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民

（华东师范大学 外语学院，上海 200241）

东亚殖民主义与文学 ·伪满洲国俄侨作家拜阔夫(巴依科夫)研究专题·

“满洲”密林的生态书写与哲学性思考
——以伪满洲国俄侨作家尼·巴依科夫的《大王》为例

王亚民

（华东师范大学 外语学院，上海 200241）

《大王》被称为“世界生态文学的开山之作”。作品中尼·巴依科夫歌颂了20世纪初中国东北原始森林的自然和谐美，对工业发展、城市扩张后人与自然、人与其他生命形态之间关系给予深切的关注。整部作品通过虎大王的命运表达了作者对生态环境、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对人类未来命运等问题所进行的深刻的哲理性思索，阐释了对东方宗教和哲学思想中人与自然和谐思想的认同，并对统治与征伐自然和环境之欲望给予了批判。

“满洲”；俄侨；尼·巴依科夫；《大王》；生态批判

主持人语：拜阔夫（Николай Байков，1872—1958年，伪满洲国时期的翻译用名，现一般译作尼古拉·巴依科夫）一生流离，但最终沉淀下来的，是一位以深挖“满洲”原始森林而独步俄国（祖国）/“满洲”崇山峻岭（侨居地）/殖民地（伪满洲国）/世界文坛的大自然小说家。他于原生/拓殖、当下/未来、祖国/异国及离散/怀乡的张力中，提升了其文学的价值和意义。作为伪满洲国文学中的“他者”，拜阔夫在其文化场域中及他在日本战败后的境遇，聚合了近代东亚殖民地区域的国际文人和文学流动的诸多指标。该期以其为研究专题试图开拓伪满洲国文学研究的图景。

本研究专题收录三篇文章。王亚民教授通过对对巴依科夫（拜阔夫）代表作《大王》的思想内涵做较深发掘，将其自然写作提升到环境伦理的层面之上。蔡佩均将伪满洲国分为中东铁路、南满铁路沿线及其附属地和其他区域两个空间。在这个背景下，探讨拜阔夫如何借由东北密林书写的自然生态意义及其所蕴含的政治取向。在对拜阔夫与“满洲”的关联的考据方面，目前来说，最为翔实。文中所使用的材料，有许多大陆学界还没有涉及。特别是，系统引入了日本背景和材料，这对于提升研究，比较重要。杜晓梅的文章提出了巴依科夫的东北生态保护思想至今仍具有借鉴价值，在目前新一轮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大背景下，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需要说明的，一是关于“拜阔夫”“巴依科夫”名字的使用，鉴于研究者身份的不同，故尊重其对名称的不同使用和不一致体现。二是专题中的“满洲”，主要指地理名词，指“满洲”地区，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至今，在西方、朝鲜、韩国、日本和俄罗斯等地，“满洲”作为地理名称，仍经常出现在各类出版物中。当年侨居中国的俄人也称中国东北为“满洲”。本文为保持作品特色，故仍使用“满洲”一词，专指地理名称，无关政治，不含价值判断。

特约主持人：张泉（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尼古拉·巴依科夫（Николай Байков，曾译名拜阔夫，1872—1958年），生于乌克兰基辅的一个法官家庭，曾就读于圣彼得堡大学自然史学系。1901年，尼·巴依科夫申请调到正在组建的中东铁路护路军工作，举家来到中国哈尔滨，后定居在现在的绥芬河。他根据自己在中国东北大自然中的体验和狩猎生活写了许多随笔。“1914年他的第一部作品《满洲里的密林深处》在彼得堡出版，一年后，这部著作很快

又被再版发行”[1]。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尼·巴依科夫奉命回国，后被派往前线。1922年，他怀着对中国东北的眷恋之情，以流亡者的身份，再次来到中国东北的黑龙江省，在那里一直侨居到1956年。

自从尼·巴依科夫踏上“满洲”野生自然界的那一刻起，就被震撼了，而且深深地迷恋上了这里：“‘神秘又特殊的世界，充满了神奇和魔力’——栖息在原始森林中的居民的生活习俗、迷信、神话、传说和周围的动物界——世纪初‘树海’的所有浪漫情趣使他的作品栩栩如生”[2]。他“描写满洲密林动植物的作品在三四十年代曾风靡全世界”[3]。“欧洲出版界在1936年至1940年间对这些书，给予很好的评价，认为可以和屠格涅夫、吉普林、杰克·伦敦、古比尔及麦因利达各名人的佳作相比拟。”[4]他被各国文学评论家誉为“有史以来最优秀的自然小说家”，堪称世界文坛的一颗星。

