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烜

(郑州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4)



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我国的传播与接受

杨烜

(郑州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4)

苏联学界于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对我国当代文学有着深远影响。认真梳理这一理论在我国的传播与接受过程，认为经过积极的吸收与转换，“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逐渐本土化，并在不同时期形成了富有时代特点的文本创作。尤其是我国十七年时期文学，因受其影响最为深刻而显示出更为复杂独特的美学面貌和风格特点。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传播；接受；转换

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最早是被作为无产阶级新文学的创作方法提出，在对“典型”“本质”“真实性”等问题的讨论中逐渐被确定。1932年左右，苏联文学界在重新发现和认识马克思主义列宁文艺思想的基础上，肯定了文学传统的重要价值，最终在斯大林的亲自参与下，确定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术语。这一概念本身是政治和美学相结合的产物，具有极大的权威性，是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对俄国19世纪现实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在1934年召开的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无产阶级文学的创作方法和批评方法，被写进《苏联作家协会章程》。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保证艺术创作有特殊的可能性去发挥创作的主动性，去选择各种各样的形式、风格和体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在艺术方面，要具有真实性、主客观性、典型性，肯定社会主义现实，塑造正面英雄形象；在政治方面，要具备有倾向性的浪漫主义色彩，具备人民性、党性、历史性，要从矛盾斗争的观点描写生活，揭示生活的本质及趋势。

我国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接受是从1933年开始的。林琪翻译的日本《普罗文学》2月号的一篇名为《苏俄文学的新口号》的文章，发表于1933年2月《艺术新闻》第2期的头版头条，简明扼要地介绍了格隆斯基的演说和吉尔波丁的报告中关于这一问题的观点。同年7月1日的《文学》杂志，也刊载了一则“关于苏俄文坛组织的消息”的通讯，简单介绍了高尔基和法捷耶夫关于“社会主义的写实”的内涵的阐述。8月31日，华蒂从日本上田进的《苏联文学的近况》翻译过来的格隆斯基和吉尔波丁的大会发言《苏联文学的近况——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在《国际每日文选》(第31号)上刊发，我国读者较为详细地了解了这一文学术语的内容。后来，在《国际每日文选》第37号(1933年9月6日)和第51号(1933年9月20日)上，又刊登了两篇同名的译文：苏联华西里科夫斯基著、日本久野三郎日译、适宜转译和吉尔波丁著、久野三郎日译、聂绀弩转译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这些文章集中、全面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写实主义的概念、内容、特征和意义。这一年，我国译介的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另一篇重要译文是卢那察尔斯基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风格问题》。此文作者是苏联重要的官方理论家，文章对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与资产阶级的写实主义的区别、真实性和风格的多样化等问题的论述，受到了我国理论界的重视。苏联召开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后，《国际文学》于1935年8月出版“专号”，译介了日丹诺夫、高尔基、法捷耶夫、伊万诺夫等的报告和演说，从不同方面阐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和特点。另外，当时在东京的“左联”成员编译了一套《文学理论丛书》(东京质文社于1936年、1940年陆续出版)，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由其引申的文艺理论问题进行了阐述。

左翼作家中，周扬较早地注意并介绍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观点。他于1933年根据吉尔波丁的报告所作的文章《十五年来的苏联文学》中，首次提到“一件值得注目的事情，就是在格罗斯基和吉尔波丁的报告演说里，指责了从来‘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这个口号的不正确，提出了苏维埃文学的新的口号‘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和红色革命的浪漫主义’，在文学的方法论是展开了一个新的阶段”[1]99。随后，周扬又发表文章《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之否定》，详细介绍了苏联文艺界提出的这一新口号。这篇论文一般被认为是第一篇正式由接受者中国自己阐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什么的文章。文中，周扬阐述了自己对这一口号的理解，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必须在发展中、运动中去认识、反映现实，“只有不在表面的琐事中，而在本质的、典型的姿态中，去描写客观的现实，一面描写出种种否定的肯定的要素，一面阐明其中一贯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的本质，把为人类的更好的将来而斗争的精神，灌输给读者，这才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道路”[1]111。此外，文章还强调了描写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重大意义，并将大众性、单纯性作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重要特征，认为革命的浪漫主义是包含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之中的必要要素。周扬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阐释，结合了马克思主义文论和高尔基的创作及观点。此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成为我国左翼文学的一个基本创作方法和代表着方向的指导原则。在抗战前的这段时期，我国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讨论更多侧重于其艺术性方面，对它的接受多是以理论阐释为主。

