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华朋

(青海民族大学,青海 西宁 810007)



张国焘放弃“第二中央”原因探析

董华朋

(青海民族大学,青海 西宁 810007)

长征途中，张国焘擅自率部南下，并于1935年10月在卓木碉成立“中央”，与在陕北的党中央分庭对抗，将分裂活动发展到了顶峰。但最终因部队南下受挫，广大红军指战员的坚决斗争，以及共产国际代表居中调解，使日渐孤立的张国焘不得不转变态度，同意取消“第二中央”，率部北上。

张国焘；南下；第二中央；北上

1935年6月中旬，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会师后红一、四方面军内部出现了权力之争。当时，就兵力和军队装备而言，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总兵力8万余人，而毛泽东率领的红一方面军只有1万多人，四方面军的武器装备也要比一方面军好得多。此时的张国焘拥有着强大的军事实力，认为中央领导层到了应该重新“洗牌”的时候了。党中央也看出了张国焘的野心，但为了党和红军的团结，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7月18日，在芦花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宣布张国焘任红军总政治委员。

对于党中央的让步，张国焘仍然不满意，他于1935年9月擅自命令北上的红四方面军南下，并于10月份成立“第二中央”，自任主席。但最终他又不得不取消自己所成立的“第二中央”，同意率领部队北上，究其原因做出以下分析。

一 、部队南下的失败是张国焘态度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

张国焘率部队南下之初，战事非常顺利。1935年10月7日，张国焘发布了《绥丹崇懋战役计划》，红军分左、右两纵队向南进击，先后攻占了绥靖、丹巴、崇化、达维、懋功等地，这一仗被张国焘称为“南进获得第一步伟大胜利”。为了彻底消灭来犯的川军，攻占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州、大邑等地，创建根据地，10月20日，张国焘下达了《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计划》。之前战事出奇地顺利，使张国焘的胃口更大，轻视川军的心理进一步膨胀，他批准兵分五路来执行这次作战计划，但张国焘对于控制全川没有把握，总想着向西康地区发展，保存实力。在对川军作战开始不久，张国焘就提出了改变作战方向的问题，但遭到了徐向前、陈昌浩的反对。由此可以看出，作为全军统帅的张国焘都不能坚决地执行作战计划，中途随意更改作战计划，注定了此次作战的失败。

在红军战车风驰电掣般地向前行进中，四川军阀刘湘紧急调80多个团的兵力向我军进行反扑，对红军百仗之线形成半包围之势，准备在此与红军进行决战。百仗战役中敌人用大量的飞机大炮助战，形势对红军极为不利，但我军仍浴血奋战，屡屡击退敌人的反扑。双方打了7天7夜，红军共毙伤敌军1.5万余人，自身伤亡近万人，而且敌人增援部队不断赶到，投入战斗。此时的战局对红军十分不利，张国焘不得不下令退出战斗。百仗战役的失利，标志着张国焘南下计划的破产。对此张国焘自己回忆说：“我们的南下计划，显然没有什么收获，不到一个月便结束”[1]297。此时南下的红军部队损失惨重，因后无根据地，部队给养补充也成了大问题，红军面临着极为困难的处境。为了改变这一被动局面，1936年2月11日至23日，红军被迫全线撤退，向川西北转移，部队一直撤回到西康甘孜地区一带，才避开了国民党军队的威胁。此时，部队减员十分严重，由南下时的45个团约8万人减到18个团约4万人。南下的失败，引起广大指战员的情绪日益不满，并强烈要求北上与中共中央会合，共同抗日。

二、朱德、刘伯承等红一方面军指战员的斗争，以及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的觉醒，成为张国焘取消“第二中央”和同意北上的一个内部因素

