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新华

西方对东方的认识，大致经历了一个由自发到自觉、由单一化到多元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复杂的、漫长的。西方人“认识”东方的方式也是多样的，有的未曾到过东方却善于望文生义，有的亲身游历之后如实记叙。于是，被认知的东方在这一过程中呈现出多种形态，其中有被高度赞美的“东方”，有毁誉参半的“东方”，有被感性认识的“东方”，有被理性剖析的“东方”，有被线条勾勒的“东方”，有被细节描写的“东方”，有被个人解读的“东方”，有被集体研究的“东方”，“Orientalism”一词就诞生于西方人这一发现东方、认识东方的历史过程中。爱德华·W.萨义德（Edward W.Said）曾指出“Orientalism”一词可以有三种解释：一种是学术研究学科，一种是思维方式，另一种是权力话语方式。①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页。然而，汉语无法用一个词来囊括这三种含义，但是这并不妨碍东方学文本自身所具有的丰富性。美国东方学是世界当代东方学的代表，美国日本学则是美国当代东方学的重要内容，美国日本学学者及其论著是开展美国日本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无论从哪个角度，唐纳德·金（Donald Keene）都是美国日本学研究必须要面对的重要人物，他对日本文学在欧美世界的传播与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将自己一生的主要精力都投入到了日本文化、日本文学的书写、译介与研究领域之中。这深深地影响到了他的生活，也导致他不能从痴迷日本文化的状态中走出。一个典型的事件是：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大地震后，唐纳德·金决意和自己热爱的日本文化共存。他在同年的4月15日宣布自己决定加入日本国籍。可以这样说，浸润与涡旋在美日两种文化之中是唐纳德·金独特的文化身份特征，这也是他研究日本文化时一个独特的关注点，日本文化怎样与美国文化相遇？ 在他的论著之中，笔者认为他对日本人航美日记的书写与论述很具有代表性。

19世纪中期开始，自从日本门户向西方敞开之后，日本人开始较大规模地被迫或自愿走出国门、走向欧美诸国，为完成日本政府的公务或实现个人的愿望而留迹海外。其中的许多人把自己的海外足迹写进了日记，无论是转述事实还是抒发情感，这些日记均成为了当时日本人的思想回音，也成为了海外学者考察日本对外交流史的重要资料。对日美文化交流史料倍感兴趣的唐纳德·金非常重视这些潜藏在日记中的思想回音，他在《现代日本人日记》（Modern Japanese Diaries）的前言中写道：“哪怕是读那些最不知名的人写的日记，也会让人比读任何教科书更受启发。但是只有在大量的阅读日记之后，你才能发现那充满个性、非常逼真的部分，它足以让你忍受那些冗长且毫无意义的日子。”①Donald Keene. Modern Japanese Diarie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1998.p.2.唐纳德·金对日本人日记价值的认识还很独特，他在《百代之过客》（Travelers of a Hundred Ages）的序言中这样写道：“世界上每个国家的人们都保留有他们的日记，一些日记的内容只不过是对天气的简单注解或者是他们日常生活的清单，但是还有一些毫无疑问带有浓郁的文学色彩，这一事实已经在日本延续了一千多年，在其他的一些国家里，不少过去所写的日记仍然因为他们所折射出的时代之光或者显示作者的独特个性而被广为诵读，但是就我所知而言，只有在日本日记才需要具备一些与小说、散文以及其他文学分支相比而言所具有的文学因素，而后者往往被投以更多的关注。”②Donald Keene. Travelers of a Hundred Ages. Henry Holt and Company.New York，1989.p.1.可见，唐纳德·金不仅仅把日本人日记当做文化史料来看待，他更注重日本人日记的文学性因素。“浓郁的文学色彩”使作为日本文学专家的唐纳德·金和日本人日记产生了紧密的联系，也促使他在研究日本的戏剧、小说和诗歌之余写出了《百代之过客》和《现代日本人日记》这样的论著。在这些著作中，唐纳德·金非常注重突出日记主人们千差万别的。唐纳德·金所选的日记由不同身份的日本人写成，其中有古代派往中国的求法僧，有早期派往外国的使节，有远赴国外的游览者，有身居海外的作家、政治家、妇女、诗人和小说家等等。本文将以《现代日本人日记》中的日本人航美日记为例来展开探讨。

