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青年》同人小说史研究的语境性

2016-04-13火源

陕西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年4期

关键词：小说史同人钱玄同

火源

(陕西理工大学文学院，陕西汉中 723000)

论《新青年》同人小说史研究的语境性

火源

(陕西理工大学文学院，陕西汉中 723000)

《新青年》同人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选择也表现在他们的中国小说研究方面。要想理解其细节，需要考虑语境因素。通过分析人际互动、主体需求和小说观念等语境性因素，认为同人中国小说史研究中的文化选择并非个人的、任意的，而是在语境影响之下做出的。他们在文化语境的作用下形成交融视野，在解决问题和困惑的过程中选择了自己的文化态度和立场。

《新青年》；同人；中国小说史；语境；文化选择

1910年代《新青年》同人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化选择，一直被认为具有“全盘西化”色彩，到1990年代开始有人挖掘出其传统文化根柢。我们不能满足于认识到他们融合了中西文化，还应追问他们是如何融合的？他们主张西化的激烈言辞与他们的深层传统文化之间如何协调？要想理解这些细节，就只有从他们言行的具体语境中去理解才有可能。我们选择他们的“中国小说史”研究为例，细察他们文化选择的过程和机制，也可以借此了解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融合的细节。

“中国小说史”作为一门学科出现于清末，是中国参与全球化过程的产物。由于《新青年》同人在倡导新文化运动时非常关注小说问题，一直积极参与中国小说的讨论和研究，因此他们做出了突出贡献。学界普遍承认鲁迅和胡适是“中国小说史”学科的开创者，尤其推崇鲁迅，认为他的《中国小说史略》至今还是等待超越的经典。

做学术史的考查，本应重视学者提出的客观的、个人的观点，但是因为早年《新青年》同人在观念、趣味以及人际关系方面的亲近性，他们之间具有向心力，同时也有约束力，所以他们会分享一些观点，同时在小说研究中获得文化上的同步，基于此我们才可以把他们作为一个群体来研究，包括他们的小说史研究也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

1.同人中国小说史研究的对话性

(1)讨论是《新青年》同人间获得认同、促进思考的方式。关于小说，他们通过讨论选择出某些经典篇目。胡适推举的第一流章回小说有“《水浒》《西游》《儒林外史》《红楼梦》”以及“李伯元、吴趼人两家”[1]；钱玄同的名单长些，包括《水浒》《红楼梦》《儒林外史》，李伯元、吴趼人、曾朴和苏曼殊；[2]陈独秀虽然没有提出自己的名单，但是他喜欢的作品与这两个名单也差不多。他们的名单有交集也有差异，经过反复讨论，他们的个人看法有的得到坚持，有的则做了一些调整。

例如他们共同推举《儒林外史》。胡适推崇《儒林外史》为中国第一流小说；[3]陈独秀认为它“是中国文学书里很难得的一部章回小说”，并称赞吴敬梓有独立见解；[4]钱玄同称赞它是模范国语读本，佩服吴敬梓在当时是一个很有新思想的人。[5]他们的一致见解使他们更为自信，把共同标举的篇目奉为经典。

有时候略有差异，他们会加强讨论，形成一种相互配合又有差异的小说史看法。陈独秀认为“《儒林外史》之所以难能可贵，就在他不是主观的，理想的，——是客观的，写实的”[4]，这里宣示了同人的写实原则；胡适说《儒林外史》是有价值、有生命的活文学，赞扬其写人物的本领，[3]这是赞扬它运用白话和写现实的能力；钱玄同说它描写真切，没有一句淫秽语，[5]这是强调现实原则和白话的纯洁原则。他们经过讨论找到相同点的共同基础，并确定了那些基础，成为他们衡量小说、指导小说的共同原则。

对于那些争议较大的篇目，他们会加强讨论获得谅解。比如胡适和钱玄同对《三国志通俗演义》的看法有很大冲突，胡适认为它“只可算是一部很有势力的通俗历史讲义，不能算是一部有文学价值的书”[6]，不过他又肯定它有魔力。钱玄同认为《三国演义》思想迂谬、捏造历史、文才不佳。钱胡两人经过反复争论，最终达到和解，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是陋儒的作品。他们还会对一些有争议的篇目保持不同意见，比如钱玄同虽然看不上《西游》，但他默认了其他同人把《西游》列为经典的行为。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把没有达到一致赞同的作品放到第二流中去，比如《今古奇观》《金瓶梅》。

