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亚迪（河南大学外语学院　河南开封　475001）



朱利安·巴恩斯对历史的兴趣

翟亚迪
（河南大学外语学院河南开封475001）

摘要：通读当代英国小说家朱利安·巴恩斯的作品可见他对历史的兴趣尤为浓厚。对历史人物、传统艺术、历史事件和历史性质的描写和探讨几乎贯穿他创作的全过程。通过截取及解读巴恩斯典型的传统和后现代历史作品，文章意图揭示他历史意识压制、萌芽和爆发的过程，他对历史人物、传统艺术的兴趣，以及他对某些历史事件和历史性质的见解。

关键词：朱利安·巴恩斯；历史人物；传统艺术；历史事件；历史性质

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当代著名英国作家。从1980年出版第一部作品到2015年最近一部作品的发行，加上两部译作，巴恩斯一共发表了25部作品。总揽巴恩斯的著作，他既书写传统虚构和纪实文学，又进行多种多样的后现代小说创新实验。例如，他的《福楼拜的鹦鹉》《十又二分之一章世界史》等一直是学界所称赞的后现代小说实验的典范。巴恩斯的作品形式虽然不拘一格，且不断推陈出新，但他对文学的兴趣总跳不出婚姻、爱情、死亡和历史等主题。

巴恩斯对历史兴趣之浓厚，从其几乎所有作品中弥漫的历史气息即可窥见一斑。在《伦敦郊区》中，巴恩斯的历史意识还是被压抑隐藏起来的，在《在她遇到我之前》有了萌芽和表现，在《福楼拜的鹦鹉》中获得全面爆发，从此巴恩斯对历史问题的探讨一发不可收拾。巴恩斯的历史兴趣集中于现代主义时期法俄文学艺术大佬；浪漫主义至现代主义时期艺术，尤其是法国绘画艺术；20世纪突出和埋葬的历史事件；以及对历史性质鞭辟入里的探讨。

一、历史意识的发展

巴恩斯的处女作《伦敦郊区》费时几乎八载方完成，那是因为长期从事编辑工作和评论事业的巴恩斯对成为一个作家非常“缺乏信心”。[1](P27)因此，他尚不敢对教条式的历史观念发起攻击，而是对历史问题的探究采取闪躲和回避的态度。这也是大部分读者和批评家对巴恩斯的首部作品不满意的地方。该小说的第二部分与其标题“巴黎1968”给人留下的是截然不同的印象。因为专门标出1968年，标出巴黎，不得不使人想到当年五月份巴黎爆发的轰动世界的学生运动。本以为巴恩斯会对此事件进行描写和评论，但如马修·佩特曼所指出的，“巴恩斯拒绝记录期待中的历史事件，却代之以对克里斯托弗恋爱，失贞，与未来妻子相遇，参观画廊等个人生活的描绘，且完全回避（甚至几乎没有注意到）学生的反叛运动。”[2](P183)就在第二章的第一页，当克里斯托弗的挚友托尼写信询问他：“当时什么样？”，克里斯托弗就显示了他的不安，且用托词来掩饰他的尴尬：“我决不会一开始就提五月份。”最终，克里斯托弗承认：“关键是——虽然我整个五月都在那，知道交易所被放火，奥德被占领，比扬库尔的封锁，德国坦克夜间要呼啸着开回来的谣言。但是我真的什么都没看到。”所以，在巴恩斯的第一部成长小说中，历史事件仅仅是人物成长的背景铺垫，巴恩斯的历史意识尚未显现。

