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张彬

(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学系，上海200241)



华氏经营江州与家族网络

邵张彬

(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学系，上海200241)

摘要：两晋之际，华轶对江州的经营、华氏家族以江州为基础进行的家族网络运行，体现了魏晋之际家族网络的自然延续及其对方镇的影响，揭示了江州在东晋战略地位之所以重要的渊源。而华轶成败与江州之关联，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正在形成中的南渡门阀士族试图对地方藩镇的控制，实开东晋门阀政治之先河。

关键词：两晋之际；江州；华轶；家族网络

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之《庾氏之兴和庾、王江州之争》篇中，对东晋一朝江州的战略地位以及庾、王江州之争与门阀政治格局等做了精彩考证，认为“江州以其所处的地位，在东晋荆、扬相持的门阀政治格局中，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竞争之地”[1]。田余庆先生之卓见，高屋建瓴。

仇鹿鸣先生在《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中，对司马氏家族运用乡里秩序、家族网络来获得政治权力并长期准备魏晋嬗代进程做了精彩论证。他认为，以曹魏功臣集团、曹魏贵戚子弟及其后裔构成的魏晋官僚阶层中，家族网络起着重要作用。

笔者认为，诚如田余庆先生所论证，江州在东晋一朝的战略地位与门阀政治之关系，尤为重要。但江州地位之形成，并非朝夕之间。东晋一朝江州地位之重，实乃渊源于西晋。在西晋永嘉之乱、两晋之交的动荡乱世，江州作为西晋的一个方镇，其战略地位与重要影响，在华轶之乱中已初露端倪。同时，正如仇鹿鸣先生所论证，汉末至魏晋，是世家大族和门阀政治的形成时期。但笔者愚见，魏晋之际的家族网络，将从西晋永康元年持续影响至西晋末年。司马氏在王朝中央经营家族网络，最终移取魏鼎；将此视角延至司马氏政权下的西晋末年的方镇——江州加以考察，同样可发现江州政治背后的华氏家族网络兴衰。

今班门弄斧，尝试考诸史实，以两晋之际的江州为切入点，分析华轶对江州之经营，梳理江州政治与家族网络之关系，并考察作为门阀士族前兆的华轶及其所代表的华氏家族之兴亡的规律，并试图就以上问题，略发窥见，以求诸于方家，冒昧之处，还请不吝赐教。

一、华轶生平与经营江州

华轶，为曹魏名臣华歆之曾孙。《晋书·华轶传》记载“(华轶)少有才气，闻于当世，众论美之”[2]1671。永嘉中，华轶任江州*江州，一级行政区，州治浔阳(今九江市)，为两晋时期重要方镇，辖境主要包括今江西、福建地域。刺史。华轶在江州刺史任上勤于政事，尊崇典礼，在乱世中注重发展文化，设立了儒林祭酒的官职以弘扬教化。“轶在州甚有威惠，得江表之欢心，流亡之士赴之如归”[2]1671，华轶在江州深得民心，南渡之人纷纷避乱于江州。华轶以匡正天下之志，尽忠于西晋，多次派遣使臣入贡洛阳，坚守臣节。积极响应朝廷的征兵羽檄，发兵三千屯夏口勤王。连后来平定华轶之乱的主将周访也认为“(华轶)有忧天下之诚”[2]1672。但华轶与琅琊王司马睿不合，在司马睿承制时，不从教令，终为司马睿遣将攻灭。

