郦菁

从2014年10月以来，一场前所未有的智库建设高调展开。2015年初，中央正式出台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紧随其后，各类政府内外，特别是大学内部的研究力量和准研究机构，纷纷以智库的名目重组，以便在财政支持的政策研究体系中分一杯羹。与此同时，各路媒体和民间机构虽也加入了智库建设运动，但在影响和资源上无法拟论，而少数声音略大的亦有千丝万缕的官方背景。然而，在这大约一年半左右的时间里，在巨量的财政投入之后，想象中百花齐放、异说竞起的局面并没有出现。无怪乎郑永年对于中国政策研究的尖刻批评一经刊出，就激起了学界内外激烈的争论。那么，智库建设运动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还是中国当代政策研究体系总体结构和制度的痼疾？另一方面，政策研究的母领域——社会科学——是否已陈陈相因，亟待变革？问题到底是知识的缺失，还是价值的缺失？

政策研究的政治根源

从智库问题开始讨论，必然先要考察这一舶来品的制度基础和美国经验。实际上，智库作为一种政策研究的组织方式，正是在美国特殊的权力结构和制度安排中生长出来的，并且抓住了二战前后对新型研究的需求、60年代社会政策扩张和70年代保守主义重新兴起等政治机会，得以成为美国政治制度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门。而从比较的视野来看，智库既不是公共政策研究场域中必不可少的参与者，也并不必然要采用美国的组织方式，且本身的历史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