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日姆几



档案、史实抑或是方法？
——宁蒗彝族自治县民主改革档案《烂泥箐农场史》的人类学回访

嘉日姆几①

1959年，为了记录奴隶解放及翻身的历史，宁蒗彝族自治县工委宣传部组织整理了一份名为《烂泥箐农场史》的档案。在对该档案的亲历者、报道人和整理者的人类学回访时发现：对档案的回访，不仅可以将档案、历史、文学、个人、时代等主题连接起来，此方法也因有效揭示围绕档案形成的多层文本而具有方法论意义。因此，对档案的人类学回访，似乎可以成为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当代社会史比较有效的方法之一。

民主改革;《烂泥箐农场史》;家奴安置;历史人类学

一、档案与回访

在世界的许多地方，由于多数少数民族社会没有文字，包括档案在内的官方文书或者由官方主导的研究性文献一直是我们认识、理解、制作这些少数民族历史的重要资料。但什么样的资料要成为档案，似乎是选择的结果，当我们的历史研究参考这些档案时，此选择性自然而然地成为历史意识的一个部分。在此意义上，这些资料成为档案时的选择性参与这些少数民族历史意识的建构，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当我们问此选择性是如何成为历史意识并参与史学建构时，我们的问题似乎因“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韵味而具有了历史哲学的意涵。不过，要弄清楚一份档案的选择性如何成为历史意识并参与历史建构，回访档案的制作者、亲历者，似乎就是必不可少的方法与步骤。然而，年代久远的档案，因制作者、亲历者的过世，显然不可能被回访，但那些制作者、亲历者依然健在的档案，似乎可以成为我们回访的对象。

10年前，笔者开始接触云南小凉山彝区民主改革的研究，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该地区的奴隶安置措施是笔者关注的重点。俗称小凉山的宁蒗彝族自治县在奴隶的安置问题上，创造性地通过建设“农场”的方式，将奴隶安置与人民公社结合起来，通过有效安置奴隶的生产生活，而保障了民主改革的成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农场”慢慢从安置点形成村落，而其与非农场村之间也生成了一些新的社会关系。比如，一般情况下，农场村与非农场村之间的通婚并不受鼓励，而多数的农场村则与其他的农场村保持着普遍的婚姻联系。*嘉日姆几：《云南小凉山彝区民主改革时期家奴安置措施及其影响》，《思想战线》2010年第4期。然而，农场建设初期的微观环境及其运作对理解彝区的民主改革意义重大。但是，要以什么方式进入农场建设初期的历史情景却是个棘手问题。当笔者为此一筹莫展时，却在宁蒗县档案馆查到一份叫《烂泥箐农场史》的档案。该档案整理于1959年，约35 000字左右，主要以实名访谈的形式，记录了烂泥箐农场生产、生活情况和部分人的个人生活史，该材料成为珍贵档案的同时，也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全县51个农场中为什么只有烂泥箐农场有了自己的官方历史(档案)？*中共宁蒗工委宣传部：《烂泥箐农场史》(初稿)，宁蒗县档案馆，全宗号：1，目录号：33，案卷号：92，1959年，第4页。

自2009年始，笔者按照该档案提供的线索展开了关于烂泥箐农场的人类学研究，对农场建设的亲历者、《烂泥箐农场史》中健在或者已故的受访者及其部分后裔、《烂泥箐农场史》的整理者等进行了回访。尽管人类学的回访有自我回访、他人回访、问题回访和跨界回访等多种形式，*庄孔韶：《回访的非人类学视角和人类学传统》，《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但针对某份档案的回访似乎并不多见。因为此类回访除了要求回访者能够在多点间穿梭之外，围绕档案亲历者、报道人和整理者及其与原始档案之间形成的复杂关系，似乎也是使得回访工作不太容易经常展开的重要原因，而本文的努力，将是对上述问题的进一步探索与实践。

二、烂泥箐农场

(一)作为地点的农场

2009年，笔者开始访问烂泥箐农场。烂泥箐农场是烂泥箐乡烂泥箐村委会下面的一个自然村，就在烂泥箐乡政府驻地周围。这是一个平缓的小峡谷，东高西底、北缓南陡，烂泥箐河自东向西流过坝子，东南边是宁蒗县中部最高的高原坝子牦牛坪，东北部直接与四川凉山州盐源县的辣子沟接壤。五月的烂泥箐，苦荞刚刚从地里长成青苗，周围的各种树开始长出泛黄色的叶子，地里劳动的人稀稀疏疏，多数是老人和小孩，而50年前，这里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膘壮的公牛拖着车子，迈着稳重的步子，公牛的毛色火红，亮的像紫缎子。小伙子扬着鞭子，坐在车上，嘴里轻快地哼着彝族调子。农场新开的水沟平行马路，静静流着水。防洪沟斜插车路，马车路用桥让过了防洪沟。山坡上放牧着农场成群的牛羊。这一切都是新的建设，新的景象。*中共宁蒗工委宣传部：《烂泥箐农场史》(初稿)，宁蒗县档案馆，全宗号：1，目录号：33，案卷号：92，1959年，第19页。