除了本传之记载外，华轶忠于西晋，这与华氏优良的家教家风是一脉相承的。正如陈寅恪、钱穆所说：“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3]，“大抵晋人高下，多可以其家庭风教判之”[4]234，“内部却自有他们的家教门风，逃不出东汉名教礼法之传统”[4]267。士族的家教家风多历代因袭相传。在士族秉承的门第精神和家风的约束下，他们能够善保家门。作为累世公卿贵族，自华歆起，华氏家族历经数世，均为当朝显贵，其家族世习经典礼乐，品行端正，尽忠王室之渊源相传历久：华歆“议论持平”[5]401“素清贫”[5]403“清纯德素”[5]422；华表“清贞履素”[2]1260“以苦节垂名”[2]1260“清澹退静”[2]1260；华混“清贞简正”[2]1262；华恒“博学以清素为称”[2]1262“清恪俭素”[2]1263，曾率领两千义军西赴关中勤王；华峤“博闻多识，有良史之志”[2]1262；华芳“少以清婉居室，长以仁贤成家，谦冲隐约”[6]15。华氏家族世传优良传统与端正品行，史书多有赞誉。华轶受此优良门风与家族传统之影响，熟习经典礼乐，尽忠王室。

从裴宪与华轶一同不从司马睿教令一事，亦可知华轶品行端正、尽忠西晋。华轶与豫州*豫州，一级行政区，州治陈县(今淮阳县)，辖境包括今河南、湖北、安徽省部分地区。刺史裴宪皆不奉司马睿教令，“江州刺史华轶、北中郎将裴宪并不从之。宪自称镇东将军、都督江北五郡军事，与轶连和”[7]，由于豫州与江州相邻，二人当是作为西晋王朝在地方的官员而组成联合战线反对司马睿，后俱兵败，裴宪北逃幽州*幽州，一级行政区，州治涿县(今涿州市)，辖境包括今河北、北京、天津等省市部分地区。。但裴宪品行端正，“修尚儒学、鲠亮宏达，通机识命”[2]1050，“德重名高”[2]1051，在幽州时亦坚守志向。史书对其评价甚高。未见裴宪与司马睿不合之记载，但裴宪、华轶二人皆品行优良，忠于西晋，只有在此一致基础上二人才会联合共同反对司马睿。

古人史书、笔记上关于华轶之乱，多赞誉华轶忠于西晋之功。《晋书》本传评价华轶：“轶既尊主，馥亦勤王，背时获戾，违天不祥”[2]1677，“彦夏系心宸极，获罪于琅邪，乃被以恶名，加其显戮，岂不哀哉！”[2]1677。《致堂读史管见》言：“华轶欲见诏书，其事固贤于得荀藩檄而承制置署者(指司马睿)”[8]。《册府元龟》中则是以祖逖、华轶、刘琨三人之事迹并举[9]，列为同一卷。《习学记言》认为：“不知元帝自立于江东，乃诸侯之利，于晋存亡何预！周馥欲迁都，华轶不从命，皆致讨灭；使怀愍果南，未必能委心推奉也。……此事殊未易论。”[10]以上诸种材料可佐证，至少在古人之认识中，华轶乃忠于西晋，却终为司马睿所灭，认为实乃华轶之冤。只是在两晋之际，华轶以江州刺史之职尽忠西晋，与司马睿为敌，故在东晋建国后，华轶之乱被定为叛乱。

二、家族网络与华氏兴亡

仇鹿鸣指出，曹魏官僚贵戚的子弟，作为组成西晋官僚阶层的主要成分[11]192。华氏家族自汉末华歆进入曹操集团起，累世公卿，久为魏晋高门。华歆历任侍中、尚书令、司徒、太尉，为曹魏开国功臣，典型的高级官僚贵戚；华表历任侍中、尚书、太子少傅、太常卿；华廙“少为武帝所礼”[2]1260，历任侍中、尚书令、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华混为侍中、尚书；华澹为河南尹；华恒尚武帝女荥阳长公主，为驸马都尉，历任太子太保、左光禄大夫、开府；华荟为河南尹。经八王之乱、永嘉之乱，一些声势显赫的名门望族的命运发生了重大改变。自汉末以来逐渐形成的大族势力在此期间经历了一次重要的代际更新[11]288-289。中原衣冠士族纷纷南渡，如琅琊王氏、陈郡谢氏、颍川庾氏等，这些南渡士族在江南立足，成为侨姓高门，并在东晋南朝长期兴盛。笔者将之称为中原士族向南渡侨族的转型。

