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锐超



路径特征、推动因素与历史意义：对北朝民族认同的反思性考察

段锐超①

北朝民族认同的进程坎坷而光辉，值得深刻总结与反思。其进路既具有民族认同的共性，又呈现出统治民族及统治者的主动性、坚定性与创造性等鲜明个性。理论基础的具备、民族分布的巨变、君臣能动合力的形成、农业经济主体地位的确立等诸动因，共同指向北朝民族认同的实现。而“大造区夏”的突出特色，显示出北朝民族认同既是一种自觉的华夏文明认同，接续与光大了华夏文明，又是历史上中华认同的具体表现形式，使中华民族从未间断的一体化进程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并有力地推动了南北统一。可以认定，北朝民族认同是中华民族认同的一个历史典范。

北朝；民族认同；拓跋鲜卑；文明认同；中华认同

北朝民族认同之路经历了一个艰难的心路历程和曲折的实践过程，富有特色和历史意义。对北朝民族认同之路进行回顾、总结和反思，概括北朝民族认同之路的特征、寻绎北朝民族认同得以实现的动因、归总北朝民族认同的历史意义，自有其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迄今未见有专文讨论北朝民族认同之路的特征；对北朝民族认同的推动因素的探究，也只散见于多篇主旨和侧重点各异的论文中，尚缺乏系统的专论；而对于北朝民族认同的历史意义的总结亦付诸阙如，相关探讨基本上是从民族融合的视角展开的。所以，有必要专文就上述问题详加归整与研究，以使这一重要的历史过程和历史现象得到理论性的提炼与升华。

北朝民族认同的实现结果和呈现形式，是华夏民族共同体形成(民族融合)。一定意义上来说，北朝史，就是一部通过文化认同从而实现民族认同与融合的历史。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的内核与表征，所以某种意义上，二者是一体的，本文探究北朝民族认同的路径特征、推动因素及历史意义时，常需要以文化认同来说明。

一、北朝民族认同之路的特征

北朝民族认同之路，既不失不同民族走向民族认同的路径共性，又不乏鲜明的个性。

(一)共性特征

北朝民族认同的模式具有以下共性特征：

差异性。北朝民族认同的进程存在地域之间的不均衡，边远的六镇等地远远落后于作为改制中心地域的洛阳及其周边地区。北魏后期的六镇反叛及以后北魏政权的灭亡，与这种差异性的存在有密切关联。统治者及洛阳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人，走在了拓跋鲜卑全族民众的前面，从积极方面来说，是为民族整体性与汉族实现对新民族共同体的认同起到了引领作用，但由于北方边镇的步伐没有跟上，一定意义上也加速了拓跋鲜卑自身的分化与撕裂。

阶段性、渐进性。道武帝已定下学习汉文化的基调，道武帝时代是北朝民族认同的起步期。文成帝、献文帝时期变化明显，孝文帝时期则进入加速期。又如制度文化认同方面，北魏先是用古代中原的方国名命名了一些将军号，如楚兵将军、卫兵将军，但因这些将军号本非汉制所有，不久又被取消，反映了制度文化认同过程中的阶段性、渐进性特点。北朝共有两次民族认同的飞跃：孝文帝改制后，民族认同的快速增进；六镇鲜卑南下后对孝文改革的延续和深化，使民族认同快速变迁与重构。这些都反映出北朝民族认同渐进中有跃升。

曲折性、复杂性。由于无法与保守的鲜卑贵族达成改制意向的一致，为了创造适宜改制与实现南北统一的文化环境，孝文帝迁都洛阳。而六镇鲜卑一直趋向于保守原有的鲜卑认同。整合过程艰难曲折。六镇反叛及尔朱荣发动的“河阴之变”，对作为北魏政权重要基础的士族和汉化鲜卑形成沉重打击。又如东魏北齐时期，语言文字认同出现曲折反复，鲜卑语在东魏北齐一度比较流行。但这些曲折终究改变不了北朝民族认同的历史趋向。

