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爽（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北京　100875）



《大明一统志》的书坊刊刻及其利用情况

周天爽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0875）

摘要：《大明一统志》是明朝官修的地理总志，其版本除内府本及尚未确定刊刻地的万寿堂本之外，其余几个版本皆是福建建阳书坊所刊刻。文章将对福建建阳书坊刊刻《大明一统志》的原因进行分析，并将人们对《大明一统志》的利用情况进行阐述。

关键词：《大明一统志》；建阳书坊；利用情况

总志作为方志的一种是伴随着方志的发展而逐步完善的。历代对于总志的编撰是极为重视的，它不仅是文化事业的一种表现，更是统治者巩固其大一统并彰显其地大物博、国家统一、百姓安居乐业的盛况的一种手段。

《大明一统志》是明朝官修地理总志，由李贤、彭时担任总纂修官，以当时两京、十三布政使司为纲，下属府一百四十九，州二百一十八，县一千一百五，下设建置沿革、郡名、形胜、风俗、山川、土产、公署、学校、书院、宫室、关梁、寺观、祠庙、陵墓、古迹、名宦、流寓、人物、列女、仙释20项类目。书成于天顺五年（1461年）四月，共90卷，由内府刊刻，颁行于天下。除内府刊刻之外，福建建阳书坊也承担了其刊刻职能，使得《大明一统志》流传更为广泛，以便为人所利用。本文将分析福建建阳书坊刊刻《大明一统志》的原因以及人们对《大明一统志》的利用情况，以此来充实关于《大明一统志》的研究。

一、《大明一统志》的书坊刊刻

《大明一统志》的版本除内府本及暂未确定刊刻地的万寿堂本外，其余几个版本都是福建建阳所刊刻，即明弘治十八年的刘弘毅慎独斋刻本、明嘉靖三十八年的杨氏归仁斋刻本以及万历十六年杨氏归仁斋的重刻本。《大明一统志》于福建刊刻是一种双向选择的结果，既是它选择了福建，又是福建选择了它。

（一）明代刻书事业非常发达，从刻书地区、机构、数量上看都远远超过了它以前的各个时代。胡应麟在谈论明代刻书时指出：“凡刻书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蜀本，宋最称善，近世甚希。燕、粤、秦、楚，今皆有刻，类自可观，而不若三方之盛。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吴为最；其直轻，闽为最；越皆次之。”[1](P43)这里所指的三个刻书地就是明代坊刻最兴盛的地区，而所谓的“闽”指的就是福建建阳。万历年间周弘祖编撰的《古今书刻》中记载了各直省所刊书籍，从这部书里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到当时全国刻书的情况。根据肖东发先生的统计：“明代全国刻书数量以福建省为第一，共470种，其中366种为书坊所刻，占省内总数的78％，在全国占14.6％。居全国刻书第二位的南直隶15府、3州共刻书451种，其中最多的苏州府117种。居全国第三位的江西省共刻书327种。浙江是173种，陕西109种，湖广100种，其他各省均不及百种。”[2](P197-198)由于受时间的局限性，周弘祖的记载不可能代表有明一代，但是基本上还是能反映当时全国的刻书概况。

建阳坊刻历史悠久，自宋以来一直是中国的刻书中心之一，明初朱元璋又取消了书籍税，“洪武元年八月，诏除书籍税”[3](P418)。这项政策使得手工业者们能够在一个宽松的政策下进行生产，因而建阳不少老字号刻书坊在入明以后得以发展并长期延续下来，一些后起的书坊也逐渐兴盛起来。在建阳刻书业发展的过程中，当地的官员也给予了鼓励和支持。根据嘉靖《建阳县志》记载：弘治十六年（1503年），广东番禹人区玉出任建阳知县，他“雅重斯文，垂情典籍，书林古典缺版悉令重刻，嘉惠四方”。正德十一年（1516年）上任的知县邵幽一面鼓励生产，一面“清稽版籍”。嘉靖二年（1523年）在任的知县项锡“勤校典籍，以惠四方”。[4](P234)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形之下，福建建阳的刻书业蓬勃发展，一片繁荣，在这种繁荣之下，《大明一统志》在福建刊刻多次，是大势所趋。