抗日战争期间，现实环境的动荡和消解民族危机感的“中国化”心态，都使得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介绍有所减少。学者们对已经介绍到中国来的观点和内容，在或共识或分歧的争论中将其逐渐本土化。1942年，胡风的主客观高度统一的现实主义理论体系基本建立，但其对“主观战斗精神”的彰显并未能得到解放区主流话语的认可。同年，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谈话》，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赋予“巨大的思想意义”，并成为整风运动中延安文艺界的重要理论标准。《讲话》的《序言》部分指出，文艺是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团结、教育人民和打击、消灭敌人的武器，文艺工作者应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暴露敌人的残暴和欺骗，赞扬人民的劳动和斗争，描写人民的改造过程；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干部，要求“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并“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在《结论》部分，毛泽东又专门论述了文艺的服务对象问题，并引用了列宁的观点，认为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2]811，在我国即是为工人、农民、兵士和小资产阶级服务；文艺工作应从工农兵出发，在普及的基础上进行提高，作家必须到群众中、斗争中观察、体验，获取并分析一切的原始材料，才能进行创作，“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2]818。在论述由普及而提高的经验时，《讲话》强调：“就国际范围来说，外国的好经验，尤其是苏联的经验，也有指导我们的作用”[2]819。同时，《讲话》要求文艺工作者以普及文艺为根本，从群众中吸收养料，表现群众，使自己成为“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讲话》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界定为：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2]823。在谈到艺术方法和艺术作风的团结问题时，《谈话》指出：“我们是主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2]824。关于文艺批评，《谈话》提出了两个标准：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并强调在所有的阶级社会中，都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2]826。在论及文学表现光明和黑暗的问题时，《讲话》着重指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学是以写光明为主，“他们也写工作中的缺点，也写反面的人物，但是这种描写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并不是所谓‘—半对一半’”[2]828。并认为，“歌颂无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伟大，刻画无产阶级所谓‘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讲话》唯一提到的文学作品是苏联法捷耶夫的《毁灭》，认为它没有迎合旧世界读者的口味，却在全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另外，《讲话》还两次提到列宁在1905年发表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并把列宁对新闻出版业的论述扩大到了文学艺术范畴。佛克马认为，“由于他(毛泽东)讲话的背后没有任何直接的来自外国影响的迹象，所以可以推定：毛泽东关于文学的讲话很大程度上倾向于苏联的观点[3]4”。在对文学的艺术性的理解上，《讲话》和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是相通的。随后，周扬对《讲话》进行了阐释：通过肯定列宁的文艺观来确定文艺与政治、政党的密切关系，强调辩证法和世界观对创作的决定作用；将现实主义与“人性主义”进行对立，认为前者是表现阶级性的、客观的、面向广大人民的，而后者是“表现超阶级的人性的”，是主观的、个人的；在创作方法上主张应“永远向人们启示光明”。至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已不再仅是一种创作方法，在权威话语对其肯定以及以政策的形式进行规范的过程中，文艺的政治性、人民性和教育性成为创作的最高标准。

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后，在胡风的现实主义理论受到越来越多的批判的同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改造和接受。1946年，苏联进入“日丹诺夫时期”，由于意识观点和精神指向的契合，我国左翼学者更加注重介绍苏联的相关理论。邵荃麟多次阐释了日丹诺夫的文艺观，强调现实主义的教育作用，认为党性原则是作家创作的根本，接受苏联的创作与政策的结合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要求的观点。从1947年至1952年，我国翻译了大量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论著，正如周扬所说：“我们必须向外国学习，特别是向苏联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艺术是中国人民和广大知识青年的最有益的精神食粮，我们今后还要加强翻译介绍的工作”[2]61。同时，他也指出，中国经验并不完全来自苏联，也有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而产生的。在他为《讲话》发表十周年所写的纪念文章中，再次强调：“革命的艺术的新方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应当成为我们创作方法的最高准绳”[4]145。由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国家以政策的形式推向了接受的高峰。

1952年12月，周扬的文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在苏联《旗帜》杂志发表，文中观点获得苏联官方的肯定。周扬认为，苏联文学的强大力量就在于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现在的苏联文学不仅是中国作家学习的范例，而且“是作为以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鼓舞广大中国人民的强大的精神力量，成为中国人民新的文化生活的不可或缺的最宝贵的内容了”[5]。他列举了数部为中国读者所熟悉的苏联作品，《被开垦的处女地》位列其中。同时，周扬指出：“中国人民的文学也是世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组成部分”，从而确定了中国文学的世界位置。在肯定了我国文学创作取得的成绩之后，他还号召我国文艺工作者要努力学习苏联作家的创作经验和艺术技巧，“特别是深刻地去研究作为他们创作基础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于如何向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学习，周扬指出，作家要在现实的革命的发展中真实地表现现实生活，深刻地揭露生活中的矛盾，看清现实的主导倾向，坚决地拥护新的东西，反对旧的东西，避免粉饰、掩盖生活中的矛盾的创作倾向；学习苏联文学中对社会主义新人的表现，展示这类人物对生活积极的改变作用和新的性格特征，并以此来教育群众；学习如何描写新旧力量的矛盾和斗争，表现生活的复杂性。最后，周扬强调了对本民族优秀文学传统的批判继承和发展，认为“追踪在苏联文学之后，我们的文学已经开始走上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道路”，并“将在这个道路上继续前进”。

