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华

近年来，随着大陆“新主妇热”的不断升温，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从职场回归家庭，这一现象引起一定范围的社会争议和关注。其实，这并非个别现象，在欧美、日韩等国的现代化进程中，都曾经历过“主妇化”的热潮，因而，在有关现代性的讨论中，女性“主妇化”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这一话题背后折射出的诸多社会问题，例如“妇女回家是主动还是被迫”、“现阶段妇女的社会地位是上升抑或下降”、“如何协调家庭与事业的矛盾”，等等。这些问题从性别维度上反映出当代中国在制度、结构、文化上的变革。正如阿尔都塞指出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体现在家庭、学校、工会、大众传媒等场所。①［法］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下）——阿尔都塞读本》，陈越编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81页。故而，家庭内部的变化不仅反映为家庭成员社会分工的变化，而且影响到劳动力的再生产、儿童教育、社会福利分配等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本文将今天的“新主妇”与百年前的五四“新女性”进行对照，借北京大学第一位女教授陈衡哲的人生经历，特别是她几经波折的职业经历来考察中国妇女在近百年“现代化”进程中的变化，结合陈衡哲提出的“双重人格”女性观，重新审视中国现代女性主体的特点，以期为当代社会转型时期的女性提供一些解决事业和家庭冲突的新思路。

一、当代中国的“新主妇”现象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冲击和重组，激烈的竞争环境和疲软的就业市场使愈来愈多的职业女性回归家庭，成为“新主妇”。何谓“新主妇”？ 如何区别于“旧主妇”？ 称呼变化的背后蕴含着什么？

首先，我们来看“新主妇”的含义。翻看媒体上冠以“新主妇”标题的文章，如《新主妇时代》《新主妇的养成法》，①《新主妇时代》，《重庆商报》2000年6月10日第12版；《新主妇时代》，《物流技术》2013年第14期；《新主妇的养成法》，《女性天地》2009年第8期。就会发现这是一个虽然使用广泛但含义不确定的术语。“新主妇”泛指刚成为主妇的“新手”，当然所谓“新”更多时候不是时间上的先后，而是强调主体能力和观念上的变化。例如《重庆商报》上的《新主妇时代》一文，其中“新主妇”指能够使用网络等新技术置办生活用品的新时代主妇。②《新主妇时代》，《重庆商报》2000年6月10日第12版。又如，“网易女人”举办的“2012 新主妇”活动，主要围绕家务分配、女性包揽家务的比例和生活情趣三个方面进行评比，通过晒“美照”、比厨艺、处理婆媳关系等环节来看当代主妇的生活。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评比活动提出要求：“新主妇”既是工作中的“多面手”，又是生活中的“千手观音”，③http：／ ／lady.163.com／special／newwomen_cansai.2016年6月2日访问.但评比出的“新主妇”多是做了全职妈妈的80 后、90 后，这些作为独生子女成长起来的年轻女性，长期处于被呵护的家庭核心地位，生育前，多为职业女性。去职后的“新主妇”们，注重自我形象，擅长烹饪，坚持健身，有自己的好友圈。总之，媒体上报道的“新主妇”，多指受过良好教育、具备相关职业技能，为家庭甘愿放弃事业的新一代主妇。

其次，需要说明区分“新主妇”与“传统主妇”的意义，注意称呼变化背后蕴含的社会意义。如果仅凭代际、年龄、外表、能力来区分新旧，没有多大意义。因为尽管“新主妇”的外表、身份、能力等方面有所变化，例如人们印象中的传统主妇是围着灶台转的“黄脸婆”；“新主妇”则多以“美辣妈”的形象出现；又如“新主妇”多受过高等教育、具备一定的职业技能，但主妇行业的生存空间和服务对象并没有改变，仍然局限于家庭，服务于丈夫、孩子等家庭成员，工作价值依然不好量化，无法折换成具体的薪酬。所以网络上不乏与“新主妇”相似的称呼，如“全职太太”、“全职妈妈”、“家庭主妇”、“自由主妇”等。从2010年12月大楚网联合《长江日报》举办的“多少职业女性想做全职太太”调查来看，弃职在家的女性非常在意对自己身份的称呼，有44.29% 的受调查者愿意使用“自由主妇”的称呼，只有6.72% 的女性认可“家庭妇女”的称呼。④禹宏、尹雯：《逾四成的职场女性想当全职太太》，《长江日报》2010年12月27日，http：／ ／news.cnhan.com／content／2010-12／27／content_1240641.htm.2016年6月2日访问。由此可见，“家庭妇女”被看作旧时代的产物，因为逾七成的受调查者是35岁以下的年轻女性，她们更倾向于将“弃职回家”理解为一种追求“自由”的表现，故而，“自由主妇”这一称呼更受欢迎。本文谈及的“新主妇”与“自由主妇”意思相近，但如果把“新主妇”仅理解为是对“家庭主妇”旧称呼的取代，显然远远不够，名称改变背后隐含的事实是当代中国社会对女性社会价值、社会地位评价的转变。

