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晓珊

大学排行榜对大学行为的影响

● 陈晓珊

大学排行对大学行为的影响既有正面的影响，也有反面的影响。正面的影响主要在于增强大学的竞争意识、激发高校发挥学科优势、为政府和大学提供决策依据、增加高校的资金募集力度等方面。负面的影响主要在于导致大学过度关注规模扩张，忽视内涵式发展；过分重视科研成果，忽视人才培养；促使高校特色淡化，趋同性增强；致使高校过度功利化，忽略应有的本质追求。为提升大学排名的良性影响，应不断更新大学排行理念、完善指标体系设置、构建监管运行机制、完善数据搜集系统。

大学排行；评价体系；大学行为

当前，大学排行类型和种类越来越多，有综合排行，也有各类学科排行。大学排行的多元化发展不可避免地对高等院校内部人事调整、学生择校、公众了解大学、政府决策、企业选拔人才、高等教育改革等诸多方面产生一系列的影响。但影响至为深刻的，还是大学的办学行为。大学排行对大学行为的影响既有正面的影响，也有反面的影响。如何扬长避短趋利避害，提高大学排行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使得大学排行起到正面导向作用，更有利于大学发展，有待于我们不断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一、大学排行对大学行为的积极影响

大学排行使得高等院校对自身教学质量、社会地位和社会认可度的关注度加强。大学排行的名次靠前，涉及社会、经济、文化资本的优秀师资、优秀生源、资金投入、物资捐助、被认可度就会增加，由此，大学就要通过种种策略来激励调整自己的发展，以保证或改善他们在大学排行中的位置。[1]

（一）增强大学的竞争意识，促进高校的健康发展

大学排行激励大学不断建立健全高校科研人员引进、培养机制。高校用优厚的条件引进选拔高素质、高能力的科研人员，人才争夺在近些年由于排名竞争压力逐渐白热化。同时，高校也加大内部挖潜的力度，在整合现有科研力量、提高科研人员整体素质的同时注重优秀科研团队的建设。大学排名引导大学更加重视科研立项，使得大学的科研有了明确的方向和阶段性目标，也促进了科研工作效率的不断提高。大学有集科研资金、科研人员、科研设施于一体的综合优势，可以进行配套研究、集中优势力量进行科技攻关、成果研发。可以说，大学利用科研条件和研发力量推动了我国科研成果的爆发式产出。大学排行促进学校重视科研工作，千方百计激发教师的科研积极性。大学评价指标影响大学的绩效考核、职称评定、奖励等各项制度设计，各校纷纷把指标权重大的期刊列入评职称和获奖的目录，进而激发了教师的科研潜力，强化科研项目的等级与论文质量，专利数、获奖数大大增加，在某种程度促进了教师科研水平的提高。

大学排行影响着高等教育的优先发展领域，驱使大学向有更好绩效的领域重新分配资源，向更具有生产力和更好绩效的学科发展。大学排行体现了社会对大学的要求，给大学的发展提供建设性的建议，以适应社会的发展需求。通过大学排行，我们可以发现高校近年来的变化规律，学校在教学、科研以及学生管理等方面的变化，为今后学校的发展制定长期的发展计划，更好地符合高校的发展规律。从高校自身来看，将大学排行视为与其他高校相比较的参照物，通过对比研究，大学可以认识到自身的不足之处，研究正确的发展策略，提高自身的办学质量，从本质上促进高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三大社会职能的完善。

大学排行榜正塑造着高等院校的行为，一些大学明确地将提高排行作为学校的战略目标。大学排行可以使各大学通过内部的比较，鞭策排行相对落后的大学，排行相对靠前的大学继续保持自身的优势再接再厉，形成高校内部间的良性竞争机制。

（二）激发高校发挥学科优势，推动大学分类方法的确立

大学排行榜既有学科排行又有综合排行，可以激发大学发挥学科优势，坚持特色办学，增强学科竞争力的同时提高综合实力。高校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形成独有的特色，有自己的优势学科，有明确的办学目标与理念，培养专业性的人才。当前我国正进行“双一流”建设，高水平的院校绝对不是一蹴而就、一朝一夕建成的，需要精神文化、学术资源、教学水平与科研能力等多方面长期的积累沉淀。这方面，大学排行对于“双一流”建设具有一定的助力。以网大榜为例，网大榜的指标体系包括学校声誉、学术资源、学术成果、学生情况、教师资源、物质资源等，指标体系设置全面，督促大学全面发展，有利于提高自身办学水平和综合实力。