他们还通过讨论，加深了认识，明确了同人的共同文化选择。以《三国演义》为例，胡适和钱玄同虽然都贬低《三国》，但是理由不同。胡适向钱玄同解释自己的立场时指出：有魔力和思想迂谬并不矛盾，因为那是历史的问题[7]。通过讨论，他们终于明白，胡适是历史地衡量，而钱玄同排斥《三国》因为它能传播错误思想，背后含有现实目的。从现实目的出发，胡适完全赞同“《三国》思想有害”的看法，于是他们在这方面达到和解，因此确立了他们选择传统文化的现实原则。

他们的讨论结果大致体现在1920年初开始陆续出版的亚东图书馆标点本中。虽然汪原放是最早的设计者，但陈独秀和胡适很快成为支持者和灵魂人物。[8]该书的出版次序可以反映出同人对经典的认同程度：最早的是《水浒》(1920年8月)，关于它的地位同人几乎没有异议，是普通读者和同人一致喜爱的；其次是《儒林外史》(1920年12月)，它在同人中间也无异议；再次是《红楼梦》(1921年5月)，同人对它也异议较少，之所以排到后面，大概因为陈独秀曾扬《金瓶梅》抑《红楼梦》；《西游记》(1921年11月)则不在钱玄同的名单中；到《三国演义》(1922年6月)则因为普通读者喜欢，而同人意见最多，所以在四大名著中殿后。其后的一些作品则是得不到同人普遍认同的，比如陈独秀喜欢《今古奇观》，胡适则不喜欢，虽然也在标点本中出版，但是排序就很靠后了。

值得注意的是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包括周作人等同人对于古典小说的看法，成为鲁迅写作中国小说史的支持性或者限制性资源。鲁迅也给予《儒林外史》很高评价。盐谷温在他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中将《儒林外史》一笔带过，而鲁迅则专辟“清之讽刺小说”一章讲述。虽然清末以来陆续有称赞《儒林外史》的声音，特别是从废除科举以后这篇讽刺儒业的小说就受到知识分子的喜爱，同人也在这个潮流中倾向于喜爱这部一直受到忽视的小说。鲁迅也不能与大家不同，终于成为群体意见的代表者，把同人的共同的意见集中体现在《中国小说史略》中。

此外，鲁迅对《三国》的评价也显得比较谨慎。他采取了比较曲折隐晦的方式，即通过贬低其他讲史作品来肯定它，如鲁迅贬低明代各种通俗演义，认为它们“大抵效《三国志演义》而不及”[9]，并没有直接肯定《三国》的地位。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也是通过贬低整体历史小说创作，认为没有一种跟得住《三国演义》，对《三国演义》则只说它有“相当价值”[10]。也就是说，鲁迅也是从读者喜爱这个层面肯定《三国》的影响力，但是又不能把它放到整个小说序列中确定其位置，只好放到历史小说范围中讨论。这里也可以看出，同人间的讨论，对于其小说史研究是有约束力的。

同人们总是对于一些零星的史事和作品做个人评判，具有个人立场(当然这个立场可能是受到其他人的影响，但是自己并没有想清楚)，接着经过对话，理清了自己的思路或者修正自己的想法，形成大体接近的小说史认识，并在其中流露出他们的共同文化选择。这种对话使得他们小说史研究带有集体创作的痕迹。当然并非否认鲁迅和胡适的独特贡献，而只是说他们在小说史学中也体现出某种非个人性。

(2)同人属于“五四”时期促进现代知识发生转型的力量，他们带着自己的历史任务登上历史舞台，就是为了实现启蒙和文化革命。他们研究小说史为了发展学术，潜在地具有启蒙民众的目的。他们大力推崇《儒林外史》，批判《三国演义》的封建思想，都体现了他们的文化选择立场。

首先，清末开始形成的西潮迅猛发展，在学术史上出现了一个“以西方眼光裁剪中国文学的时代”[11]。同人共同“预”于这股西潮之中，属于主动输入学理的一派。

同人认同西方的现代知识，在文学上接受来自于现代知识大叙事①关于现代知识的两大叙事可参阅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的平民文学观。因为元代小说用俗语，所以胡适肯定它是第一流文学，并“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为文学正宗”[12]，表明胡适承认被平民喜闻乐见的东西是有价值的。后来胡适写作白话文学史，其实就是梳理出一条平民文学的传统；陈独秀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也以平民文学为方向之一；周作人鼓动“平民文学”；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梳理出从写神到写人的线索，其中的“人”即是“平民”。同人借鉴西方文学史，一致认为平民文学是文学进化的方向。其中为平民喜爱的白话小说也成了文学正宗，于是中国的章回体小说在同人的小说研究中占据核心地位。