“新主妇”现象背后是中国近年来悄然兴起的“主妇化浪潮”（house-wifization wave），即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主妇的行列，而且女性弃职回家的意愿呈现不断上升趋势。我们来看近年来的相关调查和讨论。在2010年的调查中，有逾四成（40.23%）的职场女性想做全职太太，⑤禹宏、尹雯：《逾四成的职场女性想当全职太太》，《长江日报》2010年12月27日，http：／ ／news.cnhan.com／content／2010-12／27／content_1240641.htm2016年6月2日访问。到了2014年，这一数据增长至七成（70.3%）；①新浪亲子中心的调查显示，http：／ ／survey.news.sina.com.cn／voteresult.php？ pid ＝18521，截止时间2016年6月6日16：00.另一份社区网站调查报告显示：2014年中国的全职太太已经占比26%，其中不乏拥有本科以上学历的高知女性。②http：／ ／acwf.people.com.cn／n／2014／0826／c99013-25540324.html.2016年6月4日访问。面对汹涌澎湃的“回家”浪潮，不少企业高管、海归女硕士纷纷辞职，加入主妇大军。

媒体的介入让“新主妇”现象成为社会热点，学者的分析则让公众在关注的同时，多了几分理性的思考。吴小英从个体化的视角审视中国正在兴起的主妇化热潮，认为这是女性遭遇制度、结构、文化调整后做出自我选择的结果，是一种积极的身份认同。③吴小英：《主妇化的兴衰——来自个体化视角的阐释》，《南京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张艳红从近代日本家庭主妇对经济腾飞的贡献入手，论证中国家庭主妇回归家庭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建议国家确立“教育母亲”的基本国策。④张艳红：《家庭主妇回归家庭必要性和可行性探析》，《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一些媒体在增加“主妇专栏”的同时，也推出了专辑讨论当下的“主妇热”。《新民周刊》2014年10月推出《“高知”太太回家记》《最大的“女权”是选择权》《国外全职太太为何能“疯狂”？》一组文章，从不同角度对“主妇化”现象进行分析。文章针对大陆目前拥有高知背景的全职太太正在增多的社会现实，对“女权”做出新的阐释，分析中外社会保障制度在“全职太太”问题上存在的基本差异。专辑的最终结论是：尽管当下中国年轻女性可以选择回家当主妇，但因缺乏制度上的相应保障，当事人需要慎重考虑。⑤应琛：《国外全职太太为何能“疯狂”？》，《新民周刊》2014年第40期。这是一个折中的方案，也是当下所能给出的最佳答案。答案背后隐藏的是对今日女性在社会变革与市场博弈过程中就业趋向的担忧，这种担忧与中国妇女解放的历史和建国后妇女的高就业率是分不开的。

根据最近一次妇女社会地位的调查，中国18-64岁女性的在业率为71.1%，其中城镇为60.8%，农村为82.0%；与此相较，男性在业率为87.2%，城乡分别为80.5%和93.6%。⑥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课题组：《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报告》，《妇女研究论丛》2011年第6期。也就是说，中国妇女的就业率超过七成。2011年英国财经杂志《经济学人》有文章称中国女性就业率为全球最高。⑦张焕平：《中国7 成女性参加工作比例全球最高》，http：／ ／special.caixin.com／2011-12-02／100333507.html.2016年6月8日访问。高就业率背后是近百年来中国妇女追求平等、解放的历史，这部奋斗史堪称“走出”家庭的历史。继“五四”新思想启蒙后，中国女性经历了西方女权主义思想的熏陶，经过半个多世纪“男女平等”的革命化洗礼，终于在中国担起了“半边天”的职责。我们以一百年前北京大学“第一位女教授”陈衡哲为例，看一看早期职业女性的工作条件。

