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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文化内涵及对现代职业教育的启示

2016-04-13陈建华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6年3期
关键词:墨子

陈建华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人文社科学院,广东 佛山 528333)

文化素质教育

墨子“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文化内涵及对现代职业教育的启示

陈建华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人文社科学院,广东 佛山 528333)

对墨子“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十二字进行词义的辨析和文化的发掘,揭示其在今天高职教育人才培养上所具有的现实价值。

墨子;德行;言谈;道术;高职教育

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在《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一文中说:“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受陈氏这一学术思想的启发,我们在这里对《墨子·尚贤》篇中“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三句进行词义学上的寻根溯源和引申阐释,也可算是为墨子研究做一点“文化史”的工作。

该篇原文为:“况又有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者乎,此固国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译成现代白话文,即是:“何况有贤良的才士,具有敦厚的德行,善辩的才能,广博的道术,他们无疑是国家的珍宝,社稷的辅助。”

这是墨子对“兼士”的培养所提出的人才标准,具有极强的针对性、极高概括性,且其内在有着严密的逻辑联系,值得我们认真探究。

1 “德行”是中华传统育人文化的结晶,它体现为内修与外饰的完美统一

从文字学角度说,“德”在金文中写成“悳”。“悳”是“直”的分化字,眼睛所看的正前方是“直”,故沿正道直行的人为“有德”之人。“直”下字加“心”,就与人走路时的意识、动机、心意有关。有德的人,内外相得,故《说文》心部云:“悳,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

中国传统文化十分重视道德的建设。《尚书·召诰》:“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尚书·康诰》:“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废在王命。”认为王者有高尚的道德,是其能保持长期统治的重要基础。

春秋以后,“德”的含义进一步丰富,《左传·文公元年》:“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让,德之基也。”以“忠”、“信”、“卑让”为道德之正;《左传·文公十八年》进一步指出以孝、敬、忠、信为“吉德”,以盗、贼、藏、奸为“凶德”,给“德”的内涵作了具体的分类;主张“德治”的孔子,在对“德”的内涵作进一步论述中,又区分出“大德”与“小德”,“君子之德”与“小人之德”。

“德”与“行”相组合,形成“德行”,指的是个人的道德品质和道德行为。中华传统文化无不以“德行”作为人之最高标准来衡量。作为“中华文化之源”的《周易》,在卦爻辞中多次出现“德行”,如“议德行”(《易·节》)、“存乎德行”(《易·系辞上》)、“君子以常德行”(《易·坎》)、“德行常易以知险”(《易·系辞下》)、“德行恒简以知阻”(《易·系辞下》)等等。其中,《周易·节卦》的论述最具代表性:“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该卦阐述“节制”的主题,以为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是“节”,即做到“中行有度”。顺应这个规律,人类社会就能持续、顺利发展。该卦由自然引入人事,落点于“君子修身”上面,认为君子有了“俭以养德”、“克己复礼”的节制,就能得中并通行无碍。孔颖达疏:“德行,谓人才堪任之优劣。”“德行”成为判别人才优劣的最高标准。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更强调“德行”的重要价值。《论语·先进》:“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在孔子眼中,“德行”居首,“言语”、“政事”、“文学”居后。孔子认为其众多弟子中,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四人在德行表现方面最为突出。

作为中国“诗歌之源”的《诗经》,也多对“德行”多有赞颂。如《诗·大雅·抑》:“有觉德行,四国顺之。”“觉”念ɡù,为“梏”的假借字,训为“大”、“正直”。据考证,《抑》诗作于卫武公晚年,作者目击时弊,作诗自儆,兼刺王室,宛转表达对周王朝黑暗腐朽政治和对贵族王室的不满。在该诗里,出现“德”字的句子还有:“抑抑威仪,维德之隅”(哲人威仪,周密严正,内有美德,外有端庄之容);“颠覆厥德,荒湛于酒”(道德品质被败坏干净,沉湎于酒池肉林);“辟尔为德,俾臧俾嘉”(发扬你的善德懿行,使之尽善尽美,品格端正);“温温恭人,维德之基。其维哲人,告之话言,顺德之行。”(谦恭之人,温和宽厚,是道德的基础本原。他若是圣哲之人,告诉他古人的善言,他便会遵循实践)诗人敏锐地看到:社会的“失德”,将会使民风败坏,政纲沦丧,社会失序,最终丢掉政权,故在诗的最后,诗人警告道德沦丧的统治者:“回遹其德,俾民大棘!”(你的品德邪僻不良,你使庶民大大遭殃)

