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襄汾商帮的历史考察

2016-04-11周征松

史志学刊 2016年1期

关键词：商帮

周征松

（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山西临汾041004）

关于襄汾商帮的历史考察

周征松

（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山西临汾041004）

摘要晋商应当是一个整体。为人们所熟知的晋中商帮以推行票号著称，其实只揭开了晋商的冰山一角。平阳商帮，尤其是襄汾商帮与晋中商帮相比在伯仲之间。他们中的佼佼者享誉三晋，蜚声全国，出现了清代全国首富平阳亢氏（与昆山季氏齐名），产生了山西商会会长和山西大学校长。这些晋商中的翘楚，是平阳商帮引以为骄傲和自豪的。襄汾商帮为山西经济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襄汾商帮在晋商中的历史地位，不容小觑。

关键词襄汾商帮八大家

风光不再　记忆犹新

确实，晋商的历史无论有多么辉煌，毕竟成了过去，风光不再。但是，晋商辉煌的历史仍旧萦绕在人们的心头，成为一种永恒的遗产、刻骨的记忆和精神的力量。

我们走遍了襄汾商帮各大家族的故园，实难追寻他们当年鼎盛的繁华景象。或能指认一房一屋，也都缺顶少角，破败不堪。倒是有几座石牌楼还傲然挺立，不屈地诉说往日的风光。做为襄汾商帮的代表，丁村商人的故居丁村，成了历史风暴后的遗珍，成了观察襄汾商帮历史的一个窗口。

丁村村内保留着自明万历年间至清末（1573—1911）共300多年来积累起来的现存40座院落组成的民居建筑，古色古香，气势恢宏。丁村附近的丁村遗址更是著称于世，与丁村明清民居交相辉映，成为这个弹丸小村耀眼的双星。1961年，丁村遗址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丁村民宅”被公布为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又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个不起眼的小村落竟然拥有两项国宝，这在全国也是罕见的。固然它得益于远古先民所赐，但另一半却与丁村商帮有着直接的关系。丁村民宅从产生到兴盛的历史可以说与丁村商人从事的商业活动相始终。

丁氏家族于元末明初从河南襄城县为逃避灾荒来到了山西太平县，他们所落脚的地方后来就被叫做丁村。经过200多年的发展，至万历年间，丁氏家族已发展成为太平县的一个望族。他们拥有数量可观的土地，并进行以粮易财的商业活动。他们积聚了大量的财富，开始营造高质量的住宅。至明末清初，丁村民宅形成了现在的格局。丁氏家族的商业活动做出了很大的动静。其中丁耀一支主要在河南禹州发展。他们专营中药材生意。将北方的中药材运至广州、香港，又将南方的日用品购回，在北方出售，大赢其利。人称“广货棚”，成为禹州有名的商号，形成以他们为首的“太平帮”。清宣统元年（1909），丁耀购得山西商办保晋矿务总公司的10股股份。丁先登一支则由丁先登、丁连登兄弟于咸丰、同治年间以陕西三原、泾阳、甘肃宁县为基地，经营布匹、粮油、典当行。他们利用泾河、汉江、黄河等水道，西至兰州、武威、凉州，南至湖北、湖南、广州，东至绛州、曲沃等地。总号设在丁村，由丁氏兄弟坐镇指挥。现存他们与各地商号来往的信件，可以从中窥知他们从事商业活动的一些实情。

据一位襄汾官员跟我说，其实丁村经商的名气在本县排不上前十位。这着实使我吃惊。我想一探襄汾商帮的究竟，实由此起。襄汾商帮的排位，有8大家、4大家等几种说法。

《襄汾县志》主8大家之说，即丁村丁家、中安平梁家、南赵杨家、蒙亨毛家、北柴王家、小韩姜家、南高刘家和赵康尉家。襄汾文化名人邱文选则主4大家之说。他说，明清时期，襄汾先后兴起四大商业家族：师庄（赵康）尉家、北柴王家、南高刘家、南赵杨家。其中没有丁村丁家。各种说法各有各的道理，我不主任何一说。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依《襄汾县志》的8大家之说，使历史丰富一些。

丁村丁家已如上述。

中安平梁家

明初，永和商人梁政选择交通要道中安平村携6个儿子落户，以便从事经商活动。经过近百年的努力，至明正统年间（1436—1449）梁尚义主持家政时，已成当地大户。梁家牌坊碑文记载：“始祖于大明正统年间赈济穷乏，输米千石。此义士仁人之举，忠君爱民之心。有司奏闻，圣上赐封尚义官戴荣身。”清代中期，梁家发展至鼎盛，在村内的商号有20多家，并扩展到陕西、宁夏、内蒙古和北京等地。村中现存清代四合院13座。其商号多以“德”字命名，如德顺号、德盛号、德隆号、德茂号、宝德号等。

