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振涛（南京师范大学 历史系，江苏 南京 210097）



顾颉刚早期经历对古史辨理论形成的影响

胡振涛
（南京师范大学 历史系，江苏 南京 210097）

摘要：顾颉刚古史辨史学理论的形成，是由多方面原因促成的，其中顾颉刚的早期经历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旧学培养与新学熏陶相结合的成长经历，取今古经学之长而去其短的学习经历，对于俗文化爱好与关注的经历，遇得良师启发指导与鼓舞的经历，无一不对他的史学研究及史学理论、史学方法的形成有莫大益处。

关键词：顾颉刚；人生经历；古史辨

引文格式：胡振涛.顾颉刚早期经历对古史辨理论形成的影响［J］.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6，33（3）：42-46，64.

苏州籍历史学家顾颉刚于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发起的古史辨运动，对当时人们思想的解放、新史学的建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郭沫若在批判的同时也发出“的确是个卓识”，“他的见识委实有先见之明”的感慨。［1］

关于顾颉刚古史辨伪思想之所以形成，已有多位学者进行探讨。归纳来看主要是从两方面入手的，第一从当时的时代背景、疑古的学术传统、西方史学冲击等客观角度进行分析①参见洪认清：《中国史学思想通史（近代后卷）》，黄山书社2002年版，第190—200页；白寿彝：《悼念顾颉刚先生》，《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1期，第57—61页；赵光贤：《顾颉刚与〈古史辨〉》，《史学史研究》1992年第1期，第6—14页和第5页。；第二注意到了顾颉刚主观方面的独特优势，比如学术渊源、与胡适的关系②参见韦勇强：《顾颉刚“古史层累说”的形成与意义》，《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第124—128页；董恩强：《顾颉刚疑古辨伪新探》，《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第88—91页。。但他们往往忽视了一点，即顾颉刚独特的人生经历。关于这一点，顾颉刚本人曾说：“老实说，我所以有这种主张之故，原是我的时势，我的个性，我的境遇的凑合而来。”［2］17境遇即是其人生经历。古史辨伪是顾颉刚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的，因此顾颉刚早期的人生经历对于其古史辨伪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便是本文分析的主要内容。

一、旧学培养与新学熏陶相结合的成长经历

顾颉刚的旧学功底十分扎实，这得益于他青少年时代的独特经历。首先是经过家学与传统教育的熏陶。根据顾颉刚回忆他在七岁那年便已经开始读《论语》和《孟子》，此后又请塾师教授了《诗经》和《左传》。［2］19-20十六岁那年，其祖父又相继教授了《尚书》和《周易》两部经书。

其次在于顾颉刚的好读书。这一方面是由于周围的环境为他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当时的苏州“还保留着一个文化中心的残状，观前街一带新旧书肆约有二十余家”［3］15。顾颉刚家里的藏书也是比较丰富的，据其回忆，民国十三年（1924）时还有二万册。［3］56并且由于他祖父爱好金石与小学，而他父亲却爱好历史和文学，导致了他“幼时看见的书籍，接近的作品，都是多方面的”，使他“在学问上也有多方面的认识”［3］15。另一方面在于其本身具有爱读书的好习惯，除了家庭所教的经部书籍之外，对于史部、子部书籍及版本目录类书籍，他也是在很小的时候便开始涉猎阅读。“约在十一岁时，我初读《纲鉴易知录》”［2］21，“在小学时曾经生了两个月的病，病中以石印本《二十二子》和《汉魏丛书》自遣，使我对于古书得到一个肤浅的印象”［2］25，“《四库总目》、《汇刻书目》、《书目问答》一类书那时候都翻得熟极了”［2］27。