或许是由于《伦敦郊区》的大获成功，巴恩斯获得了作为一个作家的荣誉和信心，在他的第二部爱情小说《在她遇到我之前》，巴恩斯才开始大胆地探讨历史和虚构的关系。《在她遇到我之前》讲述的是一位历史教师，格雷厄姆·亨德里克结束他的第一次婚姻后，娶了娇媚的二流过气女演员安·米尔斯。由于年龄差异和对安的爱，格雷厄姆扭曲的嫉妒心驱使他开始对安遇到他之前的荧幕中和荧幕后的情人们展开调查。嫉妒心无限制的膨胀导致格雷厄姆杀害了自己的好友杰克，一位小说家。因为他在杰克的一部小说中“侦查”出杰克和安之间也曾发生过关系。最终，疯魔的格雷厄姆自杀在安面前。作为历史老师的格雷厄姆本应能明智清楚地分辨哪些材料和信息可以作为历史证据，哪些应该废弃，但疯狂的嫉妒心使他失去了判断力，以致他无法区分幻想和真实，历史和虚构。格雷厄姆企图用安参演过的影片和杰克的小说作为证据之源去“确认历史事件的真实性”，或者更确切地说，去确认安的情史。此举讽刺性地违背了格雷厄姆作为历史老师该有的理智，就如他自己说过的：“除非有确凿的证据，否则没有理由吃醋。”布鲁斯·塞斯托明确地指出：“（文章的）悖论在于，作为历史老师的中心人物本应取材于经验性的‘事实’而非荧幕上的‘虚构’，这体现了当代小说对虚构和历史编撰之间问题的关注。”[3](P26)在他的第二部小说中，巴恩斯不仅强调了历史真实和虚构的关系，也突显了人们对过去事件的解读所带有的必然主观性。

尽管在《在她遇到我之前》，巴恩斯探讨了历史的某些特点，但他并未将历史作为小说的主题进行详尽的研究，且对历史的后现代性质的展现也仅是凤毛麟角。他的主要兴趣还是集中在人物及其婚姻爱情关系中。然而1981年9月在法国鲁昂的经历，彻底激发了巴恩斯对历史性质的发掘和展现，直接导致他写出了他的第一部享誉世界的名作《福楼拜的鹦鹉》及之后对历史问题的不懈探讨。即使时隔18年，在2002年的一次采访中，巴恩斯仍能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所见所感。在1981年9月，巴恩斯奉命“写作一部有关法国作家的住所的书”[4](P102)。期间，他参观了居斯塔夫·福楼拜（1821～1880）博物馆。他说：“最让他记忆深刻地……是他看到了一只色彩鲜亮的绿色鹦鹉，眼中闪着神气，这正是他（福楼拜）写作《一颗单纯的心》时（从博物馆）借来的。”[4](P103)但是当他去了克鲁瓦塞参观福楼拜的房子时，他看到了“另外一只鹦鹉（笔记本中用了全大写字母和下划线）”，“也是鲜亮的绿色，也听门房说，也见横木上的标签显示，正是居斯塔夫·福楼拜写作《一颗单纯的心》时从博物馆借来的鹦鹉！！”[4](P103)巴恩斯能清晰地记得当时笔记本中的大写字母，下划线和感叹号。可见巴恩斯见到两只“历史真迹”时的惊讶，震惊和难以置信，以及打破认知常规对他思想带来的碰撞和某种顿悟。从此，巴恩斯对历史的兴趣大爆发，开始大胆地质疑教条历史观，提出他自己对历史的见解，且意识到“这是一个项目的开始”，即《福楼拜的鹦鹉》创作的开始。[4](P104)

二、对历史人物和传统艺术的兴趣

自从1981年的法国之旅激起了巴恩斯强烈的历史意识，他对历史的兴趣就无法抑制，致使他写出一部部有关历史问题的佳作。首先看巴恩斯对哪些历史人物和传统艺术倍加关注。巴恩斯对历史人物的兴趣主要集中于法国和俄国的文学艺术大佬。受惠于都是法语教师的父母，从小在法国的游历，以及在牛津时对法国和俄国文学的学习，巴恩斯对法国传统艺术文化及现代主义作家，如福楼拜尤为喜爱；至于俄国文学中的大腕，巴恩斯则钟情于伊万·屠格涅夫。

