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乐

如今愈益严重的生态问题已然成为横亘在我们面前的重要难题，公众对“G20 蓝”的留恋，对PX 项目的敏感背后凸显的恰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环保困局。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先后提出站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高度“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正是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严峻形势的积极回应。然而，现行生态治理的主流方案因没有直抵问题的根本，故未能在实践中取得预期效果：环境伦理学家斥责人类中心主义未能给予非人生命体以伦理关照，但拘囿于避重就轻的道德说教难逃实践的乌托邦困境；新马尔萨斯主义企图通过展现人口指数型增长引致过冲的可怖结局警醒世人，却因脱离历史情境孤立探讨自然极限而把绿色运动带入歧途；消费社会理论将问题症结归咎于商品过剩的物体系，殊不知资本积累与消费欲求存在因果关联；技术批判思潮指认科技理性为祛魅自然的罪魁，却未曾深究承载它的生产关系及社会建制。

一、生态风险成因溯源

无可否认，支配欲念泛滥、人口繁衍超载、技术应用失控与消费群体贪婪等观点都从不同侧面揭示了自然灾变的发生机制。但遗憾的是，仅诉诸于革新价值观念、节制人口规模，或是重置购物方案、降低技术风险，皆有意无意淡忘、阻滞甚至屏蔽对生态危机成因根由的深入探考。在找寻解决措施时意图单凭实证分析角度切入重建方案的运作，亦未能突破经验主义的感性直观。

1.批判主题的转换：多元视角的聚焦。面对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我们亟需突破既有诠释框架，立足历史唯物主义视阈去检审环境恶化的变迁，这样才有望彻底跳出“边治理边污染”的恶性循环。而所谓彻底，即捕捉诸表象背后是其所是的规定性，从对“副本”的批判转向“原本”的批判，“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直击引致人地冲突的罪魁祸首：生态问题爆发与资本时空拓延之间具有高度关联性和同步性，资本逻辑统摄的社会政经制度对生态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资本逐利为人类历史开创了物质财富急遽膨胀的新纪元，可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污染的肆意蔓延却也伴随资本再生产进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

2.更为深层的渊薮：资本逻辑的驱导。从大量生产的物质实体→颠倒着魔的社会关系→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宰制社会的主体力量，资本凭借其盲目扩张又顽强积累的秉性恣意增殖，迅速蹿升为全球化时代的核心范畴，从而演绎出专属于它的存在逻辑。资本逻辑并非泛指资本内含的一切属性，而是特指资本作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生产关系，在谋求利润无限增殖的运动过程中所展露出的内在规律和必然趋势，表征为“以资为本”的社会形态特有的历史性逻辑。在该社会组织结构中，生产要素是资本的质料载体，社会关系是资本的形式规定，价值增殖则是资本的主旨鹄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产生活方式，势必冲击不可逾越的生态阀限。

二、资本积累与生态永续的二律背反

资本凭借顽强积累的秉性，俨然成长为现代文明的主导性逻辑。在其执著于自我扩大再生产进程中，毫不关心人身自然的再生产与生态环境的再生产，从而导致资本增殖趋向同永续发展理念的疏离。

1.贪婪本性和适度旨趣的矛盾。马克思在论述资本演进史时，有一句话为人所熟知：“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6页。。只要有利可图，岂管洪水滔天。贪婪逐利的天性，敦促资本不断将积蓄的资产存量激发为剩余价值的生产潜能，在此过程中势必榨取劳力及盘剥自然。资本不择手段地“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更毫不吝惜地“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②《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79页。。