在接受旧学的同时，顾颉刚又受到了新学思想的熏陶。1906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一所新式小学，自此一直到北大他接受的都为新式教育。新式教育文理皆学，科学知识与文史知识兼收的学习环境与氛围使顾颉刚产生了“踏到了一个新世界”［2］25感觉。虽然顾颉刚没有谈及西方科学思想对他的影响，但从其叙述古史辨伪目的与方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受西方思想影响的痕迹。比如叙述古史辨伪的目的时，他说：“大家以为黄金时代在古人之世，就觉得前途是没有什么大希望的了。下半世的太衰颓，正由于上半世的太繁盛，……所以我们无论为求真的学术计，或为求生存的民族计，既以发见了这些主题，就当拆去其伪造的体系和装点的形态而回复其多元的真面目，使人晓然于古代真相不过如此，民族的光荣不在过去而在将来。”［4］这其实便是当时流行于学术界的西方进化论思想，“进化论为中国人认识社会、认识世界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哲学理论，影响深入到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5］，“无论政治界、学术界、宗教界、思想界、人事界，皆生一绝大变迁，视前此数年若别有天地者然”（《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传略》）［6］1130，“不徒有形科学为之一变而已，乃至史学、政治学、生计学、人群学、宗教学、伦理道德学一切无不受其影响”（《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6］1111。而对于从小接受新式教育的顾颉刚来说，其头脑中存在进化史观那是必然的结果。

顾颉刚这种既经过旧学的扎实培养又受过西方思想熏陶的经历，对其古史辨伪思想的形成是极其有利的。一方面对于《尚书》《诗经》等上古史料的熟知，使他驾驭古史材料时得心应手，这是从事古史辨伪的前提。从《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周公治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孟姜女故事演变》等文章举例论证、排比史料，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对古史文献极为熟悉。另一方面，儿时所学的目录学与版本学知识又为其“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2］2提供了方法指导，他叙述禹或是孟姜女形象的变化，引用书目出现的时间次序极有条理，没有精深的目录及版本学知识是做不到的。有这二者的基础，加之从小渐染西方思想中的进化观念、怀疑精神，顾颉刚的古史辨伪思想能够长时间地影响史学界也就不奇怪了。

二、取今古经学之长而去其短的学习经历

年轻时顾颉刚便对今古经学有所接触，这主要体现他与章炳麟以及康有为的关系上面。而此二者分别是清代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殿军人物，也是近代引领学术界的领袖人物。

对于章炳麟，顾颉刚在读中学的时候即了解他了，“翻读之下（所翻之物为《国粹学报》），颇惊骇刘申叔、章太炎诸先生的博洽”［2］25。其中的刘申叔即刘师培，也是古文经学家。但此时章炳麟对顾颉刚的影响还是比较小的，这点顾颉刚自己也承认对于章刘二人的文章有许多地方是看不懂的。章氏真正对他产生影响要到他进入北大之后。顾颉刚于1913年考入北大预科，通过毛子水的介绍，他得以去听章太炎讲课。期间对于以章炳麟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家把孔子看作哲学家和史学家，顾颉刚深受启发：“我愿意随从太炎先生之风，用了看史书的眼光去认识《六经》，用了看哲人和学者的眼光去认识孔子。”［3］24其实这是顾颉刚学到了古文学家朴实的学风，即褪去披在古人身上的神衣，把古代之人当作实际的人来考察评价，这一点对于其以后的学术发展至关重要，这其实就是一种史观。

不仅如此，古文经学至乾嘉时期形成了一种实事求是的为学态度与扎扎实实的考据方法。在与章炳麟这个被学者称为“皖派的最后大师”［7］629接触过程中，顾颉刚对此也深感佩服，尽管在以后的岁月中顾颉刚与章炳麟存在分歧，但顾颉刚对于他的为学态度以及做学问的方法却始终坚守了下来。“所以在应用上虽是该做有用和无用的区别，但在学问上则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又过了数年，我对于太炎先生的爱敬之心更加低落了。他薄致用而重求是，这个主义我始终坚守”［2］36-37。