尼·巴依科夫曾经作为伪满洲国的“俄系”作家代表，受到当局的重视，1934—1943年出版了《拜阔夫文集》12卷。1941年为他举办了声势浩大的文艺创作、科学研究工作40年纪念会。1942年，他被邀请参加“大东亚文学者大会”。《青年文化》第1卷第3期集中刊出了尼·巴依科夫的小说《猎鹿》（北青译）、诗歌《日本》（北青译）和《拜阔夫传》（北青译）。尼·巴依科夫的作品“对当时的东北作家颇有影响，疑迟的小说和睨空的山林秘话都有尼·巴依科夫的笔法。尤其是睨空的山林秘话，融故事、传说、掌故、知识、小说于一体，这种文体和尼·巴依科夫的博物小说有许多相似之处。”[4]182-183

一、壮丽美妙之自然

尼·巴依科夫的小说《大王》并不是童话，而是一部关于森林之王——东北虎的充满诗意的真实叙述，是作者对原始森林进行多年考察后的生动记载与深刻体验，是作者与那些远离人烟，甚至不知自己姓氏的人们一起狩猎，度过无数可怕的“兽情夜”之后写出的生动感人、韵味无穷的故事。书中作者用大量的笔墨尽展东北原始森林四季迷人的景色。即使是在今天，小说依然能让我们这些生活在现代都市里的人们身临其境地感受我们不曾感受过的东北原始森林的浩瀚无边、自然景观的多姿多彩、野生动物惊心动魄的厮杀场面和百鸟争鸣的欢快场景。

小说一开始便直接对四季分明的东北原始森林早春的一天给予全天候描画。作者笔下“满洲”森林的早春，经过漫长的冬眠之后，万物复苏，争相吐绿，含苞待放，空气像水晶般洁净，迷人眼帘，沁人心脾，富有勃勃生机。而早春的傍晚更是被描写的恬静柔美，月亮像大姑娘似地带着一天兴奋后的余温，脸上泛着红光，心满意足地静静入睡。到了夏季，“满洲”森林则变得山呼海啸般的喧腾，电闪雷鸣，江河汹涌，风驰电掣。秋天来临，漫山遍野的绿叶魔术般的变得五彩缤纷，绚丽多姿，宛如节日盛开的鲜花，又似节日披挂的盛装，在深绿色的松柏的衬托下，显得格外艳丽。而当万紫千红的金秋即将过去，原始森林便会逐渐脱下色彩缤纷的服装，寒风呼啸凛冽，大地封冻。

在这独具特色美丽怡人的大自然中，原始森林的主人们——林中百兽一起共生存，同狂欢，互搏杀，各自扮演着自己在林中的角色，完成着自己在林中的使命。有像喜鹊这般好事的长舌妇们和叽叽喳喳的鸟儿追赶在野兽的后面，传播着林中的新闻；有只会发出咩咩叫声的山羊，始终一幅小可怜样；有调皮机灵的金花鼠，总是东躲西藏，上蹿下跳；有灵活好动的黑貂，长一幅尖尖的脸，光秃秃的鼻子，骨碌碌转的眼睛，既狡猾又凶残；空中翱翔着老鹰，嘹亮的叫声打破了云天之外的寂静；胡獾嘴里带着威胁发出咝咝声，把像镰刀一般尖利的獠牙咬得咯咯响。原始森林的各个角落就这样不时传出独特的声响。秋天来临，马鹿、狍、赤鹿、驼鹿和野猪感到全身充满生命的活力，利用这段时间不自觉地履行其大自然伟大的法则——繁殖后代，森林里充满了这些动物的惊心动魄的吼声和呼叫，爱情和新生命诞生之歌压倒了其他一切声响。到了冬天，熊和其他冬眠野兽躺在窝里，雪堆把它们遮掩起来，使它们与世隔绝。野猪们也随着橡实和榛子的洒落地而不断向南迁移，以保证获取充足的食物，它们彼此友好，喜欢好几百头在一起的群居生活。