作为中国现代第一批官派女留学生，1920年夏，陈衡哲学成归国，被聘为北京大学西洋史兼英语系教授，为次年北大“开女禁”招收女学生做准备，但陈衡哲实际的任职时间不到一年。随着女儿的出生，她只能辞去教职，承担起抚养孩子的家庭责任。此后，尽管陈衡哲间断地担任过东南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教职，也曾于1930年重返北大教授西洋史，但时间都不长，她主要的身份是“贤母良妻”。其实，早在陈衡哲与任鸿隽的婚礼上，担任赞礼的胡适便隐含担忧，胡适赠给这对新人的贺联是“无后为大，著书最佳”。这显然是一幅文意上自相矛盾的对联，上联来自中国传统古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下联则反映出胡适的担心与期望，因为是胡适向蔡元培校长举荐陈衡哲到北大教书，同时负责具体联系事宜。胡适在后来的日记中写道：“莎菲因孕后不能上课，她很觉得羞愧，产后曾作一诗，辞意甚哀。莎菲婚后不久即以孕辍学，确使许多人失望。此后推荐女子入大学教书，自更困难了。当时我也怕此一层，……但此事自是天然的一种缺陷，愧悔是无益的。”⑧见1921年9月10日胡适日记，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3 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64-465页。从胡适所用的“羞愧”、“愧悔”等语，我们可以推想第一位女教授在面临生育和工作冲突时的困窘和伤心，早期职业女性的艰辛可见一斑。

时间似乎在同中国人开着不大不小的玩笑，如果说当年陈衡哲辞职做“全职母亲”是女性在没有带薪产假、公共育儿机构不健全等制度缺失下的无奈之举，折射出当时缺乏为女性工作创造有利条件的社会氛围和制度保障；那么，今天不少知识女性当“全职太太”的愿望则是“主动”的人生选择。这到底是“进步”抑或“倒退”？ 专家们莫衷一是。持“倒退说”者认为，当下的网络舆论对女性很不友好，“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等说辞流行，这意味着女性地位在倒退，“中国妇女的地位，已经不如毛时代了”；①东方IC：《重识妇女解放》，《社会观察》2014年第3期。在一些社会学者、法学家眼中，城镇女性就业率下降，女性在高阶层、高收入职业，尤其在重要政治领域中的比例显著低于男性，这说明与男性相比，中国女性的政治、经济地位不升反降。②见东方IC：《重识妇女解放》，《社会观察》2014年第3期；王亚萍：《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社会排斥问题研究》，《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李卫芳：《我国女性就业中的性别歧视成因及法律对策》，《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持“进步说”者认为，女性回归家庭的热潮，说明社会给予女性更多自主选择权，而且为女性的自主选择提供支持，这是妇女解放的结果，也是社会更加文明的标志。③高艳平：《对话李小江：妇女地位不如毛时代》，《社会观察》2014年第3期。近年的政协提案中不时出现鼓励女性回家的言论，如2011年“三八节”前夕，全国政协委员张晓梅提交的“鼓励部分女性回归家庭，提高社会幸福指数”提案；北京市人大代表王幼君自2014年起已连续两年提出“延长产假”的建议；2015年全国人大代表温秀玲建议将产假延长到1年。这些提案道出了“新主妇”的心声，引发了不小的社会关注。

有关职业妇女回家的争论，无论是“进步说”，还是“倒退说”，都反映出当代中国女性在急剧社会变革过程中的艰难选择。职业女性弃职回家，不仅关系到下一代的教育，而且与女性自身的发展息息相关；社会的和谐建立在单个家庭幸福和谐的基础上。因而，投身“主妇化”浪潮的新主妇们，需要正确的社会引导和舆论支持，我们借陈衡哲一个世纪前对妇女问题的思考来反思中国女性走过的追求两性平等的道路，期望对今天的“新主妇”们有所裨益。

二、陈衡哲的“双重人格论”与当代“剩女”问题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陈衡哲的女性观可谓别树一帜，她基于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对中国社会的考察，提出“双重人格”论。这一论述既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又超越了时代，与当代西方社会性别理论颇多相似。更难能可贵的是，陈衡哲意识到“双重人格”内部的矛盾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女性独身问题，即今天所说的“剩女”问题。