这种无止境生产和无限度消费未经反思地被资本文明接受，自然代谢的周期显然无法跟上资本运作的节奏。现如今，许多经济学家依然固守自重农学派以来的观点，即认定自然是对人类的免费馈赠，未能通过价格机制真切表达自然价值，从而导致生态资源被无度生产和消费。马克思对此有过专门论述，他将被资本支配的“自然力”分为三类：（1）劳动力，即“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2）自然界的“自然力”，如水、蒸汽、矿藏和土地肥力等自然资源；（3）“社会劳动的自然力”，即由“协作和分工产生的生产力”。资本利用这三类自然力发展社会生产，除支付有限的劳动力再生产费用（工资）外，其余则不费分文。自然不仅在生产领域沦为经济持存物，作为消费对象亦是如此。随着人地关系演变为单向度的效用关系，自然彻底丧失其感性的光辉：大地不再是安身立命的居所，而成了投资增值的不动产；森林不再是动物栖息的家园，而成了堆堆规整的木材；荒漠不再是人迹未至的净土，而成了核试爆的理想选址；海洋也不再是鱼类畅游的天堂，而成了捕捞场和排污池。总之，原本完好的生态系统被裁剪得千疮百孔，“商业化的、受污染的、军事化的自然不仅从生态的意义上，而且也从生存的意义上缩小了人的生活世界”①［美］H·马尔库塞：《反革命和造反》，任立编译，载《工业社会与新左派》，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8页。。急剧恶化的生态正不断以灾害的形式向人类发出警告，当前自然灾害的出现频率、破坏程度和波及范围都是空前的。

2.短期行为和长久理念的背离。资本市场秉持浅近功利的经济理性，资本主义企业从“生产什么”到“生产多少”，再到“怎么生产”，皆围绕如何快速赚取利润这个轴心来运转。对企业董事而言，只要今天的供应源源不断，未来的稀缺便置之度外；环境退化的代价也可不加考虑；子孙后代或其他物种的栖息需求更毋庸操心。正如恩格斯所述：“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方式，都仅仅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那些只是在晚些时候才显现出来的、通过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产生效应的较远的结果，则完全被忽视了。……在西欧现今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这一点表现得最为充分。”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5页。当今社会盲目推崇速度和数量，势必会加剧生存风险。

但既得利益者拒绝承认这些事实，坚称经济学而非生态学将一如既往地决定我们生活的环境，他们利用技术工具持续解消着环境完整性，导致自然资本已代替人造资本成为人类发展的首要限制因素。生命之网在企业资本的高效开发中被肢解得支离破碎，涸泽而渔的行径屡禁不止。所以，卡普（W.Carp）在《私营企业的社会成本》中写道，必须把资本主义视作未付成本的经济，一些生产成本（如环境成本）其实并未分摊到企业的支出费用里，而是转嫁给第三方乃至整个社会。当然，我们或许不该对个别资本家指责过多，因为即便他们相信自然极限近在咫尺，也无法超脱投资决策的急功近利，“扩张或死亡”的法则适用于所有企业。

三、资本增殖与自然贬值的财富悖论

《货币哲学》的作者西美尔早在20世纪初就指出，当世间万物都能兑换成金钱，其特有的价值便受到了损害。因此，当（货币）资本增殖的冲动力僭越为社会进步的主宰力后，人的饱满个性被压榨成单薄无趣的分工角色，自然也因沦为“纯粹的有用性”而失去诗意的感性光辉。抽象资本全面统治感性生命，导致财富悖论的出场。

1.资本社会狭隘功利的财富观。财富就其本义是指充足繁荣的一种状态。最早给财富下定义的是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他在著作《经济论》中写道：财富是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亚里士多德进一步强调，真正的财富由使用价值构成。伴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兴起，人们对财富的理解发生转变，财富概念逐渐窄化为具有交换价值的东西，但凡外在于交换系统的自然物皆被视作上帝赠礼可任意取予。马克思明确反对这种观点，他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写道：“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③《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3页。。更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批评马尔萨斯基于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视角而未能辨识自然物实际上是由资本催生出的特定社会关系的产物。写作《哥达纲领批判》时，针对拉萨尔提出的“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源泉”的命题，马克思主张：“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8页。此后，他还几度引述配第关于“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的论断，肯认劳动和土地是“财富的两个原始要素”，并声称自然是人类世代共同的永久财产和不可出让的再生产条件。