与大跃进时期热火朝天的烂泥箐农场相比，现在的烂泥箐有些萧条。山坡上没有牛羊，坝子周边靠近乡政府的土地上只有密密麻麻、档次不一的民房。尽管笔者此次访问烂泥箐农场的目的是寻找《烂泥箐农场史》里的报道人和亲历者，但广义而言，所有居住在烂泥箐农场里的人都是报道人与亲历者。该农场建于1958年初，当时入场的人员由以家奴为主的91户彝族人构成，其中有家奴41户165人，分居奴36户189人，穷百姓9户50人，自由民5户21人。*中共宁蒗工委宣传部：《烂泥箐农场史》(初稿)，宁蒗县档案馆，全宗号：1，目录号：33，案卷号：92，1959年，第19页。

据在街上开小旅社的马海老人讲，《烂泥箐农场史》中提到的许多人都先后过世，有个叫巴嘎热的情况不太清楚，但乡上还住着一位曾经当过烂泥箐社长的沙玛老人，他可能更了解情况，让我找时间问问他。第二天，笔者找到了这位老人，老人来自沙玛石一家族，身体健康，家境殷实，健谈而善于表达。据老人说，烂泥箐农场在1958年以前不叫“农场”而叫解放村。

《烂泥箐农场史》也提到该农场在1958年之前叫解放村的事。*中共宁蒗工委宣传部：《烂泥箐农场史》(初稿)，宁蒗县档案馆，全宗号：1，目录号：33，案卷号：92，1959年，第19页。1950年以后，宁蒗许多家奴陆续跑到各地的解放村，由解放军或工作队负责安顿和保护。1956年民主改革后，所有的家奴、奴隶全部解放，都离开了原来的主人或者奴隶主，由这些人组成的临时村落就是解放村，它们多数是农场的前身。沙玛老人说，农场是因为解放出来无家可归的人住在里面而叫农场的，而同一时期的其他人则四五户人家构成一个叫互助组的劳动单位，后来搞合作社时才将人集中起来。

烂泥箐农场的房屋全部新建，是土木结构，共上下两排，几十个小房间连在一起，中间留出空地，沙玛老人在自己的屋子里指着后面的山坡说：

上面不是有一个斜坡吗？斜坡上面有一条水沟，水沟的上面修一排房子直到边边上，下面也修一排土墙房，小间小间的，有我现在住的这么大，上下各整齐的两排一直盖到边边。刚刚开始时男的住一间，女的住一间，后来只要彼此喜欢、有好感的可以住一间，彼此喜欢的男女可以组成一个家庭，彼此没有好感的住在不同的房间里。饭刚刚开始是国家给的，一人一天一碗饭，相当于国家干部一样国家供应。*沙玛尼惹访谈录音整理，2009年5月。

这个时候，农场的土地还没有调整，这些人就完全靠国家救济，由于没有通公路，所有的粮食都从县城通过马帮运到烂泥箐。农场建立起来后，国家对牲畜、土地也进行了调配：

牲畜包括牛、羊、马是将地主、奴隶主、富农和土匪的没收后交给农场。土地是根据目测来分配的，哪些是农场的，哪些是合作社的，都根据目测来分配。上面靠近烂泥箐合作社的是这么分配，下面靠近红光的也是这么分配的。农场安置在哪里，周围的土地就分配给他们。烂泥箐坝子的土地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烂泥箐的，一部分是农场的，一部分是红光的。也不是(农场)自己出钱买，也不是国家出资来买，牲畜是没收的，土地是分配的。*沙玛尼惹访谈录音整理，2009年5月。

有了土地以后就是生产的问题，而生产就需要有人组织，这些组织者多数都是《烂泥箐农场史》中出现过的人物，沙玛老人记得其中部分人的情况。

笔者就《烂泥箐农场史》里的口述者的情况向沙玛老人核实后，发现只有巴嘎热还活着，其他人都已经过世，并且老人也不知道这些人的后裔的情况。在这些人中，马海阿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因为在材料中，巴嘎热就有关于她的一个专门介绍，此人可能是当时作为先进重点表扬或者宣传的人物，而她的儿子又在县城工作，因此他们肯定熟悉巴嘎热的情况，于是关于马海阿直后人的访谈将是下一步目标。