由于各个高等院校的职能不同，要使大学排行走向科学合理，提高信度和效度，首先要对大学进行科学合理的分类。我们一直将高等教育分为综合、工科、医药、农业、林业、财经、政法、民族、语言、体育、艺术院校等具体的学科门类，这与当下学科发展的趋势已不完全适应。当下学科建设向交叉融合发展，独立的学科分类已经跟不上学科的长远发展。一些学者和排行机构不断进行科学的大学分类实践，不断在探索高等院校的可比性问题。要在借鉴国外大学成功的分类经验基础上，根据本国实际国情进行深入探索，探寻合理的国内大学分类标准。

（三）为政府和大学提供决策依据

大学排行被政府作为加快高等教育改革和建立精英大学的政策工具，高校领导和政府主管部门正将大学排行作为一个实施变革和内部重建、资源分配和学术变革的管理工具。国家、政府和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对高等教育进行宏观调控，指导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调控和指导的方法和手段多种多样，但必须建立在充分了解高等教育的现状之上，大学评价是最有效快捷的途径。大学排行不只是给大学排出了先后次序，更为重要的是其评价指标体系反映出了学校在教学、科研、行政管理、学术成就等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每年一次的大学排行所形成的排行历程，可以动态地反映特定学校的发展规律。认真分析各指标的强弱和相互之间的影响，能够准确地找出学校的发展潜力，找出学校对社会的参与程度和与社会的关系。大学排行揭示的各个学校的实际情况，可以为各级政府在大学教育工作宏观调控决策时提供参考依据，方便政府制定各方面的相关政策。合理的政策调控可以推动各项工作的积极进行。哪些学校，哪些方面需要加大投入，如何制定政策调整政策来推动教学科研发展，都可以从大学排行指标体系的分析中进行判断。

大学排行是社会监督大学发展的一种方式，它的发展有利于社会评价机制的完善。大学排行主要来自于社会机构，这说明它在发展过程中需接受社会的监督和认可，以促进大学体制的不断完善与发展。大学排行的作用不仅体现在监督上，还在大学与社会之间起着沟通桥梁的作用。

各大学自身也可以从大学排行中找差距、寻对策，增强忧患意识，推进学校全面发展。高校应该保持冷静的头脑和平静的心态，认真研究大学排行及其评价指标，从中发现不足和有待改进的地方，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高等院校应该在充分自我认识的基础上，合理利用大学排行来调整自己的相关政策和发展战略，提高学术质量和学术水平，推动自我的发展。

（四）增加高校的资金募集力度，改善高校办学条件

社会资助作为院校教育经费的一个重要来源，很容易受到大学排行的影响。大学排行对高等教育的资源、高等教育资本流向、高等教育资本的流量有重要的引导作用。各个高等院校获得教育资源和社会资本能力的强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学排行位次。大学排行的高名次能够使高校获得新的财政来源并从现有捐赠者获得更多资金，也使捐赠者的捐赠理由更加充分。[2]就校友捐赠来说，一般名次靠前的学校，校友的自豪感和捐赠的热情越高，源于对母校的认同感和对自我成功的感恩程度越强。所以大学排行靠前的高等院校容易获得更多的捐赠，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也更丰富。优势的物质资源、突出的科研教学有利于高等院校和国内外知名企业、国内外著名研究型大学建立良好的合作性研究或开展产学研合作。这些院校的科研数量和质量以及学历层次都更容易得到社会认可，可以获得更广泛的推广，研究成果也更容易得到相关领域的学术话语权。

二、大学排行对大学行为的消极影响

大学排行归根结底只是排行机构对于大学办学质量的一个评价结果，这个评价结果越是被社会和大学关注，其产生的负面影响就越大，大学就会愈加被导引到对指标的追求上，从而偏离应有的发展轨道。