除了坚持平民文化导向以外，他们还无意中接受了西方小说的写实原则，这受到了西方比较流行的小说观念的影响。西方小说发展到19世纪末出现了写现实人生的小说，同人也以之为衡量小说的标准：陈独秀以近代小说“实写当时之社会”为极则；[13]胡适肯定我佛山人、南亭亭长和洪都百炼生等人，理由也是他们“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并认为真正文学都是实写社会的；[12]周作人肯定《红楼梦》是最好的章回小说，是因为它写出“中国家庭悲喜剧”[14]。他们的写实原则其实是选择科学(现代知识大叙事的另一个方面)文化的结果，目的是客观描写人生和社会，并改造这人生和社会。

由此可见，《新青年》同人选择的是现代文化，这种选择来自他们的一重身份——现代知识人，他们把现代文化的原则用来指导小说研究。虽说同人有平民思想，但是从他们的知识人身份出发，他们又认同知识人的文化。一个突出的表现是他们更强调艺术性和思想性——这两者其实都是智识者才能拥有的。周作人指责中国小说的落后是因为“以凡众知识为标准”，“务为悦俗，以一般趣味为主”[15]；胡适和钱玄同都以作者思想超越时代作为较高的标准，胡适不满《三国》就因为从作者到最后写定者都是平凡的陋儒，不是高超的思想家；[6]钱玄同之所以赞扬《说岳》而贬低《三国》，是因为前者有爱国和民族主义思想，后者培育忠义观念。他的动机是“要祛除国人的迂谬心理”[16]。他们站在知识人的角度批评古代小说的思想性，这些都是主观立场影响小说观念的例子。从这点看就很好理解，为什么鲁迅在小说史中忽略和排斥市民喜爱的才子佳人小说，因为那种小说不符合现代知识人的文化趣味。他们的身份影响了他们对于文化的选择，使他们选择西方的启蒙文化。

但是，同人又不只采用现代标准，他们也有潜藏的本土立场。这种本土立场也影响他们的文化选择。这倒不仅因为他们内心深层有“再造文明”的理想，他们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改造现实的，因此“现实原则”成为他们的思考和判断的潜在原则，更重要的是因为面对的是中国语境。

这个语境中包括同人的身份——他们都是“中国”的现代知识人，他们面对的对象和问题——这些对象和问题都是中国的。他们中国小说史研究的对话性不仅指同人内部的对话，还包括他们与现实的对话。如果稍加注意会发现，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分析的问题都是中国的，所用的理论支持比如“一代有一代之文学”都来自中国古代，你在文章中找不到外国的气味。胡适回国也很少提到西方榜样，多数时候喜爱讨论中国古代的历史。同人中陈独秀和刘半农喜欢提及欧洲，但也是作为中国状况的一种比照。其他同人相对来说很少直接以国外生活为榜样，更多的还是用中国材料，这与同人的“中国”文化教育背景有关，也与他们解决中国问题的导向有关。作为中国文学的关心者，他们主要希望从中国文学经验中找到出路。

如果外来的公理与中国经验发生矛盾，他们会加以创造性解释。比如，同人用进化论解释小说进程时，发现并不能得到圆满解决。鲁迅在探寻小说发展历史时也发现中国文学发展的两种“独特”情况：“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又反复过来，即是反复；一种是新的来了很久之后而旧的并不废去，即是羼杂。”[10]同人并不像梁启超那样承认斯宾塞的看法，认为文学有其不同于自然社会的演化方式，[17]而努力从中国经验中找到原因，做出自己的解释：周作人解释中国文学史时试图找出载道和言志的斗争主线；陈独秀则认为“元明剧本，明清小说”，是“近代文学之粲然可观者”，是符合进化方向的东西，但它们“未及出胎，竟而流产”，原因在于有十八妖魔作祟。[13]他们运用外国的理论来激发自己的问题意识，发现中国历史中隐秘的规律。他们在尽可能不放弃进化论的基础上，按照中国的实际加以修正，从而表现出他们找中国规律的努力。

可见，同人并非完全套用西方观念。他们无疑是喜爱运用西洋标准的，但是同人毕竟没有把中国古代小说，特别是章回小说当作无物。他们对于中国小说的看法还是客观的。虽然同人也企图把中国文学接续到西方主流中去，一直想要以西方小说(novel)概念为本体，从一堆杂文学的体系里梳理出属于novel的历史来，但是还是尽可能涵盖更多中国的东西。比如鲁迅就在相信小说史从写神的到写人的发展规律的同时，照顾到中国小说发展的自然状态，保留了更多中国小说发展的原生态。