(二)农场当家人

沙玛老人的访谈结束后，笔者回宁蒗县城并找到了在宁蒗县文体局工作的马海务嘎，他是《烂泥箐农场史》中最为重要的报道人马海阿直的小儿子。马海务嘎毕业于四川省彝文学校，有较高的彝文造诣，曾任过烂泥箐乡人大常委会主任，业余时间创作过不少彝语歌曲，收集了近15万字的彝族谚语并准备出版；2009年与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开始策划在县城开办彝文学校，致力于彝族文化的传播和研究。

农场里的人知道自己姓氏的人比较少，几乎都没有自己的姓氏。唯一有姓氏的只有我们家，我们家是从四川跑过来的，所以就安排到农场，当时我们家跑过来时，这里的住宿条件都有了，将就把我们家安排在这里了。其他的有的是阿比家解放的，有的是沙玛家解放的，有的是热柯家解放的，当时的房子建设得很好。*马海务嘎访谈，2009年5月。

马海家因什么原因跑到烂泥箐来，务嘎并没有告诉笔者，但他们家来到烂泥箐时，农场的房子似乎已经盖好，工作队将就把他们家安排进了新建设的农场。由于组建了家庭，加上阿直聪明能干，她就被推选为保管员。因为其他单身的家奴几乎没有过经营、管理家庭的经验，阿直此时已经是3个孩子的母亲，懂得如何组织家庭生活，她的经验在农场这个大家庭的运转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些在《烂泥箐农场史》中也有所反映。

尽管不识字，阿直能将400多人的农场账务算得清清楚楚。有意思的是，她能通过不同颜色来标记不同款项并分门别类，更为重要的是，她因具有极强的分配、调节能力和计划意识而得到大家赞扬和喜爱。1962年，马海阿直因得到更多农场人的拥护而当选为社长。1966年，她以大拉坝区烂泥箐下农场社社长的身份，参加了宁蒗彝族自治县建立十周年各族各界代表大会，并光荣地成为28位主席团成员之一。*宁蒗彝族自治县档案馆：《庆祝宁蒗彝族自治县建立十周年各族各界代表大会主席团、秘书长名单》，全宗号：1；目录号：1～4；案卷号：185。尽管如此，阿直同样没有躲过“文化大革命”被批斗的命运。

马海务嘎告诉笔者，阿直被斗的原因，是有人认为她是某位曾在烂泥箐工作过的干部的私生子。“文化大革命”期间，农场内部也盛行批斗，阿直和其他一些农场领导也被批斗，但在农场由于多数都是单身家奴，批斗没有掺和阶级和家族因素。阿直又由3个身强力壮的儿子保护，多数人因惧怕这些儿子报复而没有侵犯阿直的身体。阿直的晚年因得到这些儿子的照顾而比较幸福，直到1995年离世，享年73岁。阿直的大儿子当时还是巴嘎热的通讯员，不仅跟巴嘎热学了一身好枪法，手里还拿着巴嘎热的枪，这无形中似乎也成为一种威慑而保护了母亲。

笔者访谈务嘎时，巴嘎热是《烂泥箐农场史》所有报道人中唯一健在的一位。他的生活不仅与马海家有交集，某种意义上还是马海家的恩人。他不仅培养马海务嘎的大哥(在宁蒗县公安局工作)，也在“文革”中保护了马海阿直。《烂泥箐农场史》整理时，巴嘎热就是农场生产队的队长，关于马海阿直的报道就是由他和支书沙玛乌义口述的。*中共宁蒗工委宣传部：《烂泥箐农场史》(初稿)，宁蒗县档案馆，全宗号：1，目录号：33，案卷号：92，1959年，第26页。在马海务嘎的眼中，巴嘎热还是个传奇人物，是让土匪闻风丧胆的英雄。当时的“土匪”，其实是指大小凉山反对民主改革的彝族叛乱武装，彝语为“诺合莫”，意为“彝人的军队”。1956年小凉山民主改革后，反对民主改革的武装叛乱也开始，此次叛乱直到1961年才完全平息。*编写组：《宁蒗彝族自治县县志》，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3年，第548页。期间，新建立的政权也面临各种考验，宁蒗县各地开始组建以奴隶为主的民兵联防队来保卫民主改革的成果，协助解放军平息叛乱，由于联防队员熟悉地形并深谙凉山彝族武装的战术战法，他们在小凉山平息叛乱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巴嘎热就是其中比较出色的联防队员之一。