在巴恩斯2004年发表的短片小说集《柠檬桌子》里，有一则故事《苏醒》就是专门讲述屠格涅夫晚年的恋爱逸闻。屠格涅夫在暮年之时喜爱上了一个年轻的女演员，她使屠格涅夫在晚年又燃起了对爱情的欲望。有资料记载在1880年5 月28日的那天，屠格涅夫和那位女演员同时出现在了同一列火车的同一个包厢，却没有记录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由此，巴恩斯就充分运用他作为作家的丰富想象力，在那则故事里并置了几种他们相见时的场景和屠格涅夫当时的心理变化，以填补历史记录的空白。关于俄国文学，巴恩斯在作品中着墨不多，但他对法国文化和文化名人却兴趣倍浓。巴恩斯对福楼拜的崇拜在其处女作《伦敦郊区》中就已显现。在小说的第一部分，年少的克里斯托弗周末随家人去拜访叔叔亚瑟，随身带的就是“袖珍版的福楼拜的《庸见词典》”。在第二部分的结尾处，克里斯托弗罗列需要带回英国的东西时，就有一本福楼拜的小说：“我口袋里的是我刚开始读的一本书，《情感教育》。”1984年出版的脍炙人口的《福楼拜的鹦鹉》可说是对法国现代主义文学大师福楼拜生平的追述。它通过叙述者乔弗瑞·布瑞斯维特对真实鹦鹉的追寻（模仿巴恩斯的真实遭遇）来重建福楼拜的生活。在小说第二章“年表”中，巴恩斯并置了三个相互矛盾的福楼拜生平的版本。第一个是正能量的积极的版本，第二个是负面的描写，第三个是中立的福楼拜文章的摘抄。小说中还混杂了传记，回忆录，文学评论，虚构叙事等等相异的文学体裁，试图还原给读者一个立体的，多面的福楼拜。

在2002年出版的散文集《有事要说》中，巴恩斯把精力全部献给了19世纪晚期的法国著名艺术家。该部著作前半部分涉及有诗人，比如，夏尔·波德莱尔、史蒂法纳·马拉美，作家鲍西斯·维昂、画家居斯塔夫·库尔贝、爱德华·马奈和埃德加·德加等。第二部分整个的是关于福楼拜的传记，对福楼拜作品的评论，及对由其作品改编的电影的评论。如希拉里·斯伯林指出的，这些散文“是对从戏剧、自行车赛、唱歌到写作等等领域所具有的法国性成熟和高雅的广博、敏锐和渐增地权威式的敬意。”[5](PA3)巴恩斯在这部作品的前言里就已说明，他“不断追溯的文化期间就是大约1850～1925年，从现实主义的高潮到现代主义的裂变。”在2013年出版的回忆录《生命的层次》中的第一部分，巴恩斯讲述了空中摄影家和热气球飞行员先驱纳达尔（1820～1910）飞越英吉利海峡的故事。早在1989年巴恩斯发表的又一重要著作《十又二分之一章世界史》的第五章中，他插入了一副法国浪漫主义画派先驱籍里柯（1792～1824）的名画《梅杜萨之筏》，且第五章的第二部分就是对画作的评论。巴恩斯品评了艺术对史实的串改，艺术作品背后的权利因素及艺术作品所传达意义随历史流变的特点。在2015年，巴恩斯出版了另一部散文集《睁着一只眼：关于艺术的文章》，其中就专门有对籍里柯画作的评论。这部新作总结性地展现了巴恩斯对传统艺术，尤其是法国艺术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再到现代主义时期的发展轨迹的追寻。林林总总，都围绕在法国文化艺术圈内。

以上所列举的仅是巴恩斯众多作品中相对突出的对历史人物和传统艺术进行描写和探讨的文章和片段。巴恩斯对历史人物和传统艺术的强烈兴趣，促使他笔耕不辍，新作迭出。然而更令人瞩目的还是巴恩斯对历史事件和历史性质的巨大兴趣，这使他继《福楼拜的鹦鹉》大获成功后又创作出一部部饱受称赞的佳作：《十又二分之一章世界史》、《豪猪》、《英格兰，英格兰》、《亚瑟和乔治》以及《终结的感觉》。