当然，多种语境造成他们多重的文化选择，他们在做力所能及的协调，当超出他们能力之外时，他们也会有意无意地采取回避策略或者采取简单的并置方式。比如胡适、钱玄同和陈独秀只关注与现代小说比较相似的章回小说，对古小说仅满足于概述，并不着力写小说史。胡适进行明清小说的考证，本着历史的立场审视单篇小说的创作，满足于“点”的把握，回避小说整体历史的描述；鲁迅在小说史里保留“小说”的新旧两种定义，他还认定神话是小说的源头，为的是把中国小说衔接到全人类文学流脉中去，但并没有解释为何后来东西方发生了很大差异。除此以外，鲁迅还放弃了一些现代的追求，比如没有寻求小说形态变化的内因，而仅仅关注外因的变化。这些都是文化选择的内在矛盾在小说研究中造成的痕迹。

同人虽然面对外来文明的巨大压力，想要把中国拉回到世界潮流之中，在文化主张上的确是西化的，但是他们在解决中国问题时不得不与当时的各种条件(包括他们自己的现实身份)进行协调。人们可能认为他们的文化选择是先有文化观念然后做出小说史中的态度，其实并非如此，他们总是以个人的文化态度与对象结合，经过与他人的对话和观念的对话，最后形成新的群体的文化态度，以及修正了的个人的文化态度。

2.同人中国小说史研究的当下性

这里的“当下性”指的是某种现象与当时周围环境具有天然联系。在同人小说史研究方面，指的是同人研究要受到那时那地的学术氛围、公理预设等等语境性因素的限制。这些与前面的对话性不同，属于学术领域的内容，与社会身份和政治欲求无关。日本学界对小说的研究，以及清末知识人在日本的启迪下对小说的关注都是同人小说研究的前导，为同人做了有形无形的准备。同人在做某种文化选择的时候，会受到这类命定前提的影响。

清末民初的中国现代学术受日本学界极大影响，这是不争的事实。在小说史研究上，这个影响不仅体现在笹川种郎和盐谷温奠基性的中国小说研究成果，也不仅指藤冈作太郎研究日本小说史所奠立的写作范式①据笔者有限的资料来源，至少1905年到1906年，藤冈作太郎就已经在日本讲授日本小说历史了。1916年出版以讲稿为基础的著作《近代小说史》，内容主要是研究日本江户时代小说的作者和当时的风俗和时代，明显是受到丹纳和勃兰兑斯的影响，其奠立的小说史模式对鲁迅可能有潜在影响。，而且还体现在日本小说观念成为同人研究小说的先在因素。他们的观念是现代的，同时又有着本土的欲求，他们的文化选择也影响到同人的立场。

比如“小说”的译名，虽然由西方传教士最早用来翻译novel(长篇小说)，但是明治十八年坪内逍遥写作《小说神髓》中的使用(他称novel为“真正的小说”[18])，才真正使novel这种体裁开始与东方的叙事体散文结合，不仅影响了日本，而且传播到中国，成为同人乃至后来的中国小说史研究者摆脱不掉的宿命。他所谓的novel就是19世纪中期的“以写世间的人情与风俗为主旨的，以一般世间可能有的事实为素材，来进行构思的”[18]新体裁。坪内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有把日本“物语”等与小说类似的叙事文体也接续到小说史上的意图，同人们也接受了这种潜在的文化立场，因为两者都是接受西方的观念，而且面临同样的问题，有同样的欲求。

同人们想把中国的“小说”与novel做硬性的嫁接，固然有助于把中国文学纳入世界文学发展系统，但是也因此突显了中国小说的“怪异性”。比如在西方，novel是在人们受现代科学概念影响，不满romance(传奇)的不自然性，而在18～19世纪的英国出现的。在中国，接近于novel的是宋代以来的章回体散文体叙事作品，而具有romance特点的“传奇”出现在唐代，两者并没有实际的联系。因为从传奇到章回体小说的跳跃太大，以至周作人认为要找章回体小说的源头“当在异地，非中国文学之产物”[15]。很明显，中国小说有很多独特性，因此是脱离了世界小说发展潮流的。这是同人们接受这个观念时未曾想到的。