南赵杨家。清代中叶，南赵杨氏三兄弟杨如锦、杨如玉、杨如芝长期在青海、甘肃等地从事皮货、药材生意，销往晋、陕、豫等地致富，成为太平县著名商家之一。至杨世堂（1887—1933）时达到鼎盛。他将皮货、药材生意从青海、甘肃扩展到陕西、宁夏，他的商号遍及4省7县，积累了大量的资金。他适时地在太平、新绛等地开办钱庄、银庄，并在天津、上海、宁波开办分号，还吸引了许多洋行的巨款。他先人一步，1912年在新绛开办燮和火柴厂和新绛大益纺纱厂，开山西民族工业之先河。

蒙亨毛家

蒙亨毛家在明天启年间（1621—1627）已成为当地的富户。他们与平遥烟商邓文选在曲沃高显镇合办魁泰和烟坊。有数十间厂房、三四百工人的规模。所生产的包烟销往张家口、绥远等地，远至俄罗斯。据《曲沃县志》记载，清乾隆年间，魁泰和烟坊有资本900万元，工人99人。咸丰年间（1851—1861）效益倍增，年产最多达1200吨。他们在平遥、张家口、绥远、上海、天津设有烟庄或商号。同时，在多处设立钱庄，并持有运城盐池的股份。新中国建立后，公司合营时，魁泰和烟坊归属曲沃烟厂。

北柴王家

北柴王家走了官商的捷径。王家在乾隆时达到鼎盛，乾隆四十年（1775）王协中举，捐官擢刑部员外郎，知府议叙即用。乾隆四十六年和五十年两次南巡时，王协全力承办差务，受恩晋升两级，并赐御书“福”字和御制《柳絮诗》《落洁诗》《古稀说》《洛水兰亭》《耕织诗》并图，以及貂皮、荷包、朝珠等珍贵物品。王协利用官场优势，大力从事经商活动。他承办河东盐务时，斥巨资买得河东盐池股权，并兼营淮扬盐业。从河东到淮北、淮南，以至扬州、苏州、罗山等地，都分布着王协开办的盐号，因此获得丰厚的利润，成为当时晋商中屈指可数的巨富。

小韩姜家

小韩姜家以在北京开办万全堂药铺和敬记纸庄闻名京城。万全堂药铺兴办于明朝末年，是襄陵小韩姜家和临汾上官村韩家合营的商铺。年轻的姜彬赴京涉足店务，一干就是30年。他“殚精竭虑，补旧增新，创置字号，广延伙友，皆公一人为之管钥。……遂资累巨万，旧业大为恢扩。”（《姜彬墓志》）由于万全堂在京城声名日著，由于姜彬本人名望日高，娶得京卫千总宏钦之女为妻，并被敕授为登仕郎、侯选州吏。万全堂历经500年不衰，至今仍立足于京城、临汾，成为著名的药铺。

敬记纸庄原为河南人王守琨创办于清同治年间，光绪十五年（1889）聘用姜赞堂全权经营。为扩大经营，他派人到山西、福建、山东、广东、广西、四川等地采购，增加纸张品种。他以薄利多销而著名，为开拓销路，不惜以成本价抛出，同行都因此叫他“姜够本”。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变法后，报业空前发展，他及时从美国、朝鲜、菲律宾、瑞典等国厂家进口高丽纸、白纸等洋纸，包销瑞典新闻纸、粉亮纸和印钞纸等高档纸品。生意越做越红火。光绪三十一年（1905）又设上海、西安、张家口、绥远、天津等城市七个分号，由北京总号统管核算，规模越来越大，占据了全国纸业的半壁江山。新中国成立后，以其全部7亿元（旧币）资产与北京市仓库公司公私合营。

南高刘家

刘家在经营工商业的同时也经营土地。从清嘉庆年间始，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各朝，刘家在河南先后在赊旗、叶县、文城、范县、南阳等县收买土地万余亩，建庄园七八个，其中永丰树地庄最为有名。这些地庄由在故乡南高等村聘用的人坐地经营。

刘家全盛时，宅院和配套建筑达1250间，侍从约300余人。村内外设有义学、木厂、裁缝、厨房、账房、商店、粉坊、菜园等。《太平县志》记载，整个刘氏家族拥有土地3100亩，在河南的庄地有万余亩，工商业店铺300多家。在外地的房屋设施难以计数。刘家的年收入超过百万银两，总资产超过千万银两，成为清末明初山西乃至全国著名的富商。

赵康尉家

尉家祖籍河南瀛州，明崇祯年间迁居赵康，以打铁为生。清初即富甲一方，在本村有土地200亩，在河南有良田万亩。雍正、乾隆时，尉嘉投身商业，。他看到丝绸业前景广阔，获利巨大，遂从山西、陕西收购生铁、食盐、羊毛、皮革、烟叶等货物发运江南，又从湖北、湖南、安徽、浙江等地换取大量的丝绸、茶叶，运抵西安、兰州、西宁等地出售；又在大西北收购鹿茸、麝香、红花等名贵药材和木材运往两湖、江淮，直至两广，再将南方的鱼、虾、海带等海产品发运北方。周而复始，经过一次次来回长途贩运，获得巨额利润。从此，赵康尉家“日进斗金”，名扬大江南北。