“双重人格论”来自陈衡哲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撰写的一系列关于妇女问题的文章和著述。她指出：“凡一个人，都有两种人格，其一是性别的人格，其二是个人的人格。”④陈衡哲：《衡哲散文集》，上海开明书店1938年版，第201页。“双重人格论”将“五四”的“启蒙”话语和“妇女解放”的政治主张结合在一起。为什么陈衡哲把“性别人格”（为女）放在第一位，却把“个人人格”（为人）放在第二位？ 这与“五四”时期的首要目标——反封建的“启蒙”任务，并不完全合拍。回到当时的社会情境，我们注意到陈衡哲在“五四”大潮中优越而特殊的地位。1917年陈衡哲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一日》，⑤胡适在为陈衡哲文集《小雨点》（1928年出版）作的序中指出：《一日》发表早于鲁迅的《狂人日记》。半个世纪之后，夏志清在《新文学传统》一书中再次提出“最早一篇白话小说是陈衡哲的《一日》”，随后引发了两岸学界关于“谁是第一篇白话小说”的争论。台湾学者多赞同胡适的说法，大陆学者万平近等坚持鲁迅的《狂人日记》是第一篇白话小说。详情参看台湾实践大学蔡辉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小说为谁》，《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她在《新青年》上刊登诗歌《鸟》时，冰心刚刚进入大学校门。陈衡哲虽然得风气之先，被胡适称作“最早的同志”，⑥胡适：《小雨点·胡序》，出自陈衡哲：《小雨点》，上海新月书店1928年版，第6页。但她治学严谨，为人低调，与主流话语刻意保持一定距离，从不做口号式文章，较少受政治、时局等外在因素的影响。陈衡哲将“为女”放在首位，因为这是先天的、与生俱来；把“为人”置放在次位，因为它是后天习得的，可以通过社会教化而改变。故对女性而言，“为女”是第一位，“为人”是第二位，即女性可以通过争取权利来获得独立健全的人格。今天看起来，陈衡哲的“双重人格论”类似于当代西方的社会性别理论，即将性别区分为生理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生理性别是先天的，社会性别则是后来社会建构的结果。当然，陈衡哲的“双重人格论”讨论的不是性心理或性倾向问题，而是社会及伦理层面上妇女人格的建构。

首先，“双重人格”论的出发点是两性之间的“平等”，这是一种建立在性别差异和个性差异基础上的平等，因为从来没有绝对的平等，只有相对的平等。陈衡哲指出：“所谓男女平等，并不是把女子男性化。乃是女子们要求得到一个发展个性与天才的机会，一个与男子平等的机会。”①陈衡哲：《衡哲散文集》，上海开明书店1938年版，第200页。在陈衡哲看来，男女平等不应局限在政治口号上，而应切实改变因传统习俗、社会偏见等因素造成的性别不平等。假如一个女子有学机械的天赋，人们不应因为工程是传统的男子职业而反对她去学；同样，假如一个女子的天赋在治家育儿方面，也不必因为拥护女权而反对她去做贤妻良母。可见，陈衡哲眼中的“男女平等”，是考虑了双重人格“差异”因素的平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发展每位女性的天禀。

其次，“双重人格论”的目标旨在个体层面上实现妇女的真正解放，新女性主要体现为人格和心理上的独立。陈衡哲指出，妇女解放不应停留于外在形式，不是“以口红代胭脂，以高跟代木底，以剪彩绳，掷香槟代‘王凤姐弄权铁槛寺’的范围”，更不是把“一个厨役式的老婆，变成一个舞伴式的‘甜心’”。②陈衡哲：《衡哲散文集》，上海开明书店1938年版，第202-203页。陈衡哲针对那些模仿男子缺点的行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正是长期以来女权主义备受争议的主要原因，妇女解放并不是机械地模仿男子某些特权，沉湎于享乐和放浪形骸，而在于品德上的精进和提升。陈衡哲提出“女子解放的真谛，在志愿的吃苦而不在浅薄的享乐，在给予而不在受取，在自我的上进而不在他人的优待。”③陈衡哲：《衡哲散文集》，上海开明书店1938年版，第203-204页。显然，陈衡哲更多在第二重人格，即个人人格的层面上谈妇女的解放，这与陈衡哲对新女性的定义分不开。她认为新女性是“受过相当教育，明瞭世界大势，有充分的常识，独立的能力，与自尊的人格的女子”。④陈衡哲：《衡哲散文集》，上海开明书店年版1938年版，第204页。新女性与旧式妇女最大的区别在于人格的独立。陈衡哲在《运河与扬子江》一诗中，将运河的“顺命”和扬子江的“造命”进行对比，肯定了“造命”精神。如果对照陈衡哲幼时的求学经历，便会明白该诗旨在激励世人，特别是女子，要不断奋斗，争取把握自己的命运。

第三，陈衡哲意识到了“双重人格论”包含的内在矛盾冲突，即“女子的双重人格争霸问题”，最典型的表现便是当女子的个性和她的女性身份发生冲突时，一部分知识女性会选择“独身”，也就如当代中国的“剩女”问题。陈衡哲最初通过短篇小说《洛绮思的问题》讨论了这一社会问题。小说围绕着女哲学家洛绮思的“独身”选择展开。洛绮思获得博士学位后，准备和她所敬仰的哲学家瓦德结婚，但因担心婚姻会妨碍日后的事业，洛绮思取消了订婚，瓦德只能另结连理。若干年后，洛绮思事业有成，著作等身，却感到难以名状的怅然。最终，她意识到：那是对美满婚姻的向往和自己现实生活的缺憾所致。