作者通过广角镜头、长短镜头、特写镜头相结合的方法，用细腻的笔触，将“满洲”森林春天的妩媚娇嫩，夏天的湍急喧腾，秋天的绚丽缤纷，冬天的晶莹剔透尽收眼底，描绘出一幅鲜活生动的“满洲”森林一年四季自然风光的全景图。

森林之王老虎的出现为这幅美丽画卷锦上添花。大王幼时的憨笨、可爱、机灵、聪慧，成年后的剽悍强壮、威武勇猛更是被描写的栩栩如生。作者在描写森林之王的凶猛残忍与血淋淋的搏斗的同时，用大量的笔墨，细腻的情感，用拟人化的表现手法，满怀深情地塑造了老虎秉性中温情的另一面。从对母仔的关照、谦让、保护，到成年后对爱情的发自内心深处的真诚的呼唤；从回家探亲时母子的情意浓浓和弟妹们的欢快相处，到与女伴唱着爱情之歌甜蜜的新婚旅行；从大王第一个女伴惨死后的仇恨与狂怒，满怀痛苦与复仇的渴望，到对女伴依依不舍的埋

葬……作者将林中之王兽性的另一面刻画得入木三分。一个顽皮、剽悍、英武、凶猛但又温情细腻的森林之王被作者塑造得丰富多元，有血有肉，有情有义。从而作品赋予东北森林万物以热的血液，以独特的灵性。

尼·巴依科夫采用角色易位、情感易位的方法，围绕从大王出生到长大这个中心线向我们全面展示了森林之王与林中众野兽和各种小动物们既憨笨可爱，又凶恶残忍；既聪明伶俐，又狡猾凶险；既和睦欢快，又矛盾厮杀；既互为依存，又不共戴天的弱肉强食的天然的动物生存链和自然法则。在尼·巴依科夫的笔下，东北原始森林中的一切，大到老虎，小到飞鸟，从茫茫林海到潺潺小溪，都是大自然的主人。这里占统治地位的是野兽，而不是人。即便有人类的出没，它们也都相安无事，甚至大王第一次碰到人类时，“就像绕开路上横道的树木或者突出的岩石之类的障碍物一般，……为人让路”，不曾有任何侵犯之举。作者在这里所展示的一切，使我们想起早已消失的远古年代，人类和野兽还处于洪荒时代的原始状态。它有着自己的历史，自己独特的生活，自己的习俗，自己的运行法则。它们在森林里逍遥自在，怡然自得，表达了作者对东北原始森林无比的喜爱和赞美之情。

二、呻吟中渐逝之自然

随着中东铁路的贯通和外来移民的迁入，东北原始森林的面积逐渐缩小，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遭到威胁，继而开始攻击人类。小说通过大王成长过程中的境遇、回乡途中的所见以及最后的遭遇，为读者展示了自然与人所经历的种种灾难，并将造成这种灾难的矛头直接指向人类。

大王终于长大成为“英俊青年”，还给自己找了个“美女朋友”，可是当大王刚刚品尝了初恋的甜蜜，它的“女伴”却被猎人李三安装的火药枪击中丧生。命运恰好将给它造成无法慰藉的痛苦的祸首送到它跟前，大王决定亲自惩治它，它像猫耍老鼠般地轻松要了它的命，像咀嚼稻草般地将其舔舐干净。山里的人们开始组织起来，大秃顶子山的宁静从此被打破。然而，比这更可怕的是“有一批不相识的外来人正从北面修建一条铁路，穿过了群山和林海。新生活的激流注入了荒蛮之地。新来的人们兴建起城市和村镇，砍伐木材，清理原始森林”。大王对原已习惯了的环境的变化感到吃惊，好长时间都克服不了这种恐惧感，心里的忧伤无法平静。原来只有茂密的森林在喧哗，现在取而代之的是闪闪发亮的窗子和发出嗡嗡声和吱吱声的可怕大楼，还有灯火通明的工厂，冒着浓烟的厂房。刺耳的锯木声、隆隆的火车声、尖利的汽笛声把野兽的耳朵震得发疼，使得森林里的野兽们惊恐不安。与此同时，“高大的雪松，要由几个人合抱那么粗，却在斧头无情地砍击下轰然倒下”。尼·巴依科夫直言不讳地指出人是“世上一切生物的最可怕的大敌”“像暴君一般无情”。作者用“两条腿的人、小盒子般的住房”等带有蔑视口吻的词语，并用四个肯定的排比句，加强对人类这种破坏行为的痛斥，进一步突显作者的主观批判性。当树木在无情的斧子下倒下，当森林被烧毁，当绿地被住房和铁路所替代，当清纯的空间被嘈杂充溢，看着人类的这些行为，读者会深切地感受到，仿佛呻吟和痛哭的不是原始森林，而是作者本人；泪水不是从开裂的松树中掉落，而是落自作者痛苦的心里。作者不仅在替原始森林的动植物们感到痛苦，更在为人类的冷漠、贪婪感到痛苦，与其说作者是在为原始森林动植物的命运悲叹，倒不如说他是在为人类未来的命运悲叹。于是，作者对人类这种灾难性的行为将带来的恶果明确预言并直接予以警告：“大王在心里对这些外来人燃起了不可遏制的敌意，它想到了报复”。从此，原始森林永恒的宁静消失了，人类的灾难即将来临。