1935年8月，红一、四方面军混编共同北上，红四方面军与红军总司令部为左路军。作为红军总司令的朱德和总参谋长的刘伯承随左路军前进。左路军穿过松潘草地到达阿坝后，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央北上方针，擅自率部重过草地南下。他还命令左路军中的五军团(属红一方面军序列)和随右路军北上的原四方面军的部队重新穿越草地，返回阿坝地区集结。为了党和红军的团结，朱德、刘伯承等红一方面军指战员选择留了下来，而没有立即北上找中央。他们虽然对张国焘另立“中央”表示反对，但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轻易发表过火的言论，因过火的言论不仅对事态无益，相反会引出不可想象的后果。他们这样做是为了避免与张国焘发生正面冲突，等待时机成熟时再做张国焘的工作，使其重新率部北上与中央会合。

当时，对于张国焘率部南下和另立“中央”的做法，被裹挟南下的红一方面军的广大红军指战员反应强烈，朱德、刘伯承要求他们要保持忍让、克制的态度，不要发表过激的言论，避免红军内部矛盾激化而出现不可想象的后果。时任第五军团团长的董振堂对张国焘的这一做法十分气愤，他把自己率领红五军团北上找中央的想法告诉了朱德。朱老总意味深长地对他说：“要顾全大局，向前看，不能凭一时感情用事，你如果带走红五军团，就要承担分裂左路军的责任。我们还应当对张国焘做团结争取的工作”[2]170。随着张国焘南下计划的失利，红军的处境十分困难，而北上的红军已在陕北站稳脚跟。这种鲜明的对比，让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也不断觉醒，意识到只有北上才是红军的出路。在这种情况下，朱德、刘伯承积极争取红四方面军已经觉醒的高级干部，共同来做张国焘的工作，以促使他取消另立的“中央”，率部北上。

张国焘率部南下初期，另立“中央”是获得了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支持的。但南下的失利，使红四方面军广大的指战员清醒地认识到南下计划不仅贻误了北上抗日的大好时机，给部队造成了惨重的损失，而且根本行不通，是极端错误的，同时对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做法也产生了反感，因而开始觉醒。对当时张国焘另立“中央”，徐向前说：“我在会上没有发言，也没有举手表决，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既不理解，也很痛心。拥护吧，没有多少道理，原来就有党中央，这边又成立一个，算什么名堂？但自己有些事情还没想清楚，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头一回遇到如此严重的党内斗争，左右为难，只好持沉默态度……”[3]460。由此可以看出，他对张国焘另立“中央”持保留态度，随着南下的失利，更让他认识到北上是正确的。因此，他转变了自己的态度，与朱德、刘伯承一起做张国焘的工作。此时红四方面军“二号人物”陈昌浩的态度也开始转变，这无疑对张国焘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在此之前陈昌浩是张国焘另立“中央”坚定的支持者。同时，红四方面军一批高级干部对南下和另立“中央”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在此情形下，张国焘在南下计划和另立“中央”的问题上也出现了动摇。

三、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两军团领导人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进行抵制，为推动张国焘取消伪中央和再次北上起了重大推动作用

1936年7月初，贺龙、任弼时等率领的红二、六军团到达西康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张国焘为了争取这支重要力量，使其所立的“中央”得到合法化。会师后张国焘就向二、六军团送材料，攻击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北上是“逃跑”并点名道姓地诽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党的领导人。王震发现材料中有反中央的言行后，立即将文件材料烧掉，并将此事报告任弼时。任弼时指示，以后送来的材料一律不得下发，保留一份，其余的全部烧掉；四方面军再派“工作团”前来，只准讲团结，介绍过草地的经验，不准讲反中央的言语。贺龙回忆说：“在甘孜，我们和张国焘、朱德、刘伯承见面时，张国焘要开党的会议，任弼时就向他提出，报告哪个作，有了争论，结论怎么作？把张国焘顶了回去，党的会议没有开成。”张国焘又提出召开两军干部联席会议，任弼时还说：“如果二、四方面军态度尖锐，我不负责任。”张国焘听了此话，被迫放弃了召开这次会议。对于张国焘和党中央的争执，任弼时分别和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等进行了详谈，并搜集相关资料，得出结果是：“卓克基会议决定成立临时中央，似乎太过分了”[1]302。面对任弼时，张国焘也一筹莫展。贺龙与张国焘在南昌起义时就一起共过事，对张国焘十分了解，在组建红二方面军时向张国焘要枪要人，并警告他莫要讲不利于团结的话，而张国焘为了争取贺龙把三十二军交给了他来指挥。张国焘又企图拉拢萧克和王震，分化红二、六军团，但萧克和王震坚定地站在中央一边。正是二、六军团领导人坚决的斗争，没有被张国焘拉拢过去，对张国焘取消“第二中央”和再次北上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四、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居中调解是推动张国焘取消“第二中央”的重要原因