马克思指出，之所以会出现上述狭隘的财富观念，是由于“资本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使用价值，不是为了直接生存而生产”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7页。。“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6页。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先天蕴藏着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价值增殖与财富生产的矛盾。他在《资本论》开篇强调，每件商品都包含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前者关乎人们的基本生活，后者源自对利润的追逐。W-G-W 简单商品流通的开端和终点都围绕着商品展开，货币只是作为交换的媒介，目的仍在于获取商品的使用价值，囤积使用价值的动机是有限度的。例如，某人对斧头的需要高于剪刀，但他却没有对第二把斧头的欲求，更别说会有购买二十把斧头的渴望。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G-W-G′资本流通出现后，货币不再是作为货币花掉，而是作为资本的货币形式预付出去，使用价值也就成了它的对立面即价值的表现形式。随着资本突破具体效用的物理限制，作为中介的商品“人间蒸发”了，G-G′的出现昭示着资本流通直接跳过物质层面，开启了形而上学式的自我复制，货币拜物教乃至资本拜物教立即盛行。然而，万物皆不会无中生有，所谓的钱生钱也只是资本家运用金融产品套利并操控货币市场的结果，社会总财富并未增加。不仅如此，陷入增长狂热的资本市场，还源源不断地吸噬自然资源，产生巨额生态债务。由此可见，交换价值对使用价值的支配，在造成虚拟资本与实物资产脱节的同时，更引致市场价格背弃公共财富（社会和生态财富），需要的既定界限再难规约资本的疯狂增殖。

2.“罗德戴尔悖论”凸显生态财富流失。针对这种褊狭的财富观，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引入“罗德戴尔悖论”，从全新视角揭露了资本财富积累与生态破坏的密切关联。罗德戴尔勋爵梅特兰首次指明私人财富和公共财富呈负相关，前者的累进往往会导致后者的削减。他认为，凡具有使用价值的物品都可构成国民财富，但个人财富却需稀缺性作为额外的限定要素，充沛的阳光和空气即便对每个人都至关重要，也很难成为私有商品。“换句话说，稀缺性是使某种东西具有交换价值并增加私人财富的必要条件。但公共财富不是这样，它包括所有的使用价值，因此不仅包括稀缺的东西，而且包括丰裕的东西。”③［美］约翰·贝米拉·福斯特等：《财富的悖论：资本主义与生态破坏》，张永红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2期。于是悖论立刻出现，潜在的或实际的稀缺是所有市场交易活动的支撑，若想扩充私人财富（交换价值），就须毁损社会财富（使用价值），将昔日丰盛的东西变得紧俏。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为制造这种稀缺的情形屡见不鲜：农场主在粮食丰收的季节，焚烧部分农作物以确保粮价不降；温室气体排放引起全球变暖，却使得家电制造商成功将空调和冰箱兜售给爱斯基摩人；城区居住环境日趋恶化，反倒繁荣了郊外旅游市场和房地产业……相较于悖论提出伊始的19世纪，如今利用物质匮乏增加私人财富的尝试已成常态，资本家对愈益紧缺的优质资源和日趋加剧的生态风险并不担心，甚至祭出新的价值定价方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几乎每一种使用价值都有一个价格标签——一种交换价值。任何东西都是一种商品，甚至舒适和审美享受也在旅游业中被预先包装和明码标价为商品。”④［美］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刘颖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3页。由此可见，资本家虽盼望得到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更愿意制造稀缺以获取巨额收益，资本主义企业的财富进阶是靠盘剥全球生态财富换来的。