以尉嘉为首的尉氏家族，在积累了大量的资本后逐步向金融业发展，先后办起了银号和钱庄。地域涉及山西、陕西、河南、两湖、两广、江浙等地。同时，他们以钱庄为纽带，在许多大城市开办当铺、商店，在各店铺门面上都悬挂着“师庄尉家”的商号招牌。嘉庆年间，尉家家业达到顶峰，遇到天灾或朝廷大事，还经常给朝廷捐钱捐物。尉家十分重视对后代的教育，自家办有私塾，曾聘请扬州名士郑板桥任塾师。家族建筑有8大楼院，1000多间房屋，气魄非凡。

以上襄汾商帮8大家就其成就和声望来说，堪称代表。但是就其广泛性来说，不能说有完全的代表性。明清时期600年，襄汾商帮何止8大家。仔细搜索，应当还可以找到襄汾商帮中其他一些表现突出的商家。比如：

曹家庄曹家

曹欲晓（2001）分析了以“代理说”为理论基础的现行增值税处理方法“扣税法”存在诸多弊端，反驳论述了增值税“代理说”的不合理性，并从会计学定义出发分析论证了增值税费用化的理论基础——“费用说”。[1]

曹家在太平县古城镇曹家庄村。曹家始祖曹胜从太平县南五村迁来，迄今传至第18代。曹家的商业活动主要在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牛特旗解放营子乡。当地流传着“先有山西曹家烧锅（商号），后有太合昌村”的传说。曹家三层高门楼上悬挂着一块蓝底金字的“中书第”匾额。曹家祖宗墓碑上镌刻着“皇清例赠儒林郎”的封衔，是曹家经商致富后捐纳的头衔。在曹家二门上刊刻的一份拨单上，列有泰合昌、永德太、正泰合、吉泰合、德泰合、三盛长和二合泰7个商号。其中泰合昌就是曹家在内蒙古赤峰市一带的烧锅买卖。曹家14代曹瑞璜说，清朝中期，曹家在北口外有一处生意，每年春用骡子驮回好多银子，到清末就停运了，每年捎回一张空清单。原来是“曹三东家”因不务正业而赔光了。

“泰合昌”烧锅买卖消亡后，人们仍称此处为“泰合昌”，后来就成为村名“太合昌”。

襄陵同顺漆栈

襄陵同顺漆栈是闻名常州，乃至南京至上海的老字号，是当地的漆行大户。从清末到1956年公私合营的六七十年间是常州一带的漆行老大。期间，先后有五任掌柜，第一任掌柜是襄陵邓曲村的赵海泉。他从1887年到店当学徒，至1935年退休，在同顺漆栈将近半个世纪。同顺漆栈的油漆保持高质量，几十年如一日。他们的油漆原材料好，大都采自安徽、湖北、贵州、陕南等地的山区；派遣经验丰富并有决策权的三掌柜或四掌柜坐地采购，按密码“天、地、人、金、木、水、火、土”分等装运；由老职员严格按照技术程序加工，依次进行加热、过滤、调配、熬制等步骤，最后制成高质量的油漆。江苏一带经营油漆的有所谓“安徽帮”“山西帮”和当地的“扬州帮”，惟有“山西帮”口碑最好。襄陵人的油漆质量最好，用后美观耐久，遇热不变色、不变形。所以，从南京到上海的几十个市镇，都有襄陵人开设的油漆行，占了半壁江山。常州城内襄陵人的漆行有几十家，如：同顺、义兴升、协升义、德兴泰、裕兴泰、德丰泰、天兴泰、德聚厚、祥丰、宏昌、正大、大隆、万顺、钦记公、协记公等。

夏梁吉氏

襄陵新城的夏梁吉氏清光绪年间传到十三世吉连元，先在曲沃烟厂当学徒，稍有积蓄便离开烟厂到南京去独创天下。他开办了一家漆店，因资金少，规模小，很难发展。但他讲究诚信，赢得了人们的信任。这时，一位在上海开办银行的山东人借给他一张20万大洋的银票。吉连元利用这笔资金在常州建立“德聚厚”商号，继续经营油漆。生意有了好转，他又在镇江开设“老中兴”分号，在盐城开设“中心恒”分号，在无锡也有分号。清末民初之际，漆店资产发展到百万大洋，店员职工达百余人，夏梁村里的许多人都在他的漆店当过伙计。

