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相洲

王维《暮春太师左右丞相诸公于韦氏逍遥谷宴集序》（以下简称《序》）看似一篇普通序文，但联系当时诗坛背景读之，发现其中所含信息非常丰富。文中阐发了初唐山庄贵游意义，对张说、张九龄所倡导的文治政策表示高度认同。王维作为继沈宋之后最著名的宫廷诗人，他是如何看待景龙诗坛的，在张说将景龙诗歌传统引入开元诗坛过程中他持何种态度，王维对景龙代表诗人又有哪些学习和借鉴，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仔细阅读这篇序文，有助于深入理解王维的诗学观念和诗学来源。

一、对景龙山庄贵游意义的阐发

《序》云：“山有姑射，人盖方外；海有蓬瀛，地非宇下。逍遥谷天都近者，王官有之。不废大伦，存乎小隐。迹崆峒而身拖朱绂，朝承明而暮宿青霭，故可尚也。”①陈铁民：《王维集校注》，第8卷，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701页。意谓传说中神仙居所遥不可及，但是逍遥谷地处皇都附近，大臣们到那里游赏，既可以不废君臣大义，又可以享受到隐居山林之乐趣，值得崇尚。其情景是“迹崆峒而身拖朱绂，朝承明而暮宿青霭”。接下来具体描述山庄游览之乐：“衮旒松风，珠翠烟露，日在濛汜，群山夕岚。犹且濯缨清歌，据梧高咏，与松乔为伍，是羲皇上人。”②陈铁民：《王维集校注》，第8卷，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708页。松风当作衮旒，烟露当作珠翠，临水清歌，倚梧高咏，简直就是王子乔、赤松子等神仙过的日子，可与陶渊明向往之羲皇上人生活相提并论。

身处朝堂之大臣要享受着山林隐者之乐，是出于怎样的心理呢？ 其实这就是中国的士大夫文化。士靠输出知识和技能获取生活资料，所以必须进入官僚体系。但是士因知识或技能高于雇主，所以愿意雇主将其当作客人而不是臣下，所以做官时不愿意受官僚体系束缚，心理始终在社会和自然，入世和出世，担当与自由之间徘徊。这种文化不仅士人之间有高度共识，在同样是读书人的皇帝、后宫乃至王公贵族之间也有市场。他们虽然处在雇主地位，但是心中同样向往自由，也向往大自然给人带来的安宁与和谐。但是大臣们不能真的弃朝事而游山水，于是到某个王公、贵族、大臣山庄作短暂游览，以求暂时享受山林之乐。中宗君臣热衷于这种山庄之游，并给这一活动作出了合理的解释，赋予了更高的意义。

中宗皇帝政治上乏善可陈，但他喜欢与大臣们娱乐作诗，宫廷内外经常举办诗会，初唐以来宫廷诗歌创作至此达到了高潮。诗会有时会到某公主和大臣山庄游览时举行。如景龙三年正月赴长宁公主山庄，二月游太平公主南庄，八月游安乐公主西庄、安乐公主山亭，十二月游韦嗣立山庄，都有诗歌创作。当时时文馆学士，陪侍左右，应制作诗。中宗或作诗，或作序，乐此不疲。景龙宫廷确实出现了一派繁荣的景象。其推动者是上官婉儿，其领导者是唐中宗，其作者主要是文馆学士。

景龙三年十二月中宗率后妃大臣游览韦嗣立山庄是一系列山庄贵游中的典型事件。《旧唐书.中宗本纪》载：“庚子，幸兵部尚书韦嗣立庄，封嗣立为逍遥公，上亲制序赋诗，便游白鹿观。”①《旧唐书》，第7卷，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84页。《旧唐书·韦嗣立传》亦云：“嗣立与韦庶人宗属疏远，中宗特令编入属籍，由是顾赏尤重。赏于骊山构营别业，中宗亲往幸焉，自制诗序，令从官赋诗，赐绢二千匹。因封嗣立为逍遥公，名其所居为清虚原幽栖谷。”②《旧唐书》，第88卷，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873页。现在《全唐诗》中存有李乂、沈佺期、张说、苏頲、崔湜、李峤、刘宪、徐彦伯、武平一、赵彦昭等人所作五言排律各一首，张说、赵彦昭所作七绝各一首。