(三)蜂子岩的隐士

直到2011年冬天，笔者才来到蜂子岩。蜂子岩属于宁蒗县新营盘乡，也是一个农场，但其组织形式不同于烂泥箐农场而称为蜂子岩国营农场。英国著名记者Alan Winnington曾于1957年造访过这个农场，并在《The Slaves of the Cool Mountain》一书中对该农场的组织形式及相关情况有着比较翔实的描述。尽管管理方式不同，但其安置家奴的性质则与其他的农场基本一致。*Alan Winnington，Slaves of the Cool Mountains，Berlin：Seven Seas Publishers,1952，p.141.蜂子岩农场离县城约4千米，村子分布在永胜至宁蒗县级公路的两侧。由于交通便利、气候温和，近年来有不少从牦牛坪、大拉坝等高海拔地区迁徙来的彝族同胞在此落户。

笔者拜访峰子岩农场的当天，恰好在村子里遇到一个同学的父亲，他很热情地将我带到了巴嘎热家。巴嘎热家位于公路上方，是一个单独的小院，离公路大概50来米，院内有一高一矮的两个平房，高一点的坐北朝南，矮一点的坐东朝西，院坝里已经打上水泥地板，干干净净。坐东朝西就是老人的房子，我们进屋时，老人不在，家里只有一个年轻的母亲带着两个小孩在屋里玩耍，一见我们进来，赶紧给我们铺上毡子，并吩咐大一点的小男孩赶紧去菜园通知爷爷。过了几分钟，巴嘎热拉着孙子的手从屋外进来，正如其名，*“巴嘎”彝语的意思为“冬瓜”，“热”为阳格词，“巴嘎热”连在一起可以理解为“像冬瓜一样矮小”。他身材矮小，脸色刚毅，径直走到自己的主位，*凉山彝族的堂屋有着严格的主客座位之区别。一言不发，只是从自己的衣兜里掏出一把兰花烟*宁蒗本地对旱烟的称呼。塞进烟杆慢慢抽起来。与所有的彝族家庭一样，巴嘎热很快安排儿媳为我们宰杀了一只鸡，但他并不主动说话，几乎都是一问一答。

巴嘎热是永胜县的傈僳族，10岁左右被人捆绑进入凉山，然后被卖到二村的一家补余黑彝家做锅庄娃子。小时放羊，长大后各种农活都做。20岁左右由于不服主人家管教，自己跑到烂泥箐并投到黑彝热柯家做娃子。1955年左右，巴嘎热获悉解放军要彻底解放所有娃子后，主动接触工作队和解放军，成为政治上的积极分子。这段时间也认识了阿牛姑娘，她是盐边那边的汉族，也是自小被卖到彝区做娃子。民主改革以后，阿牛被集中到烂泥箐解放村，他也追随阿牛来到烂泥箐而成为联防队队员。1956年民主改革后土匪叛乱，自己也就参加了几次小战斗。烂泥箐农场成立后，他就是联防队长，不久也在农场安了家，后来就当了烂泥箐生产队队长、支书。

阿牛是巴嘎热的第一任妻子，20世纪70年因病去世，她与巴嘎热没有子女。之后，巴嘎热娶了第二任妻子，这位妻子是一位寡妇，丈夫死后一直一个人在蜂子岩住，巴嘎热娶了她之后，两人就搬到丽江县一个山上的纳西族村子，一住就是20年，他们在丽江时育有一个儿子。儿子17岁时，老伴在丽江去世。自己虽然在该村子生活了20来年，但语言、生活习惯都很不适应，于是父子两人又从丽江搬回蜂子岩，不久在蜂子岩娶了现在的儿媳妇，现在各有一个孙子和孙女，孙子5岁，孙女3岁。*笔者根据巴嘎热的访谈录音整理，2010年12月。

巴嘎热沉默寡言，以上是笔者从近3个小时的访谈录音中理出的关于巴嘎热个人生活史的主要线索。当笔者问道：“据说您当联防队时十分勇敢，能不能给我讲讲您的战斗故事？”，巴嘎热的回答是：“年轻的时候没头没脑，就是瞎整，没什么可讲的！”这与马海务嘎所说的“土匪在哪里，他就出现在哪里，多厉害的土匪也会被他追到投降！”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显然，巴嘎热有所顾虑并不愿意讲述个人的战斗经历，那这位曾经的勇士顾虑什么呢？

民主改革时期大小凉山彝区平息叛乱的军事斗争其实是相当惨烈的，仅仅宁蒗一个县，县志里记载的被击毙的叛匪数量接近1 600人，*编写组：《宁蒗彝族自治县县志》，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3年，第549页。其中并未包括自杀的数量；民兵、联防队和积极分子烈士近200人，*编写组：《宁蒗彝族自治县县志》，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3年，第548页。宁蒗小凉山平叛部队烈士陵园里埋葬的解放军战士的坟墓就有近200座。*小凉山平叛部队烈士陵园位于宁蒗县城万格路，城关一小旁。如果加上自杀、后期死于监狱的数量，宁蒗一个县在民主改革叛乱中死亡的人数接近2 500人，其中只有200人左右是解放军和外来的干部，剩下全部是宁蒗的本地人，而彝族人至少占到90%以上。宁蒗彝族自治县成立初期彝族人口约6万，叛乱中死亡约1 900人就占到了总人口的3%，这意味着每100人就有3人死亡，也意味着每一个村落都有人在叛乱中丧生，从这个意义而言，彝族人民在民主改革中同样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牺牲。