致富后，吉连元在村里盖起了高门大院。他四弟吉连甫考中进士，是北京大学法律系的第一届毕业生，参加了辛亥革命。

北柴柴家

襄陵北柴柴家有柴礼者，打小在汾城学打饼子。三年学徒期满后，他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在兰州开了一家“山西烧饼铺”。柴礼积蓄了一麻袋银圆后，在兰州开设了一座经营海菜副食的大商店，取名“志兰斋”。10年后，志兰斋赢利30万大洋。这时，柴礼年事已高，他将资产分给三个儿子，分别在兰州、西安、太原发展。志兰斋交由老二柴仲贵，并统领三兄弟的生意。柴氏三兄弟各开三个商号，共九个商号。柴仲贵在兰州除志兰斋外，又开办了和顺德绸缎布匹百货店和德顺和海菜副食店。他连锁经营，以诚取信，任人唯贤，热情服务，在兰州打下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地盘。新中国建立后，他急兰州政府之所急，出资6万银圆，以解燃眉之急。抗美援朝中，他主动捐献一架飞机，支援前线。

定兴李家

汾城镇定兴村李家的李永章做茶叶生意，在明末达到鼎盛。李家在湖南有几座茶山，栽种茶叶，长途贩运销售，从定兴到湖南几千里路途上，都有李家的商号。每年在采摘旺季发货时，交茶叶的骡马垛子从定兴家门口一直排到南城门外，生意火爆，人称“茶商家”。

经商致富后，在家乡盖起了13座院落，每座都设有铁丝天网，人称“铁棚院”。李永章热心公益事业，家乡修建城堡时，曾大力予以资助。

李永章之后的几代人继续在西宁经商，各有成就。

胡李毛家

胡李毛家在北京经营鞍韂铺，清朝时在北京前门大街83号、82号和路西125号开办了三个门店。商号名称分别是丰成号、万成号、增成号，均系前店后厂，有房屋25间。在西单还有一座小楼，一个小院。主要生产销售各种轿车和花轿围子、马鞍坐垫和万名伞。毛家制作的轿车和花轿围子，华丽精美，很受宫廷大臣和富豪人家的喜爱。自清朝咸丰年间至新中国成立的200多年，均由毛家的清、飞、继、逢字辈的四代人持续经营。

古城李氏

清道光年间，晋商开始涉足北京琉璃厂做起了古玩字画的生意。1851年以后，晋商在琉璃厂的字号有十几座，其中襄汾商人开设的字号有英古斋、渊识斋、晋秀斋、永誉斋、振寰阁、德宝斋等6家之多。其中以德宝斋名气最大。德宝斋是由襄陵古城南街李诚甫于咸丰九年（1859）创办的。主要经营青铜器、印章、碑帖等文化产品。“德宝斋古玩店”的金字招牌是清克勤郡王所写。大门楹联“德比圭章儒所贵，宝兹彝鼎古为徒”是咸丰状元、光绪皇帝的老师、军机大臣、各国总理事翁同和所写。德宝斋与咸丰、同治、光绪年代的金石学者交往颇多。金石收藏家陈介祺收藏著名的毛公鼎、万方秦汉印章，都曾由李诚甫经手。金石学家潘祖荫收藏西周大盂鼎、大克鼎都经李诚甫过目。“甲骨文之父”王懿荣收藏的青铜器也经李诚甫之手。《海王村人物》记载：“诚甫能鉴别古彝器甚精，潘文勤（即潘祖荫）、王文敏（即王懿荣）所蓄，大半皆出其手。”光绪二十七年（1901）由其侄子李德轩继任德宝斋掌柜。

东侯李家

古城镇东侯村李丰年于清末民初在北京前门大街路西144号经营一麻袋庄，商号恒丰。恒丰麻袋庄是1945年李丰年以4000元从河北蔡治武手中买下的。因为他与军方有些关系，所以他的麻袋便成了军用物质。军队用麻袋装运大米、炮弹，做掩体等。同时，每日还要供应天津大沽口、日清碱面厂、食盐公司麻袋2万条。因麻袋用量很大，所以发了大财。

李丰年又在北京东单开办面粉加工厂，安装了3部大型磨面机，日生产面粉16000斤，供应万春永、得聚能、日清大华四个粮店销售。

当时，太平县古城一带在北京经商的人很多，为了相互照应，便在高庙成立了晋太同乡会，修建了会馆，李丰年被推举为会长。1946年，他又被选为北京市参议员。1950年抗美援朝中，李丰年自动捐献飞机款5万元，支援前线。

南侯贾家

南侯贾家以在北京、济南开办丰记土产公司专营石油而著名。清朝后期，贾翠丰的祖父先在北京开办了这家公司。到他父亲时，利用青岛港口的有利条件，将进口的煤油运抵青岛、开封分公司，并在济南设立了总公司。贾翠丰接手后，又在上海、广州、香港设立了分公司。到清末，丰记土产公司达到了鼎盛阶段。

同其他富商一样，贾翠丰也在家乡南侯村盖起了中西结合的古建筑艺术庄园，精致典雅，砖雕、石刻精美。可惜被日寇焚毁无存。

贾翠丰十分注重培养后代。他全力扶持贾芝、贾植芳两个侄子。让他们接受高等教育，又力荐二人到日本留学。贾芝回国后，赴延安参加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贾植芳回国后，积极参加抗日爱国活动，新中国成立后，任复旦大学教授。