（一）过度关注规模扩张，忽视内涵式发展

目前的大学排行普遍采用总量指标，因此，学校规模越大，总产出就越多，学校排名就越高。以生源质量指标为例，它按照各学校的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专科生的毕业数量以一定的权重加权给出分数，作为人才培养评价结果。其他评价指标如武书连排行榜，优秀博士论文、研究生学术竞赛奖、研究生教学成果奖、本科生学术作品竞赛奖、本科教学建模竞赛奖等三级指标都是按总量计算而没有人均量。又如1999年网大榜，学术论文（SCI，EI，ISIP）的数量和科研经费都是按总量计算而不是人均量。这样的评价导向多是倾向数量和规模。在这样的排行导向下，使得一部分高校忽视了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效果。部分高等院校为了扩大招生，忽视自身的实际情况，盲目设置所谓的热门学科与专业，忽视社会的就业需求以及自身是否具备相应的教学资源。各大学采取并校扩张等方式增大规模，造成过度规模扩张，国内出现许多三万人甚至五万人以上的大学。由于不具备人、财、物等基本的办学条件，再加上必要的学科基础和学术氛围的缺乏，所以基本的教学质量往往都难以保证。大学片面追求规模，忽略其学科结构、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益，导致高等教育总体结构不合理、质量难以提高、总体效益（包括社会效益）较低。[3]教育过程和其他的生产过程一样，需要投入充足的人力资源、财力资源和物力资源。目前高校盲目扩张带来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不足影响了教学质量科研水平，进而影响了毕业生的教育质量和就业率。

（二）过分重视科研成果，忽视人才培养

与人才培养相比，科学研究成果指标的提高相对来说见效快，对于大学排名拉升成效明显。为了提升大学排行的相关指标，一些高校以提高论文成果和专利数量为目标，大幅度增加科研投入，出现了以科研为主业，培养人才为副业，重点激励科研的状况，忽视了院校最重要的人才培养功能，造成科研与教学失衡。排名将大学的注意力从教学和社会责任转移到排名指标看重的科研类型上来。[4]主要表现在：

第一，职称评审、项目评定中造假现象严重，拉关系之风盛行。许多大学把排行指标中得分高的项目内容作为本校教师评职称的基本条件，还有些学校将其作为博士生毕业的必要条件，有些教师为了评职称，学生为了毕业，在网上买论文。各个学校围绕大学排行指标定科研奖励办法，教师为获得奖励采取各种方式获取相关的项目和奖励。有些排行榜把博士点、硕士点、国家重点学科、重点研究基地作为评价指标，致使一些高校通过各种私下活动的方式争取硕士点和博士点，获得国家重点学科和重点研究基地，助长了学术不良之风。为了获奖和评委拉关系，为了出论文和编委拉关系，为争项目和有关单位领导拉关系，有的甚至采取送礼等不正当手段，以达到项目立项的目的，严重败坏了学术风气，恶化了学术环境。

第二，论文权重过重，论文发表商业化。论文在科学研究中占有重要的权重，为了提高考核指标，出现了只追求论著的数字、数量，而对学术质量、学术水准不重视的现象。这种过分强调学术成果、量化指标的方式，使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都按定量加定期的办法来催生学术，导致高校研究者很难静心搞学术研究，急于出科研成果，科研短期化行为不断出现。出版界出现了一些代发论文的“掮客”，他们高价为需要的人代理发表职称和学位的论文，与编辑部勾结谋取暴利，有些期刊发一篇论文要价万元以上。出版发表、编辑审稿是学术论文刊登的重要环节，这个本应是一片净土的学术高地却出现了严重的腐败现象。学者通过拉关系、找熟人、联络感情、指定审稿人、资助发表出版、拉拢贿赂的方式发表研究成果。学术出版机构、编辑和审稿人以出价多少确定出版与否，而不坚持学术标准、忽视学术质量和学术公正性。一些期刊出卖版面、刊号、索要高价稿费。这些不良之风都驱使学术气氛商业化。

（三）促使高校特色淡化，趋同性增强

不同类型的大学侧重点和任务不同。研究型大学是以科研为主，专科学校或者职业院校以教学为主。不同类型的学校对于教师也应该有不同的要求，统一的职称评审要求自然是不合适的。对于研究型大学来说，主要侧重于科学研究，看中的是教师的科研能力和论文质量；以教学为主的大学，重点是教师能够抓住学术前沿，把先进的科研成果和教学方法应用于实际教学。大学排行致使高等院校放弃自身的独特使命盲目模仿其他成功的、名次靠前的大学组织、结构及运作方式，导致大学与大学之间的模式变得越来越接近。