1953年，在我国召开的第二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周扬做了《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的报告。报告阐述了当时文艺工作的任务：为满足群众的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创造优秀的、真实的文学艺术作品，用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崇高思想教育人民，鼓舞人民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前进。报告认为：我国当时的文艺基本是现实主义的，表达了工农兵的感情，也存在概念化、公式化倾向；文艺应当表现政策，必须描写人的思想和情感。周扬再次强调：“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艺术的巨大成就提供了我们学习的最好的范本”，是我国整个文学艺术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是指导和鼓舞作家前进的力量。此外，他还引用了马林科夫在联共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内容：“现实主义艺术的力量和意义就在于：它能够而且必须发掘和表现普通人的高尚的精神品质和典型的、正面的特质，创造值得做别人的模范和效仿对象的普通人的明朗的艺术形象。”以此作为当时文艺创作任务提出的依据，并要求我国文学表现完全新型的人物，塑造正面英雄形象。

全国第二次文代会通过了这样两项决议：一是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一致拥护周恩来总理的政治报告和对文学艺术工作的指示……大会号召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掌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深入实际生活，提高艺术修养，努力艺术实践，用艺术的武器来参加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伟大斗争。二是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及其所属会员团体加入中苏友好协会为团体会员，并号召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努力学习苏联文学艺术事业的先进经验，加强中苏两国文学艺术的交流，巩固和发展中苏两国人民在保卫世界和平的共同事业中的神圣的友谊。此后，《文艺报》发表社论，提出要“创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和艺术，这样的创造一步也不能脱离国家前进的轨道和人民的实际斗争”。至此，以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典范的文艺政策在我国完全确立。直至1957年底，我国文学界在又一次的学习苏联的高潮中，从政治原则方面进一步强化了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接受和转化。

1958年，随着中苏关系的微妙变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被“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所代替。“大跃进”初期，创作方法口号的改变实际上强调了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对创作的重要作用，其理论实质并没有根本变化。这一时期，苏联的经验逐渐让位于毛泽东思想。1959年，由于国民经济在“大跃进”中进入困难时期，总路线受到一定的挑战，被冷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重被提起，以纠正过于脱离现实主义的倾向。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际，《文艺报》刊发文章，肯定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十年来取得的成绩。但到了1960年，随着中苏关系的全面恶化，“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口号被再次高扬，在第三次文代会之后，逐渐全面取代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正统位置。在以后的主流文学理论中，“社会主义文学”被作为通用术语使用。

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关于“方法论”的热烈讨论中，“相结合”的文艺思想开始受到多种质疑。但作为官方认可的“主旋律”，在当时仍得到一定的支持。1989年，文化界出现了全面否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意见，认为其是假现实主义，重推“五四”现实主义文学传统。80年代末期，学界就 “写真实”“人道主义”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多种批评声中名存实亡，甚至此期的文坛出现了与之完全相悖的“新写实”等现实主义文学。

总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自20世纪30年代初期被介绍到中国，对我国文艺思想及创作方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国对这一理论的阐释既有与苏联相同、相通的方面，也有立足于本国政治和文学传统的改造。正是在积极的学习和有效的转换与改进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逐渐本土化。这一文学思潮，与20世纪中国文学有着超过半个世纪的密切关系，对我国十七年文学既具世界性又富民族性的文本特点的形成，产生了重要作用。

[1] 周扬．周扬文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2]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3] 佛克马．中国文学与苏联影响(1956—1960)[M]．季进，聂友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4] 周扬．周扬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5] 周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N]．人民日报,1953-01-11．

[责任编辑郜春霞]

On the Spread and Acceptance of Socialist Realism in China

YANG Xuan

(CollegeofLiterature,ZhengzhouNormalUniversity,Zhengzhou450044,China)

“Socialist Realism” theory proposed by Soviet scholars in the 1930s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This paper reviews the spreading and acceptance of this theory in our country. We have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after active absorption and conversion, “socialist realism” has gradually realized Chinese localization and at different times formed a kind of text creation rich 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Chinese literature during the seventeen years was influenced most profoundly, showing more complex and unique aesthetic appearance and styles.

Socialist Realism; Propagation; Acceptance; Conversion

2016-03-01

杨烜(1980- )，女，河南信阳人，郑州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I206.7

A

1671-8127(2016)03-000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