3.财富生产与需求实现相脱节。资本社会竭力“把一切造物，水中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植物，通通攫归私有”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15页。，这是造成资源滥用和环境破坏的经济学根源。在资本家的狭隘眼界中，商品价值才是真实的财富，自然界只是实现这一财富的工具。从该视角看，“罗德戴尔悖论”不仅揭示了生态财富缺失的缘由，还凸显了资本制度必然导致财富生产与需求实现相脱节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的深层逻辑注重以商品化方式来满足需求，力图将社会需求引向那些能使利润实现最大化的商品，并过滤和拒绝生产无利可图的需求。欧债危机爆发后，新自由主义振兴计划之一便是在公共领域重新引入商品化。长此以往，资本积累机制所划定的需求满足方式同本真需要的表达形式之间便出现了一道越拉越大的鸿沟，追求利润和社会需求之间的分化愈发严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就发现了这点：“资本主义生产不是在需要的满足要求停顿时停顿，而是在利润的生产和实现要求停顿时停顿”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5-466页。；“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一个个资本家所能关心的，只是他们的行为的最直接的效益。不仅如此，甚至连这种效益——就所制造的或交换的效用而言——也完全退居次要地位了；销售的可获得的利润成了唯一的动力。”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5页。即是说，在资本逻辑支配下的社会，人被赚钱动机所左右，经济获利不再是满足物质需求的手段而直接成为人生追求的目标。尽管自亚当·斯密以来的主流经济学家都认定，资本主义是一种直接追求财富而间接追求人类需求的制度，但其实前者完全超越并改造了后者。

今日的资本主义已越发无力满足包括健康环境的社会总体诉求，那些符合资本逻辑的商品化解决方案显然不足以应对气候变暖这样的全球性生态危局。面对环境挑战，“资本并不像经济学家们认为的那样，是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资本既不是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也不是与生产力发展绝对一致的财富形式”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6页。。我们如若承认自然界是一切财富之源，那么在判定贫困化程度时就不应只考量商品欲求这个一维标准。资本主义社会绝非普遍富足，它不仅抑制我们实现真实需要，还通过破坏自然生态导致贫困加剧。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没有成为生产力桎梏之时，从人类需求满足的视角来看它已是极不合理的了。

四、资本时空拓殖引致人类生存危机

正因为资本的目标不是满足需要而是累进利润，所以“在立足于资本主义基础的有限的消费范围和不断地力图突破自己固有的这种限制的生产之间，必然会不断发生冲突”。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5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所表现出的“庞大的商品堆积”，绝非财富生产过量所致，“而是资本主义的、对抗性的形式上的财富，周期性地生产得太多了”。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5页。于是，为确保价值增殖顺利完成，资本家除了“用时间消灭空间”来加速流通之外，更加注重空间生产的规划建构，资本积累由此具备了完整的时空意义。

1.资本空间拓殖导致物质变换裂缝加深。以都市空间生产为例，它的建构改变了人类对生存样态和空间感官的传统认知，现代城镇不但作为生产材料汇聚的外部环境而存在，它本身已成为谋取剩余价值的空间商品而生产。可经由资本打造出的都市空间却拥堵不堪，汽车尾气排放、生活垃圾堆积、水电资源耗费等还持续袭扰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交换。加之城乡对立在全球空间层面上的展开，催生出世界范围的生态困局。哈维（David Harrey）就此指出，“资本积累向来就是一个深刻的地理事件。如果没有内在于地理扩张、空间重组和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资本主义很早以前就不能发挥其政治经济系统的功能了”⑥［英］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伴随新自由主义在国际经济政策中扮演越发重要的角色，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被迫放松对资本的监管，向跨国公司保持开放姿态，由之带来的便是自有资源的耗竭和当地环境的毒化，而发达国家则实现了资本循环和生态环境的双重修复。