而康有为，顾颉刚没有与他有过交往，但康有为对他却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读其著作而来的。清代今经文学自刘逢禄开始，改变了庄存与反对疑古的主张，一变而为疑古。“自刘逢禄始分解《左传》，至今辨经籍中古史资料者多矣”［8］，并且“为后世的疑古运动准备了比较现成的历史条件”［9］。到了康有为时他把疑古大加发展，而且对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独闻光绪京朝之绪论，其时学术风气，治学颇尚公羊春秋，后来，今文公羊之学遞演为攻伪疑古，流风所被，与近四十年变化之政治及浪漫文学有关”［10］，“自南海康有为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绩溪胡适吸其流，倡新汉学；以为《周孔》为伪作，《尚书》非信史，六经皆托古”［11］。

其中《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二书，顾颉刚在初读时便有耳目一新之感，深有感触：“《新学伪经考》买到了。翻览一过，知道他的论辩的基础完全建立于历史的证据上，要是古文的来历确有可疑之点，那么，康长素先生把这些疑点列出来也是应有之事。因此，使我对于今文家平心了不少。后来又从《不忍杂志》上读到了《孔子改制考》，第一篇论上古事茫昧无稽，说孔子时夏、殷文献已苦于不足，何况三皇五帝的史事，此说急切心餍理。”［2］37可见此时康有为的疑古辨伪已经得到了顾颉刚的赞同与响应。1926年写《古史辨》第一册自序时更直截了当地说：“我的推翻古史的动机固是受了《孔子改制考》的启发，到这时更倾心于长素先生的卓识”，“自从读了《孔子改制考》的第一篇之后，经过了五六年的酝酿，到这时始有推翻古史的明了的意识和清楚的计划”［3］43。读康有为书籍的经历对顾颉刚古史辨伪思想产生的影响至此已十分明确了。

从章炳麟及门学习以及读康有为著述的经历，使顾颉刚充分吸收了今、古经学二派的优点，于古文经学他认识到必须褪去穿在古人身上的神衣，把他们当人看，也对其实事求是的为学态度和扎扎实实的考证由衷赞佩；于今文经学，他受康有为疑古辨伪思想启发，认为古史有可疑之处，吸收了清代以来今文经学的怀疑精神。

难能可贵的是，顾颉刚又能摒弃二家的缺陷。于古文经学，他果断甩掉了经学家的立场，“我始知道古文家的诋毁今文家大都不过为了党见，这种事情原是经师做的而不是学者做的”［2］37。于今文经学，他抛弃了他们自汉代以来学术为政治服务的老毛病，“但我对于今文家的态度总不能佩服。我觉得他们把辨伪做手段，把改制做目的，是为运用政策而非研究学问”［2］52。

这种汲取今古经学之长而去其短的思想经历对于顾颉刚古史辨伪的形成十分有利，首先抛弃经学家立场和学术为政治服务，使其研究工作具有了历史学科的严谨性与科学性；其次，今文经学的疑古辨伪是他古史辨开展的一大诱因，古文经学的为古人褪去神衣的思想是他古史辨内容的重要思想来源①，古文经学的治学态度和方法又为他开展古史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方法论指导，其《九州之戎与戎禹》便是精密考据与实事求是的代表之作。

三、对于俗文化爱好与关注的经历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于戏曲、歌谣、小说等俗文化一向抱鄙夷的态度。从司马迁的“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司马迁传》）［12］到顾颉刚自身也同样有过这种心态：“我虽憎恨过绅士，但自己的沾染绅士气确实不能抵赖的事实。我鄙薄过书场的卑俗，不屑去。我鄙薄小说的淫俚，不屑读。”［2］31但兴趣的强烈与工作的需要使顾颉刚不得不深入到戏曲、歌谣等俗文化中去。正如培根在《论读书》中所说的“凡有所学，皆成性格”［13］8，但凡有所学也皆有所得，顾颉刚关注俗文化的经历对他古史辨伪思想的产生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万想不到我竟会在这荒唐的生活中得到一注学问上的收获（这注收获直到了近数年方因辨论古史而明白承受）。”［3］19