邓庄麻纸业

邓庄麻纸是邓庄地区的传统产业，历史悠久，始于唐代，盛于宋代，一直发展绵延至今。邓庄麻纸质量上乘，自唐至清，均为皇家用纸，故称“贡纸”。金元时期，平阳地区成为全国印刷中心，邓庄麻纸则成为供纸基地，这就进一步推动了邓庄麻纸的发展。经过千余年的发展，邓庄麻纸的质量稳定，工艺流程成熟，形成了它突出的特点：色泽清白光亮，质地均匀细密，纤维细而长，拉力强而柔，吸墨性能好，保存期长，不受虫蛀风蚀，不变颜色。因此受到用户广泛的好评。邓庄麻纸品种多，用途广。主要品种有：呈文、小呈文、方曰尺、条曰尺、三五纸、官纸、条帘子、小尺八、烧纸、黑毛纸等十余种。历史上邓庄麻纸生产主要分布于邓庄一带的北梁、西侯、下西梁、孙家院、席村、东侯、户村、小郭、邓庄庄儿上等十几个村落，百余家造纸“专业户”，男女老少，个个都是造纸能手。邓庄麻纸销路极广。邓庄街上有德盛茂、祥瑞和、任人泰、老成公等8大纸行，麻纸除在本地销售外，还远销陕西、宁夏、内蒙古、甘肃、河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等省市。

此外，北许村的铜乐器制造、京安村的制炮业、小王村的水烟业、汾城的米醋业、南辛店的木梳业、崔村的线香业、单家庄的木版年画等，也是手工业商业的特色行业，有一定的社会影响。

以上我们梳理了襄汾商帮在襄汾的分布和发展情况，它们给人的突出印象是，在襄汾这块面积只有1034平方公里的地面上，竟然密集地分布着这么多很大的商家，这在山西的县市中是罕见的。如果不是亲自到实地进行考察，那么，是不会相信这个事实的。在那天的考察中，所到之处，人们都十分熟悉本村本地的晋商的那段历史。它已经深深地嵌入在当地人们的心里。我们考察的第一个地点是南赵村。导游将我们带到了一段残存的城墙边，告诉我们说，这是杨家的院墙，当年墙头上是可以并排跑两辆车子的。再看眼前的情景，不胜唏嘘。我们到了赵康尉家，被领进了一座较大的院子里。坐北面南的是一座二层的小楼房。主人告诉我们，这座房子是老辈子留下的，原来是三层，后来拆了上面两层，又加盖了一层。底下那层是原来的。他还说，底层的墙体有1米多厚。我目测了一下，约有1米30厚。是啊，钱多了，难免要筑高墙，筑厚墙，以此为证。到了南高刘家，导游指认一所淹没在杂树荒草中的房子说，这就是当年刘家的帐房楼。举目望去，房现为二层，房顶已然缺失，边角也已不齐整了。大门上方有四个字，我凑近一看，辨别出是“世德南宅”四个篆字。真想象不出，当年就在这所帐房前，年底从四面八方赶着拉银子的车排队等着缴钱的情景。刘家在南高的村庄面貌已不可辨认，只有那座德行坊和光绪皇帝敕建的“乐善好施”坊可供人们去想象当年刘家人志得意满的样子。现置于南高小学大门内南侧的董其昌的《昼锦堂记》石刻，可以看出刘家尚有儒雅之气，难怪出了刘笃敬这样杰出的人物。我们固然为襄汾商帮的消失而感慨，但这就是历史。旧的被新的所淘汰，新的又被更新的所淘汰，如此往复，以致无穷。历史可以消失，但不会消亡，它依然保存在文字中，大地上，人们的心坎里。当人们需要它的时候，它会重新出现在人们的眼前。可悲的是，眼前的人们，为了眼前的利益，不断地做着那些毁坏历史的事情。据说，历经百余年的位于襄汾县古城镇的刘家的“川心店”将要在人们眼皮子底下消失，只留下《川心店》的石碑，不断地“穿透”着人们的心。

回望历史，我们仍然被襄汾商帮的辉煌所震撼。我们不禁要问，襄汾商帮当年是如何述说自己的历史的创造的？他们究竟为什么去经商，经历了什么样的艰辛，取得了怎样的佳绩？现在我们尚可看到的当年襄汾商帮的碑记、书信、契约等各种文字记载，将会回答我们的问题。

碑志历史　辉煌如昨

政协襄汾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了两本好书，这就是2005年与襄汾县中小企业局合编的《襄汾文史资料（晋商专辑）》，2010年与襄汾县文体局合编的《襄汾文史资料（碑碣志文录）》，为研究襄汾商帮提供了很多重要的资料。《晋商专辑》中的资料，是本文第一节成文的主要依据之一。《碑碣志文录》中所提供的关于襄汾商帮在各地，主要是北京的会馆及其碑刻，襄汾商帮主要人物的墓志铭，以及襄汾各地围绕商帮的有关碑刻，对于研究襄汾商帮的历史十分重要。陶福海先生的《丁氏家族与丁村》，也是一本好书。他在书中所提供的关于丁村商人的来往信函及买卖契约，是研究丁村商人的重要资料。据此，我们将探讨襄汾商帮的会馆，襄汾商帮为什么选择经商，襄汾商帮经历了怎样的艰辛，襄汾商帮究竟为我们留下了什么等问题。

