是香港市民安居乐业的基础，还宣扬香港的问题都是“回归造成的”，然而我们知道历史根本不会买这个账，他们的背后必有图谋。

披着“民主”外衣的非法行为

2月8日，大年初一夜里，大多数中国人正在欢度春节时，在香港旺角街头，却上演着这样一幕：众多示威者用垃圾桶、木板、玻璃瓶攻击警察，警员则用警棍和胡椒喷雾还击，双方冲锋扭打。

香港媒体称，事件起因是有无牌小贩趁春节在街头摆卖，并与到场取缔的食环署人员冲突，及后有一批政治组织成员加入起哄，部分人戴口罩或蒙面，当中有人怂恿小贩到朗豪坊一带摆卖，期间有民众把手推车推到马路上，阻碍交通，更与警方口角，令局面演变成警民对峙。有暴徒趁机滋事，多次冲击警方防线并袭击警员，警方多次施放胡椒喷雾，控制场面，有交通警员向天鸣枪两响，保护遇袭同袍。事件到天亮仍未平息，旺角西洋菜街的街头有多处遭纵火。事件中有一百多名警员和记者受伤送院，部分伤势严重。年初五又有几十辆汽车被烧，警方不排除这次骚乱是有预谋事件。

随后，英国政府12日向议会提交《香港问题半年报告》，里面就5名铜锣湾书店人士前往内地接受调查等事妄加评论，宣称北京的做法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并指香港的“一些权利和自由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中国外交部随即对伦敦这份报告表达了坚决反对。

《香港问题半年报告》是英国单方面从1997年香港回归起就开始实施的机制，最新的这一份已是第38期。它从法理上原本就是荒谬的，因为香港已经回归中国，英国对香港进一步的“责任”已无任何国际法基础，它是英方虚幻出来的自娱自乐的东西。香港有少数人仍对西方的干预存有幻想，希望它们至少可以增加香港反对派开展极端政治对抗活动的筹码。

内地有不干预香港特区政府施政的强烈意识，内地舆论谈论香港事务也很克制。倒是香港反对派干预内地政治生活的热情高得离谱，从他们叫嚷到给内地政治对抗人士提供各种支持，包括铜锣湾书店向内地公众推销政治八卦书籍等等，其实都是在挖基本法的墙角。

旺角暴乱发生后，一些论调认为此次暴乱的根源在于经济问题、民生问题，认为特区政府在解决民生困难方面做得还不足，一些市民才对特区政府有这么大的怨气。

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刘乃强表示，实际上，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并不成立，且具有很大的迷惑性。香港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状况显然没有某些别有用心者说的那样糟糕。况且，香港目前的一些经济民生问题并不是特区政府造成的。实际上，特区政府一直努力地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但在立法会却因为反对派“拉布”而处处遭到掣肘。因此，以眼下的一些民生问题为借口来攻击特区政府是完全错误的。

参与本次骚乱的“本土民主前线”初创成员以本地一些“90后”为主，是一个带有强烈反内地情绪的激进组织，在去年几次所谓“反水客”活动中开始活跃起来。该组织不认同中央对香港的管治，故意挑拨两地居民的关系，鼓吹“暴力抗争”，且带有明显的分离主义色彩，不少成员都是“港独”分子。刘乃强称，如果相信这些本土激进组织嘴上说的所谓“民生”、“民主”议题，那就中了他们的圈套。本土激进组织策划这次暴乱，实质上就是要捞取“政治资本”，为今后染指并登上香港政治舞台做准备。如参与暴乱而被抓捕的“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梁天琦，就是近期将参选立法会新界东补选的候选人。

香港《明报》2月13日引述行政会议成员张志刚的话称，前年的“占领行动”将香港法治当作赌注，打破大家信守的规则，就如同打开了潘多拉盒子，为社会埋下不稳定因素，希望社会不要再为暴乱找借口开脱。

刘乃强认为，要组织这场暴乱，装备、后勤、人工费估计得花费几十万到上百万港元。“本土民主前线”的几个发起人都是刚刚走出校园，幕后可能有“黑手”支持。

香港工会联合会（工联会）2月21日举行“全民反暴力守护香港”大游行，共有逾千人参加，呼吁支持香港法治及和平的市民一齐反暴力，维护香港稳定及和平。

英国为何不早给香港“民主”

那么幕后“黑手”究竟是谁？目前还无从得知。不过部分香港及外国媒体近日来陆续刊文指出20世纪50年代港英政府是由于中国政府的压力与干预，才被迫放弃在香港推动民主化政治改革。然而，若认真考察当时港英政府最高领导人——时任港督葛量洪本人的说法，便可知道这类断章取义的说法并不可信且有混淆基本事实之嫌。