三、对历史事件和历史性质的兴趣

巴恩斯比较感兴趣的历史事件大多发生在20世纪。除了《十又二分之一章世界史》第五章里发生于1816年的梅杜萨战舰失事事件，和第三章中中世纪法庭对木蠹虫审判的庭审记录，其他所涉及真实历史故事均发生在20世纪。比如第四章“幸存者”中所写的“第一次大事故”，就是指1986年4 月26日切尔偌贝利核电站大爆炸。第七章“三个简单的故事”中的第三个故事取材于“戈登·托马斯和麦克斯·摩根-茨威格合著的《亡命之旅》”，讲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犹太人的大逃亡丑闻。

在苏联解体后，中欧政局动荡之际，资本主义新政权即将接管国家主权之时，巴恩斯于1992年发表了《豪猪》，深切地表达了对国家动乱下，人民生活困苦的关切和同情，也揭露了所谓国家正史背后隐藏的权利这一幕后推手。虽然在小说中运用假名和虚构的地域，巴恩斯在一篇文章中自己就爆料“对前国家领导人的审判……实际发生在保加利亚。”[6](P5)虽然《豪猪》取材于真实历史事件，从“地方志”中寻找素材，巴恩斯却坚决声称这部著作主要是想象的产物。然而，就连保加利亚人民都把它当作一部真正的历史作品，无法划清小说中真实和虚构的界限。[6](P5)在巴恩斯用相对传统的手法写就的历史著作中，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总是模糊不清。类似的还有巴恩斯在2005年出版的历史小说《亚瑟与乔治》。这是巴恩斯根据稀少的史料发掘出的早已被人遗忘的英国爱德华时期印度裔律师乔治·艾达吉被冤枉入狱及亚瑟·柯南·道尔爵士帮助他恢复名誉的事件。巴恩斯根据有限的历史记录却能把柯南道尔爵士的生活和情感描绘得细致入微，致使专门研究柯南道尔的传记作家都对巴恩斯描写的“真实性”大为称赞。在这部作品中，真实和虚构的界限又被逾越了。这两部作品都着力表现历史和权利之间的关系。根据福柯所言，权利无所不在，权利控制着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正是《豪猪》中新近掌权的资产阶级政府，运用手中的权利制造虚假的指控和证据来对抗原共产党主席，创造历史“真实”；也正是因了他们手中的权利，才得以制造舆论，在民众中树立他们正义和光明代言人的身份。同样地，由于手中的司法权，才使《亚瑟与乔治》中种族歧视思想根深蒂固的白人法官颠倒黑白，使乔治·艾达吉含冤入狱。

除了以上提到的历史和虚构的关系，历史和权利的关系，历史的其他性质巴恩斯在他的多部著作中均有表现。例如，在《福楼拜的鹦鹉》中，巴恩斯借助叙述者乔弗瑞·布瑞斯维特，一个医生和福楼拜爱好者，去认证哪一只是真正的当年福楼拜写作《一颗单纯的心》时从博物馆借出的鹦鹉来反思：“我们怎样才能抓住过去？”一开始布瑞斯维特就指出：“关于福楼拜的东西所剩不多。他虽然去世才一百年多一点，但有关他的记录全在纸张上。”弥散在小说中的福楼拜作品中的摘抄，他的朋友和福楼拜传记作家所写的有关他的传记和回忆录，甚至当代学者对福楼拜作品的批评都表明，要想了解福楼拜，还原历史人物的生活只有借助于文本。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中就已表明：“历史不是文本，……但只有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们。”[7](P35)但布雷斯维特同时也指出任何表面看来客观的历史记录“不过是装成国会报告的自传小说”。所以在布雷斯维特确认福楼拜对爱玛包法利（福楼拜小说《包法利夫人》中的主人公）的眼睛颜色描写的可靠性的同时，他也告诫读者督康（福楼拜的好友）的包法利眼睛的版本是“八卦的，自负的，自以为是和不可信任的”。巴恩斯在揭示历史的文本性的同时也质疑了文本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历史记录和历史文本首先是历史记录者对史实的选择和解读的结果，其中必然包含着记录者主观的感情和喜好以及其所生活时代的印记。历史写作也要用到文学写作的修辞手法和技巧，所以海登·怀特说写历史如同写小说，是“一个诗意的过程”。[8](P125)历史既有文本性又有虚构性。在小说的最后，布雷斯维特也没能确认两个福楼拜纪念馆中的鹦鹉哪一只为真。小说最后以一句话单独成段作为结尾：“或许它就是它们中的一个。”来强调过去的不可确定性。