“洛绮思问题”反映了现代知识女性在婚姻家庭与事业志趣之间的艰难选择。当洛绮思与瓦德订婚分开半月后，对瓦德显得比较冷淡，缘由是考虑到“女子结婚之后，情形便不同了：家务的主持，儿童的保护及教育，那一样是别人能够代劳的？”⑤陈衡哲：《小雨点》，上海新月书店1928年版，第106页。寥寥数语将女性婚后面临的现实问题一语道破，这种苦恼和惧怕是男性哲学家瓦德无法理解的，婚前的志同道合无法取代婚后家庭内部性别角色分工所带来的烦恼。在某种程度上，洛绮思身上有陈衡哲年青时的影子。据胡适回忆，陈衡哲在美留学时是坚定的“不婚”主义者，后感于任鸿隽不远三万里的求婚，方才应允。①胡适：《胡适之来函抗议》，《十日谈》1934年第39期。作者曾谈及洛绮思是以她在美国认识的一位女教授为原型创作的。②沈卫威：《 ＜洛绮思的问题＞的作者告白——关于陈衡哲致胡适的三封信》，《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当然，本文无意于考证小说的素材来源，只提出小说修改过程中值得关注的一个细节以及两位男性知识分子对小说的不同评价。

胡适谈《洛绮思的问题》时，提及他和叔永（任鸿隽，字叔永）最先读过小说初稿，“叔永表示很满意，我表示不很满意，我们曾有过很长的讨论，后来莎菲因此添了一章，删改了几部分”。③胡适：《小雨点·胡序》，出自陈衡哲：《小雨点》，上海新月书店1928年版，第1页。从胡适对初稿“不很满意”的态度，可以推测出陈衡哲原来的小说思路，大约是“洛绮思事业有成，遂了平生志愿”之类，因为胡适的态度和那段“很长的讨论”，陈衡哲做了修改，于是有了洛绮思梦中的重新选择和“遗憾”的结局。相较胡适的“不很满意”，陈衡哲的丈夫任鸿隽对这部小说始终“很满意”，在《小雨点》文集序言中，任鸿隽力荐该文，指出“洛绮思问题”非个别现象，而是所有受教育女子都会面临的问题，在国外已经颇受重视，但国内尚未提及，为此，他特别指出该小说的价值不止于文学方面。④任鸿隽：《小雨点·任序》，出自陈衡哲：《小雨点》，上海新月书店1928年版，第14-15页。显然，在“洛绮思问题”上，两位男性知识精英的态度有所不同，任鸿隽认为小说的意义在于其反映的社会问题，而胡适的意见被采纳并改变了小说原来的面貌。可以推测，惯于不偏不倚的胡适，对待女子“独身”问题应持谨慎的批评态度。其实20世纪20年代，中国“独身主义”正大行其道。在“五四”启蒙思想的涤荡下，不少女性走出家庭，期望能够成就一番事业。据1928年《妇女杂志》社对金陵女子大学的调查显示，该校1919年至1927年毕业生共计105 人，结婚成家的仅17 人，占总人数的16%。⑤《学生的婚姻问题》，《妇女杂志》15卷12号，转引自郭瑞敏：《浅析民国时期妇女职业不发达的原因》，《文史杂志》2002年第4期。对于知识女性盛行的“独身”做法，主流话语持批评态度，如鲁迅指出“至于因为不得已而过着独身生活者，则无论男女，精神上常不免发生变化，有着执拗猜疑阴险的性质者居多。……别的独身者也一样，生活既不合自然，心状也就大变，觉得世事都无味，人物都可憎”。⑥鲁迅：《寡妇主义》，《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4页。小说里，陈衡哲最终采取了折中的处理方式，既让洛绮思义无反顾地走上独身之路，又未违背当时男性知识分子占主导地位的主流话语。