一、异域想象与镜中之像

唐纳德·金将日本人航美日记作为《现代日本人日记》（Modern Japanese Diaries）一书的开篇作品，同时也是该书“早期派往外国的使节”部分的开端之作，这恐怕与他的文化身份有关。他生长于美国，但人生的偶然与必然又让他走上了热爱日本文化、研究日本文学和日本文化的道路。这种美日双重渗透的文化情缘绝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多年来他以美国人的文化身份倾心于日本文化的结果。2011年他宣布加入日本国籍这一事件可谓水到渠成。他之前的所有学术研究行为也是紧密围绕着日本文化和美国文化这两大核心要素展开的。《现代日本人日记》中的两篇航美日记均出自同一事件：1860年，日本向美国派出了首个使节团。村垣淡路守范正（Muragaki Norimasa）和木村喜毅（Kimura Yoshitake）均为使节团成员，且都是第一次赴美。这种具有历史开创意义的行程和他们日记中的那些耐人寻味的文字深深地吸引了唐纳德·金。

唐纳德·金从转述村垣淡路守范正与木村喜毅日记入手，首先分别描述了他们接到出使任务时的心情。

根据唐纳德·金的转述，虽然村垣淡路守范正当时被任命为使节团的副使，但当他接到要出使美国的任务时，心情变得沉重起来。虽然当时是花好月圆夜，但他已经无心去欣赏如此美景，也无心参加派对。在他看来，出使美国这一任务无疑是一块烫手山芋。首先，这是一项重任，作为首位被派往海外的大使，村垣觉得自己“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若失败了，是多么耻辱的一件事儿啊！”③Donald Keene. Modern Japanese Diarie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1998.p.11.其次，作为要远离妻儿老小的家人，他的心里又有说不出的苦楚。他的妻子和孩子面对如此“荣誉”却凄惨地说：“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们应该怎么办？”①Donald Keene. Modern Japanese Diarie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1998.p.11.村垣虽试图去安慰他的家庭，但同时对自己的能力又不确信，有些担心。正是在这种矛盾重重的心理挣扎中，村垣与他的伙伴们登上了去往美国的船只。临行前，村垣写下了一首告别诗，根据唐纳德·金的转译，大意如下：

Entrusting the thread 将我的生命之线

Of my life both to the gods 委托给神灵

And to my liege lord 以及我的君王

I shall leave behind a name 我将把我的名字留下

Even in unkown countries.即使在陌生的国度②Donald Keene. Modern Japanese Diarie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1998.p.13.

这首诗充满了对美国的想象，一种遥不可知的想象，这种想象因缺乏了解而带上了畏惧色彩，使命感又不允许作者去畏惧和退缩，于是带有“悲壮”味道的诗句油然而生。可以说，这样的“悲壮”有很多想象的成分。如果说村垣的这首诗仅仅是对漫漫行程不可捉摸的一个自我告白，之后所写的日记则是他对航海行程和访美经历的记录与体会。在他的自我告白中，“未知的”美国完全陌生，陌生到还不能使村垣产生具体的想象。村垣在诗中只表达出了他领命之后的惶惑无奈和朦胧揣测。然而，真正的航程开始之后，未知的东西逐渐变得越来越可知。他笔下的文字也逐渐地褪去了想象揣测的成分，越来越多地成为一种纪录和描述。然而，在木村喜毅的日记中，却找不到村垣日记那样的告别诗式的开头。木村之所以被派遣赴美，是因为日本使节们需要武装保护。接到任务之后，木村怀着非常憧憬的心情感觉到“一个新的时代要来临了”。在他看来，这次航行是日本发展与外国关系的一个新起点，而这正是他“长期以来的心愿”，能够被委以此任，他“甚感激动”。③Donald Keene. Modern Japanese Diarie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1998.p.32.就这样，在唐纳德·金笔下，怀着不同心情的村垣和木村都接受了出使美国的任务。