1913年顾颉刚考入北大预科，学习的同时，顾颉刚也迷上了京剧，但他在欣赏的同时，也发现了不少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便是“知道故事是会变迁的”，比如“《杨家将》小说中只有八妹，并无八郎。但戏剧中的《雁门关》则系八郎之事，八郎亦是辽国驸马，尚二公主。其他表述杨门功绩的戏词也都有四、八郎并称。看来八郎是从四郎分化的”［2］33。对于故事怎么会变迁的，顾颉刚给出了这样的解释：“一件故事的本来面目如何，或者当时有没有这件事实，我们已经不能知道了；我们只能知道在后人想像中的这件故事是如此的分歧的。”［2］33

1923年顾颉刚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中提出了“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这个古史辨概念：第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情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件在传说中的最早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3］60。从以上可以知道这个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观念的核心，就是历史随着时间会发生改变，这跟故事发生变迁本质上是一个道理。而这个道理的得到，却是顾颉刚在听京剧这个经历中研究发现的，同时，顾颉刚对于歌谣的研究也有益于此点认识之发现。“搜集的结果使我知道歌谣也和小说戏剧中的故事一样，会随时随地变化。同是一首歌，两个人唱着便有不同。就是一个人唱的歌，也许有把一首分成大同小异的两首的。”［2］47关注民间歌谣的经历对顾颉刚古史辨伪的影响还不止于内容上的启发，更有研究方法上的指导。

如果说对京剧的关注研究是出于兴趣，那么对于民间歌谣，顾颉刚一开始却并不感兴趣，“老实说，我对于歌谣本身并没有多大的兴趣”［2］82。但这种情况到了1917年发生了改变，北京大学由刘半农主持开展搜集歌谣工作，顾颉刚身处其间，渐渐地也产生了兴趣，并且研究的范围也逐渐扩大到民俗学。“我为要搜集歌谣，并明了它的意义，自然地把范围扩展的很大：方言、谚语、谜语、唱本、风俗、宗教各种材料都着手搜集起来。我对于民众的东西，除了戏剧之外，从来也没有注意过，总以为是极简单的；到了这时，竟愈弄愈觉得里面有复杂的情状，非经过长期的研究不易知道得清楚。”［3］39此后他相继写作了许多民俗学方面的文章入《歌谣周刊》，还收集编成了《吴歌甲集》一书，其中《孟姜女故事的演变》一文更是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同时还进行了广泛的民俗学调查，如妙峰山进香风俗调查等。在这过程中，民俗学的研究方法深深地影响了顾颉刚，有些学者认为顾颉刚古史研究方法中有一个便是民俗学的方法［14］199，所谓民俗学的方法就是用故事的眼光解释古史构成的原因。实际上，顾颉刚在研究古史的过程中也确实运用了民俗学的方法，他说对故事的研究“一方面必可对于故事的性质更多了解，一方面也可以对于伪古史做一个大体的整理”［2］77。在他看来，古史与故事一样经历了变迁和演化，它们之间变化的规律也是一样的，“他所提出的民俗研究方法就是以故事、歌谣神道、社会的演变为参照模式来考察古史的变化”［14］200。

顾颉刚对京剧、歌谣、风俗等俗文化的关注、研究，在当时乃至今天的学术界都是少有的。正是这段经历，促进了他对故事是不断变化的认识，并为他提供了用民俗学的方法研究古史的方法论指导。

四、遇良师受到启发指导与鼓舞的经历

顾颉刚遇到过很多良师，比如章炳麟、毛子水、陈汉章等人。但对其古史辨伪思想的形成产生积极影响的莫过于胡适，有的学者甚至称：“胡适的学术观念和学术方法对顾颉刚‘疑古辨伪’思想影响最大。”［15］而这得益于他与胡适早期交往的经历。

1917年，北大哲学系请了胡适这一留美博士来校任教。胡适讲课“劈头一章是‘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般人充满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做了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2］46，给顾颉刚耳目一新之感。而在胡适之前，讲中国哲学史的陈汉章是从伏羲开始讲起的，讲了大致一年才讲到商朝的洪范。胡适这种反传统的做法，必然会给当时的学生带来很大的心灵震撼。顾颉刚当时便对这种撇开古史传说的方法暗暗赞同并深受启发，他对同学说：“他（指胡适）没有伯弢先生读书多，但在裁断上是足以自立的。”又跟傅斯年说：“胡先生讲的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却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他的议论，处处合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说而不知道怎么说才好。”［3］36由此可见，上了一年胡适哲学课的经历，的确给顾颉刚的思想以一个较大触动，对他古史辨伪思想的产生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