工商会馆是商人在当地发展到一定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而会馆碑刻则保留了关于会馆的历史记忆。关于襄汾商帮在北京等地的会馆及其碑刻，据《明清晋商资料选编》（张正明薛慧林主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1月第一版）披露，主要有：

1.《修建临襄会馆碑记》，修建于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位于大兴县南城，为联乡情、笃友谊的相会之处。

2.《重修临襄会馆碑》，创修时间不详，重修于光绪十四年（1888），位于京师正阳门外之东晓市，为临襄在京从事油盐粮行者之“香火联盟、用志同心之契”之所。捐资者及商号名单如下：

翰林院陈积德堂施银贰拾两

户部主政曹施银贰拾两

京东：晋隆敷、晋源号、晋聚通、泰和信、聚源增、复泰兴、晋泰蔚、天成□、永茂号、□□、大有号、隆泰公、德源号、复顺源、广通号，以上各号施银柒两。

德顺炉房、西恒昌、泰麟坊、东来号、西广丰、义丰号、润丰号、大顺号，以上各号施银六两。

万和号潭长吉、洪兴号刘丕征、复昌永冯茂盛、德顺成东天成，以上各号施银捌两。

京北：晋恒谦、长□□□□□、恒昌号李尚清、富顺号李天泰、玉顺公张志兴、德丰炉房、聚丰炉房、广丰号、全顺成、元华成、福兴会计德明、公昌义戚仕荣、乔恒泰□勤修、元华昌张调元、王福厚张从圣、元华长郭大成、恒兴号刘士仪、鼎丰和张寿德、泰昌号□□□、通源□王上林、元和坊郭济涑，以上各号施银六两。

会首：六必居、鼎茂恒、玉生号、涌福坊、成玉号、德源号、鼎和号、松□□、恒源号、西鼎和洋行、寿昌号、公盛义、涌福□。（注：为了解在京临襄商号，特录以示例。）

3.《山右临襄会馆为油市成立始末缘由专事记载碑记》，立于中华民国二十一年（1932），为维持油市正常秩序，抵制“油业专行”横暴行为而作。原在北京前门外晓市大街138号。

4.《临襄馆山右馆财神庵三公地重修建筑落成记》，位于北京前门外晓市大街138号，立于中华民国二十一年（1932），经理掌管临汾李丕显协助公立。将归临襄会馆管辖之临襄馆、山右馆、广安门外财神庵（含平水义园）等“三处房屋形式数目，及所置产业始末详细情形，镌石志之，以垂永久”。会首：六必居、中鼎和、南洪泰、公盛义、长顺公、涌福坊、西鼎和、鼎茂恒、洪茂祥、广兴号。

5.《山西平阳府太平县阖邑士商创建并增修会馆碑记》，立于清乾隆三十年（1765），位于百顺胡同，会馆名为晋太平馆。会馆之设“所以汇乡井于一堂，永朝永夕而敦桑梓之好”。

6.《襄陵会馆碑记》，坐北京和平门外虎坊桥北口内街东，立于嘉庆十八年（1813），为维持会馆，筹集资金事。

7.《重修襄陵北馆记》，立于中华民国四年（1915），位于延寿寺街佘家胡同，张邦泰主持重修。碑记称：襄陵会馆在都门原有四处，当时只存三处，即临襄会馆，在大市街，为襄邑汾河东部居京商人董理其产；襄陵北馆，在延寿寺街佘家胡同；襄陵南馆，在五道庙街。

此外，《重修临汾东馆记》（乾隆三十二年）、《京师正阳门外打磨厂临汾乡祠公会碑记》（光绪九年）、《重修临汾会馆碑记》（光绪十八年）、《重建临汾会馆碑记》（宣统元年）、《重修临汾会馆碑记》（中华民国三十年）等也多有襄陵、太平商人的参预。

《襄汾文史资料碑碣志文录》可以补充《明清晋商资料选编》所收襄汾商人在京会馆及其碑记的有：

1.《重修襄陵会馆记》，位于京城西河沿，立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为会馆于康熙十八年京师地震被毁坏而重修。