唐纳德·金论述最多的，是日本人航美整个过程中的所见、所闻和所想。日记作者们在日记文本中记录最多的也是航美行程本身，他们的记录多为事实描述或主观评论。日记中的事实描述部分分为航海过程中和到达美国后两个阶段。对航美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些“技术行为”，唐纳德·金虽然运墨不多，但所记之处还是相当细致入微，例如，他提到了使节团成员们所做的准备工作：正式入海起航之前，村垣、木村以及所有的使节团成员们准备了他们认为出行所必需的大米、酱油、咸鱼以及海藻等食物，为了防止新米在航途中变质，他们还带了大量的已经晒干的大米。从这些细致充分的准备工作中可以看出，他们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远航知识，这与大航海时代对日本的影响有直接关系。在大航海时代之前，以日本人自己的历史经验和从中国传来的知识，日本人所知晓的外部世界主要是东亚，他们主要的航行范围也限于日本临海海域。大航海时代开始之后，欧美人陆续依靠航行进入到日本并引发了日本与其的交流与互动：既促成了日本人在物质技术方面向西方的学习，也导致了他们在观念认识上的变化。④徐静波：《大航海时代以后日本人对外界与自身的新认识》，载《日本学刊》，2009年第5期。在木村的日记中，他流露出对美国水手们高超的操控技术的叹服之情，在“咸临丸”号轮船遇到风暴等困难时，美国人的热情帮助和临危不乱的场景让他们感到惊讶，甚至有些尴尬，因为在此之前，这些日本水手们受过荷兰人的训练，但在这次航海考验中却暂时失效了。在木村看来，即便是在暴风雨面前，这些美国水手却“没有一个人会感到恐惧，并且会以与常规操作几乎不同的方式去完成他们各自的任务”⑤Donald Keene. Modern Japanese Diarie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1998.p.35.。这种“礼貌友好”之极与过硬的本领使得木村们受到了心理上的冲击，也产生了对美国人的一些最初印象。

然而，上述的好印象并没有持续多久，到达美国后的一些所见所闻让这些日本人瞠目结舌、甚至产生了“极坏”的印象。尤其在礼仪和政治观念方面，村垣和木村写下了一些颇值得唐纳德·金引述的语句。以村垣眼中的美国议会为例，议员们开会讨论问题的场景在村垣看来闹乱不堪，甚至有人会在讨论中起立、叫骂、比划手势，其形状犹如狂人一般。这样没有礼仪的议事场景让村垣大跌眼界、充满反感，他甚至把美国的议会视为“宛如我日本桥之鱼市”①依田熹家著，卞立强译：《近代日本与中国，日本的近代化》，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版，第368页。。在唐纳德·金看来，日记主人的厌恶之情充斥在字里行间，如果说美国水手们高超的本领带给他的是因技不如人而产生的尴尬和不舒服，美国议员们的自由争论带给初来乍到的这些日本人的则是极端的厌恶。

这些极具个性的日记语言，即是村垣和木村的“美国印象”，这些印象虽然分别表达了村垣和木村初到美国的不同感受，却流露出了相似的信息：产生这些印象的村垣和木村不能够完全理解他们眼中的美国，更不能融入其中。这一信息其实代表了二人所具有的共同观念：美国这个国度是陌生的，尽管因公务在身无法拒斥置身于美国的风土人情之中，但接触越多，与日本风土人情的比较就越多，比较越多，对美国的不习惯就越多，对日本的认同也越多。村垣和木村对美国的不习惯和对日本的认同是紧密相连的。正因为后者的存在，前者才得以产生，反之，前者是以后者为基础并进一步加深了后者在二人心目中的份量。唐纳德·金在论述中显然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把能引起他注意的句子和意象予以联结、进行转述和解读。他并不急于把这两种互为因果的情结刻意描绘，而是在转述和解读之中自然而然地把村垣和木村的情感流露给读者，一个对象没有任何观念关系或印象关系，或者只有一种关系，它决不能引起骄傲或谦卑、爱或恨，所以，不需要任何进一步的实验，仅仅理性就可以使我们确信，要激起情感，一种双重的关系是必要的。②大卫·休谟著，石碧球译： 《人性论》，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260页。唐纳德·金正是要借助这种自然的转述和解读去展现萦绕在这两位日本使者心目中的、互为因果的复杂情感。