按照彝族习惯法，死者的亲属有权向加害者要求“命金”。20世纪80年代以后，政策开始松动，有不少彝族人开始为自己在叛乱中丧生的亲属寻求“命金”，四川大凉山就有不少这样的案例。彝族人内部是一个透明的社会，谁做了什么事大家都比较清楚，民主改革尽管并不是彝族人所能掌控的社会变革，不同阵营的区分仅仅是改革和运动的结果。但是，短暂的运动过后，人们的社会联系依然如故，在这样环境里，谁都不会在公开场合炫耀打死过什么人，因为这些死者的家属和后裔随时都可以启动寻仇机制和诉讼程序。因此，无论巴嘎热有没有打死过别人，他至少经历或者知道某人被打死，而他不愿意谈论这些话题，就是因为深谙彝族文化和习惯，明白这些“话题”的负面效果将产生许多不必要的道德和法律责任，因此，沉默似乎是最好的选择。

巴嘎热尽管勇敢，但由于势单力薄而不得不“隐居”，因为当年参加叛乱的人往往都是当地的大家族，至今依旧根深叶茂，他离开凉山的原因是不是感受到了某种压力？他为什么要再次回到了蜂子岩？此次蜂子岩之行，巴嘎热已经是一个81岁的老人了，笔者能感觉得到他不愿意被打搅的内心世界，于是，我也没有执意当时再访问他。而当笔者此后想再次访问这位老人时，老人已经于2013年过世，留给笔者的就只有几张老人的照片和唯一一次访谈的少量记忆。*不幸的是，笔者当时访谈录音资料于2012年冬天在宁蒗被盗，有关巴嘎热的资料只剩下图片。

50年后，作为地点的烂泥箐农场依然如故，但《烂泥箐农场史》里面的人与事已经面目全非。尽管如此，以上关于沙玛老人、马海务嘎和巴嘎热的访谈将作为地点和价值的农场，以及人们对农场的表述与记忆进行连接，为我们进一步理解小凉山奴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政治、社会生活史提供了必要的语境和线索。但以上的视角似乎仅仅只是农场的“内部视角”，而《烂泥箐农场史》整理者们从“外部”看到的农场又该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三、文学与史实

(一)1959年的烂泥箐

尽管巴嘎热沉默寡言，但当笔者问起《烂泥箐农场史》收集、整理的经过时，他说道：“我记得工作组好像有3个汉族，1个彝族，他们在烂泥箐农场的时间不长，10来天的样子，他们就住在保管室”，至于自己当时说了些什么，巴嘎热说全部忘记了。而关于《烂泥箐农场史》工作小组的情况，有一个人则记得比巴嘎热更清楚，这个人就是《烂泥箐农场史》的主要撰稿人——江培元老师。江培元生于1935年，云南会泽人，汉族，1958年毕业于昆明师范学院后到宁蒗初级中学任教，1959年被宁蒗县委临时抽调到《烂泥箐农场史》整理小组，是该小组最为重要的撰稿人，现居昆明养老。

1958年去宁蒗，教了1年就赶上1959年国庆，说是1959年国庆要县里献礼，要把农奴翻身这个历史要写一下。当时闵光汉是县委宣传部的负责人，还不是部长，就由闵光汉、吴志钦我们3个组成1个小组就去烂泥箐。对了，还有1个翻译叫阿必什么的，记不起来了，他懂一点汉话。吴志钦是政府的一个科员，永胜人。我们就这么去了，当时喊我负主要责任来写。*江培元访谈录音整理，2016年4月。

这个工作小组成立后，由于宁蒗县一共办了51个农场，就面临选择去哪里收集材料的问题。江老师说他们一开始并没有选择烂泥箐农场，而是选了另外一个叫“大二地”的农场，这个农场恰好就在宁蒗县城到烂泥箐农场的中间，离县城相对近一点。

到了大二地农场，农场党支部书记李仁建议他们到烂泥箐农场，李仁书记曾在烂泥箐农场当过民改工作队长，*中共宁蒗工委宣传部：《烂泥箐农场史》(初稿)，宁蒗县档案馆，全宗号：1，目录号：33，案卷号：92，1959年，第26页。所以他比较了解烂泥箐农场的情况。这个小组到烂泥箐农场的时候，刚刚是“大跃进”期间，正处在人民公社食堂之后的饥荒时期，工作小组依然面临饥饿，工作条件十分艰苦。