作为在先秦时期与儒家一样处于“显学”地位的墨家,在道德的理解和宣扬上与儒家不谋而合。《墨子》谈及“德行”有三处,《尚贤上》:“况又有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尚贤下》:“使不知辩德行之厚,若禹、汤、文、武,不得加也。”《大取》:“德行、君上、长老、亲戚,此皆所厚也。”第一处的具体指向为“士”,第二处的具体指向为具有最高德行的古代禹、汤、文、武圣王。第三处认为君上、长辈和亲戚为道德之所厚。可见“士”、“圣王”、“君上”、“长辈”、“亲戚”等是《墨子》所认可的“德行”体现者。计《墨子》一书出现“德”共34次,除以“德”指道德品行之外,还有“德音”指天子诏令,“德庸”指天子功德,“德威”、“德明”状“以德为本”之人的尊严与贤明,“德义”述美好的德性和符合正义的行为等等。

《墨子》不断强调“行”的重要价值。《经上》:“行,为也。”《经说上》:“志行,为也。”“为”即“不断做事”之意。又《经说上》:“所为不善名,行也。所为善名,巧也,若为盗。”清代著名古文字学家王引之解释为:“言所为之事不著名,是躬行也;所为之事著名,是巧于盗名者也[1]。意即所做的事不是为了出名,只是觉得合适就做下去。至于为了出名而去做事,那就是欺世盗名了。又《尙同上》:“去若不善言,学国君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学国君之善行。”《兼爱下》:“今若夫兼相爱,交相利,此自先圣六王者亲行之。”认为国君是一国的仁人,要学习他的善言和善行。对于“兼相爱”和“交相利”,古代的六位圣王都是开始亲自践行的。《公孟》篇举了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越王勾践四人的行事为例,说明“此四君者,其服(服饰)不同,其行一也。翟也知行之不在服(服饰)也。”可以看到,墨子强调的“行”,其实就是强调“道德的实践”。《公孟》篇里,记载了告子与墨子的对话,告子说:我能治国为政。墨子说:为政就是口言之,而身必行之。如今你口能言而身不能行,这是你不能治身。你不能治身,怎么能谈得上治国呢?

“言足以复行者常之,不足以举行者勿常。”(《耕柱》)在墨子看来,凡是能说得到做得到,才是高尚的;说出来做不到,就不是崇高的。显然,出身于小生产者阶层的墨家,比起其他学术流派来,更重视以行为先,不说空话。

墨子的重“行”,尤其体现在对身教的极其重视。《墨子·修身》:“原浊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耗。名不徒生,而誉不自长。功成名遂。名誉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墨子认为:君子只有为人垂范,率先修身,才能教育别人。一个人只有实实在在地践仁行义,做出榜样,在下者就会闻风而动,达到孟子所说的“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2]的境界。

中国哲学注重“行”、“知”结合。如《左传·昭公十年》:“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荀子·儒效》也云:“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已矣。”明代哲学家王廷相更强调亲身“履事”和“实历”,主张“行得一事即知一事,所谓真知矣。”[3]明清之际的哲学家王夫之在《礼记章句》中批评陆王心学“以其所知为行”,提出“知行相资以为用。”近代的孙中山提出“知难行易”、“行先知后”的哲学命题。以上种种重“行”的理论,与墨子的尚“行”思想意脉相通,相互表里。