事实也正像作者所预言的那样，野兽们为了觅食，为了生存，开始了与人类生存地盘和生存权利的争夺。一开始，一些野兽因无处觅食，只是猎捕村子里的家畜和狗。它们闯到院子里，捣毁房子和棚屋，把所有能弄到的家畜全拖走。后来，这些家畜渐渐也不能满足它们的食欲了，它们开始进攻人类。更可怕的是老虎的跟踪而至，这使得当地居民极为恐慌。每当猎人出现时，长舌的喜鹊常常紧跟着猎人，通告四周，“有个凶恶危险的敌人来了”。大王听到嘈杂声，便悄无声息地往喜鹊们吵嚷的方向爬去，它躲在树干的一侧，等待时机，它要报复。还没等猎人反应过来，大王用它那极为有力的前掌，猎人的胸廓顿时碎裂，和内脏压在一起，变成形体不明的一团。大王发泄了自己的愤恨和怒气，而且发现“那些建造了许多大盒子、铁路，还在铁路上让一些听话的怪物走动的外来人，原来是这副样子”。此时，“它确信，两脚动物总体来说体力很差，只能靠手里的那些兵器逞强”。接着，冲突屡屡发生，且愈演愈烈，人与森林中的动物们频频遭遇不幸。野猪开始刨电杆，熊将电线扯断，金花鼠将居民种下的粮食抢个精光，连野鸡、雷鸟和沙鸡也不甘落后，遮天盖地地出没于田野。在此之前，原始森林的猛兽总是躲避生人，现在情况却有了改变，猎人们经常成为野兽的猎物，专干密探行当的松鸦和喜鹊们更加起劲地搬弄是非，野兽的行踪渐渐向居民点逼近。野兽们像人类一样，以“以牙还牙”的指导思想实施着自己的法则，而大王便是这荒

山野林中古老法律的法官与执行者。它刚开始的目标是猎犬，随后轮到了牲口，接着开始袭击雪橇组成的巡逻队，赶车的人全都吓得以额触地，趴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人类更是想出诸多法子对付老虎，将宰杀的马肉里塞上毒药，放在老虎经常经过的地方，结果不仅毒死了红狼，还有别的走兽和飞禽、食肉动物、食草动物都接连遭殃。连狐狸、乌鸦、喜鹊、松鸦、山雀、鸟全都成了人类的牺牲品。然而，最大的不幸则是中了毒的野兽被诡计多端的人类吃了。

作者在反思当地村民与野生动物的关系，在强调村民是自己家园的亲手摧毁者同时，也对俄国人在中国的“租借地”进行所谓的“建设”提出了自己的批判：“又过了一天，租借地的森林里到处都是巡逻队的士兵。这些人又是开枪，又是唱歌，把猛兽驱赶到密林的深处。……大王明白了，某种新的不可抑制的力量在往前推进，摧毁路上的一切”。正是这些“建设者”们的到来，猛兽被驱赶，森林被砍伐，路上的一切被摧毁。作者对当时沙皇俄国向东扩张的这种“新的不可抑制的”欲望、对沙皇俄国工业发展和建设计划从一名普通的自然科学家的角度、从朴素的生态保护的角度予以公开的斥责。