（二）《大明一统志》最早的坊刻本是刘弘毅的慎独斋本。慎独斋刻书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所刊书籍多为经史书籍，并且卷帙浩繁。《福建古代刻书》一书中有对慎独斋主刘洪的介绍：刘洪，字弘毅，号木石山人，建阳刘氏贞房第二十一世孙。刘弘毅喜读史书，撰有《纲目质实》。刘弘毅对自己的史学造诣颇为自负，他在所刊的《十七史详节》一书中就有墨色图记“精力史学”以自我标榜。[4](P272)所以刘弘毅的喜好也是影响慎独斋刊刻书籍种类的一个因素。根据福建师范大学汇集的资料《福建版本资料汇编》中列举的慎独斋所刊书籍来看，所刻书部头很大：《雪庄礼记集说》二十卷，《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史记索引》一百三十卷，《十七史详节》二百七十三卷，《资治通鉴纲目》五十九卷，《资治通鉴节要》二十卷，《历代名贤确论》一百卷，《大明一统志》九十卷，《读史管见》八十卷，《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孙真人备急千金要方》三十卷，《山堂考索前集》六十六卷，《后集》六十五卷，《续集》五十六卷，《别集》二十五卷，《璧税群英待问会元选要》八十二卷，《西汉文鉴》二十一卷，《东汉文鉴》二十卷，《宋文鉴》一百五十卷，《唐欧阳先生文集》八卷，《象山集》二十八卷，《外集》四卷，《语录》四卷，《新刊蛟峰批点止斋论祖》五卷，《瀛奎律髓》四十九卷，《容春堂集》二十卷，《后集》十四卷，《续集》十八卷，《别集》九卷。[5](P11-12)其中十卷以下两部，二十卷到五十卷8部，五十卷到一百卷6部，一百卷以上5部，卷数最多为三百四十八卷。再以清江书堂为例：《书经大全》七卷，《广韵》五卷，《续编资治宋元纲目大全》二十七卷，《增修附注资治通鉴节要续编大全》三十卷，《新刊袖珍方大全》四卷，《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十卷，《指南总论》三卷，《魁本袖珍方大全》四卷，《新增补相剪灯新语大全》四卷，《附录》一卷，《新增全相湖海新奇剪灯余话大全》四卷，《新刊参采史鉴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八卷。[5](P11-12)所刊书籍卷数最多为三十卷。所以《大明一统志》作为史部书籍，且卷数比较大，是符合其刊刻特点的。

（三）福建书坊也承担官府所委托进行印书。《明宪宗实录》成化四年五月记载：“乙丑山西按察司提调胡谧请颁《大明一统志》于天下，礼部乞于司礼监，领取原本付福建布政司下书坊翻刻印行，从之。”[6](P1094)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丘浚进《大学衍义补表》，《大学衍义补》是丘浚在《大学衍义》的基础上博采六经诸史百家之文，加按语抒发己见，补齐所缺而成，此书上呈之后，明宪宗下旨将其发福建布政使司著书坊刊行，“卿所纂书考据精详，论述该博，有补于政治，朕甚嘉之，赏银二十两，纻丝二表里当滕册本，发福建布政使司著书坊刊行，礼部知道”[7](P126)。沈津在其书中也有关于福建书坊承担官府所委托进行印书的记载：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末敦古斋刻本《易经蒙引》，为明蔡清著。书末附有清子存远于嘉靖间任松江府推官时，曾有奏折并以此书上呈皇帝之附录，文中希望嘉靖帝将书颁之礼部，以开天下诸生之学。后礼部官员认为天下科举之书，尽出建宁书坊，故由都察院转行福建提学副使将此书“订正明白，发刊书坊，庶几私相贸易，可以传播远迩，就便刊刻，亦不至虚废国财”，“选委易经教官一员，生员四名，将《易经蒙引》订正明白，发委建阳县书坊作速刊刻完备，具繇回报，以凭施行，毋得违错”。[8](P98)

（四）《大明一统志》于福建书坊刊刻时期正是福建各地区大量刊刻地方志的时期。《大明一统志》的成书对各地方志的体例规范影响较大，例如弘治年间《徽州府志》的凡例中提到“其事目亦遵《大明一统志》立例。但《一统志》乃天下之事，不得不简；本志特一郡之事，不得不详。故于其已载而未备者增之，未载而可采者补之，事无可考者缺之，事有当纪者续之，旧志舛讹者兼考史传以正之。”[9]嘉靖年间的《沛县志》的凡例中提到“遵照《大明一统志》例，经纬条目，分为十卷，以备检阅。”[10]随后，各地兴起了修志之风。福建各地区的修志活动也繁荣起来，最显著的表现就是将所修地方志刻印成书。根据《福建版本资料汇编》进行统计：成化年间刊刻永定县志；弘治年间刊刻建阳县志、将乐县志、兴化府志；正德年间刊刻福州府志、光泽县志、漳州府志；嘉靖年间刊刻长乐县志、泉州府惠安县志、安溪县志、永春县志、松溪县志、延平府志、延平志、南平县志、沙县志、长汀郡志、武平县志、清流县志、仙游县志、邵武县志、泰宁县志、建宁县志、龙溪县志、漳浦县志、长泰县志、宁德县志、寿宁县志、龙岩州志、漳平县志；万历年间重修漳州府志。由于各地方志的体例规范受《大明一统志》影响较大，当各地方志被大量刊刻时，这一行为也会推动书坊刊刻《大明一统志》。因此正是这种各地区普遍刻印地方志的环境推动了《大明一统志》的刊刻，促进了《大明一统志》的传播。