于是，同人遇到让中国小说回到世界潮流中去的问题。甚至他们深入研究中国小说的目的也是为了提倡新的小说(novel)。他们把小说研究分为历史的和进步的。前者是搜罗和分析旧小说，后者是借鉴外国小说。[19]周作人认为：“现在研究小说当侧重进步一方面”[19]；傅斯年作为学生也是这样认为的，他在“北京大学国文门研究所的小说科”课堂上说：“小说研究科之真意原注重在将来进步方面。然欲达此目的，不于旧有小说遍加研究不易奏功”[20]。实际上他们都认为中国的小说应该发展到novel。在创作中当然很好办，同人们提倡写现实生活的小说，就是novel的题中之义。但是研究小说，却很难找到一条说得通的线索。现代小说novel乃外来形态，从章回小说很难发展为新小说(真正的小说)，但是写作中国小说史时却要把它设想为从中国的小说之树上结出的果子，这种困境让同人左右为难。这种矛盾来自日本人译名的预设和文化态度，也来自与中国一样的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处境，来自改变国家面貌的愿望和人文学科的现实功利性。这种文化立场的植入使同人对宋代以后的章回小说讲得较好，因为它们是白话的，而且与novel一样是写实的，而一旦要描述中国小说史就会遇到很多困难。对这些困难，同人或者做些变通，或者将矛盾之处加以忽视，因此留下一些“软肋”。根本原因在于同人对日本学者的文化立场未加省思。

清末民初本土的小说观念也影响着同人。严复、康有为、商务印书馆主人和梁启超等人，①参见《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商务印书馆主人的《本馆编印〈绣像小说〉缘起》、任公《译印政治小说序》。按照外国的经验，认为小说是重要的启蒙利器，说明当时的小说观念已经发生了微弱的变化，但还保留“小说”的某些旧义，带有很浓厚的中国特色。②梁启超心目中的“传奇体小说”还指的是戏剧(《新小说》第1号)，也说明他心目中的小说还是传统意义上的。直到民国初年小说类刊物，如《小说海》《小说丛报》等刊物，还是将笔记体作为重要部分。他们误读新“小说”观，以便他们能适当接受外国的观念。比如20世纪初严复、夏曾佑、侠人等做文化选择时选择了中国对象，即针对中国“小说”受到正史和儒学的压力，而更多表现了严肃性，因此他们没有选择novel，而是选择了fiction的意涵，即从小说的不严肃、较易受民众欢迎等方面来认识小说，强调小说的虚构性。1915年恽铁樵也认为“小说之为物，不出幻想，若记事实，即是别裁”[21]。这些知识人认为小说不求“庄严典重”[22]。强调小说与正史记载事实保持距离。另一些人，如康有为和梁启超则在小说魅力的基础上，硬性地提高它的说教功能。

同人接受了这两种其实是矛盾的观念，并把它们融入自己的小说研究。他们在创作上强调后者，与novel的写人生的要求结合起来，造成“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和后来文学的概念化弊端；而在小说评价上则强调前者，比如认为小说虚构(具有想象力)的特点是从原来的讲史发展而来的，胡适就在为元明小说分期时，把《三国演义》归为历史小说，而《水浒》《西游》等为文学的第二期，并明显表现出对后者的喜爱，[23]原因是前者“大部分都是严守传说的历史，至多不过能在穿插琐事上表现一点小聪明，不敢尽量想象创造，所以只能成一部通俗历史，而没有文学的价值，《水浒传》全是想象，故能出奇出色”[6]。鲁迅把小说的觉醒追溯到唐代，也因为那时出现写社会的虚构性的散文。与此同时，鲁迅在评价小说时更强调“文采”，强调小说技巧的创造性。这些都表明同人认同了前辈学人有关小说的虚构性(其实就是想象力)和说教性的认识。

这种认同背后不光是两种观念的接受，还隐含着对于知识人文化的认同。在胡适的心目中，章回小说都是由不高明的人一代代层累式加工形成，他认为现在经典小说总是从民间的低级形式经过思想高超的读书人加工以后，才能在艺术上达到“出奇出色”。另一方面，他们从知识人的角度认为平民是需要加以教育的，所以确立的是高高在上的知识视角，认同的所谓平民文化更多的是“为平民”的，而不是“平民”的，这为后来大众化补救其弊埋下了伏笔。本来他们与前辈有很多思想差异，但是他们认同了前辈的这类思想，一方面有西方思想的背景，另一方面也取决于两者在身份上的某种交集，他们都选择了启蒙文化立场下的小说观。