高校要生存发展就需要有自己的办学特色，发挥学科优势，这是高校竞争的核心。在办学过程中，无论是重点院校还是普通院校，都要合理定位并秉承自己的办学理念。但是大学排行对所有高等院校用一种评价体系进行评价，不考虑院校的多样性、复杂性，不考虑院校的特色。一些高校以提高指标为目的进行综合性战略规划，盲目攀比、追求名次，致使高校特色淡化，趋同性增强。

（四）致使高校过度功利化，忽略应有的本质追求

大学排行为大学的根本变革、加快改革和追求特定目标提供了隐形的标准。高等院校在大学排行榜中的位次高低，对其生源质量、毕业生就业、获取各种经费等都会有所影响，这就诱导越来越多的高校以大学排行位次为目标或基准，而忽略了作为大学本应有的价值追求。许多高校将招生、市场宣传和公关活动作为主要事务，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力，过分追求名利使高校管理更加商业化，忽视了高校服务社会的公益性。用一套有限的标准来衡量世界各地的大学，而且考虑到希望挤进世界排名前200位的强烈愿望，排名实际上鼓励了高等教育机构的同质化，削弱了大学对于自身环境的响应能力和实际作用。[5]

大学排行指标体系的一些指标基于硬性指标，而相对忽视与高校的质量联系紧密，但通常很难用数字和权重来加以衡量、评价较为困难的软实力指标。以2013年网大榜为例来分析，“物质资源”占12%，含有“图书总量及生均图书总量、校舍建筑面积及生均面积”占“物质资源”的50%。这就诱导一些高等院校过度倚重硬实力建设，为了增加这些指标，大学不得不将大量资金投入到兴建校舍、购买图书等基础设施方面，这就大大地增加了高校的财政支出，使财政负担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浪费了有限的教育物质资源，而在高校质的提高上没有太大帮助。[6]

三、提升大学排行对大学良性影响的对策

大学排行引起了社会各界对大学的关注，提醒大学对自身的管理和文化进行反思，学术界也加深了大学教育的研究。大学排行对高等教育的积极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但大学排行由于自身的局限性而对大学产生的消极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我们要通过对我国大学排行榜指标体系的设置原则、设计特点、内容设置、数据源等的改良，提高大学排行的科学性、合理性、公正性，不断提升对大学的良性影响。

（一）更新大学排行理念

其一，大学排行机构需要进一步开放排行有关的信息。大学排行机构应根据大学发展的环境变化及时完善排行方法，明确大学排行目的、倾向及存在的局限性，及时与利益相关者实现信息共享，保障公众的知情权。

其二，研究者应对大学排行结果及过程保持科学中立的研究立场。关于我国大学排行研究有两种比较对立的态度，一种是大学排行机构中的研究者完全支持本机构推出的大学排行，一种是大学中的学者及研究者反对大学排行或者质疑某些大学排行的科学性。这两种态度都会误导外界形成有失公正的对大学排行的价值判断。作为研究者，应立足于大学排行发展的历程与宏观环境，以实证的方式、科学中立地进行大学排行的有关研究。

其三，社会公众应理性对待大学排行结果。对社会公众来说，大学排行是了解大学信息的重要渠道，但不应将大学排行结果作为选择大学的唯一依据。应理性看待排行，将大学排行作为第三方评价的一个渠道，根据大学排行了解自身优势及存在的不足，避免排斥否定或者过度依赖大学排行结果。

（二）完善指标体系设置

其一，加大反映学生情况的指标权重。大学排行有一项重要的目标是为学生和家长择校提供参考依据，但大学排行榜都较关注科研指标，有关反映学生情况的指标及权重不够。如2013年网大榜，一级指标“学生情况”只含有“录取新生质量”和“研究生比例”两项二级指标占总权重的12%，不涉及“学生在校学习获奖情况、本科生教学情况，本科毕业生质量、本科学生以及研究生就业率”等情况的指标。2014年校友会排行榜，只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综合声誉”三项一级指标，没有涉及“学生情况”的指标；二级指标：“杰出校友、师资队伍、杰出人才、杰出师资”，其中也没有对学生整体情况进行评价的指标。

其二，增加人均教育经费指标。国家对教育的投入经费在逐年增加，学生的人均教育投入也增加了，然而，教育经费增加的同时，教育质量是否能跟教育经费的投入成正比，这是一个未知数。经济投入指标与毕业生质量指标的比较有利于分析教育的投入和产出直接的关系，增设人均教育经费指标，[7]增加人均教育经费指标的权重，有利于社会更好地了解高校的教育情况，完善评价指标体系。