1917年后顾颉刚由于家庭原因休学了，但他与胡适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师生情谊，胡适不仅给予他物质方面的帮助①如1922年由于顾颉刚祖母病情日重，顾颉刚不得不离京返回苏州，胡适担心其生计，便介绍他为商务印书馆编纂《中学本国史教科书》的差事。，而且在学术上也帮了他不少忙，“那数年中，适之先生发表的论文很多，在这些论文中他时常给我研究历史的方法，我都能深挚的了解而承受”［2］49。为他古史辨伪的开展提供了许多方法上的启示与指导。现代学者归纳顾颉刚古史辨伪的方法，主要有三种：历史演进的方法、用证据去修改假设的方法、民俗学的方法［14］198-199，从中都能发现胡适的影响。比如历史演进法，直接可以看出它来源于胡适的启发。胡适在分析《水浒传》时注意到了它随着历史的推移而发生了变化，并且运用考证的方法将其展现出来，这种方法被学者称为历史演进法。顾颉刚对这种方法深表赞同：“九年秋间，亚东图书馆新式标点本《水浒》出版，上面有适之先生的长序；我真想不到一部小说中的著作和版本的问题会得这样复杂，它所本的故事的来历和演变又有这许多层次的，若不经他的考证，这件故事的变迁状况只在若有若无之间，我们便将因它的模糊而猜想其简单，哪能知道得如此清楚。自从有了这个暗示，我更回想起以前做戏迷时时所受的教训，觉得用了这样的方法可以探究的故事真不知道有多少。”［2］49顾颉刚把这种方法运用到古史辨伪当中，关于禹的考证便是很好的范例。

胡适对顾颉刚重要而积极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上述对于顾颉刚古史辨伪的启发和方法指导上，还体现在对顾颉刚开展古史辨伪运动的支持与鼓励上，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后，胡适写了《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一文，发表在《现代评论》4卷91、92期上，对顾颉刚的学说予以称赞：“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中心学说已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了。中国的古史是逐渐地层累地堆积起来的，‘譬如积薪，后来居上’，这是决无可讳的事实。”［16］这对于遭到学术界大腕群起攻之的顾颉刚是不小的鼓舞和支持。由此可见，胡适这位良师给予顾颉刚启发指导与鼓舞的经历对于其古史辨伪是十分重要的。

综上所述，旧学培养与新学熏陶相结合的成长经历、取今古经学之长而去其短的学习经历、对于俗文化爱好与关注的经历、遇得良师启发指导与鼓舞的经历等都对顾颉刚的古史辨伪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缺了这四个早期经历中的任何一个，顾颉刚开展古史辨伪运动都是比较困难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诸如时代需求、学术传统等因素对顾颉刚古史辨伪的催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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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洪认清.顾颉刚的“疑古辨伪”思想与胡适的学术影响［J］.安徽史学，2002（1）：62-65.

［16］韦勇强.顾颉刚“古史层累说”的形成及意义［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124-128.

（责任编辑：时新）

The Infuence of Gu Jiegang's Early Experience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Gushibian Theory

HU Zhentao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njing No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Abstract：Many reasons contributed and particularly his early experience to Gu Jiegang's historiography theory，which is called Gushibian. First， he had a profound knowledg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while he also received Western-styled education and learnt Western thoughts at the same time. Second， he fully understanded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New Text Confucianism and Old Text Confucianism. Third， he had keen intersts in popular culure. Finaly， he had several good teachers， who inspired him and enlightened him to a lot of useful things in terms of his historical studies， and the formation of his historical theories and research methods.

Key words：Gu Jiegang； life experience； Gushibian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7931（2016）03-0042-0005

DOI：10.16217/j.cnki.szxbsk.2016.03.004

收稿日期：2016-01-03

作者简介：胡振涛（1992—）男，江苏苏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