二、错位体验与深层透视

赫施曾说过，没有人能够确切地重建别人的意思。解释者的目标不过是证明某一特定的读解比另一种读解更为可能罢了。在阐释学中，证明即是去建立种种相对可能性的过程。③Hirsch. Validity in Interpretation.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1977.p.236.从相对可能性来看，唐纳德·金的解读有一个客观存在的前提：无论是村垣的《航美日记》，还是木村喜毅的《赴美大使之旅》 （Journey to America in His Excellency’s Service），都是在真实历史的基础上写成的。在日本，近代以来的第一次正式走向世界就是向美国派遣使节团。1860年（也称为万延元年），在岩濑忠震和井上清直的推动下，日本幕府派出了一批赴美使节。他们出使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完成《日美通商航海条约》草案审议，一是考察美国形势，学习先进经验。这一使节团的正副使节分别是新见正兴和村垣范正。当时，新见正兴的职务是外国奉行兼神奈川奉行，村垣范正的职务是箱馆奉行、外国奉行兼神奈川奉行。这个使节团是幕末日本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个使节团。团员们经过8个多月的旅程，于1860年9月27日顺利回到日本。因日本国内政局的变化，使节团回到国内后表现得非常低调。但这并不意味着使节团的派出是失败的，实际上，它推动了德川幕府与欧美等西方国家进行交流的历史步伐，从此以后，日本真正进入到了西方国家的“外交”视野之中。

1860年的这个赴美使节团在幕末所有的使节团中是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一个。使节团的成员们留下来的日记也最多。除了以上提到的《航美日记》和《赴美大使之旅》之外，还有新见正兴的《美行咏》、柳川当清《航海日记》、玉虫左太夫《航美日录》、野村忠实《航海日录》、福岛义言《花旗航海日志》、木村铁太《航美记》、森田清行《美行日记》、日高为善《美行日志》、村山伯元《奉使日录》、益头尚俊《美行航海日记》、佐野鼎《万延元年访美日记》以及名村元度《美行日记》等。

为什么在众多的日记中，唐纳德·金最终只选取了村垣日记和木村喜毅日记？在《现代日本人日记》再版本序言中，唐纳德·金写到：“我是以一个编选者的身份把那些日记中特别吸引我的篇目选进来而已。”①Donald Keene. Modern Japanese Diarie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1998.p.2.他说的“特别吸引”究竟是指什么意思，或者说，村垣日记和木村喜毅日记中的哪些东西使得唐纳德·金产生了被“特别吸引”的感觉？ 这恐怕还要到日记文本本身中去寻找答案。