此次活动在张说《东山记》中有详细记载。记中说韦嗣立虽为朝中三品大员，但不忘山林之趣，在骊山建有山庄，一面在朝做官，一面享受山林之乐。即所谓“体含真静，思协幽旷，虽翊亮廊庙，而缅怀林薮……兹所谓邱壑夔、龙，衣冠巢、许”③《全唐文》，第22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275页。。韦嗣立这种高雅志向引起了中宗极大兴趣。因当时正好在温泉宫，便带领后妃朝臣，浩浩荡荡，作山庄之游：“皇上闻而赏之，乃命掌舍设帟，金吾划次，太官载酒，奉常抱乐，停舆辇于青霭，伫翚褕于紫氛，百神朝于谷中，千官饮乎池上。”④《全唐文》，第22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275页。中宗游韦嗣立山庄，彰显了一种思想导向：在朝者同样可以享受自然之乐。在中宗作序，群臣作诗之外，张说又作《东山记》以纪此事，对处在权力核心能保持一份在野之心，给予了高度评价。

张说后来将景龙朝廷这种文学传统带入盛唐，使山水田园诗在盛唐得以大放异彩。山水田园诗最大价值在于使人从中感受到了人生意义的多样性。人就生在社会和自然之间，人生价值可以到社会中去寻找，也可以到自然中去寻找。许多时候只有回到自然，才能体会到人生意义的根本，才能领悟到在社会当中种种追求的无谓。张说是盛唐写作山水田园诗风气的开启者。他在贬谪荆楚期间写下了一系列山水诗。这些诗描绘了山水之优美，显示出大雅君子的人格，展示了另一种生活方式和价值，从而激发了诗人们写作这一题材的热情。张说崇尚自然价值观念的来源，不能不提到景龙年间的山庄贵游。

张九龄作为张说政治盟友兼后继者，观念上与张说高度一致，所以这次逍遥谷之游简直是重演中宗、张说等人当年故事。王维对这一层意义有深刻领会，在序中对山庄之游给予了高度评价，与张说《东山记》所阐发的游览山庄意义有着高度契合，连一些用语也沿袭了张说的《东山记》。如张记云：“兹所谓邱壑夔、龙，衣冠巢、许。”王序云：“上客则冠冕巢由，主人则弟兄元恺。”只是因游者身份限制，《序》中没有刻意渲染中宗逍遥谷之游。其实王维心中一直想着这个故事。他在《同卢拾遗过韦给事东山别业二十韵给事首春休沐维已陪游及乎是行亦预闻命会无车马不果斯诺》诗中就以多句追述中宗当年游览情景：“侧闻景龙际，亲降南面尊。万乘驻山外，顺风祈一言。高阳多夔龙，荆山积玙璠。盛德启前烈，大贤钟后昆。”①陈铁民：《王维集校注》，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19页。诗中也是以“夔龙”喻朝臣。“盛德启前烈，大贤钟后昆”，景龙故事一直为后人所向往。联系《同卢拾遗过韦给事东山别业二十韵给事首春休沐维已陪游及乎是行亦预闻命会无车马不果斯诺》一诗，就更好理解《序》中对贵游意义的肯定了。

这首诗虽然写他未获前往，但他到韦氏山庄至少有两次以上。与张九龄等人同游是在暮春，而《同卢拾遗过韦给事东山别业二十韵给事首春休沐维已陪游及乎是行亦预闻命会无车马不果斯诺》作于初春。此外还有《韦给事山居》：“幽寻得此地，讵有一人曾。大壑随阶转，群山入户登。庖厨出深竹，印绶隔垂藤。即事辞轩冕，谁云病未能。”②陈铁民：《王维集校注》，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17页。《韦侍郎山居》：“幸忝君子顾，遂陪尘外踪。闲花满岩谷，瀑水映杉松。啼鸟忽归涧，归云时抱峰。良游盛簪绂，继迹多夔龙。讵枉青门道，胡闻长乐钟。清晨去朝谒，车马何从容。”③陈铁民：《王维集校注》，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24-125页。诗意与那首长诗相似。

从王维诗、《序》中还可以看出，王维固然充分肯定了贵游意义，但他本人似乎更愿意彻底放弃轩冕，做一个隐者。《序》云：“濯缨清歌，据梧高咏，与松乔为伍，是羲皇上人。”诗云：“即事辞轩冕，谁云病未能。” 对隐者的歆羡之情溢于言表。