2014年10月27日的《纽约时报》发表了记者杰安迪一篇特稿。文中，杰安迪声称自20世纪50年代起，港英政府曾多次谋求在香港推动以民主化为目标的政治改革，但最后却由于大陆方面的压力而被迫放弃。有关此类论说的新闻报道最早是来自香港本地的《明报》与《苹果日报》。2014年初，香港辅仁网又刊登了一篇《英国为何不早给香港民主？——英国档案提供的答案》的文章，其中摘引了英方档案内英国外交部官员的相关议论与回忆。

在这份文件中，记录了周恩来在1958年1月30日对访华英国代表团发出的严正警告：“中国反对英国任何将香港变成自治领的作法。”而这段史料在辅仁网的这篇文章则被解读为“中国大陆反对香港民主自治”的证据。在《纽约时报》的报告中，亦是根据这种解读得出了“北京曾多次反对港英政府引入民主选举”的结论并加以报道。

即便只是仔细阅读《英国为何不早给香港民主》文中所展示的档案原件，便可清楚发现当时周恩来的发言并未谈及香港内部政治改革的问题，主要是反对香港若变为自治领而损害中国主权的问题。

《英国为何不早给香港民主？》原文中，周恩来明确指出香港绝不能如新加坡般成为自治领。那么如果成为自治领对于香港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在大英帝国的殖民地体系中，“自治领”可被视为殖民地迈向独立的最后一个阶段。

1931年英国国会正式通过《威斯敏斯特法》，正式承认加拿大、纽芬兰、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及爱尔兰为自治领，英国不再干预其内政。二战结束后，大英帝国日渐衰落，继而不得不同意给予各处殖民地更大的自治权乃至独立。自治领便成为大部分殖民地独立前的过渡“政治身份”。

依照英国政治的代议制议会传统，其殖民地若要独立，需要“依样画瓢”来建立各自的议会政治制度并以此获取政治合法性。所以，伴随着各殖民地独立诉求的高涨，政治改革同样也在大部分原英属殖民得以开展。

其实，当年的香港也不例外。

1946年5月1日，英国从日本人手里再度接管香港。复任总督杨慕琦马上雄心勃勃地抛出了自己的“政改计划”（亦被称为“杨慕琦计划”）。主旨是成立民选市议会，下放部分港府权利。该计划另一个意图便是重塑英国政府在香港的声望，进而淡化香港人回归中国统治的意愿。

不过，复任仅一年，杨慕琦便退休返英，而他的计划也很快就被束之高阁。然而，使“杨慕琦计划”最终化为泡影的并非来自日后中共政府的压力，而恰恰是港英政府主动选择的结果。换而言之，港英政府在衡量自身利弊后，选择放弃在香港推行所谓“民主化”，转而强化集权的“总督制”。

杨慕琦的继任者、第22任香港总督葛量洪便对“杨慕琦计划”嗤之以鼻，认为此举只会动摇英国在香港的统治基础。

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1952年前后，葛量洪一直在努力说服英国政府放弃整个政治改革计划。当时英国本土选民其实对香港政治改革议题毫无兴趣，没人关心香港能否推行民主选举制度。在大部分英国人眼中，香港只要能维持其贸易与经济地位即可。

1952年10月20日，英国下议院正式宣布彻底放弃“杨慕琦计划”，停止香港的政治改革计划。所以，早在1952年英国政府便已经彻底放弃了在香港推动政治改革或曰所谓“民主化进程”。今日若仅凭周恩来多年后的发言推导出是中国施压迫使英国不得不终止香港政治改革的结论，似乎是颠倒了历史发展的因果顺序。

美国需制造一次针对中国的地区性危机

而中国军事理论家、空军少将乔良则从另一个角度看到了，此次骚乱还有另外的隐情。

他认为，1997年，也就是美元指数整整走低10年之后，美国人通过减少对亚洲的货币供应，使美元指数反转走强，亚洲大多数国家的企业和行业遭遇流通性不足，有的甚至干脆资金链条断裂，亚洲出现了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征兆。

于是一个名叫索罗斯的金融投机家，带着他的量子基金和全世界上百家的对冲基金，开始群狼般攻击亚洲经济最弱的国家——泰国，攻击泰铢。一个星期左右，由此开始的泰铢危机一路向南，陆续传导到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菲律宾，然后北上传导中国台湾、香港、日本、韩国，一直传导到俄罗斯，东亚金融危机全面爆发。这时，全球的投资人判断亚洲的投资环境恶化，便纷纷从亚洲撤出自己的资本。而美联储则不失时机地吹响了加息的号角。跟着号音从亚洲撤出的资本又一次到美国去追捧美国的三大市，给美国带来了第二个大牛市。当美国人挣够了钱以后，便拿着他们从亚洲金融危机赚到的大把的钱又回到了亚洲，去购买亚洲跌到地板价上的优质资产。此时亚洲经济毫无还手之力，这次危机唯一的幸运者是中国。