如果说洛绮思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早的“剩女”形象，小说只提出了问题，却未能解答。那时的作者因生育而放弃职业不久，对此深感无奈。而在10年后发表的《妇女问题根本谈》中，陈衡哲更深入地思考了婚姻与职业的冲突问题，她指出二者不一定必然发生冲突，但需要用无限的忍耐与智慧来避免冲突发生⑦陈衡哲：《衡哲散文集》，上海开明书店1938年版，第213-214页。。陈衡哲反对希特勒的“妇女回家”说和好莱坞式的传统婚恋观，指出一条以妇女的天赋和兴趣为主导，兼顾“双重人格”的妇女发展道路。其实这也正是当代解决“剩女”问题的途径。身为高知的“剩女”们并非恨嫁，只是找不到如意郎君，择偶条件确实千差万别。但按照“双重人格论”，“剩女”们只需要根据自己的天赋和兴趣来确定人生道路。因为无论是职业精英，还是家庭主妇，只有与天赋相匹配的选择才是最好的人生选择。

三、陈衡哲的“母职说”与个体化视域下的“新主妇论”

在陈衡哲的女性观中，“母职”是“性别人格”的重要内容，是女性责任的主要体现。陈衡哲提出“贤母良妻”的主张，将母职放在首位，因为母职与国民素质、民族未来息息相关。陈衡哲的“母职说”在上个世纪30年代民族危难之际提出，并未迎合当时“救国存亡”的主流话语，但今天看起来却因其中肯务实，更显得难能可贵。尽管它与当代个体化视域下的“新主妇论”在时代背景等方面不同，但有许多相通之处。我们先看一下陈衡哲的“母职说”。

陈衡哲首先肯定家庭服务是一种职业，强调其对于社会的重要性。陈衡哲根据当时社会多数女子未就业的现状指出，女子嫁人，正如男子择业，都是一种谋生的手段。①陈衡哲：《衡哲散文集》，上海开明书店1938年版，第157页。今天如果用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来看，女性通过结婚，不仅可以满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等基本生存需要，而且可以满足爱和尊重、社会交往等更高层次的需求。这也就解释了婚姻对于两性之所以会有不同社会效果的原因。此外，陈衡哲指出，家庭服务非但不比任何职业卑贱，相反，是一种“可敬的职业”，是“家庭的事业”。②陈衡哲：《衡哲散文集》，上海开明书店1938年版，第152页。“假使一个女子在结婚之后，能把她的心思才力，都放在她的家庭里去，把整理家务，教育子女，作为她的终身事业，那么，……她对于社会的贡献虽比不上那少数超类拔萃的男子及女子，但至少总抵得过那大多数平庸无奇的男子对于社会的贡献。”③陈衡哲：《衡哲散文集》，上海开明书店1938年版，第152页。

其次，陈衡哲认为现代女性需要承担两重职业：第一重职业是家庭服务；第二重是服务于社会的其他职业。前者是所有已婚妇女的职业，后者代表着未来妇女运动发展的方向。对于第一重职业，陈衡哲提出“女子不做母妻则已，既做了母妻，便应该尽力去做一个贤母，一个良妻”。④陈衡哲：《衡哲散文集》，上海开明书店1938年版，第169页。第二重职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逐渐增多。新中国建立后，妇女运动向“半边天”方向发展，越来越多的妇女走出家庭，走上工作岗位。陈衡哲提出的“两重职业论”，昭示了后来中国妇女运动的发展，同时也引起了“误读”，人们普遍将“两重职业论”解读为“家庭事业双肩挑”。事实上，陈衡哲自己饱尝个中滋味，早就意识到“两重职业”之间的冲突，感慨“令人做两重职业本是一件残酷的事”，⑤陈衡哲：《衡哲散文集》，上海开明书店1938年版，第160页。男子少有人做，何况女子？ 但中国妇女自上而下的解放路径，形成从计划经济年代延续下来的女性高就业率，导致城市出现众多的双职工家庭。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社会意识开放程度的提高，人们开始质疑这种高就业低收入的女性生存状况，女性的“两重职业”被解读为“双重负担”。⑥范珊、赵黎明：《人与女的双重解放：对陈衡哲女性解放话语的再认识》，《党政干部学刊》2014年第4期。女性在家庭和事业之间的选择被重新提出，人们开始质疑“回家等同于传统”、“就业等同于现代”的说法，在反传统的同时，更反对将其集体化。⑦徐安琪：《家庭价值观变化：去传统化，去集体化》，《中国研究》总第16期。有关“新主妇”的讨论伴随着对“两重职业”的反思。

第三，陈衡哲认为母亲是“文化的基础”⑧陈衡哲：《衡哲散文集》，上海开明书店1938年版，第153页。，对于本民族文化的传承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陈衡哲通过小说《一只扣针的故事》，赞颂了富有牺牲精神的母爱。西克夫人的丈夫去世后，从前的恋人向她求婚，西克夫人虽然爱他，但出于母爱与责任感，她拒绝了这桩婚姻，只留下一只扣针作为纪念。西克夫人不仅将子女培育成才，而且将母爱慷慨地给予各国青年，承担起教育青年的责任。陈衡哲在母职和情爱的较量中，塑造了一个彻底的慈母形象。这样的母亲不仅能够教育子女，而且能够感化、带动身边的一批民众，成为传播爱和文化的基石。