2.《修建晋太高庙记》，位于北京宣武城南，立于同治元年（1862），高庙内中奉关帝诸神，南有乐亭，中门外为奎星阁，西为义园。此“庙旧为太平邑馆，昔人屡拓基址，遂规模益闳。”“为邑人栖息之地。”“余（碑文作者进士柳长庚）官庶常时偕友人读书其间，每春秋佳日，徘徊桥上，南望则谯楼雉堞，时隐现于烟树间。而江亭、龙树院、龙泉寺诸古刹，参差高下，历历俨在目前。万苇环之，一碧无际，依稀鹭汀鹤溆，城市有江湖之概焉。西望则太行山色，若苍然自远而至，弥使人起故乡之思。回忆花晨月夜，与同志樽酒论文于南轩，俯槛凭栏，旷然意远，弹指倏近一稔矣。”太平商人在京经商，不只会起早贪黑为商事忙得不可开交，他们也在京城开辟了一片优雅的休闲之地，以缓解故乡之思。

根据以上碑刻所提供的信息，我们可以大致了解襄汾商帮在北京的生存状况。襄汾商帮在北京经商的时间很长，从明代到民国大约5个世纪，因为我们看到有的碑刻提到，有的会馆是明代就有的。襄汾商帮在北京经商的商人人数相当多。因为襄汾商帮在北京的会馆相当多，没有相当多的稳定的在京人数，是不可能建立那么多的会馆的。《重修临汾会馆碑记》曰：“（清朝）龙兴伊始，我邑之宦于京师者为最盛，即巨商大贾，我邑之牟利于京师者，亦视各属为最多。”这包括了所有襄汾在京师者。因为万全堂、寿昌号等参与了临汾会馆的重修。襄汾商帮在京师主要分布于北京的前三门一带，即前门、崇文门和宣武门。前三门是普通官吏、文人学士、进京考试举子、商贾人等相对集中的地方。各种生活资料需求量极大，给商业活动提供了极大的活动空间。进入了这个市场，真是前程无量。襄汾商帮在京所经营的商品大多是日常生活用品，商品量大，薄利多销。他们组织了油盐粮行制定了行规，形成了行风。对于破坏行风行规的欺行霸市行为，联合全行业商人，进行坚决的抵制和斗争，以维护行业的根本利益。襄汾商帮在京团结互助，共同发财致富，形成了一支不可小视的商人势力。产生了一批有知名度的有影响力的品牌，培养了一大批经商的人才。在襄汾形成了经商致富的风气，淡薄了“耕读传家”的传统观念。在襄汾大地上明清两代先后出现了一座座宏大的院落，成为重商思想的风向标。引起了社会风尚的变化。襄汾商帮在持续几百年的经商活动中，悄悄地改变着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重农抑商政策对农民的影响。封建自然经济正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悄然地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丁村所保存的丁村商人的来往信件，使我们走进了丁村商人的商业活动之中。他们经营的商品种类，经销数量，价格变化，赢利情况，活动范围，人事变化，管理方法，以及艰难困苦等皆一目了然。我们往往只看到他们牟取暴利，发家致富，盖房置地的一面，而忽略了他们创业的艰辛。因为天气的好坏，年成的丰欠，社会的稳定或动荡，都直接影响着商业活动的起伏。如咸丰十年八月初六日，在西宁的杨兆鳌给坐镇丁村的丁先登的信中说：“这几天噪言下路不宁，甘省沿路走兵，不知去到何处，令人心上不安。看其之样，后半年时光不唯各货价钱有跌，且还去不了几多，情因下路不宁，土产无客，又兵饷无银，谁还贪取货物，如此年光，真乃令人无法。”在兵慌马乱的情况下，商人感到绝望而无奈。又如咸丰七年八月初六日，杨兆鳌给丁先登的信说：“唯有号中所做生意，实不堪言，目下卖货获利更不如先。”因“泾地普里雨缺，棉花未安”，“以至咱伙刻下卖货一件只能获利银四点五钱，且获近年时光极难转至好景，每岁销货不能如先年之数，如此生意何以求利。”这是天气变化影响农业丰欠导致生意的艰难。再如丁洋给他妈的信说：“男二兄在外一日之间，爱朋友，吃洋烟，吃酒作乐，洋烟一两有零，肉一斤，酒三斤，一年花销太重，男与他商议不通难言。”这是商号中的蠹虫，好吃懒做，坐吃山空。所以，商人经商获利实属不易。

