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龙 李湘宁 徐书鸣

1980年代，孔飞力在接触到“叫魂”的相关史料之前，本是打算研究清政府内部的通讯系统如何影响其决策。[1]显然，政治决策离不开内部有效的信息沟通，在一个上下级关系严明的政治体系之内，要做出恰当的决策，更是离不开上下级之间有效的信息交流。

如果把目光转向中共，就可发现上述问题对于这个高度集中的政党而言，依然是成立的。事实上，请示报告制度就是中共常规信息交流机制的核心。但是对于这一制度的起源及其历史演变，我们目前还所知不多。更重要的是，在研究中共历史时，我们又极其倚重中共党内的请示、报告和批示这类材料，但是这些史料是在怎样的制度语境下产生的，一定程度上尚未被研究者系统地予以揭示。

1949年9月到11月，华东局、中宣部、华北局、西北局的相关负责人先后向中共中央写信，检讨自己所辖范围内出现的“无组织无纪律现象”，即事先未得到中央批准而擅自发言表态、作出决策的行为。[2]而这时距离中共中央在1948年1月正式推行完善的请示报告制度已近两年。正如胡乔木所指出的，毛泽东在1948年通过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和健全党委制，是要“集中权力于中央，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其中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又是毛泽东本人抓得最紧的一件事情。[3]

这就引出一个问题：中共作为一个在战争中长期经受锤炼且纪律极为严密的政党，何以在推行这一加强统一领导的正式制度上如此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