上述这些情况综合起来就能够解释《大明一统志》除中央刊刻外，其余几部均在福建刊刻的原因了。福建作为坊刻最兴盛的地区之一，在书籍的刊刻与传播方面充当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而当时方志的编写也处于繁盛阶段，《大明一统志》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于福建进行刊刻，因此是福建选择了《大明一统志》，也是《大明一统志》选择了福建。

二、《大明一统志》的利用情况

《大明一统志》成书之后，正如英宗皇帝在御制序文中希望的那样，“凡天下之士亦因得以考求古今故实，增其闻见，广其知识”[11]。《大明一统志》的利用也在不同方面有所体现，现以有明一代为例。

《大明一统志》作为一部全国性的总志，它的内容“以纪天下之事”[12]，因此各地区在撰修地方志时都会以《大明一统志》作为参考及引文来源。《八闽通志》就大量的参考并引用了《大明一统志》的资料。《八闽通志》是一部福建全省性的地方志，由镇守太监陈道监修，黄仲昭编修，始修于明成化乙巳（1485年），成于弘治乙酉（1489年）。其在地理、食货、秩官、祠庙、人物、宫室等方面均利用了《大明一统志》的资料。例如，《八闽通志》卷二地理中记载“连江县，三山志以县治连接江水，故名”[13](P31)，它解释了连江县的名称由来，在其下又列出了《大明一统志》中关于连江县名称的由来，即“县治南有连江，县名以此”[13](P31)。两种说法均列出，并没有解释孰是孰非。卷七中对“九仙山”的描述直接引用了《大明一统志》，即“《大明一统志》云九峰耸起如笔”。[13](P188)卷十一中对“龙归潭、龙潭”记载为“在黄杨坪山巅，广数丈，深不可测，溉田可千亩，每风雨则晦冥，人以为异物潜焉，岁旱乡人辄祷于此。按大明一统志，建宁县南有龙平潭，相传旧有异物潜其中，宋时其旁居民享年百余岁者，疑即此潭也，上二潭在县南饶存保。”[13](P290)《八闽通志》引入《大明一统志》的资料后，二者在内容上可以互相补充。在卷五十九祠庙中也列出了对黄仙师庙的两种说法：“黄仙师庙，在县治西南，旧在钟寮场石峡间，两崖如束中通一径……正统间毁于寇，后复建。《大明一统志》云昔有山精石妖为害，巫者黄七以符法治之，因隐身入于其石不出，石壁隐映有人影，望之俨若仙师像。按旧志，未县前有妖怪虎狼为民害，黄七翁父子三人往治之，因隐身入石，群妖遂息，每风雨时，石中隐隐有金鼓声，二说微不同。”[13](P547)

除《八闽通志》外，地方志如弘治《黄州府志》、《续纂淮关统志》《常熟县志》；嘉靖年间的《广平府志》《常德府志》《河间府志》《普安州志》《潮州府志》《建宁府志》《隆庆志》《延平府志》；隆庆《临江府志》《岳州府志》；崇祯《清江县志》；《四镇三关志》等均参考引用《大明一统志》的内容，以进行资料的补充或考证。一些专门的方志和地理著作也利用了《大明一统志》，例如，《石湖志》《天目山志》《邓尉圣恩寺志》《朝鲜志》《蜀中广记》《使琉球录》《古今游名山记》。以《使琉球录》为例，该书为陈侃、郭世霖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载：“嘉靖十一年，命吏科左给事中陈侃、行人高澄册封中山王尚清。陈侃述其事为《琉球录》。嘉靖三十七年，又遣世霖与行人司行人李际春册封中山王尚元，世霖取侃旧本，缀续成编”。[14](P1475)当时明人对夷地了解有限，《大明一统志》为明人提供了琉球的记载。《使琉球录》中提到“今日著为此录，使之有所徴而无惧，此纪略所以作也。又尝念国家大一统之治必有信使以载内外之事，如大明一统志者，是山志中所载琉球之事。所云落漈者水趋下不回也，舟漂落漈百无一回，臣等尝惧乎，此经过不遇是险，自以为大幸，至其国而询之，皆不知有其水则是无落漈可知矣。”[15](P68)陈侃等人由于对夷地了解有限，便将《大明一统志》作为出行指南书，从书中得知去夷地的水路凶险，但是到了琉球之后才知道落漈是子虚乌有的事情。