层次性、系统性。北朝民族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作为北朝民族认同的一体之两面，同时演进，而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等层面的文化认同及其所包含的各个方面，如历史文化、语言文字、制度、习俗、价值观念等的认同皆依次展开，全面推进和完成。与之相应，建立在共同文化之上的共同民族心理素质形成，形成了对新的民族共同体的民族认同。

竞争性、选择性、侧重性。两种文化由互相隔绝、独立发展的状态，全面接触后，激烈碰撞，博弈竞争。新的文化体系对原来的两种文化资源的择取不是舍此取彼或各取一半，文化认同亦非对原汉文化体系的认同或全盘汉化。作为双方一致认同下的鲜汉共同体文化体系，总体上是以汉文化为基础，同时吸收鲜卑文化之精髓，如服饰、音乐、民族精神等而形成的。

唯一性、单向性与融合性的并立。在两个民族走向认同的环境里，紧密的经济政治联系，使两种性质的民族文化成分无法被长期双重肯定，认同主体不可能长期在两种文化之间转换角色。文化的双重认同只是暂时的，对许多种文化元素而言，最终只能择取其一，非此即彼，这是由其单向性、排他性决定的。更能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文化成分才能存续。两种文化都有部分成分失落，这是文化和民族自身发展的必然代价。如语言文字认同走过了从双语认同到单语认同的道路，而对汉语的单语认同中并不排斥鲜卑语元素的融入。

必然性。紧密互动的两种文化、两个民族，文化同一、民族融合是必然的结果。进入中原的拓跋鲜卑陷入底蕴深厚的汉文化汪洋大海中，与过去文化环境的联系逐渐被割断。鲜卑文化离开了其适宜的土壤，在汉文化的优势环境中无法落地生根，拓跋鲜卑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特性必然发生转变。

群体性。北朝民族认同也是群体性的行为，但可以由个体反映出来。

此外，还有文化性等其他共性特征。

(二)个性特征

北朝民族认同之路除了具有两个民族走向民族认同的共性特征外，还具有一些突出的个性特征。

1.统治民族及统治者的主动性、统治者的坚定性和创造性

北朝民族认同的推进与完成，并非自下而上的社会矛盾倒逼或者强敌进攻外推的结果，而是在拓跋鲜卑统治者主导和引导下渐次完成的，具有明显的主动性、积极性、自觉性、内生性和人为建构性特征，这是北朝民族认同模式的一个独特之处。

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决定民族认同的进程，但主观的努力可以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北魏初期，统治者在认识到儒家思想文化对于巩固政权的意义后，即积极主动地学习儒家文化并征聘一批汉族士人、儒者参政。北朝君臣通过汲引、发挥与运用儒家思想文化中的华夷民族认同观念，来实现修齐治平的目标。孝文帝深具忧患意识，与时俱进，自觉、主动地剔除本民族一些较为落后的文化成分，通过渐进的文化改造，积极引领了民族共同体的建构，把对本民族的认同升华为对华夏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当然，这一认同对于鲜卑部分保守的贵族及民众来说，过于超前，在他们那里，体现为被动性。

因自感于本民族文化总体的落后，孝文帝急于改造文化、移风易俗，从而为实现南北统一的宏大目标奠定基础。在这种使命感和紧迫感的驱使下，以不凡的担当和壮士断臂的勇气，果敢坚定地推进改制，遇阻不回，富有坚定性、创造性、前瞻性和跨越性，加快了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的进程。其中自然也有功利性、强制性的成分，所以这一认同是一种自然认同与强制认同并存、交错的民族认同实现形式。不过，北朝民族认同不乏民意基础，局部的表面上的强制性是建立在整体的自觉性基础上的。