江培元老师至今依然清楚记得在烂泥箐农场期间的伙食，他说有一天工作小组实在饿得不行，最后由马海阿直请示安政委，阿直才给工作小组端来一撮箕洋芋，先烤了两个吃然后再烤两个吃，边吃边写文章。江老师的访谈印证了巴嘎热的说法，保管室既是工作小组的办公室，也是他们的住处。江老师还说，保管室虽然叫保管室，里面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个火塘和两床竹子做竹篱笆，而这些情形我们在《烂泥箐农场史》中却永远看不到，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热火朝天的烂泥箐农场。

区上算粮食产量的同志回来了，这一下，人们突然就静悄悄的，个个都想听听苦战一年的胜利捷报。那个同志不慌不忙，照着小本子一五一十地念了一串串粮食分类的小计合计数字之后，就一字一板地提高了声音：“按4斤洋芋折1斤主粮计算，我们农场每人平均有主粮1 104斤！”人们沸腾了，哪里像是开会哦！……这是去年的事情，是烂泥箐农场大跃进的一瞥。这是在继续跃进的年代里——1959年的仲夏我们一行4人到原烂泥箐农场帮助写农场史，农场的主人骄傲地、淋漓尽致地争着向我们介绍的情景。*中共宁蒗工委宣传部：《烂泥箐农场史》(初稿)，宁蒗县档案馆，全宗号：1，目录号：33，案卷号：92，1959年，第39页。

江老师讲述的是一个挨饿的农场，而他们笔下的农场则是一个大跃进、大丰收的农场。对江培元老师的访谈是本研究之大幸，因为通过访谈，我们体验到《烂泥箐农场史》的写作背景和经过。写作既要兼顾历史、也要兼顾现实，在当时的语境中，所谓历史就是压迫史，所谓现实就是翻身史，这就是工作小组认为大二地不典型的原因。因此，《烂泥箐农场史》是选择的结果，并且这些“历史”写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宣传，而宣传就有可能突破史实，那工作小组如何做到宣传与写实兼顾呢？他们选择“典型”的标准又会是什么呢？

(二)文学与史实

尽管艰苦，工作小组的作风依然严谨，他们最重要的工作方式就是访谈。由于语言的因素，访谈对象不仅要考虑其阶级觉悟等政治表现，还要考虑其汉语能力。也就是说，政治表现和语言能力似乎是工作小组选择访谈对象的基本条件或标准。

马海阿直因得到农场人民的拥护，再加上她是政治上的积极分子，成为了工作小组的重要访谈对象，而选择余下的其他人则似乎既要考虑其阶级“反抗性”的问题，还要考虑这些人的叙事能力。

还有一个好像是甲巴补哈，甲巴这家人呢在彝族当中很有点反抗性，他家好几个人都敢与奴隶主对着干，补哈是弟兄当中汉话比较说得好一点，我们就请他来，他也就说了一篇。还有就是乡长和书记，书记是沙马乌义，沙马乌义也讲了一些，但他讲得不典型，没有代表性，按照当时的观点来，就是他那个翻身啊、由苦到甜这个他讲不出来。乡长好像叫巴嘎热，这个呢也是民兵，他讲了一点。我们在那点就是选择了这几个人，讲了回来以后我们就写了。*江培元访谈录音整理，2016年4月。

很明显，甲巴补哈具有“反抗性”因此适合阶级斗争的哲学和理念，而他对于抗争、翻身、由苦到甜的程序化叙事似乎成为“典型”的标准。相反，沙玛务义因不能领会到抗争、翻身、由苦到甜的叙事而达不到“典型”，因此，《烂泥箐农场史》的组织和叙事其实就是以上标准。这就意味《烂泥箐农场史》在某种意义上是借用这些访谈对象的话来呈现中国共产党1959年前后的政治思想。因此，该材料蕴涵的政治思想意义远远大于历史真实的部分。在对江陪元老师的访谈中，江老师还讲了他如何创作“贸易公司门前”这篇散文的经过，而这个小故事则涉及文学与史实的方法论问题。

我还写了一篇，现在不合时宜不需要了。就是我当时有一天就去贸易公司站着看一下，结果来了一对要结婚的彝族青年，那个时候人民公社还刚刚发了两个月的工资，以后么就莫想啦!那个月就发了一点工资，就来那个贸易公司。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商店，烂泥箐那个商店，拿着点钱买东西，如水果糖啊。当时为了歌颂人民公社，触动了灵感一下。把这个环境先给它渲染一下，说这个贸易公司门前门庭若市、车水马龙，都是拿着钱来买东西的人，说明这个人民公社好了噶。因为你给国庆十周年献礼么要讲毛泽东的人民公社好了嘛，么我就觉得给它渲染了一番，说买什么红糖、咸鱼了，其实也不是那个样子，什么狗屁也不有。