明代陈师的《禅寄笔谈》中利用《大明一统志》中的一种小鸟引发了对人生的感悟：“大明一统志云成都出小鸟，红翠碧相间，剩余桐花中，朝夕惟饮其汁，不食他物，花落遂死，名桐花鳯。夫人生大块间即百岁光阴，一春梦也。千百年世事，一春华也。自有生以至考终一桐花鳯也，是以古人譬之逆旅，等之过隙，若戚戚于贫贱，没没于富贵而不能受用乎，旦暮之光景，其亦可哀也已善乎。盖采和有言，红颜一春树，流年一掷梭，知道者味之。”[16](P755)

字书类的《古音骈字》《骈雅训纂》《正字通》也引用《大明一统志》。例如《古音骈字》卷五仄韵下的一屋引用了“梭服，锁袱鸟毳为之，大明一统志”[17](P515)。

考证之书《正杨》是明代陈耀文的著作，该书是专门订正杨慎《丹铅录》的。该书也利用了《大明一统志》的资料，并且指出了《大明一统志》的错误：“杜子美诗近来海内为长句，汝与东山李白好流俗，本妄改作山东李白，按乐史序李白集云，百客游天下以声妓，自随效谢安风流自号东山，时人遂以东山李白称之，子美诗句正因其自号而称之耳流，俗不知而妄改，近世作大明一统志，遂以李白入山东人物类，而引杜诗为证，近於郢书燕说矣，噫寡陋一至此哉。”[18]

医学类的《本草纲目》《香乘》中也大量的引用《大明一统志》的资料。《本草纲目》中对于“刺蜜”的解释就引用了《大明一统志》：“《大明一统志》云西番撒马儿罕地，有小草丛生，叶细如蓝，秋露凝其上，味甘如蜜，可熬为饧，土人呼为达即古宾，盖甘露也。”[19](P1270)《香乘》中就香的产地引用了《大明一统志》：“琼州崖万琼山定海临高皆产沈香，又出黄速等香”[20](P20)，“檀香出广东、云南及占城、真腊、爪哇、渤泥、暹罗、三佛斋、回回等国”[20](P50)。

文集类如《董司寇文集》《金粟斋文集》《杨文恪公文集》《青溪漫稿》，杂家类《玉芝堂谈荟》中也可以看出文人们通过阅读《大明一统志》而进行的活动。例如《杨文恪公文集》中有一篇《太极堂记》记载：“廉尝阅大明一统志，在京城内有太极书院，乃元中书行省杨惟中所建，以河朔未知濂洛之学，故有此举，今其遗址不可得而考矣……”[21](P631)

以上材料皆可表明人们对《大明一统志》的利用是广泛的，它作为一部全国性总志，对全国的建置沿革、山川河流、各地名胜等都有记载，这就使得它也成为一部综合性质的总志，这决定了世人对它的利用也不会局限在建置沿革方面，而是尽其所能。

总结

《大明一统志》作为一部全国性的地理总志，它一方面承担了统治者彰显全国大一统盛况的职能，另一方面它作为一部书籍，其传播很广泛，这从它的利用情况中就可以看出。福建书坊在《大明一统志》的传播与利用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书坊作为书籍流通的中心，它对书籍的选择是影响书籍传播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书坊出于利的目的会刊刻畅销书籍，而书籍经过书坊的刊刻也会促使它成为畅销书籍，这也就可以解释当时明政府选择书坊进行书籍刊刻的原因，即通过书坊刊刻将《大明一统志》传播出去，让世人了解明政府统治下的全国的盛况。所以是《大明一统志》选择了福建书坊，而书坊又促进了《大明一统志》的传播。《大明一统志》于书坊刊刻之后也确实得到了广泛传播，从文中人们对它各个方面的利用情况就可以看出。本文通过对《大明一统志》书坊刊刻原因及利用情况的论述，一方面补充了近来学者对《大明一统志》研究的不足，另一方面也使本人在书籍的传播与利用问题上有进一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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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占峰]

作者简介：周天爽（1989-），女，黑龙江绥化人，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历史文献学。

收稿日期：2015-11-04

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438（2016）2-009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