1935年7月，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为了向正在长征中的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共产国际委派林育英回国。林育英经过长途跋涉，到达了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瓦窑堡。1935年12月底，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林育英出面做张国焘的工作。因张国焘比较听从共产国际的话，而此时的林育英任共产国际代表，由他出面做张国焘的工作最合适。从个人感情上来讲，林育英曾与张国焘共同从事过工运工作，彼此熟悉和信任，张国焘曾回忆说，他对林育英“极为看重”。正是基于以上因素的考虑，中央才把出面做张国焘工作的任务交给了林育英。

林育英接到中央的决定后，便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致电张国焘，向他阐述了共产国际改采新政策的经过，提出党内团结的步骤，并说明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不再干涉各国共产党组织问题，各国共产党自行解决，共产国际给予指导。张国焘对于这些消息极为兴奋，一致赞成来电的内容，但并没有取消“第二中央”的意向。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做出了《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决定指出：“党中央除去电命令张国焘同志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外，特决定在中央委员会内公布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俄界决定。”为了配合中央做出的这个决定，林育英致电张国焘和朱德，称“甲、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的政治路线……乙、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提交国际解决”[4]584。由此看出，中央严令张国焘取消“第二中央”，但考虑到张国焘的颜面，林育英又单独致电张国焘“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使他能够接受中央的决定。

这期间，林育英利用自己共产国际代表特殊身份，并单独或以联名的方式数次致电做张国焘的工作。最终，张国焘表示“在原则上完全同意瓦窑堡会议决议，接受共产国际领导”[5]86。这对张国焘取消“第二中央”、率部北上向前迈出一大步。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张国焘取消“第二中央”和决定率部北上的原因是复杂的。张国焘南下的失利，使他另立的“中央”遭到了广大红军指战员的质疑，更说明南下计划是错误的；以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为代表的红一、二方面军指战员的长期斗争，以及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的觉醒，成为推动张国焘取消“第二中央”、率部北上的重要原因；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的居中调解，有效地遏制了张国焘的分裂活动。正是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最终促使张国焘取消“第二中央”，同意率领部队北上。

[1]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M].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

[2] 康克清.康克清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3.

[3]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

[4] 甘肃省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三军大会师(下)[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

[5] 郝成铭，朱永光.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郜春霞]

The Reasons Analysis ofChangKuotao’s GivingUp the Second Central Committee

DONG Huapeng

(QinghaiUniversitiesforNationalities,Xining810007,China)

During the Long March,ChangKuotaoled the army southward without authorization. Then inZhuoMudiao, he established “the Central Committee” in October 1935, which confronted with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inShanbei. This marked thatChangKuotaodeveloped the separatist activities to the top. However, the army’s frustration during leading southward, the Red Army commanders’ resolutely fighting and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Representative’s mediation forced isolatedChangKuotaoto change his attitude to agree to abolish “the Second Central Committee” and lead the army northward.

ChangKuotao; leading southwards; the Second Central Committee; leading northward

2016-02-11

董华朋(1989- )，男，山东菏泽人，青海民族大学政治学院2015级中共党史专业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研究。

D231

A

1671-8127(2016)03-001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