陈衡哲认为母亲是联系家庭、社会、国家的桥梁，母教对于儿童养育、公民素质的提高乃至民族文化的传承都具有地基般的重要作用。陈衡哲说：“一个女子是一个家庭的中心点，而家庭又是国家与民族的中心点。没有一个家庭的程度是能高出于它的主妇的，也没有一个国家与民族的程度是能高出它的家庭的。”⑨陈衡哲：《衡哲散文集》，上海开明书店1938年版，第111页。陈衡哲对母职的推崇说明家庭也是能够实现个人价值的空间。小说《洛绮思的问题》中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女性形象——马德夫人。从表面上看，马德夫人与洛绮思形成对照，代表了当时女性的两条出路：家庭主妇和成功的单身女性。但这两条出路似乎都不理想，前者因委曲求全而被轻视，后者因“高处不胜寒”被异性冷落。陈衡哲通过洛绮思对马德夫人表示了敬重和赞美，洛绮思对瓦德先生说：“你不要小看了马德夫人，像她这样的女子，也是不易多得的。你看她的子女，何等聪明，何等可爱；我常常自想，若使每个女子都能做一个彻底的贤母，那么，世界上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呢？”①陈衡哲：《西风：陈衡哲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5页。洛绮思对马德夫人的赞美表明作者对母职的重视，不赞成女性抛弃家庭责任，片面地追求个人事业的成功。

陈衡哲不仅倡导“母职说”，而且身体力行，为人母后的陈衡哲将主要精力放在治家和子女教育方面。她和丈夫任鸿隽育有二女一子。长女任以都，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第一位女教授，创立该校东亚系。次女以书，瓦沙大学毕业后，回国任教。儿子以安，是哈佛大学博士，地质学家。子女们事业有成，是对陈衡哲“母职说”的最好诠释。

初看起来，陈衡哲的“贤母良妻”思想与梁启超等维新派“贤妻良母”的主张十分相近，但二者实质上却有很大的区别。梁启超是从“保种强国”目的出发呼吁“兴女学”、“倡母教”，认为女学可以使妇女“内之以拓心胸，外之以助生计”，故“妇学为保种之权舆也”。②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女学》，《饮冰室文集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7-43页。而陈衡哲是从女性主体的自觉意识出发谈“母职教育”，前提不是维新派所说的民智未开发状态，而是女性在接受教育之后，对女性责任的自觉承担。此外，陈衡哲并不赞同维新派将女子简单地视为“分利之人”。因为家庭服务也是一种职业，即使女子不直接做生利的事业，也不能算是社会上的一个分利之人。③陈衡哲：《衡哲散文集》，上海开明书店1938年版，第152页。显然，陈衡哲的“母职”思想是女性主体意识觉醒后的自愿选择，代表了知识女性对人生道路的理性选择。

从重视女性主体意识这一点来看，陈衡哲的“母职说”与当代“新主妇论”相似，或者说前者是后者的理论来源和前身。当然，与今天强调出于个体自由选择做“新主妇”的情形不同，陈衡哲是在20世纪30年代战乱频繁、劳动保障制度不健全、公共育儿制度匮乏的情形下谈论“母职”。可贵的是她不受当时主流话语的左右，将国难及战争时期的母职仍然定位为“养育及保存未来的民族”④陈衡哲：《衡哲散文集》，上海开明书店1938年版，第248页。，重视儿童体格锻炼和人格培养，而不是做各种应景的“爱国行为”，正是这份难得的坚持为中华民族保存了文化的种子和未来复兴的希望。