然而，与上述南渡侨族不同，同样作为典型的“氏族繁茂，中外隆盛”[6]13的魏晋高门*唐长孺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154页)中认为，婚、宦是作为门户高低标志的。《晋书》卷44《华表传附华广传》：“中书监荀勖先为中子求廙女，廙不许”(第1261页)；《晋书》卷44《华表传附华广传》：“时河南尹韩寿因托贾后求以女配廙孙陶，廙距而不许，后深以为恨”(第1262页)，由两条史料可知，当时中书监荀勖、贾后戚族河南尹韩寿等权势显赫之家族，均请求联姻于华廙，而均被华廙拒绝。由此亦可旁证，华氏家族地位之高、声望之隆。，华氏家族却在永嘉之乱前后迅速走向衰亡，经华轶之乱，完全消失于史册。为何华氏家族没能像其他南渡侨族一样，成功立足于江南？为何华氏家族这样一个累世公卿的魏晋士族，在两晋之际却转型失败，整个家族湮没于史册？今试以华轶之乱来对华氏家族转型失败做一考察。

两晋之际，士族经营家族网络，无外乎家族、婚姻、朋友三种途径*胡志佳在《西晋王浚家族的兴衰及其人际网络—由华芳墓志铭观察》(逢甲人文社会学报，2003年第7期，第141-160页)中对王浚如何经营家族网络的努力做了详细论证。仇鹿鸣在《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中对司马氏经营家族网络及其与政治权力的互动做了精彩论证。。以华轶任江州刺史为代表，华氏家族注重发展与其他士族的友好关系来巩固、壮大势力。华轶任江州刺史，应与东海王司马越有关。东海王为兖州*兖州，一级行政区，州治廪丘(今属郓城县)，辖境包括今山东、河南两省部分地区。刺史时，华轶曾任留府长史，史载华轶在永嘉中除江州刺史*《晋书》卷61《华轶传》：“东海王越牧兖州，引为留府长史”，第1671页；《资治通鉴》卷86晋怀帝永嘉元年(307)：(永嘉元年十二月)“癸卯，越自为丞相，领兖州牧”(第2780页)；《资治通鉴》卷87晋怀帝永嘉三年(309)(永嘉三年三月)：“太傅越解兖州牧，领司徒”(第2789页)，可推知，华轶应是在卸任东海王留府长史后，于永嘉三年出任江州刺史。，永嘉中裴宪任豫州刺史：“东海王越以为豫州刺史、北中郎将、假节”[2]1050，裴宪为司马越王妃裴氏的堂兄弟，裴妃之兄裴盾亦“永嘉中，为徐州刺史”[2]1052。华轶、裴宪二人均曾为司马越僚属。裴宪曾任司马越的参军。因此，裴宪、裴盾、华轶等司马越的僚属、戚族，当在同一时期被司马越任为方镇刺史。试推测，华轶、裴宪在同为司马越僚属时应有交往，二人在出镇地方后，关系友好。故有裴宪与华轶联合反对琅琊王之举。

华轶之乱时，山简任都督荆、宁、湘诸州军事，镇襄阳，其辖境在江州西侧，因为山简认为“华彦夏，吾之旧友”[2]1229，而没有出兵讨伐华轶，由此亦可知华轶与山简交好。由于山简所在的山氏家族与华氏家族均为曹魏官僚贵戚子弟及其后裔，构成西晋主要官僚阶层，故二者当具有相近、相联的家族网络。据出土的《华芳墓志铭》可知，王浚之妻华芳，与华轶同为华歆之曾孙辈。永嘉五年六月，华轶之乱被平定后，与之一起反对司马睿的裴宪逃至幽州刺史王浚处，七月，王浚迅即“承制假立太子”[2]123，或可推知，华氏家族与王浚由于联姻而关系友好，王浚承制当有华轶之影响。

