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鹏

自2003年香港五十万人反“廿三条”立法大游行，到2012年反“国教”运动，再到后来持续爆发的反陆客、反“双非”、“反水货”等陆港冲突，影响“一国两制”和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根本性问题似乎没有解决。“一国两制”下的“高度自治，港人治港”为香港开启了朝向开放、民主的政治实践，但与此同时，香港也由一个政治和行政统合性极强的体制，蜕变为一个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多领域、体制内外遍布“否决玩家”的碎片化体制。而无论是《基本法》的宪制安排，还是中央作为主权者所享有的“全面管治权”，都没有对这些“否决玩家”实施足够有效的约束和管治。

香港的民主实践暗含着政治体制的碎片化

“否决玩家”理论与体制“碎片化”

一个国家写在宪法上的建制与实际政治过程中的权力运行，往往呈现巨大分殊。政治学家台布利斯（George Tsebelis）曾提出，无论任何政治体制，在某种程度均存在诸多“否决玩家”（veto-players），那些活跃在舞台上拥有巨大组织能力的强势“玩家”或新兴政治“玩家”，如果利益分配或分享政治权力的诉求得不到平衡，他们就会利用自身在政治和社会领域的优势，行使“否决权”，破坏政治体制所必要的集中，有时甚至不惜破坏宪制秩序。[1]“否决玩家”还可以分为接受现有体制的玩家和不接受现有体制的玩家，但对于政府有效施政的影响本质是相同的。

“否决玩家”的直接后果是带来体制“碎片化”，使政治体系和行政体系双双呈现高度分散的状态而无法形成发展所必要的集中，前者即“政治体系碎片化”（political fragmentation），后者则是“行政体系碎片化”（administrative fragment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