二、对张说文治政策的高度认可

张说《东山记》在肯定君臣追求山林之乐意义之后，又从文化建设角度对君臣共同作诗给予了高度评价。如云：

皇上闻而赏之，乃命掌舍设帟，金吾划次，太官载酒，奉常抱乐，停舆辇于青霭，伫翚褕于紫氛，百神朝于穀中，千官饮乎池上。缇骑环山，朱旆焰野，纵观空巷，途歌传壑。……景移乐极，天子赋诗，王后帝女，宫嫔邦媛，歌焉和焉，以宠德也。加以中宫敦序，谓我诸兄，引内子于重幄，见儿童于行殿，家人之礼优，棠棣之诗作。于是实其筐筥，下以昭忠信之献；贲其束帛，上以示慈惠之恩：朝野欢并，君臣义洽。夫飞翠华，历茨岭，至道之主也；纡紫绶，期赤松，素履之辅也：千载一时，难乎此遇。故两曜合舍，众星聚德，雅道光华，高风允塞，寒穀煦景，穷崖润色，猗欤盛事，振古未有，篆之元石，贻代厥后。④《全唐文》，第22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277页。

张说认为，君臣游览山庄时赋诗言志，是作乐崇德，敦睦亲族，发挥雅道，标举高节之举，是“猗欤盛事，振古未有”，体现了皇帝治理天下之“至道”。

王《序》也阐发了这一层意思：“熙天工者，坐而论道；典邦教者，官司其方，相与察天地之和、人神之泰。听于朝则雅颂矣，问于野则赓歌矣。乃曰：猗哉，至理之代也！”⑤陈铁民：《王维集校注》，第8卷，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702页。意谓：张九龄等人游览山庄，是“察天地之和、人神之泰”；所作诗篇，是当代雅颂；当下社会，就是“至理之代”。这些话好像是诗序常见之套话，其实包含了他对盛唐文治的高度认同。

贵古而贱今是人之常情，而盛唐人则气魄不凡，常常表示，当下所作就是雅颂，当下社会就是最好的时代。这一点屡见于在张说诗文当中。其《和戎篇送桓侍郎序》云：

夫广覆如天，博容如地，德流膏雨，怀洽异类，顺乎太和，以乐生遂性者，圣主之用心也。罢甲兵，坦疆场，厚忠信，亲蛮貊，臻夫无事，以继好息人者，国家之急务也。遇非常之时，决希代之策，金币以将命，歌钟以报勋，驱戎心于彀中，一王化于海外，此亦使臣之盛业。是一行也，有三美焉，凡所赋诗，以存大雅云尔。①《全唐文》，第22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273页。

他认为和蕃一事，对君主来说，是发扬仁义顺乎太和；对国家来说，是无为而治；对使臣来说，是推行王化。儒家之王化，道家之无为，合而为一，歌颂此事，就是当今之大雅。

唐玄宗欲使文治武功两臻其美，张说在诗中努力体现这一点。其《奉和圣制送王晙巡边应制》云：“六月歌周雅，三边遣夏卿。”②《全唐诗》，第88卷，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967页。在巡边时表示：“会待安边报明主，作颂封山也未迟。”③《巡边在河北作》，《全唐诗》，第86卷，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940页。这种为圣朝作颂的意识在《玄武门侍射序》中有更明确的阐释：“开元之初，季冬其望，天子始御北阙，朝羽林军礼修事。……于时繁云覆城，大雪飞苑，天人同泽，上下交欢，退食怀恩，赋诗颂义，凡若干篇。”④《全唐诗》，第88卷，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968页。在张说看来，在庆典场合下作诗，就是在发挥“颂义”。

作诗以缘饰盛世文明，是张说“文治”理想的体现，时人对此有高度认同。《旧唐书》本传云：

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为文俊丽，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笔，皆特承中旨撰述，天下词人，咸讽诵之。尤长于碑文、墓志，当代无能及者。喜延纳后进，善用己长，引文儒之士，佐佑王化，当承平岁久，志在粉饰盛时。⑤《旧唐书》，第97卷，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056-3057页。

张说这类缘饰盛唐文明的诗篇，既有作盛唐雅颂之意，也有歌颂盛唐文明之实，援以古例，自然应该算作盛唐之大雅颂声。孙逖《张丞相燕公挽歌词二首》其一称他为“海内文章伯，朝端礼乐英”⑥《国秀集》卷上，傅璇琮《唐人选唐诗新编》，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42页。，就是在赞扬他倡导大雅颂声，缘饰盛世文明之举。