作者在描写野兽与人类的争夺中，用不少的篇章和笔墨描写动物对人类的敌意与愤恨，对人类行为的蔑视。作者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一步步说明人进兽退、害兽必将害己的道理，并推断人类将自食其果，遭受报应，最终成为自己的掘墓人。

三、天人合一之自然

尼·巴依科夫在中国东北生活了四十多年，中国东北地区广阔的黑土地养育了他，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也滋润了他，因此，他的小说不时散发出中国特有的气息，中国韵味十足。作者不仅以中国东北原始森林的动植物为主要描摹对象，而且当地的民间传说、村民的日常生活、山神崇拜与民间信仰、原始而淳朴的民风都成为其创作的主要内容。除此之外，作者常常使用大量汉语词汇和意象“树海”“人参”“房子”“炕”等，以及“佟力、王克林、李三、孙发”等中国人名，使得这部作品的地方色彩和中国韵味更加浓厚。然而，作者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并没有停留在这些表面现象，整部作品渗透着作者对中国文化更深层次的理解与阐释，融会了作者对儒家的“天人合一”和佛教的灵魂转世说思想的深刻认识。

佟力是作者塑造的一位可敬的老猎人，是一位“伟大的老者”，是普通的山里人，九十高龄，他会替人算命，是公认的巫师和术士，而且有威望和影响力，只要他说一句话，强盗们就会把人质和抢来的东西归还原处。他对大自然持有最原始的见解，是大自然的捍卫者，是山林的化身，他一直把虎奉为山神，对他来说，大王便是山神爷意志的象征，他一直遵循深山老林的法规度日。在大家都认为必须结束大王横行霸道的局面以保障自身的安全时，老佟力却认为“林海的日子不长了。再过一二十年，那些美好的原始森林将会消失”。因为他发现，多年来住在他房子里的那条大蛇几天前死了，在他看来，这可是不祥的征兆。于是，森林里的人们不得不重新考虑回归到最初的办法：烧香拜佛，祈求大王大发慈悲，以求平安。作者通过佟力的预感，预言人类若继续与自然对抗，原始森林将不复存在，只有人与自然的和睦相处，才是共生共存的唯一出路。

佛教认为灵魂是不死的，它可以转世投胎到另一种生命形式上，从而获得新生，这是古老的东方佛学中最有生命力的观点之一。小说中作为大自然力量的象征、人们顶礼膜拜的老虎在作家的笔下已不仅仅是一只普通的动物，它被作者赋予人的性格、秉性与特征，更被披上了佛教的灵光。它虽然是自然界中威力无边的“大王”，但它与人类社会和整个宇宙都有着密切的联系[5]76。“据民间传说，一位伟人的灵魂，经轮回投胎，转世为大王；大王一死，灵魂又转世为一朵凡人肉眼看不到的黄色莲花。灵魂在这朵莲花之中达到彻底的净化，并同宇宙之灵融为一体。”作家笔下，老虎成了人、动物、自然和宇宙的统一体。尼·巴依科夫认同中国佛教的观点，将人和自然紧密地联系起来，认为人、动物、自然在互相转化中共生存，缺一不可。作家在这里将大王的灵魂转世喻为一朵黄色莲花则别有深意。莲花是佛教文化的象征，象征诞生与再生以及宇宙中生命的起源。同时，莲花还代表着人类精神从心的花苞逐渐成长，继而灵魂获得神性，最后达到尽善尽美的内在潜力。

作者通过佛教的灵魂转世思想以祈求自然的生生不息，用佛教的轮回观证明，人类和自然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两者互为共存，互相转化。只有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共同生生不息，才能共同地、永远地繁荣下去。作者将东北森林遭受破坏的根源直接归罪于人类对自然的过度开发，归罪于工业化的发展和城市的扩张，归罪于人类永无止境的贪欲。因为，工业化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在给人类带来巨大好处的同时，并未给人类的内心世界带来真正的安宁和归属感。大秃顶子山正是由于铁路的建设才使得大量的俄国人迁入，林地因被人占据而逐渐缩小，野兽觅不到足够的食物，继而开始侵犯人类。当俄国建设者的队伍浩浩荡荡涌入东北森林的同时，随之也带来了西伯利亚的捕猎高手，他们不仅有着丰富的对付猛兽的经验，而且还持有令野兽惧怕的枪弹。尼·

