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艳

摘 要：按照《文心雕龙》“唯务折衷”的研究方法，刘勰在处理文学批评中的争议时，取其折衷，自成一家，能够避免偏执一端，具体体现在探讨诗歌的抒情性和文体之变，尤其是评论五言诗时于诸家观点之中兼顾古今，包容并蓄，其折衷思想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学术风气密不可分，深受传统文化和佛教的多重影响。

关键词：文心雕龙；唯务折衷；抒情性；文体；五言诗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9-0030-03

刘勰在《序志》中明确提出了他的研究方法是“唯务折衷”，“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1]。在这一方法标准的指导下，《文心雕龙》建构文学批评的理论体系时能够取其折衷，包容并蓄。刘勰对诗歌抒情性的认识、探讨文体之变、评论五言诗的地位等具体的问题中均能体现这一折衷思想。

一、《文心雕龙》中的折衷——刘勰论诗歌的抒情性

“言志”与“缘情”一直是文学批评领域争论不休的命题，《文心雕龙》继承了“诗言志”的传统理论，同时对诗歌的抒情性有着深刻的认识，认为诗歌并不排斥抒情。《明诗》篇曰：“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诗者，持也，持人情性。”[2]由此可知，刘勰所理解的“志”包括了情感意志，是诗人整个内心世界的呈现。正如张少康对他的评价：“在文学创作上的‘言志与‘缘情的争论中，他从自己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出发，是主张情志统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