可新市场的空间拓殖终有极限，实体经济受挫逼使闲置资本开拓新的利润增长点。于是，继连通“周围的感性世界”之后，资本又催发出一个前所未有的网络空间，并借此迅速衍变出国际金融资本这个最高阶也最抽象的资本积累形态。众所周知，“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中介而赚到钱。”①《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7-68页与传统工商业通过压缩G-W-G′生产流通周期以创收交换价值不同，现如今的跨国资本运用金融产品投机套利，疯狂窃取实体经济产值ΔG，轻松实现了G-G′的直接跨越。带来的后果便是，“虚胀实衰”的病态经济结构导致金融市场背离经济基本面，社会财富分配越发不公，资本收益率和劳动回报率的“剪刀差”日益拉大。资本／收入比的持续走高使得“资本主义不自觉地产生了不可控且不可持续的社会不平等”②［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2页。。但繁荣泡沫终将破灭，虚拟资本的膨胀和信用体系的泛滥定会加速金融风险乃至经济危机的爆发，深受其害的弱国（如拉美主权债务危机中的阿根廷，东南亚金融风暴受灾国印度尼西亚）为偿还外债只得贱卖自然资源，这种马太效应不仅在经济层面表露无遗，在生态维度亦愈加明显。

2.生产条件破坏引发诸种危机集中爆发。资本社会对人身自然的迫害和生态环境的破坏，直接危及我们赖以存续的生产条件。“生产条件”是奥康纳（James O’Conno）基于马克思生产条件概念和波兰尼（Karl Polanyi）“土地与劳动”范畴所提出的。他将散见于马克思著作中有关生产条件的理论做了凝练总结和类型划分：（1）“生产的个人条件”，即工人的劳动力，无法与所有者相分离的劳动力却能在资本市场中自由流通；（2）“外在的物质条件”，即参与资本生产的自然因素，包括作为生活资料和劳动工具的自然财富；（3）“社会生产的公共条件”，即基础设施，譬如都市空间和交通工具。质言之，生产条件涵盖商品化或货币化了的物质和社会行为，表征出人—社会—自然的一体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原本不是商品的生产条件统统形塑为“虚拟商品”打包出售，但因无法将它们以恰当的方式转化为交换价值，使得这些生产条件尤其是自然资源遭致洗劫。与此同时，资本累进的实现性危机持续发酵，剩余价值生产与实现的冲突依旧存在。于是，生产不足（生产供给的瓶颈）和生产过剩（需求实现的障碍）这两个貌似相斥的经济现象犹如滞胀一般，悖论式地共存于资本主义社会。奥康纳藉此指出当代资本主义面临双重矛盾：第一重矛盾为马克思所揭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第二重矛盾则发生在生产方式和生产条件之间，前者催育经济危机，后者滋生生态危机，两种危机互为因果：一方面，经济危机引致生态危机。资本市场始终同效率迷恋、竞争过度和成本削减紧密相连，经济利好时肆意开采资源，经济萧条时削减环保经费。另一方面，生态危机造成经济危机。如能源供给紧张带来生产费用上扬，路面交通拥堵导致出行成本攀升，城市土地稀缺引起房屋租金暴涨，等等。眼下的资本主义经济正迅速吞噬维系它的生产条件，而这个生产条件亦是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

3.资本主义社会的系统性危机与全局性失控。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化进程造成社会与自然新陈代谢的裂缝加深，以及生产不足与生产过剩的交织互演，生态危机、经济危机乃至道德危机都只是表征我们生存困境的不同面相。这些危机“时而主要是在空间上并行地发生作用，时而主要是在时间上相继地发生作用；各种互相对抗的因素之间的冲突周期性地在危机中表现出来。危机永远只是现有矛盾的暂时的暴力的解决，永远只是使已经破坏的平衡得到瞬间恢复的暴力的爆发”③《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77页。。所以，如果说早先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还只是表现为周期性的可调节的经济危机（它甚至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驱动力），那么今天已然是包罗万象的难以把控的结构性危机：它在范围上空前广泛，而非局限于特定国家和地区；在特征上是普遍系统的，并不是发生于某些个别领域；在时间上持久作用，决不仅是周期性或暂时性的；在程度上不断加剧，多元重叠性和迁延连发性为爆发共时态的灾难性危机提供了可能。今日的资本拜物教盛行引致社会风险弥散，社会生产方式愈益成为地球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人类存续的生态红线已被触及。