张说倡导“文治”的意义何在呢？ 文学生活在整个生活中所占比例多少，是衡量一个人乃至一个社会生活品质的重要尺度。唐代社会之繁盛，是因为有诗歌之繁盛；唐人生活令人向往，是因为唐诗有魅力。闻一多曾用“诗唐”来称唐代社会。诗歌在唐代不只是诗人抒情言志的形式，而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政治成功的显著标志。皇帝在推动诗歌活动繁荣上作用至关重要。皇帝好尚带动了社会风气，由皇帝到王公贵族，由官员到平民，由朝廷到京城，由京城到全国，形成了一个不断向外辐射的局面，最终促成了全民崇尚诗歌的社会风气。

唐中宗在位期间最大功绩就是推动了诗歌活动的繁荣。上官婉儿是帮助中宗推动诗歌活动繁荣的关键人物。张说《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这样概括中宗朝文化建设政治意义：“臣闻七声无主，律吕综基和；五彩无章，黼黻交其丽。是知气有壹郁，非巧辞莫之通；形有万变，非工文莫之写：先王以是经天地，究人神，阐寂寞，鉴幽昧，文之辞义大矣哉！”⑦《全唐文》，第22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275页。在张说看来，文学是经天纬地、沟通人神、发现人才、明白事理的重要工具。

文学为何对政治有如此作用呢？ 张说从约束天子心性，使天子心态平和，进而造福万民角度做了阐发：

大君据四海之图，悬百灵之命，喜则九围挟纩，怒则千里流血，静则黔黎乂安，动则苍甿罢弊。入耳之语，谅其难乎：贵而势大者疑，贱而礼绝者隔，近而言轻者忽，远而意忠者忤。惟窈窕柔曼，诱掖善心，忘味九德之衢，倾情六艺之圃，故登昆巡海之意寝，翦胡刈越之威息，璿台珍服之态消，从禽嗜乐之端废。独使温柔之教，渐于生人，风雅之声，流于来叶。⑧《全唐文》，第22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275页。

文学以真善美为价值，喜欢文学，就自然会使心性变得温柔敦厚。皇帝心性仁厚，自然是百姓之福。其实不止皇帝，不管是什么人，只要喜欢诗歌，能欣赏诗歌，就是一个有灵性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进而是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张说《东山记》云：“天子赋诗，王后帝女、宫嫔邦媛，歌焉和焉。”①《全唐文》，第22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277页。把诗歌繁荣看作了政治文明的标志。后来张说成为盛唐政治文明设计者和推动者，努力推行包括诗歌活动在内的“文治”，与景龙宫廷诗坛给人留下美好印象有直接关系。张说作《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其实是在阐发自己理想的政治主张。

王维对于张说、张九龄倡导的文治有高度认同。其《奉和圣制登降圣观与宰臣等同望应制》有句云：“喜气含风景，颂声溢歌咏。”②陈铁民：《王维集校注》，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72页。就将这种诗歌称作“颂声”。因此他在《序》中所说“听于朝则雅颂矣”包含着对盛唐文治政策的高度认同。

三、王维对景龙诗人的学习

王维不仅诗学观念上深受景龙诗坛影响，其诗歌创作也深受景龙诗坛影响。因此分析王维对景龙诗歌创作态度，有助于更加全面把握这位盛唐大诗人文学观念形成过程，有助于清楚把握其诗歌才艺来源。下面对上官婉儿和宋之问这两位在景龙诗坛有着重要影响的诗人对王维创作影响略作分析。

景龙年间上官婉儿是诗坛真正主持者，王维也深受其影响。《新唐书·上官昭容传》云：“（中宗）数赐宴赋诗，群臣赓和，婉儿常代帝及后、长宁安乐二主，众篇并作，而采丽益新。”③《新唐书》，第76卷，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488页。这些诗歌写作，环境不是皇宫就是王公贵族宅第山庄，但上官婉儿不为眼前环境所限，她把眼光和思维放大到更广阔的空间，写自然之美，超凡之趣。如《游长宁公主流杯池二十五首》其十三：“策杖临霞岫，危步下霜蹊。志逐深山静，途随曲涧迷。渐觉心神逸，俄看云雾低。莫怪人题树，只为赏幽栖。”④《全唐诗》，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63页。不看题目，以为是在野外游赏。