综考可知，华轶在任江州刺史时，与北面的豫州刺史裴宪、西面的都督荆、宁、湘诸州军事山简、东北的幽州刺史王浚均保持友好的政治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华轶联合了相邻的豫州、荆州*荆州，一级行政区，州治江陵(今江陵县)，辖境包括今湖南、湖北、江西、贵州、陕西、河南等地区。，此举一方面出于相近的政治立场，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华氏家族经营家族网络、与其他士族发展友好关系的努力。华氏家族作为曹魏官僚贵戚子弟及其后裔，以他们为代表的西晋官僚阶层，已经形成了一个通过婚姻、交游、同僚、征辟等方式凝结起来的政治利益共同体。[11]297

华轶在南方致力于华氏家族南渡转型的同时，留在北方洛阳的华氏家族其他成员，则由于战乱、政局变动而遭遇了灭顶之灾。永嘉之乱中，华荟：“俱避贼，至临颍，父子并遇害”[2]1262，华陶“殁于石勒”[2]1262，华畅“遭寇乱，避难荆州，为贼所害”[2]1265，华芳“遭家不造，十五而无父”[6]13，推测其父华衍当殁于战乱。对于许多类似的久居高位的高门士族来说，战乱往往成为其家族由兴盛到衰亡的转折点。崇尚文治、世习经典的累世公卿，在和平年代盛于王朝。在面对战乱和政局变动时如何选择，则直接关系到家族命运之转型。华氏家族忠于王室之渊源既久，但却也使得家族成员绝大部分殁于战乱。

华氏家族转型的失败，除了战乱之外，家族内部尚武传统的缺失、极度依附于王朝中央权力亦为重要原因。矢野主税在其《门阀社会成立史》一书中提出了“寄生官僚说”，他认为西晋门阀贵族渊源于汉末至三国之间，出自与三国政权关系密切的士人，其权力来源于国家，对于国家具有寄生性*(日)矢野主税：《门阀社会成立史》(国书刊行会，1976年)，转引自仇鹿鸣：《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第12页。[11]12。华氏家族久为研习诗书经典之家族，崇尚文治，是典型的文治家族而非武力强宗。这样的高门士族缺乏尚武传统，极其依附于王朝中央的权力*胡志佳在《西晋王浚家族的兴衰及其人际网络——由华芳墓志铭观察》中认为中央化是当时世家士族积极进行的目标。，在王朝的和平时期，为累世显贵，但一旦遇到王朝倾覆或遭外族政权入侵，在急需武力来支持王朝时，其转型便特别困难。川胜义雄认为，从东汉到六朝，国家权力经常出现崩溃和动摇，皇帝权威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并不稳定，面对这样的现实，贵族仅仅寄生于这样的国家权力与皇帝权威，应是无法维护自己门第的[12]。

与此相关联，华氏家族由于久居中央高位，缺乏任职方镇者。除了华轶任江州刺史、华恒任颍川太守外，尚无其他家族成员任职地方。华氏家族起家于平原郡，自华歆起长期居于中央而远离故里，虽华恒曾任本州大中正，曾“兴合义军，得两千人，未及西进，而关中陷没”[2]1262，华恒既能兴合义军*唐长孺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195-196页)中认为，义从、义众、义兵，均系强宗士族纠集宗族乡里组织队伍，必由当郡冠族统帅。由此可见，华恒既能集合宗族乡里两千人发军勤王，可知华氏家族有一定的宗族乡里基础。，则表明华氏家族尚有一定的乡里宗族关系，但关系应较为疏远，乡里秩序与家族网络不甚强大。加之缺乏任职地方者，导致华氏家族纯碎是一个孤立的高门士族。北朝高门大都有一个强大的宗族基础，只要他们的宗族存在，作为高门的条件便依然存在[13]166。后来的北魏，强迫地方豪强脱离自己的宗族乡里到中央去做官，以加强对他们的控制[13]160-161。但华氏家族主要集中于中央任职，对于家族的转型来说，较为单一。相比于琅琊王氏在方镇的经营，如以王澄为荆州刺史、王敦为青州*青州，一级行政区，州治临淄(今临淄区)，辖境包括今山东省部分地区。刺史，使得虽王衍为石勒所杀，但琅琊王氏由于立足地方的良好基础而继续发展，华氏家族在地方的立足点较为缺乏。华轶在江州深得人心，有七子一女*《世说新语》：许氏谱曰：玄度母，华轶女也(刘义庆著、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中册)》卷中之下《 赏誉第八(下)》，第561页)。许玄度所在的高阳许氏家族亦为望族(王伊同：《五朝门第》，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亦可佐证华轶经营家族网络的努力。，人丁兴旺，若在承平时期，家族力量或可发展壮大。虽然华轶在广泛的通过经营与其他家族的友好关系来发展家族关系网络，但华轶身死，其五子被杀，华氏家族南渡转型的努力遂终告失败。