村垣的《航美日记》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个人的主观感受性极其强烈。在前面提到的那首出自他手的告别诗中，就曾流露出一种既矛盾重重又充满了一丝对异国他乡持有神秘和不可知的情绪。对于自己所记录下来的东西，村垣也曾表示过仅留给自己看，不愿意拿给别人阅读、评判。在这样的写作意图主导下，村垣的日记中充满了“内心流淌”的痕迹。在很大程度上，这些“痕迹”是他不满和不解情绪的记录和宣泄，是最真实的个人内心的表达。具体而言，它们表现在对美国种种社会风俗习惯和文化现象的不习惯、戏谑、嘲弄乃至排斥。在饮食方面，村垣在日记中写到，当他们到达美国费城时，终于能够在食物中见到米饭了。但是在他们高兴起来之前，却发现米饭里面有黄油，于是，他们又把这些带有黄油的米饭送回了厨房。在社会礼仪方面，村垣的日记里有这样一段记载：当他们抵达三藩（圣弗朗西斯科）后，三藩市市长组织了一次在美国人看来是非常隆重的欢迎宴会，宴会上美国人的种种行为却让村垣感到诧异和很不习惯。宴会开始后，美国人喜欢“‘砰’地一声将酒杯在盘子上敲击一下”②Donald Keene. Modern Japanese Diarie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1998.pp.17-18.，除此之外，美国人在宴会上“大声的呼喊”以及不绝于耳的“狗叫般”的音乐声，也均让村垣心生厌烦。在这种情绪的影响下，村垣对三藩市长率众欢迎他们的宴会评价极低，称宴会“就像江户的建筑工人在完成一项工作后的庆祝聚会”。在见到时任美国总统的詹姆斯·布坎南之后，后者专门为了他们举办了一个欢迎舞会。对于当代人来说（包括当代日本人），绝大多数人会觉得这是一件荣幸的事情。但是村垣觉得这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声称为了舞会自己打破了晚上不去参加活动的习惯。村垣还评价了这次舞会，称美国人的舞蹈“毫无技巧可言”。在日常生活中，村垣在日记中曾记录了自己与同伙这样一个举动：当他们抵达华盛顿，入住当地的旅馆之后，对于房间中的椅子很不习惯。村垣称日本人“一见到椅子就紧张”，于是，他们把房间中的椅子统统搬了出去。当他回到日本后，坐在“舒服的榻榻米上”情不自禁地说了一句话：“我又活过来了！”在文化艺术方面，村垣在日记中对美国的音乐表现出了极大的反感。他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观点是“美国的音乐像是狗叫”，除了上面提到的他如此描绘美国人在欢迎宴会上播放的音乐之外，村垣在描写檀香山经历的日记中也提到了相同的观点，当一个当地的小孩唱歌给他听时，他觉得“就像狗叫”。

对读者而言，唐纳德·金选择木村喜毅的日记更让人费解。无论如何，村垣都是赴美使节团的主要成员，而木村则没有出现在当时遣美使节团成员的名单之列。实际上，木村喜毅当时的职务是军舰奉行（ぐんかんぶぎょう），军舰奉行这一职位是日本江户幕府政府于1859年开始设置的一个官职，他的职责是统领幕府海军、管辖军舰制造、购入以及海军技能训练等。唐纳德·金在书中引述了木村日记开端的一段文字：

我被派往美国的首要原因是日本政府想让我承担这次出使团的护卫工作，这个团是派往外国的首个出使团，也是自中世纪以来日本首次史无前例地、大规模地向海外派遣船只的行动，这也是我国与别国关系的一个里程碑。这是我渴望已久的。在其位谋其职，我不能以自己不能胜任为理由来加以拒绝。③Donald Keene. Modern Japanese Diarie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1998.p.32.

正因为遣美使节团的意义如此重大，与使节团成行相关联的一切也变得重要起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准备开放国门的日本人同样认识到了“器物精良”的重要性。美国军舰“博哈坦”号（Powhattan）和日本从荷兰买回的首艘初级军舰“咸临丸”号（かんりんまる）是这次遣美使团最为基本、也最为重要的“器物”。身为军舰奉行的木村喜毅理所当然成为了这次遣美行动必不可少的人物。唐纳德·金在分析他的日记时，非常注重他受命后的心理状态并特意引用了他的一段原话，在这段话中，木村对日本船员们的技艺水平和纪律都表示了担心，他认为当时日本海军组建的时间非常短暂，他很不放心由这些来自海军队伍的士兵们担任如此重要的航海任务。那么，问题自然就来了，由谁来担任此重任呢？ 唐纳德·金也在木村的日记中找到了答案，木村向日本政府提出了一个请求：请熟悉航海线路的美国人来协助他们完成这次航海任务。日本政府很快就同意了他的要求，并派出了Lieutenant Brooke（以下称为布鲁克）来协助他们。唐纳德·金指出，木村对政府的这一批示非常满意，称布鲁克的到来是他们“最大的荣幸”。笔者认为，正是木村对布鲁克重要性的高度认同增进了唐纳德·金的兴趣。日本的使节团出访，却依靠美国的军舰，这一事实本身已经产生了非凡的吸引力，况且又出现了一个具有不可替代作用的美国人布鲁克。木村的记叙正是以此为前提，而这样的记叙前提又是唐纳德·金在著作中加以强调的。

