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项飙对“知青时代终结”的宣告到郑永年关于中国“知识短缺时代”的判断，都一再引起中国知识界的热烈讨论，这无不彰显时下学人对中国社会科学继承发展的忧虑。当今日中国再次面临时代更迭、中西碰撞，社会问题纷繁复杂的局面，我们的社会科学能够为国家发展带来怎样的思想启示与决策参考？而社会政治环境又将如何影响学科建制？这些问题在今天显得尤其重要。

中国社会科学与中国政策研究之间的关系及其弊病，可以在当前高调开展的“智库建设”中窥见一斑。郦菁梳理了智库的制度基础及别国经验，这个源于美国政治体制的舶来品，在中国相对封闭的，政策研究局限于权力结构与精英网络之中的政治制度下，其实践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郦菁认为郑永年就智库建设凸显出的中国社会“知识短缺”的批评并没有切中要害。智库理念的贫乏更多是源于“独立性”的缺乏，中国政策研究体系的“差序格局”导致研究的低效重复和资源分配极度不均，而公共讨论的参与更是鲜有闻听。在这种政策研究模式及西方社会科学范式的双重影响下，中国社会科学的问题与其说是“知识缺乏”，毋宁说是“价值缺失”——学者对政策领域缺乏关切，对公共价值和弱势群体也缺乏关怀，而陷入了一个为形式实证主义所困的“范式”牢笼中。

渠敬东在访谈中毫无保留地批判了趋附“方法主义”所带来的“学问与生活的疏离”，这导致了社会科学整体学术范式的深层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