巴依科夫作为一位热爱大自然的作家，他对原始森林无休止的被采伐、动物生存环境的恶化、生态平衡的破坏痛心疾首，对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日益尖锐化无比担忧。因此，如何解决人与动物、人与自然之间越来越激化的矛盾，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成为作者在《大王》中要表达的中心与重心。为此，作家借用中国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主张人与自然要建立和谐统一的关系。自然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如果人蔑视大自然，破坏自然发展的原有规律，必将遭到大自然的报复，反之，则会得到大自然的恩赐。这一思想在作者所塑造的老猎人佟力这个人物形象上得到充分体现。由于佟力一辈子生活在山林中，他熟悉动物的习性，对林海和所有的大小山岭都了如指掌，他深知林中的自然法则。他猎熊，又敬重熊，他猎鹿，又敬重鹿，在他的身上体现了人与自然既斗争又依存的关系。他视大王为山神爷，从不去招惹它，而且十分敬重它，常常为它烧香祈祷，因而，大王也常常给他让道，这在别人看来是完全不可思议的行为。当老虎失去女伴，身负重伤，准备扑杀猎人的那一刹那，正是由于老佟力的挺身而出，挡在了猎人的前面，才保住了猎人的性命。当林中居民决定祭奠大王而选不出适合的人选时，佟力却自愿为大王献身，将自己置身于虎口之下，然而，大王却对他毫发无损。“老猎人佟力体现着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统一的追求，他既尊重自然，按自然规律行事，又心地善良，热爱人类，是（尼·巴依科夫）‘天人合一’观念的最好诠释。”[5]

在尼·巴依科夫生活的20世纪早期，城市工业化的发展还没有达到严重破坏生态平衡的程度，因而，并没有引起人类对保护地球环境的强烈关注。然而，百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重读这部作品的时候，不能不对作家超前的绿色和平思想和深沉的生态忧患意识产生由衷的敬佩之情!自然，离开中国的东北，离开中国东北的原始森林，就没有“有史以来最优秀的自然小说家”尼·巴依科夫，离开中国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就没有“世界生态文学的开山之作”[6]。

四、生命与精神之自然

尼·巴依科夫以中国东北密林风光和生活在密林中的人及动植物为主要描摹对象，宣扬一种博爱的精神，他被称为“森林修道士”[7]。他用优美的文笔为我们讲述了一只东北虎从刚刚出生由一个憨态可掬的小老虎成长为森林之王，最后被人类杀害的故事,展示了东北原始森林一年四季的美景与变化以及动植物生机盎然的生活全景画面,反映了由于工业化的发展、城市的扩张对大自然造成的肆意侵犯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人与自然生存环境恶化的过程。小说表达的不仅是作者对东北原始森林的赞美，更主要是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索和担忧，以及随之而来的对此所产生的后果的预言、警告与严厉批判。整部作品在充满诗意和激情的叙述背后，蕴含着作者对生态环境的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对人类未来命运等问题所进行的深刻的哲理性思索。虽然城市的发展谁也无法阻挡，但是，作家仍然用他的笔顽强地抵抗着这一异化大潮，早在20世纪初作者便具有强烈的生态意识，在今天看来依然是如此的珍贵。

1956年，尼·巴依科夫去了澳大利亚，但“他常常思念满洲里，思念那里富饶的大自然和他知道已经快速消亡的原始森林。1958年2月，尼·巴依科夫在弥留之际，仍深深眷恋着他所钟爱和牵挂的东北森林，正如他在题为“别了，林海”的绝笔中所写的：“将来有谁拿起作家尼·巴依科夫——一个走遍满洲各地丛林的老流浪者的著作，我希望，他能回忆起这个地方往昔的美妙时代[1]76。在那个年代，尼·巴依科夫有幸能够听到原始森林的阵阵松涛，震慑人心的虎啸，还能跟踪到老虎的踪迹。无疑，作者是幸运的。读着他的作品，我们仍然能亲切地感受到作家对大自然的钟情和挚爱。他用气荡山河、动人心魄、令人揪心的原始森林一幕幕场景及其变化的描写，让读者不得不凝重地思索人与自然的未来。他用一个作家特有的丰富而细腻的笔墨，见证了东北原始森林的美丽，民风民俗的纯朴；用诗一般的语言，用一颗博大的爱心和一片赤子般的真情关注和保护着人类共同的家园。他不仅高瞻远瞩，而且怀有跨国跨民族的高尚情操。作品中积极探索和关注自然与人的生存状态，反映出作家对当时中东铁路的修建、城市的拓展对中国东北地区自然环境的影响与破坏，以及因此而引发的作者对社会整个生态系统失衡现象深深的忧虑和不安，表现出作家对人类要守护好自己生命家园的生态意识的思考。