2.汉化与鲜卑化目标指向的一致性

文化认同的过程，是对文化的选择、取舍、扬弃的过程，是文化重建与民族重构的过程。汉化是北朝民族融合和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式。汪高鑫认为，北朝民族关系的核心是汉化问题。*汪高鑫：《魏晋南北朝民族关系与夷夏之辨》，《史学集刊》2010年第6期。以汉化来诠释北朝民族关系无疑有其客观性、正确性。但如果只看到汉化的一面或以汉化为主线解读这段历史，又会失于片面。汉化绝不是北朝民族认同——民族融合的唯一演化途径和全部内容。鲜卑化即某些方面的局部的鲜卑文化认同，也客观存在于认同过程中。鲜卑文化的汉化，与汉文化的鲜卑化并存，而以汉化为显著。两者都是文化博弈中吸收对方文化养分和自身文化发生转化的过程，并非水火不容、单向输出与接受的过程，而是双向互动，殊途同归。共同指向和交叉于文化合流、民族认同与融合的同一交点，即形成共同的文化体系和民族共同体。不能认为鲜卑化就是文化认同的障碍或反动。

拓跋鲜卑接受了汉文化的价值体系，以汉文化的精髓置换了大部分鲜卑文化成分。如鲜卑语言被汉语言文字取代，原有职官制度中的鲜卑文化色彩逐渐被剔除。如内行阿干、羽真等官职逐渐消失，被中原传统官职取代。而鲜卑文化的部分优秀特质也被汉文化所吸收，潜移默化地沉淀并流传下来，成为民族共同体文化的一部分。如拓跋鲜卑及鲜卑化的敕勒人所传唱的《敕勒歌》，以汉译的形式流传至今，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一颗耀眼明珠。元好问“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所吟唱出的民族精神，无疑也有拓跋鲜卑慷慨刚健的民族之气的凝结。

3.局限性

毋庸讳言，北朝民族认同有其历史局限性。表现在多个方面。试举几例：

如孝文帝改制，不可避免地吸收了一些传统汉文化的糟粕，而又丧失一些鲜卑文化的优秀成分。如拘泥于魏晋以来的士庶之分，使许多优秀人才因出身庶族或寒门而失去晋身机会，就是一例。带有强制性的方法与手段，使认同过程看上去并不是那样自然和完美，甚至容易贻人口实。如有论者将北魏走下坡路并灭亡归因于孝文帝改制造成的文化认同变迁，甚而将其视为鲜卑文化的罪人。

儒家文化认同的发展，逐渐导致拓跋鲜卑女性地位的相对降低和礼教对其束缚的增强，并使其精神风貌发生了转变。《冯邕妻元氏墓志》所载元氏之语，颇能说明鲜卑贵族妇女对儒家礼教的认同：“吾少好讽诵，颇说诗书。而诗刺哲妇，书诫牝鸡，始知妇人之德，主于贞敏，不在多能。”*赵 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29页。与传统的鲜卑妇女形象形成鲜明对比。受儒家礼教影响，鲜卑贵族妇女丧夫后改嫁也不再是一件自然的事。据《元纯陀墓志》，元纯陀虽然在丈夫去世后最终改嫁，但曾经“慨绝三从，将循一醮，思姜水之节，起黄鹄之歌”，“兄太傅文宣王，违义夺情，确焉不许”。*赵 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61页。说明鲜卑贵族妇女的守节意识已经产生。

二、北朝民族认同的推动因素及强化途径

北朝民族认同发生发展和得以完成，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和民族关系背景，得力于多重推动因素的作用和强化。

(一)历史潮流、内在基础、外部条件的作用及民族互动的增强

1.十六国时期的基础、民族认同的历史潮流的作用

十六国时期是一个民族认同与融合的时代，建立政权的少数族统治者大都提倡民族认同，其认同实践影响深远，尽管其起初可能仅是将其作为一种策略。如苻坚、慕容氏即是典型。

十六国末期崛起的拓跋鲜卑本是一个富有进取精神的民族，为了获得更好的地理环境和生活条件，走出噶仙洞，一路迁徙，逐渐成为一个融合了多个族群的民族共同体。只是新形势下的民族认同，其内涵与此前的鲜卑认同相比已发生巨变，能否顺应历史潮流作出积极调整，成了摆在拓跋鲜卑面前的巨大挑战。