此后，如潮汐一样准确，美元指数经过6年的走强，到2002年，再一次开始走弱，然后，又是10年时间，到2012年，美国人又开始为美元指数即将由弱转强做准备。办法还是老一套：给别人制造地区性危机。于是，我们就先后看到，在中国周边陆续出现天安号事件，钓鱼岛争端，黄岩岛争端。几乎全在这一时期密集出现。但是很不巧，美国在2008年玩火玩大了，自己先遭遇了金融危机，结果使美元指数走强的时间被迫向后推延。

眼下中国已经成了从全球吸引和获得投资最多的国家，大量国际资本由于看好中国经济进入中国。从经济规律上讲，一个中国的经济规模就相当于整个拉美，甚至比拉美的经济总量还要大；和东亚经济比，也可以说中国经济相当于整个东亚。而过去十年里，中国的经济总量增长到全球第二，如此一来，美国把第三次“剪羊毛”的目标瞄准中国，一点不奇怪。

如果这一判断成立，那么，从2012年中日钓鱼岛争端、中菲黄岩岛争端之后，中国周边的事情层出不穷，一直到去年中越“981”钻井平台冲突，再到后来的香港“占中”事件。这些事件还能看成是偶然事件吗？

中国政府在去年宣布了要实现“沪港通”，全球的投资人都热切地希望通过“沪港通”，在中国捞一把。过去西方资本不敢进入中国股市，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进行严格的外汇管制，宽进严出，你可以随意进来，但是你不能随意出去，所以说他们一般不敢到中国来投资中国的股市。“沪港通”之后，他们可以很轻松地在香港投资上海的股市，挣到钱后可以转身就走，于是上万亿的资本滞留在了香港。这就是去年9月之后，也就是香港“占中”开始直到今天，“占中”势力及其幕后推手始终不肯罢休，总想卷土重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美国人需要制造一次针对中国的地区性危机，让滞留香港的资本撤出中国，去追捧美国经济。

香港是特别行政区不是“飞地”

旺角暴乱系香港的激进分离组织所为，香港《公安条例》第十九条固然能够确定“暴动罪”，但是，总地看，香港现行法律不足以“禁止任何叛乱、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以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

激进分离组织发动“旺角暴乱”，把落实《基本法》第二十三条问题再次摆到了特区政府和香港社会面前。

诚然，当前香港政治经济社会深层次矛盾相互纠缠、十分复杂，尤其，经济形势迅速恶化，而本届政府余下任期不足一年半，今年9月将举行第六届立法会竞选，12月将进行第五任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选举，有志连任和角逐者很快将展开竞选活动，短期内，香港的确很难落实《基本法》第二十三条、重启本地相关立法工作。

但是，本届政府和爱国爱港阵营不是无可作为，相反，必须清醒认识“旺角暴乱”的严重性质，为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深入批判、坚决遏制和打击激进分离组织竭力鼓吹的“本土主义”、“去中国化”和“港独”言行。

2003年下半年，特区第二届政府为落实《基本法》第二十三条所进行的本地相关立法功亏一篑，根本原因在于当时香港社会缺乏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观念和意愿，相反，在香港不少居民头脑里，历史所造成的怀疑甚至对抗国家政治制度的意识根深蒂固。

不少人对有关国家安全的本地立法条款不甚明了，却根据成见和偏见，误以为有关法律将削弱甚至剥夺香港居民的言论甚至人身自由。当时，特区政府有关官员做了大量解释工作，但是，“势单力薄”，斗不过旧传统、旧观念。

从特区第一个5年（1997年至2002年）“井水不犯河水”，到特区第二个5年（2002年至2007年）《基本法》第二十三条本地立法工作夭折，再到特区第三届政府最后一年（2011年）开始，香港与内地经济融合遭遇干扰和抵制，尤其特区第四届政府自2012年中上任以来，先是国民教育“胎死腹中”，继则反对派实施非法“占中”令普选目标成“镜花水月”，这一切，一直有旧传统、旧观念在作祟。

归根到底，反对派以及在意识形态上认同反对派的香港部分居民仍然视回归祖国近19年的香港是一块“飞地”，不愿意接受《基本法》第十二条所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

必须承认，实行“一国两制”比预想的艰难。但在任何时候，希望香港“好”，是内地社会始终如一的态度。内地社会愿意看到香港持续繁荣的主流愿望不可能改变。回归的香港怎么样才能更好，需要不断摸索、实践，我们切不可被一些别有用心的力量“离间”了。

（新华网2016.2.17、观察者网2016.2.16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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