这些在王公贵主宅第山庄所作诗歌就对盛唐山水田园诗歌创作有一定开启作用。盛唐人写作山水田园诗，与其说是远绍陶渊明、谢灵运、王绩山水田园诗创作传统，还不如说是对初唐宫廷诗人陪侍皇帝游览王公贵族山庄创作传统的延续。而上官婉儿一些诗作也直接影响到了王维同类诗歌创作。如《游长宁公主流杯池二十五首》其二十四云：“参差碧岫耸莲花，潺湲绿水莹金沙。何须远访三山路，人今已到九仙家。”⑤《全唐诗》，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63页。以仙家来比附公主宅第。王维《奉和圣制幸玉真公主山庄因题石壁十韵之作应制》亦云：“碧落风烟外，瑶台道路赊。如何连帝苑，别自有仙家。”⑥陈铁民：《王维集校注》，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40页。上官婉儿《驾幸三会寺应制》诗云：“释子谈经处，轩臣刻字留。故台遗老识，残简圣皇求。”⑦《全唐诗》，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61页。而王维《从岐王过杨氏别业应教》诗云：“杨子谈经所，淮王载酒过。兴阑啼鸟换，坐久落花多。”⑧陈铁民：《王维集校注》，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2页。借鉴上官婉儿诗痕迹十分明显。

王维与宋之问之间有着更深渊源关系。独孤及《唐故左补阙安定皇甫公集序》中看到一斑：

五言诗……至沈詹事、宋考功，始裁成六律，彰施五色，使言之而中伦，歌之而成声，缘情绮靡之功，至是乃备。……沈宋既殁，而崔司勋颢、王右丞维，复崛起于开元、天宝之间。得其门者，当代不过数人。⑨《全唐文》，第388卷，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940页。

王维是沈宋正宗继承者，他们都善作歌诗，都是宫廷诗人。关于王维善作歌诗拙文《论王维的歌诗创作》已有详述，这里主要分析王维作为宫廷诗人是如何借鉴宋之问创作的。

作为宫廷诗人，自然少不了追陪贵游之作。宋之问作有一系列追陪贵游的诗序，如《春游宴兵部韦员外韦曲庄序》《奉陪武驸马宴唐卿山亭序》《奉敕从太平公主游九龙潭寻安平王宴别序》等。宋之问集中还有《春日芙蓉园侍宴应制》《奉和圣制闰九月九日登庄严总持二寺阁》《夏日仙萼亭应制》《奉和九月九日登慈恩寺浮屠应制》《奉和九日幸临渭亭登高应制得欢字》《春日芙蓉园侍宴应制》《奉和春初幸太平公主南庄应制》等追陪贵游之诗作。仅与太平公主有关作品，除了《奉敕从太平公主游九龙潭寻安平王宴别序》《奉和春初幸太平公主南庄应制》之外，还有《太平公主山池赋》。

在这些序和诗中，宋之问往往大谈山林之乐，神仙之趣。如《宴龙浤诗序》云：

群公以乘星戾止，纳言以捧日来游，虽复八舍七车，情每存于野托；貂冠鹊印，志弥尚于幽寻。探胜迹而忘疲，对良朋而不倦。于是藉纤草，挹清樽，咀芝朮，浮兰桂。同谢客之山行，类渊明之野酌……兀然而醉，心已合于大道；怳尔而醒，迹暂均于小隐。物外之兴致斯远，俗中之嚣尘自隔。①陶敏、易淑琼：《沈佺期宋之问集校注.宋之问集校注》，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654页。

序也是写游览之美，也是讲山庄之游合于大道。“小隐”语出晋王康琚《反招隐诗》：“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②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53页。王《序》“存乎小隐”句，很难说没有受到宋《序》中“迹暂均于小隐”的影响。

有趣的是宋之问营造的蓝田辋川别业，后来辗转到了王维手中。宋之问作有《蓝田山庄》诗，云：“宦游非吏隐，心事好幽偏。考室先依地，为农且用天。辋川朝伐木，蓝水暮浇田。独与秦山老，相欢春酒前。”③陶敏、易淑琼：《沈佺期宋之问集校注.宋之问集校注》，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377-378页。全然一派隐者心情，很像王维在辋川时书写之心情。

王维与宋之问之间还有很多关联。例如宋之问作有《息夫人》：“可怜楚破息，肠断息夫人。仍为泉下骨，不作楚王嫔。楚王宠莫盛，息君情更亲。情亲怨生别，一朝俱杀身。”④陶敏、易淑琼：《沈佺期宋之问集校注.宋之问集校注》，第4卷，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581页。王维也作有《息夫人》：“莫以今时宠，宁无旧日恩。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⑤陈铁民：《王维集校注》，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1页。王诗“莫以今时宠，宁无旧日恩”句，很像宋诗“楚王宠莫盛，息君情更亲”的句式；王诗“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句，很像宋诗“仍为泉下骨，不作楚王嫔”的句式。

总之，王维与宋之问之间有太多关联，王维对景龙诗坛的继承是一个值得继续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