五、规约资本逻辑的可能路向

资本逻辑难以遏阻的时空拓殖和饮鸩止渴式的剥夺性积累，导致任何不触动制度变革的环境治标举措都将归于徒劳。当前，包括气候变暖在内等一系列重大环境灾变皆源自资本逻辑统辖的全球经济关系和权力架构，故出于唯物史观内在逻辑和人类理性自觉使然，合宜的出路便是寻觅一条经济稳健增长、社会公正和谐、生态优美宜居协同进化的文明新范式，即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1.资本市场的阶段合理性：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张力平衡。资本的确造成了时下诸类社会危机的集中爆发，可它也给民众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提升。故此，虽说资本野蛮化倾向愈益明显，但不容置喙其文明化态势仍较为强劲。历史辩证法早已昭示：“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①《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8页。，超越资本的物质前提需用资本本身去达致。尤其是今日实践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尽管在本质上否定资本主义，但由于同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过渡阶段，社会存在的条件构成尚未跨越资本全球化统辖的“人类社会史前时期”。加之，身处三期叠加效应带来的多重挑战，故仍需正视资本市场的历史价值。若强行驱逐资本逻辑退场，漠视马克思关于“两个决不会”的劝诫，便极可能坠入“地域性共产主义”的文明断层。所以，务必要将生态危机的根源与消解放在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和社会发展现实的境遇中考察，在新常态情势下规约资本市场的运作机制和效用逻辑，加快经济体制深化改革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开启资源市场调配与政府导控双引擎，探索适合当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指南及现实进路。

2.“以人为本”驾驭“资本逻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旨趣。遵奉“以人为本”发展理念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需通过回答“为什么以人为本”、“以什么人为本”和“以人的什么为本”三个问题来明晰生态治理的主体依托和目标旨趣。

首先，为什么以人为本？ 这不仅是针对独断的“以资为本”，更是相较于激进的“以生态为本”而言。“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以生态中心论者为主要代表）的伦理纷争已持续甚久，学界至今莫衷一是。双方保护环境的根据截然对立，前者基于维护人的生命健康和功利诉求；后者则直接从自然物的天赋权益出发向人类提出道德抗议。然而，当代“人类中心主义”实则是“资本中心主义”，导致生态危机的人类共同体从未在现实生活中出场。“人类中心”这一普适概念源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虚构，意在回避和混淆人们在享用利益、蒙受损失与承担责任方面的主体差异。所以，生态主义者口诛笔伐的所谓人类中心主义只是个“假想敌”。与此同时，生态中心论者甚至将人类求生存的生产劳作也视为冒犯自然的“非自然行为”，这充分暴露出该理论表面秉持整体主义的还原论，实则同人类中心主义一样仍是将人看作外在于自然、与自然对立的二元论思维范式。这种二分法不仅妨碍了正确认知的积累和有益实践的开展，并且它本身就是造成生态问题的思想根源。这种抵拒工具理性的浪漫主义情怀和厌世主义论调，显然不是解决生态危机的合理方案。唯有抛开经院哲学式的无谓争论，从抽象反思回归现实关怀，从感性直观走向生产实践，立足人的发展需求及其价值立场去考察人地关系，才能超越两种主义的理论预设，消弭当下生存困境。

其次，以什么人为本？ 生态问题是个社会性范畴，人际冲突和人地矛盾一体两面、互为表里。布克金（Murray Bookchin）有句名言，人对自然的支配源于人对人的支配；莱斯（William Leiss）也曾指认，控制自然只是控制人的手段；马克思则更为全面地表达了个中的辩证关系：“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决定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决定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2页。。即是说，人与自然的和解离不开人与人的和解，祛除利益主体的冲突是阻滞生态恶化的关键。在溯源危机时决不能从纯粹生物学视角去武断归罪全人类，而不加甄别是何种人在戕害地球。抽象暧昧的“类”字眼将老人和青年、妇女和儿童、饥民和富豪都置于一种与现实完全不符的同等地位，必定导致环境正义的阙如。人地冲突究其实质是人际关系交恶和利益叛离所致，警惕资本的任性扩张和生态殖民的入侵是人与自然和解的必要前提。所以，执着于探讨“抽象的人”和“理想中自然”的应然关系只会使生态实践陷入无所适从的盲区，而坚持以全体人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为本，秉持最少受惠者优先的原则，实现环境正义和社会正义、代内正义同代际正义的联姻才是公正和谐的真实意蕴与生态文明的应有之义。