时隔近一个世纪，今天当我们反观陈衡哲的“母职观”时，才能更深切地感受到其中体现的实事求是的精神。陈衡哲的“母职说”融合了中西文化因子，在她的英文自传体小说中有这样一段：“现代中国女人不仅仅是一个西化了的人，而且是一个既利用现代世界提供的种种机会发展人格、又从她的祖先那里继承了独特印记的女人。这种中国旧有美德与现代西方新文明的结合不是随意的混和，也不仅是相互的迁就，二者是一种原本彼此呼应的因素之间的和谐融汇。”⑤Sophia Chen， The Chinese Woman and Four Other Essays，China，1934，p.15.译文参考陈衡哲著，冯进译：《陈衡哲早年自传》，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5页。可见，陈衡哲的“母职说”一方面源于儒家传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将母职与家庭、国家、民族的未来发展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又浸染了西方的民主、科学精神，强调对儿童进行科学的养育和人格培养。这种中西合璧的母职观不仅适用于民族危亡之际的中国，而且对当代重新回归家庭的“新主妇”们也是很好的借鉴。因为推崇主体个人自由选择的“新主妇论”，在反对外界干预的同时，主张将家庭事务全部划归私人领域，但事实上当家庭内部失去秩序和规范时，仍然需要外部力量的协调和帮助，特别是对妇女和未成年人的法律援助。加之儿童的培养和教育，从来不是单个家庭能够独立完成的，而是需要与社会不断产生关联。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母职观”应该自陈衡哲始，其“母职说”可以算作“新主妇论”的理论前身。

四、结语：一步有多远

困扰现代知识女性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寻找事业与家庭之间的平衡点，这是所有已婚女性需要面对的问题。脸书（Facebook）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提出的建议是女性不应固守陈规，而应积极地“向前一步”。①［美］谢丽尔·桑德伯格：《向前一步：女性，工作及领导意志》，颜筝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20页。但“一步”有多远？ 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出路在哪里？

如果要从中国第一位大学女教授陈衡哲算起，那么，在近百年的历史里中国妇女是否找到了解决的出路？ 对于陈衡哲当年的人生选择，今人不无感慨。陈平原写道：“生儿育女的责任不想放弃，埋头著述的功业于是难以兼及。读书至此，不禁为‘新教育’起步阶段女教授处境之艰难深为扼腕。”②陈平原：《那些让人永远感怀的风雅：任鸿隽、陈衡哲以及“我的朋友胡适之”》，《书城》2008年第4期。相比于早期职业妇女因生育而辞职的无奈之举，今天的妇女可谓“幸运”，有《劳动法》《妇女权益保护法》等法律对职业妇女的孕期权益进行保障。但“新主妇”的大量涌现表明当代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劳动分工变化，在不少家庭里正在形成新的家庭分工。

虽然当下的媒体和学界将“新主妇”现象多解读为个人化选择的结果，但实质上它是在制度、结构、文化等多重力量的制约下出现的结果，而非表面上的个人选择。显然，这种家庭结构上的变化与中国经济的发展、家庭收入大幅度的增加密不可分，部分家庭依靠夫妻一方的收入可以供养家庭，另一方转入家庭内部，承担教育孩子、照顾老人等家庭事务。应当看到在“新主妇”增多的同时，也出现了“家庭煮男”、“奶爸”等新的称呼，这表明家庭分工是应时代变化和具体家庭情况而定的。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推进，原有社会福利制度解体之后，新的社会福利制度尚未建立，如国有企业改革、事业单位改制、产业结构调整等改革带来的下岗高潮，公共育儿制度的解体，养老制度的转轨，医疗制度改革……当这些改革措施将一个个经济主体推向市场的同时，也将就业、育儿、养老、医疗等问题推回每一个家庭，依靠家庭自身解决。在家庭分工中，尽管有经济收入、职业类型等因素起作用，但由于传统观念、文化习俗的影响，现阶段性别因素仍然起到主要作用。中国第三期妇女地位调查结果（2011年）显示，61.6%的男性和54.8%的女性认同“男人应该以社会为主，女人应该以家庭为主”的观点，这与2000年相比，分别提高了7.7%和4.4%。对于引起广泛争议的“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说法，有44.4%的被访者表示认同，与第二期调查相比，男女两性的认同比例分别回升10.5 和10.7个百分点。③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课题组：《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报告》，《妇女研究论丛》2011年第6期。这组数据显示当代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传统性别观念的回潮。这也解释了“新主妇”热潮出现的原因。女性在社会变革与市场博弈过程中有时要承担超出个人，甚至是超出单个家庭负荷的责任，也就是通常说的“在社会上‘贡献’，在市场上‘受损’”。④许叶萍、石秀印：《在“社会”上贡献，于“市场”中受损——女性就业悖论及其破解》，《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因而，对于“新主妇”的权益，国家应该通过调整家庭税收、发放儿童抚育津贴、提供再就业便利等措施予以保护，毕竟劳动力的再生产是社会再生产中重要的一环。

今天，我们重提陈衡哲的“双重人格论”和“母职说”，就是为了在历史的参照下重新审视现代女性的主体定位，希望“新主妇们”在“为女”、“为人”两个维度上更好地定位自己的人生，因为这不仅涉及现代女性个人道路的选择，而且涉及下一代的成长与教育，关乎民族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