《大王》让人类重新体验到自然的博大与神秘，让人类认识到自身在自然面前的渺小，同时让那些整天追逐欲望的人们看到被人类逐渐抛弃的传统生活方式的魅力，在传统和自然中感受到生命的自由。在《大王》中作者将深邃的忧虑感根植于中国东北大秃顶子山这块土地和朴素的人民身上，在文化与道德的思考下探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类自身精神道德的和谐。《大王》是一部关于自然和生命的书写。在作家的眼里，大王已不是一只老虎，而是中国东北自然的、传统的、神圣的森林生活的象征。大王的死亡意味着神圣的、和谐的世界的毁灭。作品无不充满着作者对人类生命赖以生存的家园即将消亡殆尽的

眷恋与忧虑。作者眷恋的是这片传统的大自然从此消失在地平线上，忧虑的不仅是大王的消失，还有对世界其他许许多多像大秃顶子山一样的原始自然遭受破坏的担忧，这种悲悯的情怀是尼·巴依科夫生态伦理观的深刻体现。作者用生动的语言形象、深刻的生态思想力图唤起人们对这个世界的感知,感受到大地自然的气息和生机，让我们的生命回归大地，与其他生命惺惺相惜，从而做自然的公民。

如今，在中国东北纯粹的原始森林已所剩无几，珍贵的野生动物东北虎也已濒临灭绝，往昔的东北原始森林的雄伟壮丽的景象，山中老虎低沉而又震耳欲聋的呼啸将只能永远留在尼·巴依科夫的作品中。早在20世纪初尼·巴依科夫便站在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高度，深刻剖析工业文明带给人类的利弊得失，并探索如何解决环境危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发展，特别是作者对人与自然、人与其他生命形态之间关系的关注，以及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发掘的生态哲学思想至今影响着人与人、人与其他生命之间伦理关系的思考，依然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正如作者所坚信的：“有朝一日，大王要醒来。它的吼叫将会隆隆地响彻群山和森林的上空。苍天和大地均会受到震动……”人类终将会被这悲愤的、响彻云霄的“呐喊”声所警醒。

[1]孙赫杰.俄侨作家巴依阔夫与我国东北原始森林之情缘[J].图书馆建设，1999（2）：75-76.

[2]李延龄.中国，我爱你[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158.

[3]王劲松.流寓伪满洲的白俄“虎人”作家拜阔夫[J].新文学史料，2009（4）：139-146.

[4]刘晓丽.异态时空中的精神世界——伪满洲国文学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82-183.

[5]徐笑一.《大王》的三重境界[J].俄罗斯文艺，2004（2）：75-77.

[6]李延龄.世界生态文学的开山之作——《大王》[J].俄罗斯文艺，2008（2）：81-85.

[7]Таскина Е.Писатель-натуралист Николай Байков[J].Восточная,коллекция?，2001（6）：107.

Ecological Writing and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of“Manchuria”Jungle——A Case Study of The Russian Chinese Writer Nicholas Baikov’s The Tiger King

Wang Yami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1）

The Tiger King was honored as“the beginning of world’s ecological literature”.In his work,Nicholas Baikov extols the harmonious beauty of nature in China’s northeast original forest,and pays much attention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human and other biological patterns.The whole work,through the tiger's fate, conveys the author’s deep philosophical thoughts towards the eco-environment,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and human destiny.His novels have influenced the chinese writers in the northeast China at that time,including Yi Chi and Ni Kong.

“Manchuria”；Russian Chinese；Nicholas Baikov；The Tiger King；ecological critique

I207.4；I106.4

A

1674-5450（2016）06-0007-06

【责任编辑：詹 丽 责任校对：王凤娥】

2016－04－12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13YJA751048）；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重点项目（14ZS043）

王亚民，女，甘肃天水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俄罗斯侨民文学与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