最后，以人的什么为本？ 《哥达纲领批判》有这样一段话：“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了，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5页。不难看出，在马克思构想的未来社会，脑体对立彻底消失、劳动成为第一需要、个人得到全面发展、集体财富充分涌现等都只是实行按需分配原则的必要条件，人的解放程度取决于需要的满足程度，满足人的需要才最为根本。事实上，人的本真需要完全不同于虚假欲求，前者注重质的提升而非量的积累，注重精神享受而非物质索取，不单有自我发展的诉求，更有物我共荣的企盼。进言之，真正属人的需要是摆脱动物性欲求束缚之后实现的“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是将自身与生态融为一体的伟大觉解。据此，以满足人的发展需要为旨趣的全面生产，同催生无尽贪欲为目标的资本生产之最大区别就在于，前者是个“有计划地从事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页。，而后者的“症结正是在于，对生产自始至终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1页。。资本生产只是在物种方面将人从其余动物中提升出来，而唯有自觉运用两种尺度（物种的尺度和人的内在尺度）的全面生产，“才能在社会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页。。待这种完成了两次提升的生产劳动将人的本质力量发挥到极致时，也就“实现了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1页。。这一复归是从人的原始丰富性（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第一阶段），经深刻片面性（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第二阶段），到自由个性（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基础的第三阶段）的否定之否定进程，是在“那种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和谐一致的生活”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6页。中逐渐完成的。因此，“对共产主义者来说，好的生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不是静止的画面：自我实现和不断丰富的需要的发展与满足”⑦［美］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刘颖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6页。。

不仅人没有先定的本质，人的美好生活在于自主创造；而且自然界本身也并非十足完满，它亦是个有缺陷待塑造的可能形态。尤其是资本逻辑宰制下的异化劳动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自然之死”，使得我们更有义务去承担再生产整个自然界的重任，将之内化为全面生产的目标。并且，人与自然是双向创造、协同进化的交互主体，人在创造美丽环境的同时，也在进行自我完美人格的形塑，人与自然的相互养育最终会呈现出人即自然、自然即人的交融情境。总之，面向人类需要而非服膺资本增殖的生产劳动，既是人的自我价值的真正实现，也是作为“人的无机身体”的自然界的真正复活，达致这一生命共同体目标的现实进路就始于当下践履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因此，我们亟需开展以下五个方面的研究，为“加快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开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人民日报，2015-5-6（1）。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1）辨识生态问题与社会制度的深层关联，认清资本主义发展新特征及全球生态危机实质；（2）解析中国环境困局的特殊成因与问题症结，推动低碳环保、亲和自然的发展方式转型；（3）厘定资本积累方式与生态问题扩散的内在勾连，思考如何应对资本逻辑的权力架构及其生态悖论；（4）探寻生态文明与市场经济的契合进路，深度阐释“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的辩证关系；（5）深化资本拜物教和生态文明基础理论研究，比照借鉴欧美国家环境管治的先进理念和问题挑战。简言之，唯有基于当前中国社会制度语境与经济新常态背景，探思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的中国化路径，才能实现中国特色（本土实践）、社会主义（制度公正）与生态文明（永续发展）的有机结合，达致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的规划目标。

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亦是生态文明建设加速推进的关键年。我们应抓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十三五”环境影响评价改革实施方案》密集出台的契机，将绿色发展理念有效转化为政策实施、规划评估与治理路向的价值规范，通过完善制度的顶层设计理顺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社会正义的关系，进而催生全民共治的思想自觉和行动共识，为消解资本市场逆生态性、构建中国特色生态文明提供现实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