其中就有这对夫妇，他们买了点水果糖，也买了一把锄头，那么我就说是这个么要给它虚构一下，给它扩大一下：这个男的要给这个女的买花衣服，这个女的坚决不同意。说是现在是大跃进我们要搞好生产，所以么要把这个钱拿来买成农具，就买了点农具。我就看到他们两个向着花椒湾那边走去，形象越来越高大，(文章)起名就叫《贸易公司门前》。写了这个是虚构的，但还是有一小点(真实)。其他那些完全是照着他们(讲述)写实，他们咋个讲我们咋个写，只是有些细节加点润色。后来们写成了这一本《烂泥箐农场史》，登在《边疆文艺》上，后来么就当做国庆献礼了，过了之后我么这台事情就了了，就在那里教书，教了40年。*江培元访谈录音整理，2016年4月。

江培元老师对贸易公司门前的渲染，恰恰是最为真实的史实，它反映了大跃进时期，人们歌颂伟大生活的意识形态如何影响到一般意义的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以某种超史实的方式呈现了人们真实的思想状况，当时的虚对现在来说就是实。因此，作为档案的文本在此意义上完全没有真假问题。工作小组通过访谈对象的选择、文学渲染等方式记录烂泥箐农场建设的“历史”，其动机、目的和方法，对我们理解民主改革时期家奴安置方式的政治背景和立场，远远大于了解史实。因此，我们不仅看到了农场的言说，似乎也感受到了农场如何被言说的“外部视角”影响和塑造。

四、档案、史实与方法

《烂泥箐农场史》改变了笔者只是将档案看作资料或者史实的想法。而沿着档案的线索去发现烂泥箐农场以什么样的方式被记忆或者被表达，此方法似乎比考据档案文本是否真实更有意思。杜靖认为，历史学与历史人类学在对待档案上的差别就在于，前者只关心档案的可信程度，而后者关注档案如何产生或者被制作的社会过程。*杜 靖：《历史人类学视野中的档案和文本》，《青海民族研究》2010年第1期。如果本文的研究也算是历史人类学的话，本文则有着不同的看法。

首先，任何一份档案在成为档案之前都不是档案，也就是说每份档案都有满足某项需要的实际功用。正如《烂泥箐农场史》是为了国庆十周年献礼，因此，档案的原初用途及使用者的喜好决定了该档案制作的方法和内容。其次，档案的使用者和档案的制作(整理)者可能还不是相同的群体，这就决定了档案的制作者、整理者在制作过程中，将个人的思想和价值摄入档案文本的可能性。而此可能性很大程度上由档案制作者领会使用者意图的多寡来决定，这好比《烂泥箐农场史》整理者们对自己政治觉悟的把握和反思一般。其三，档案制作者们似乎都是“二道贩子”，他们是对曾经发生过的事物的再解读或者文本化。正如江培元等只是翻译、整理了个人的口述，而无法保证这些报道人话语的真实性，他们对此唯一的判断标准就是是否典型，而典型就意味着是否符合使用者们的要求或者标准。

因此，围绕某份档案似乎存在着多层丰富的文本及社会关联，而这些社会联系的层次性，几乎与所谓的真实性或者过程无关。在本文中，笔者将马海老人、沙玛老人、马海阿直、马海务嘎、巴嘎热、江培元等人的经历串起来，原因就是他们都与《烂泥箐农场史》有关。换句话说，是作为档案或者文本的《烂泥箐农场史》让他们发生联系，但这些联系并不是自然发生，而是笔者回访后的文本让他们相遇，这种方式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民族志写作。按照赵旭东的说法，这是一种典型的“线索”民族志，*赵旭东：《线索民族志：民族志叙事的新范式》，《民族研究》2015年第1期。所以这些人的相遇是一种“线索相遇”，而此“线索相遇”似乎在以下几个方面构成了人类学档案回访区别于其他回访的特征：

一是地点相遇。报道人和笔者都在不同的时间在烂泥箐农场生活过，即便大家的行为和时间不一定交叉和重叠，但农场作为一个既定的地点让大家相遇。这些人在烂泥箐农场或长或短的生活经历构成了一种关于社会实在的线索，此线索在最为广泛的意义上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本体。尽管现代社会的流动性让《烂泥箐农场史》中的报道人、亲历者和整理者生活在不同空间，但他们有关农场的记忆依然可以让他们再次在“农场”相遇。