其三，增加关注用人单位需求的指标。要全面地了解高校的办学水平、教育质量，各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评价至关重要。毕业生在未进入工作岗位以前，在学校的表现主要通过学习成绩来展现，主要是理论知识层面。进入工作岗位后，毕业生在工作过程中表现出的实际工作能力是专业知识储备、人际交往能力的综合体现。用人单位可以接触到不同高校的毕业生，对高校的人才培养情况和教学质量会有客观认识和评价。关注用人单位需求，增加用人单位评价指标可以使社会、学生和家长全面了解高校的教学质量情况。[8]

其四，完善定性指标。我国的大学排行大多只重视定量指标而忽视定性指标。目前的大学排行指标体系只有声誉指标一项属于定性指标，其他指标都属于定量指标，定性指标占的比例相对较少。定性指标一般由问卷调查而得，大学排行定性指标的操作程序和方法还有待完善。随着大数据手段的应用，获取社会声誉等定性指标将变得更加可行，应逐渐将大数据手段引入排行榜研究，将大学声誉等定性指标纳入到排行体系之中。

（三）构建监管运行机制

其一，建立排行质量的评价标准，规范大学排行活动。我国大学排行活动还处于转型期，其质量标准及制度规范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应借鉴国际大学排行组织的有关经验，根据我国大学排行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制定大学排行的质量标准。将大学排行纳入国家第三部门管理的范畴，国家主管部门根据大学排行机构的不同功能定位构建大学排行指标体系中的基础性指标。

其二，设立行业协会，促进大学排行机构间的合作。大学排行机构具有第三部门的特征，到目前仍然没有针对大学排行机构的相应法律规范。鉴于大学排行具有第三部门的属性，应着手建立大学排行的非营利性协会组织，组织大学排行机构研究大学排行，规范排行活动，交流排行经验。排行协会可以担负起排行数据审查、排行指标体系审核以及排行结果反馈的角色，及时为排行机构提供大学排行所需要的技术援助。另外，我国大学排行协会应主动参与国际大学排行组织的相关活动，及时获取数据公司的数据信息并了解国外排行机构的改革动向，总结大学排行组织与管理的有关经验。

（四）完善数据搜集系统

其一，排行机构需要与数据搜集机构建立协作机制。排行机构负责大学排行方法论选择及指标体系设计，排行数据信息的分析可以委托专门的数据公司进行数据收集。排行机构要对获取的数据进行确认，通过复查、同行评议及声誉调查等主客观结合的方法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大学排行机构还可以利用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开拓其他数据来源渠道，确保主观数据获取的公正性及客观数据来源渠道的科学性。

其二，排行机构需要建立数据库，及时收集并更新数据库内容。随着大学排行机构的专业化发展，大学排行机构需要构建稳定的数据来源渠道。根据排行功能定位建立数据库是一个有效的路径。我国部分大学排行机构已经进行了相关的实践。如武书连“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建立了SCD国内期刊数据库，用于排行过程中的国内期刊引用率的计算。数据库建设过程中需要加强与利益相关者的沟通与协调，保障各项数据指标能够得到普遍的认同。

其三，建立数据共享机制，通过互通扩大数据来源数量。大学排行系统是一个封闭而又开放的系统，排行机构与社会之间保持了适度的开放性，但各个大学排行机构之间相互封闭。系统内部的开放性有利于促使大学排行系统的整体运行处于良性的发展轨道上。不同性质与属性的大学排行机构的数据来源是排行科学性的决定性条件。大学排行机构可以通过协商建立数据检测平台，及时检测获取的数据的真实性。建立数据共享机制，通过互通来扩大数据来源的数量、提高数据的准确性。

[1][3]王占军.大学排行对院校的组织决策、行为与文化的影响[J].中国高教研究，2012，（2）.

[2]张旺.大学排名对高等院校的影响[J].高教发展与评估，2012，（1）.

[4][5]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M].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5.53.53.

[6]陈琳，李雪平.大学排行榜对地方高校品牌建设的消极影响及防范对策[J].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14,（2）.

[7][8]阮冬玲.国内大学排行榜指标体系比较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14.54.55.

（责任编辑：冯永刚）

陈晓珊/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教学部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