2 “言谈”具有交换信息、交融情感的重要功能

逻辑清晰、厚重有度的“言谈”,是个人内在才情与外在魅力的重要表征。

语言是灵魂的透视镜,“言谈”最能综合考量一个人的素质与能力。先秦时期,许多思想家已经看到“言谈”的魅力,尤其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时代,“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不烂之舌,强于百万之师。”[4]好的“言谈”,可以让一个人平步青云,也可以达到安邦定国的重要作用。

考诸文字,“言”、“谈”的意思不尽相同。《说文》:“直言曰言,从口,平声。”“言”的本义就是“说话”。同时,“言”还有“记载”、“陈述”、“学说”、“语言”等不同意义。

墨子非常重视“言”,据张仁明教授统计,全书共出现“言”字301次[5]。墨子从不同的方面阐释了“言”的意义。《经上》:“言,口之利也”;“言,出举也”;“信,言合于意也”。译成现代汉语,即言谈是口舌的功用;言语是把概念所反映的内容说出来;诚信,是指言语符合思想;《经说上》:“言,谓也。言犹名致也”;“执作言而意得见,心之辩也。”即言辞是用来称述事物的,言辞由概念联结而成;掌握所要说的话,自己的意思得以表达出来,这是心灵明辨的结果。《小取》:“故言多方,殊类、异故,则不可偏观也。”即言语有多方面的意义,有不同的类型,有不同的根据和原因,不能片面地观察。

“谈”的语义相当于“语”。《说文》:“谈,语也。”段玉裁注:“谈者,淡也,平淡之语。”“谈”强调的是对话,是两人或双方的交互谈论,气氛比“讲”要平易很多。在古代,“讲”常用于交战双方的议和或实际演练的讲解,也引申为讲解某一方面的系统知识。而“谈”则是强调在和谐气氛下的谈话。即使所谈的内容是重大的,但谈论的方式还是轻松的。

墨家是很善于言谈的。他的言谈首先有着鲜明的主题,每一个主题由墨子的若干段语录连缀而成,如“子墨子云”在《兼爱》中篇出现7次,在《非攻》中篇出现7次,在《非乐》上篇出现10次等;其次是每篇的内部有着相互的联系,所有的话语成为有机的整体,其中既有自设自答,也有不经意的诘难;再次是有意识地在论说中运用形式逻辑。其《墨经》里用“类”(种类)、“故”(原因)、“誖”(矛盾)等重要的逻辑学概念,并使用了“辟”、“侔”、“援”、“推”等的论证方法,还确定了“本”、“原”、“用”等衡量言谈的是非标准。可以说,墨子丰富而系统的逻辑思想,在中国逻辑史上甚至在世界逻辑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墨子认为,社会的分工应该多种多样,应尽量展现最能代表自身能力和水平的东西,即“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他认为,好的“言谈”,是顺乎天意的“言谈”:“观其言谈,顺天之意,谓之善言谈。反天之意,谓之不善言谈。”(《天志中》)他还认为,社会上有这么多人有好的言谈,能够帮助天子进行思考,增长其见闻,“则其德音之所抚循者博矣;”(《尚同中》)即天子德政所安抚的范围就广阔多了。墨子对“言谈”的认识,是从功利主义出发的,在他看来,“言谈”并非故意摇唇鼓舌和故作虚玄,而是要想着为国家、邑里万民的刑政治理服务:“今天下之君子之为文学,出言谈也。非将勤劳其惟舌,而利其唇呡也,中实将欲其国家邑里万民刑政者也。”(《非命下》)《公孟》篇中言墨子的几个弟子转述告子诋毁墨子的言论,认为墨家一方面坚守仁义之道,另一方面在行为上却有许多缺憾。墨子认为,尽管告子的言谈有些强词夺理,但说总比不说好。可见墨子对于言谈是持宽容和客观中立的态度,并不故意对他人进行抵制和扼杀。