二是价值相遇。由于农场作为家奴安置措施的独特性和政治性，以及由意识形态赋予烂泥箐农场的象征意义，江培元老师等完成的《烂泥箐农场史》是一种选择性工作的结果，制作档案的时间、地点、人物都是选择后的“典型”，是与周边其他农场比较后的典型。在此意义上，作为档案的农场似乎浓缩或者包含了档案以外的农场。也就是说，档案本身就包含了非档案线索，这些线索多半由档案创造者当时的思想和价值判断所引导。由于这些档案所蕴含的思想、意识是自然的流露或者是某种合法性的自然呈现，当时的人们并未意识到这些选择的人为性。因此，此人为性只有通过日后的反思才得以明晰揭示，而我们用民族志的方法研究、反思这些档案时，就与前人发生了价值上的相遇。

三是方法相遇。笔者之所以选择这份档案作为研究起点，就是因为看到档案里的人、档案外的人、创造档案的人以及阅读档案的人相遇的可能性。而这种相遇是超越时空的，这些人相遇本身就是社会联系的重要方式，发现这种联系的方式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民族志，在这种意义上，民族志本身就是方法，因为当我们用民族志来研究历史与现实的关联时，线索必须被限定才能称之为线索(这与赵旭东的理解有所差异)。*赵旭东：《线索民族志：民族志叙事的新范式》，《民族研究》2015年第1期。而在本文的研究中，档案文本及其所拓展的空间构成了民族志所能涵盖的范围，也就是说，档案的民族志研究让这些人再次在文本中相遇，而民族志似乎就是让人相遇的方法或者技艺。这种方法或者技艺揭示了一种包含、串联着多层文本的隐文本存在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恰恰来源于人们对档案的选择性。正如江培元老师虚构贸易公司门前的文学手段，恰恰强化了他所处时代的精神特质。巴嘎热的沉默寡言也凸显了彝族社会超越短暂社会变革、维持更为长久的家族寻仇观念延续的可能方式。以上种种都是在以《烂泥箐农场史》为线索的民族志描述过程中显现或者生成的。因此，对档案的人类学回访，在本文中似乎还成为了理解小凉山家奴安置措施如何影响彝族社会、文化的手段与方法，因为档案中的选择性，反映的恰好就是社会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而对此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的揭示、理解和思考，似乎才是历史人类学真正的主题与任务。

结 语

总之，本文对沙玛老人、马海务嘎、巴嘎热和江培元老师的访谈，从不同角度切入农场的生活史。尽管大家对农场的记忆和表述有着鲜明的个人特点，并未让我们看到一个“客观”“完整”和“同一”的农场，但恰恰是这些不同的视角和体验构成理解农场生活史的不同经验。有意思的是，本文达到以上理解的效果却始于对一份档案的回访性研究，此研究为本文打开的视野，似乎已经不再是对档案真实性的考证，也不仅仅是对档案产生过程的社会学关注，而成为一种理解、描述档案多层文本的方法。此种方法对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当代史应该有着重要价值。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了相对完善的档案制度，且收录了有关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大量档案文书；另一方面，这些档案的整理者、所涉及的当事人生活的年代，离我们不太远，我们完全可以用人类学的回访研究对他们进行追踪性访谈。这些人和事之间的联系，可以为我们呈现当代少数民族社会的历史关联及其过程的同时，似乎还可以为我们理解档案如何参与历史建构提供某种便捷路径？

说 明：本文在访谈时都征求过报道人的意见，他们都不介意用合适的方式公开发表部分访谈内容，特此说明并致谢。

(责任编辑 陈 斌)

Files, Historical Facts or Methods?——An Anthropological Revisit to the Democratic Reform File “The History of Lannijing Farm” in Ninglang Yi Nationality Autonomous County

JIARI Muji

In order to record the liberation and deliverance history of the slaves in Ninglang Yi Nationality Autonomous County, the publicity department of the local working committee sorted out a file entitled “The History of Lannijing Farm” in 1959. On an anthropological revisit to the file’s witnesses, informants and recorders, it was found out that the revisit to the file could not only connect such subjects as files, history, literature, individuals and times, but also have 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 for revealing effectively the multilayer texts around the file’s formation. Therefore, it seems that an anthropological revisit to files can become one of the quite effective methods for studying modern social history of the ethnic minorities in China.

democratic reform,“The History of Lannijing Farm”,resettlement of the house slaves,historical anthropology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云南小凉山彝区民主改革的人类学研究”阶段性成果(10YJC85003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云南小凉山彝区民主改革时期奴隶安置措施及其影响研究”阶段性成果(11CMZ021)

嘉日姆几，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副教授(云南 昆明,650500)。

C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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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778X(2016)05-005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