《福楼拜的鹦鹉》中所暴露的历史的文本性、虚构性和不确定性等特征在巴恩斯的多部历史著作中都有出色的描写。巴恩斯在其后的关键作品中也揭露了历史的其他特性。《十又二分之一章世界史》打破了传统世界历史按时间顺序描写的方式，杂揉了不同时期的虚构故事和以真实历史为背景的故事，体现了历史的断裂性和碎片性。小说以不断出现的诺亚方舟为主线展现了人类史上不断上演的灾难，击碎了传统的历史线性发展观。用动物的视角和女性的视角叙述历史也表明了历史的多元化。在《英格兰，英格兰》中，佩特曼用英国历史遗迹汇聚成的主题公园打败了真正的英国，表明了巴恩斯对新千年之际英国前途的担忧。巴恩斯在这部小说中也重新审视了英国的民族性，同时提出国家历史的虚构性。在《终结的感觉中》，巴恩斯再次探讨了“什么是历史”。他也指出记忆机制的欺骗性和自我保护性，因此由记忆构成的个人历史就充满了谎言。要想建构真实的自我，人必须要敢于解构自己，通过真实的历史文本和调查取证去还原自我。

结语

由于巴恩斯的多产，本文只提取他最为读者和评论家所称赞的作品以及他对历史问题的阐述最为突出的作品加以讨论，目的是使读者对巴恩斯作品中所体现的历史主题有一个整体的印象。从巴恩斯处女作中历史意识的压制，到2015年最新作品专注探讨传统艺术，读者可以意识到巴恩斯对历史的兴趣是有针对性的，逐渐增强的，逐步深化的；对历史的理解是深刻地，独到地；对历史的追寻是坚定地，细致地。巴恩斯虽已步入暮年，但其创作精力仍然十分旺盛，他对历史的兴趣下一步将引导读者去向哪里，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

[1]Billen,Andrew.“Two Aspects of a Writer.”[N]Observer Magazine,7July,1991.

[2]Pateman,Matthew.“Julian Barnes and the Popularity of Ethics.”Postmodern Surroundings. [C] (ed.)Steven Earnshaw. AmsterdamandAtlanta,GA:Rodopi Press,1994.

[3]Sesto,Bruce John. Language, History and Metanarative in theFictionofJulianBarnes[M]Amsterdam:PeterLang,2001.

[4]Guignery,Vanessa and Ryan Roberts (eds). Conversations with Julian Barnes. [M] Mississippi: Mississippi University Press, 2009.

[5]Spurling,Hilary.“In Full Feather”.[N] Daily Telegraph.19 Jan.2002.

[6]Barnes,Julian.“How Muchis Thatin Porcupine?”[N]The Times,24Oct.1992.

[7]Jameson,Fredric.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Narrativeasa Socially Symbolic Act. [M]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1.

[8]White, Hayden. Tropics of Discourse: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M]Baltimoreand London: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8.

[责任编辑王占峰]

作者简介：翟亚迪（1988-），女，河南漯河人，河南大学外语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收稿日期：2015-10-15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438（2016）2-005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