除了小说观念以外，同人当下的学术训练，以及当下的全国性的学术氛围也都会影响他们的小说研究，也影响他们的文化选择。因为无论新文化人想建立什么学术，都要建立在中国学术语境之中。比如胡适、鲁迅等建立中国小说史学的时候，虽然中国学术界的西风很盛，但是传统学问的范式还非常强固。在学术环境压力下，以及在他们个人学术背景的限制下，同人其实都对自己心目中的西方学术方法做了调整。尽管刘半农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小说科”的第一次讲课开始就理直气壮地指出：“中国小说由来虽久，以缺乏统系的研究，故进步殊形沮滞。今研究所中既设此小说一科即当以科学的方法研究之”。但他所谓的“科学方法”也不过是按概念进行小说归类，以自身经验印证西方规律而已。[19]鲁迅和胡适都没有直接搬用国外学术方法，只能去传统学术方法中找西方方法(或者说在西方方法中找到传统学术方法)。比如鲁迅借鉴了勃兰兑斯的文学史方法，而没有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法，就是因为后者与传统的史学形态有差别，而前者能够接续中国古已有之的“知人论世”方法。另外，他构架小说史的方法无非是中国目录学的方法——考镜源流(其实就是家谱式方法)。他以独创性为核心，以“影响”作为血脉联系，建立叙述框架。例如他以《世说》为宗祖，为源，而以刘孝标《续世说》到明代郑仲夔《清言》的一些模仿者为子孙，为流。鲁迅常用的叙述框架是：独创性的伟大作品出现前往往出现一些类型，缓慢地与时转移，到独创性作品出现立即大放光明，接着则是独创性作品在后世留下袅袅余音。鲁迅的小说史重复着这种“中国”旋律。

胡适是最喜欢讲方法的。他的方法其实就是历史方法和实验方法。他的历史方法其实是一种客观态度，并不能形成有关整个历史的观念。而实验方法也不过是一种研究法，也不能带来史识。胡适没有打算写作小说史，只满足于考证个别小说，关心白话小说如何产生，这当然与当时国际汉学界的学术范式有关，但也因为能与清代考据学找到共同语言。他的初衷在于给予这些小说名著现代学术荣誉，“与传统的经学、史学平起平坐”[24]，在小说研究上更关心中国历史的还原，所以他的科学方法足够他使用了。他也因此放弃了对小说理念的把握，开创出与鲁迅不同的研究路向。

同人几乎一致同意使用科学方法来“整理国故”，他们也努力探索整理中国旧学的方法。然而学术场有自身的逻辑，他们所面对的学术圈决定了他们不得不选择运用传统的资源，或者为外来的新知和方法找到传统资源中对应的部分，借此实现他们推动西方新知的目的。

同人研究中国小说史时学界的小说观念和学术环境对于同人文化选择具有决定性作用，进而影响他们的小说史观念。虽然这个决定作用是消极的，其中的传统因子不仅使得他们的文化观念更为驳杂，也使得他们主动西化的努力受到限制。

《新青年》同人在参与中国小说史学建设的过程中，其对小说的看法以及其中体现的文化态度都受到语境影响。总的来看，现实语境提供的大多是改造的力量，而学术领域更多是传统的力量，现实的语境比学术内部的语境影响更大，后者也多少要受到现实语境的影响。另一方面，这两种力量都在起作用，后者也不会被前者压倒，因为它背后有更加深刻的本土欲求，甚至比现实欲求更强烈、更根本。这两种欲求交织在一起，形成他们中西文化的交融视野。

[1]胡适.再寄陈独秀答钱玄同[J].新青年,1917,3(4).

[2]钱玄同.通信[J].新青年,1917,3(6).[3]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J].新青年,1918,4(4).

[4]陈独秀.《儒林外史》新叙[M]//陈独秀著作选编(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289-290,289.

[5]钱玄同.《儒林外史》新叙[M]//钱玄同文集(1).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399,388-390.

[6]胡适.《三国志演义》序[M]//胡适文集(3).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591,592,591-592.

[7]胡适.论小说及白话韵文[J].新青年,1918,4(1).

[8]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M].北京:学林出版社,1983:56-68.

[9]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鲁迅全集(9).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54.

[10]鲁迅.中国小说史的变迁[M]//鲁迅全集(9).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34,311.

[11]陈平原.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M]//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98-99.

[12]胡适.文学改良刍议[J].新青年,1917,2(5).

[13]陈独秀.文学革命论[J].新青年,1917,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