三、结 语

以华轶之乱为缘起，从家族发展的视角来考察华氏家族转型之历程。华氏家族在西晋末年永嘉之际，致力于从中原士族向南渡侨族的转型，通过士族联姻、交好士族等努力，来经营家族关系。但由于家族存在着崇尚文治、缺乏尚武传统、长期远离乡里宗族基础、缺乏任职方镇者等诸多因素，使得两晋之际的华氏家族转型异常艰难。此间，战乱和政局变动，使得家族发展的有生力量遭到重大打击，由胜转衰。而华轶之乱则使得华氏家族转型的最后努力归于失败。华氏家族伴皇权而生，最终随西晋皇权而灭。

华轶对江州的经营、华氏家族以江州为基础进行的家族网络运行，体现了魏晋之际家族网络的自然延续及其对方镇的影响，揭示了江州在东晋战略地位之所以重要的渊源。而华轶成败与江州之关联，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正在形成中的南渡门阀士族对地方藩镇的控制，实开东晋门阀政治之先河。

两晋之际，众多中原士族南渡江南，进而在东晋南朝立足壮大，形成累世高门。但也有很多诸如华轶所代表的华氏家族，由于诸多因素，导致其家族从中原士族向南渡侨族的转型最终失败。华轶家族虽是一则个案，但推而广之，分析华轶与华氏家族转型失败之关联，并以此视角来考察华氏家族兴衰背后体现的两晋之际的时代转折与社会状况，从而为东晋门阀政治的形成提供一个侧面的思考与启示，见微知著的意义，或许正在于此。两晋之际华氏经营江州及其所体现的华氏家族网络，留给我们的些许启示，还要做进一步思考。

参考文献：

[1]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23.

[2] 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260.

[4] 钱穆.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5] 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6] 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7] 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2092.

[8] 胡寅.致堂读史管见(一)[M]//阮元,辑编.宛委别藏(五十六).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424.

[9] 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总录部[M].北京：中华书局，1960：9222.

[10] 叶适.习学记言序目(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7：428.

[11] 仇鹿鸣.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12] 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M]. 徐谷梵,李济沧,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79.

[13]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1.

[责任编辑许婴]

The Hua Yi's Government in Jiang Zhou and the Networks of Family

SHAO Zhang-bin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 Shanghai 200241,China)

Abstract：During the period between the Two Jin Dynasty, Jiang Zhou was a power town. The Hua Yi's government in Jiang Zhou，and the operation of the networks, reflecting the existence of the networks, which has influence on the power town. It shows the reason why Jiang Zhou was so important in Dong Jin Dynasty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Hua Yi and Jiang Zhou, shows that the forming gentry is trying to control the power town, which is the origin of the aristocratic politics of Dong Jin dynasty.

Key words：during the period between Two Jin Dynasty; Jiang Zhou; Hua Yi; the networks of family

DOI：10. 3969/j. issn. 1004-2237. 2016. 01. 011

中图分类号：K2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237(2016)01-0053-04

作者简介：邵张彬(1991- )，男，河北邯郸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E-mail：shaozhangbin2010@163.com

收稿日期：2015-1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