3 “道术”指思想与方法的结合,学养与能力的高度统一,是人才培养的成功之路

从字义上说,“道”的意义是比较宽泛的。“道”与“路”、“途”等均表示“畅通无阻的道路”的意思,然而它们之间还是有些差别。据《周礼·地官·遂人》:“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句郑玄所注:“涂容乘车一轨,道容二轨,路容三轨。”见出在古代,可单行一辆车的叫“途”,并行两辆车的叫“道”,并行三辆车的叫“路”。因“道”表示由此地通往彼地的大路,故与引导的“导”同源。《论语·子张》中“立之斯立,道之斯行”句,就是指“老百姓需要引导,引导就能前进”的意思。又《论语·为政》:“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就是“用政令来引导百姓,用刑罚来管理百姓”的意思。

由于“路”具有“导”的意义,故“道”被引申为社会的根本道德信条、人所必须遵守的原则、事物发展的规律、宇宙万物的本体等等不同的含义。

正如哲学家张岱年先生所指出:“‘道’的本义是‘路’,人行之路为‘道’。……引申为人或物所必须遵循的轨道,通称为‘道’。日月星辰所遵循的轨道称为‘天道’,人类生活所是遵循的轨道称为‘人道’。”与“道”搭配的谓语,一般是“遵”、“循”、“守”、“体”等动词[6]。

“术”的内涵显然与“道”有别。“术”有两读音,读“zhú”音时,指的是植物。《尔雅·释草》:“术,山蓟。”“山蓟”即苍术,李时珍《本草纲目·草一》:“苍术,山蓟也,处处山中有之。”

“术”读“shù”音,现已成为繁体字“術”的简体,实则古代“术”、“術”二字意义不相通。“術”指居住区内部的道路。《说文》:“術,邑中道也。”《墨子·旗帜》:“巷術周道者,必为之门,门二人守之,非有信符勿行。”《墨子·备城门》:“使老少不事者守于城上,不当術者。”以上《墨子》两用例,均把“術”当“邑中之街道、道路”解释。可见,“術”的含义有一部分相当于“道”。

道路是通向目的地的途径,“术”则更多侧重于可操作的层面,常用来比喻产生结果的手段。而各种技艺也是达到目的的各种不同手段,故在这一意义上,“术”又等同于“艺”和“技”(伎)。《墨子》一书中也有用“方技”的,如《迎敌祠》:“收贤大夫及有方技者”;用“技机”的,如《备蛾傅》:“守为行临射之,技机藉之”;用“树艺”的,如《非命下》:“今夜农夫之所以早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艺”。此处,“技”和“艺”的词义等同于“术”。

《墨子》对“道”、“术”二字多有分用的例子,如《修身》:“守道(道德、道义)不笃,遍物不博,辩是非不察者,不足与游。”《尚同下》:“国既已治矣,天下之道(治理天下的方法)尽此已邪?则未也。”《尚贤上》:“下之所以事上者,一术(一种方法)也。”《非儒下》:“孔丘所行,心术(指心术不正)所至也。”

“道术”二字合用,在先秦中不乏用例。《庄子·大宗师》:“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庄子·天下》:“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吕氏春秋·任数》:“桓公得管子,事犹大易,又况得乎道术乎!”《庄子》的两个用例,前指“道路”、后指“学术”、“学说”。《吕氏春秋》的用例,主要指“治国之术”。

《墨子》以“道术”二字合用共有3例,如《非命下》:“今贤良之人,尊贤而好道术,故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赏,下得其万民之学。”言现在贤良的人喜好治理国家的道理和方法,上得到王公大臣的赏赐,下得到百姓万民的称誉。《非儒下》:“夫一道术学业,仁义也。皆大以治人,小以任官。”言把道理与方法、各种的学问之事都统一于仁义,从大的方面可以治理百姓,从小的方面可以任用官员。《尚贤上》:“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言善于言谈巧辩,具有广博的学说和很好的方略。

归纳墨子的以上三个用例,足见“道术”的含义,即今之“道理”与“方法”、“学说”与“方略”,它与墨子所要求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即要培养广博知识视野、过人行为能力、德行兼备的能为他们所用的“兼士”。

汉代之后,道教盛行,“道术”一词的意义随之发生重大变化,以之指代占卜、符箓、祈禳、禁咒、炼丹等各种“方术”。于是“道术”遂演化为一种求仙成道的神秘文化,有关“方术”的这些内涵,因不产生于先秦,故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列。