襄汾商帮中富商巨贾的碑志也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如反映他们经商的原因的资料，张思敬《蒙溪先生祠堂记》说：“邑故俗轻士而高贾。”这是元代后期的事。当时商人的社会地位就高于士人。《南高村刘向经墓志铭》说：“晋俗多重楙迁，多贾于外。”襄汾商人墓志中关于弃儒经商的资料就不少。小韩村《姜彬墓志》说：姜彬“未弱冠，学业垂成，不得已弃儒就商，至京三十余年，未尝旋里，殚精竭虑，补旧增新，创制字号。”“遂资累巨万”。丁村《丁又标墓志》说：“公（丁又标）家贫，未能专攻诗书，乃渡黄河，逾太行，商游许州。”邓村《汉卿王老夫子德行教泽碑文》说：“适太老师谢世，洪邑商务棘手，夫子继志述事，弃儒就商。”北梁村《乔履三墓志》说：“先生幼，事亲以孝称，家贫弃儒就贾。凡三十年，而家以裕。”襄陵《高画堂墓志》说：“年十六迫于贫，弃儒而商。乃辟商肆于曲沃。商顾日赢，累数千金，浸称素封矣。”北王村《赵桂林墓志》其父在陇右经商致富，死时，“先生时方弱冠，仰视俯蓄，咸萃一身，不得已辍读理家。”赤邓村《邓肯堂墓志》说：“父讳贵，字和庵，家贫废书，随邑人之宁夏习商业，惨淡经营四十余年，卒以起家。”司马迁《史记》中说：“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襄汾人在元明清时代也在实践中懂得了这个道理。襄汾的世风有了明显的变化。襄汾商帮的出现有一定的地域的原因，不是偶然的。由于贫穷而外出经商，经过若干年的辛勤打拼，终于走上了富裕之路，改变了贫穷落后的面貌。因商致富以后，他们也懂得以读书做官来光耀门庭的重要。不少商人在家乡兴学育人，培养了不少国家的栋梁之材。如，南高村刘家刘向经“恒谓笃敬曰：‘富而不学，无以昌其家，使人目尔为膏粱子弟，吾不愿有此子也。’”他又设义学于南高村，“以处乡之愿肄业者”。刘家终于培养出来日后成为举人、刑部主事、山西商会会长同蒲铁路总办的刘笃敬。高画堂虽早年弃儒而商，但后来“研求不辍”，与“宿儒名流”晨夕就教。并培养出来高时臻这样的山西著名的教育家，他曾经在1912年和1916年两任山西大学校长。赤邓村邓贵自己废书习商，但他的儿子认识到了读书的重要性。他的长子邓鸿基在乡培养他的两个弟弟鸿业和鸿煦都上了大学，鸿业毕业于北京大学，任立法委员。邓鸿基还在村里创设国民学校教村教村童，致力于国民教育普及。许多商人家里有丰富的藏书，刘体正家“藏书累万卷”，尉泳思家“藏书万卷”。所以，襄汾商帮的发达，也促进了襄汾文化教育的发展。襄汾是晋南文化底蕴较深的县份之一。

襄汾商帮走遍全国，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他们走遍全国各省、区、市，在亚洲到达韩国、日本、新加坡、泰国、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等国家，远至世界各地，如俄罗斯、英国、德国、加拿大、美国等国家（《晋商专辑》）。但是，襄汾商帮的根据地还是在本地，即当时的太平县和襄陵县。从明清至民国的几百年间，这个地区逐渐形成了一个良好的经商环境。据有关碑刻记载，他们疏通道路，架设桥梁，以打通通往四面八方的交通要道；他们在交通要道建立市镇，组织集市，规定逢集日期；他们建立各商行以专业划分的行的组织，订立严格的行规，以便互相保护；他们严厉打击破坏市场秩序的不法行为，惩罚私造成色过低之银，规定以九成为度；他们不断重修城隍庙、新立会场（即市场）、重建鼓楼、穿凿新井，以吸引各地客商；他们建立各种娱乐设施，如酒楼、戏楼，城隍庙，丰富商人市民们的文化生活等等。

关于襄汾商帮的结局（我不用“衰亡”这种词）是很复杂的。总的来说，作为整体的“襄汾商帮”已经不存在了，但是作为襄汾商帮的个体，他们中的一些人或者说他们的后人仍然在继续从事商业活动，他们不愿意放弃家族的传统，他们有经商的经验，有经商的基础。有的商家，出于对形势的某种判断，突然之间宣布自行解体。相传南高刘家在极短的时间里自动放弃自家的房产、地产和财物。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只有那几座石牌楼和那通《昼锦堂》碑，确实没有人搬得动，至今仍竖在那儿，不断地唤起人们的遐思。也有许多老字号则一直坚持到了解放后，参加公私合营，成为新中国商业的一部分。襄汾商人经商的历史还在延续，襄汾商人经商的故事还在延续。

总而言之，作为晋商重镇的襄汾商帮有着辉煌的过去，他们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覆盖了整个一千多平方公里的襄汾县境；他们创立了许多老字号，有的传承至今；他们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一度强力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尚的发展；他们诚实守信的商业精神，塑造了一代人的精神风貌。人们将会长期地追寻襄汾商帮的历史足迹，去寻找襄汾商帮那段辉煌历史的真谛。

（责编：张佳琪）

《史志学刊》优先刊登方志理论研究指南

根据《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 2020年）》和《山西省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 2020年）》精神要求，2016年《史志学刊》重点优先刊登方志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相关的学术论文。以下选题仅供参考。

1.方志学基本理论研究

2.新方志的类型研究

3.志书分卷设置原则研究

4.志书继承与创新探讨

5.方志名家学术思想研究

6.旧志中的地情资料价值研究

7.国外对方志的编纂、保存、利用研究

8.年鉴基础理论研究

9.年鉴框架设计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