三、转述视角与还原立场

即使是最漫不经心的选择，也会有它的标准或理由。唐纳德·金之所以在众多的航美日记中选取了村垣和木村的日记，表面上看起来是因为日记作者充满个性的论述和内容本身多方面涉及到了美国文化。细究下去，这种表象之下其实蕴藏着更为深层次的原因。

如果对唐纳德·金的研究进行总结提炼式的归纳，会发现他对村垣和木村日记的叙述包含了以下几种立场：

一是对日记主人们内心世界的尽量还原。上文曾提到村垣得知自己要被派往遥远的美国时，内心充满了不安乃至悲凉，并做诗歌一首，那首短歌充满了“风萧萧萧兮易水寒”的味道，但是，他没有料到：在以后的数月里，悲壮之情并没有成为他的深刻记忆，从他自己的陈述中可以看出，他收获的主要感受可以分为航海途中的不适和到达美国后的惊奇和尴尬。村垣笔下的航海过程是危险的。虽然他们在出发前曾经有所预料，但随之而来的飓风影响、米饭的短缺以及强烈的晕船都让他们始料未及。风暴让他们乘坐的“博哈坦”号向南行驶到檀香山（Honolulu）去维修，在那儿，他们终于看到了久违的人群。但是，村垣写到，在檀香山所经历的一切都没能让他高兴，甚至让他心生厌恶。当一个当地的小孩唱歌给他听时，他觉得“宛如狗叫”。好不容易吃到了久违的米饭，但一见到米饭中的黄油，就把米饭又送回了厨房。这些零星的纪录反映出了村垣们身在其境的内心感受。村垣与木村的任务不同，他更注重航行途中船只遇到的困难以及解决困难的过程。他们二人的记叙细节虽在内容、角度和情感色彩上均有不同，但是在转述日记时，唐纳德·金尽量向读者还原村垣的内心感受，这也是唐纳德·金研究日本人日记的一个基础步骤。

在这一立场的基础上，唐纳德·金产生了第二种立场，那就是对日本人的“保守、滑稽甚至自大等行为”进行“戏谑”和“调侃”。在唐纳德·金看来，早期的日本人出国完全是意外行为，他在开篇中写道，即使在闭关锁国期间，也有些日本人到了国外，他们大多是些不情愿的渔夫。他们乘坐的渔船给暴风给吹到了太平洋里，吹到了勘察加岛，于是，这些渔夫成了早期漂流到国外的日本人。这样的叙述意味着：早期日本人缺乏开放意识，不愿意主动走出国门。在唐纳德·金笔下，这些走出国门的村垣们和木村们，在航美途中和到达美国之后不断做出令人发笑的行为。由于不懂美国的音乐而称之为“狗叫”，因习惯榻榻米而在美国的房间中席地而坐，不懂美国的舞蹈，却称之为“毫无技巧可言”，诸如此类的行为令唐纳德·金觉得好笑，这一情绪的流露不仅仅表现在唐纳德·金对村垣们在社会礼俗方面的转述，还表现在政治外交和军事科技等方面。村垣们此行最重要的一个外交使命是与美国方面交换《日美修好通商条约》。交换仪式在1860年5月17日举行。唐纳德·金对村垣这一天的日记做了转述和评价。在唐纳德·金的转述中，村垣和他们的伙伴非常重视这一仪式，换上了在他们自己看来非常得体的和服，乘坐马车前往白宫。马车行驶途中，街边很多美国人都紧紧盯着他们身上华丽的和服。这让村垣感到荣耀无比，一种心理上的极大满足之情油然而生：“我感觉到仿佛置身于野蛮人的国度，并使皇国的光辉在此闪耀。此时，我忘记了自己这样一个愚蠢之人的缺陷而允许自豪之情爬上脸庞——我是多么可笑！”①Donald Keene. Modern Japanese Diarie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1998.p.22.唐纳德·金没有对村垣这种自嘲式的得意进行直接的评判，而是继续着他的转述。村垣们到达了白宫，见到了总统，由新见正兴正使递交了条约文书，正当他准备退下之时，他们竟然被美国人叫了回来，总统握住了新见正兴的手，高度赞扬了他们此次行程的意义，并代表全体美国人祝贺日本最终完成了这次友好条约的签订，同时也为日本首次向美国派遣使节团这一事件而感到高兴。在唐纳德·金的叙述中，村垣日记中所记载的日本使节团成员们对这一事件的政治外交意义的忽略与美国总统的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于同样一件具有重大政治和外交意义的事件，关注的细节却大相径庭。前者更多将笔墨放在了礼仪交往方面，尤其突出了因日美两国文化差异和礼俗不同而造成的心理冲击。后者则紧密围绕着条约交换的核心任务和外交意义向在场日本人表达美国政府的态度。