4 “德行”“言谈”“道术”是人才培养的三个重要方面,相互联系,环环相扣,体现为高度、美度与广度的有机统一

“德行”、“言谈”、“道术”——作为一个士人应该具备的三种素质,它们之间构成了一种并列的关系,这种关系又显示其非常严密的内在逻辑联系。“德行”为立人之基,“言谈”为沟通之媒,“道术”为养身之技。

墨子以形容词活用为动词的表达方式,用“厚”修饰“德行”、用“辩”修饰“言谈”、用“博”修饰“道术”,让人读来,朗朗上口,印象深刻,且深感文理绵密。“厚乎德行”的“厚”,本义指山陵的土石既深且厚,此处与“德行”相配,即具有“敦厚”、“崇高”的意涵;“立德树人”,“德行为首”。人的培养中,道德品质始终放在首位。古人有所谓“人生三不朽”之说,放在第一位的是“立德”,其次才是“立功”,再次才是“立言”。

“辩乎言谈”的“辩”,就是要善用言辞,更好发挥口辩的能力。“辩”为形声字,“辩”从“言”,“辡”为声。《说文》:“辡,罪人相与讼也。”即“辡”有罪人相互争论和罪责的意思,“辡”中间加上“言”之后,则去除“罪人相责”之义,保留了各执一词相互论争之意。能“相互论争”,即是“善于言辞”。《墨子·公孟》篇有“今告子言谈甚辩”一句,用意同此。故陈焕镳先生《墨子集诂》引尹桐阳《墨子新释》云:“‘辩’,同‘諞’(piǎn)、‘便’,巧言也。”“諞”的本义,即很会说话,善于言谈。这一训释是得当的。

关于“博乎道术”的“博”,《玉篇》云:“博,广也。”虽然“博”和“广”意思相近,但“广”侧重于长度,往往用来形容建筑物的宽大。而“博”则表示数量多、方面广、范围大,如博学、博览、博闻等等。至于“道术”之义,已有解释,此不赘言。

时间过了二千多年,今天读墨子“厚乎德行”十二个字,仍觉胜义迭出,回味无尽,足见其时代意义和现实价值。作为高等职业院校,对学生的培养,“明德”仍然居于首位。《大学》篇中“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的遗训,永远不会过时。其次,高职院校的学生,不能只是培养其成为一种“工具的理性”,因为那仅仅是“半个人”;而是要培养他们成为既有理性素质,还要有感性素质、情感素质、身心素质[7]的一个“全人”。因此,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及对事物和现象的审美判断力,就成为我们在推进人文素质教育中无法绕开的重要话题。更为重要的是,高等职业院校培养的学生,还要落在“特色”上,这个特色,就是其“职业性”和迥异于其他类型学生的很强的动手能力。从这一个意义上来说,墨子以上十二个字确实给我们很好的启示,即:人的培养既要有“道德”的高度,还要有“言谈”的美度、“道术”的广度。这里既有道德的,也有才识和能力等等方面的。可以说,墨子对于中国的职业人才培育,在理论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孙诒让.墨子间诂.[M].北京:中华书局,2001:334.

[2]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180.

[3]张岱年.中国哲学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78.

[4]周振甫.文心雕龙[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02.

[5]张仁明.墨子辞典[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397.

[6]吾淳.中国哲学起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133.

[7]甘阳,陈来,苏力.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325.

[责任编辑:钟艳华]

On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Mo-tse's"Strict in Moral,Eloquent in Speech and Erudite in Learning"and Its Insights into the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CHEN Jianhua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hunde Polytechnic,Foshan Guangdong 528333,China)

This paper explores profoundly into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Mo-tse's"strict in moral,eloquent in speech and erudite in learning",and reveals its realistic value in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Mo-tse;moral;speech;learning;vocational education

科技与应用

G710

A

1672-6138(2016)03-0009-06

10.3969/j.issn.1672-6138.2016.03.002

2016-06-12

陈建华(1959—),男,广东普宁人,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学、文化素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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