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华

近年来，随着大陆“新主妇热”的不断升温，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从职场回归家庭，这一现象引起一定范围的社会争议和关注。其实，这并非个别现象，在欧美、日韩等国的现代化进程中，都曾经历过“主妇化”的热潮，因而，在有关现代性的讨论中，女性“主妇化”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这一话题背后折射出的诸多社会问题，例如“妇女回家是主动还是被迫”、“现阶段妇女的社会地位是上升抑或下降”、“如何协调家庭与事业的矛盾”，等等。这些问题从性别维度上反映出当代中国在制度、结构、文化上的变革。正如阿尔都塞指出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体现在家庭、学校、工会、大众传媒等场所。①［法］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下）——阿尔都塞读本》，陈越编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81页。故而，家庭内部的变化不仅反映为家庭成员社会分工的变化，而且影响到劳动力的再生产、儿童教育、社会福利分配等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本文将今天的“新主妇”与百年前的五四“新女性”进行对照，借北京大学第一位女教授陈衡哲的人生经历，特别是她几经波折的职业经历来考察中国妇女在近百年“现代化”进程中的变化，结合陈衡哲提出的“双重人格”女性观，重新审视中国现代女性主体的特点，以期为当代社会转型时期的女性提供一些解决事业和家庭冲突的新思路。

一、当代中国的“新主妇”现象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冲击和重组，激烈的竞争环境和疲软的就业市场使愈来愈多的职业女性回归家庭，成为“新主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