唐纳德·金的第三种立场是对自己民族感情的保护。他的保护有时是有意识的，有时则是潜意识的。以对美国人布鲁克的评价为例，在日本近代思想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福泽谕吉曾就布鲁克在使美航船上的作用发表过评论，声称布鲁克在航程中几乎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使美航船之所以能够完成任务，全凭日本人自己的力量。对于福泽谕吉的言论，唐纳德·金很是不以为然，并指出福泽谕吉的错误之处在于他不应该把民族主义感情融入到对历史事实的客观评价之中。唐纳德·金的指责中包含着为布鲁克的鸣不平。这也许是身为美国人的唐纳德·金所作出的本能反应。村垣在日记中还对美国人在布坎南总统舞会上的表现颇为不屑，声称美国人的舞蹈毫无技巧可言，对于此，唐纳德·金有些反唇相讥地写到：“但是，二十年后，日本人也喜欢跳这样的舞蹈了。”②Donald Keene. Modern Japanese Diarie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1998.p.21.这样的评论已经不仅仅是在为美国人的舞蹈辩解，而且蕴含了相当浓烈的文化优越感的味道。唐纳德·金的这种优越感来自一个事实：美国的舞蹈最终影响到了日本人。在此，作为文化载体的舞蹈已经成为美国文化的标志，舞蹈的最终胜利就成了美国文化的最终胜利。

无论叙述者是否被称为“我”，他总是或多或少地具有介入性，也就是说，他作为一个叙述的自我（narrating self）或多或少地被性格化。③杰拉德·普林斯： 《叙事学：叙事的形式与功能》，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页。按照杰拉德的观点，村垣是他日记的“介入者”，他笔下的“客观事实”已经不是原初的客观事实，而是打上村垣主观烙印的客观事实，即使是那些看起来最为原汁原味的描述，也蕴含着村垣不动声色的评判。表面上看起来，村垣是在“原汁原味”地描述客观存在的事实，这样的描述似乎没有掺杂进去作者的好恶判断。但细细品味起来，这些客观事实全都是凭借村垣的内心映射到读者眼中，名副其实的日记（或者说好的日记）是那些能在瞬间就让我们感受到与日记作者越来越近的作品，这是其他文学形式难以比拟的。唐纳德·金则是他研究论著的“介入者”，他的研究也被“性格化”了。因受美国文化和日本文化的双重浸润，唐纳德·金的“性格”中已经具备了“文化间性”的因素。从18岁开始读阿瑟·韦利翻译的《源氏物语》到著作等身的日本文学专家，再到2011年在关东地震后宣布加入日本国籍，思想成熟期的唐纳德·金已经成为了美国与日本的“文化中间人”，他带着美国文化的底色亲近日本文化，并逐渐由了解、探索到企图融入。美国文化的底色使唐纳德·金对日本赴美使节的种种对美评价保持着足够的警惕，并且不断用含有美国因素的标准来加以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