2.民族认同理论基础和心理基础的具备

我国古代儒家民族思想中蕴含的华夷民族认同思想观念。如“以夏变夷”的民族观、“夷可主夏”的正统观、华夏文化正统观、中原地域正统观及华夷民族统一观等一系列思想观念，成为北朝君臣推动民族认同的思想资源与理论动力。他们对儒家民族认同思想的尊奉、发挥和运用，有力地指导和推动了北朝民族认同的实践。*段锐超：《北朝君臣对儒家华夷认同思想的汲引、发挥与运用》，《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文化观与民族观具有一致性。汉族士人主要以文化而非血缘区别自身与夷狄。在其民族观中，只有二维，即华夏之维与夷狄之维。夷狄，就是不开化的人群；华夏，意味着社会进步和文化先进。这其实也是进入中原的大部分少数族所接受的文化观与民族观。在他们看来，认同华夏文化(汉文化)就是向化。这是当时的社会潮流和鲜汉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实现的重要心理基础和认识基础。

3.外部条件的成熟

封闭隔绝是民族赖以产生的外因。不同民族间的认同，只有打破隔绝才能完成。所以政权一统对于民族认同顺利自然的推进自有其重要性。拓跋鲜卑进入中原，统一北方，为民族认同构筑了平台。鲜、汉民族成员通过长期接触、交往、共事、交流，民族差异性逐步缩小，民族认同感逐步增进。特别是离散部落政策的长期推行及三个阶段的多次民族大迁徙(平城时期的徙民、迁都洛阳、六镇鲜卑南下)，使民族分布格局转为错居杂处，两种文化有条件全面深入地接触和碰撞。据统计，从拓跋鲜卑建国到北魏分裂，移民次数近200次，移民总数至少达500万人。*操晓理：《北魏移民初论》，《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孝文帝迁都及六镇鲜卑南下，是拓跋鲜卑两次大规模的迁徙，最终使鲜卑文化失去了适宜扎根和生长的土壤，为民族认同的完成提供了成熟的客观条件。

4.民族互动的深入，促使认同感加深

族际通婚也促进了彼此交融。族际通婚不仅在鲜汉上层，也及于底层，如高欢曾以山东寡妇配被俘的西魏军人。与汉民族联姻，提升了血缘认同。施光明认为，广泛的民族通婚，形成了一张婚姻关系网，“夷夏有别”的观念在人们头脑中日趋淡漠，心理隔阂逐渐消失，新的中华民族观由此形成。*施光明：《北朝民族通婚研究》，《民族研究》1993年第4期。

北魏政权建立前后，鲜卑统治者即开始招引汉族士人效力。进入中原后，更是大量延聘士人。北朝的军政集团不以民族区分，而以政治立场和政治利益区分。各个军政集团的组建与发展，在一定范围内，促进了鲜汉联系和交往，成为民族认同——民族融合进程的一种依托。北朝后期的这种集团，以孝武帝集团、高欢集团及关陇集团等最为典型。高欢集团主要由怀朔镇勋贵联合燕赵大族组成；关陇集团则由主要由武川镇勋贵与关陇、河东等地的汉族豪强组成。宇文泰以其独特的军事组织形式，并借助地域身份认同等方式，凝聚两种力量。广大中下层鲜汉兵民也在部落解体、部落兵制终结后，走到一起。刘国石认为，西魏北周的府兵制使北魏乃至十六国以来胡人当兵、汉人种地的格局最终被打破。*刘国石：《简论西魏北周改革——兼论孝文改制未尽之历史任务》，《民族研究》1999年第3期。拓跋鲜卑与汉族兵民置身于共同的社会生活和军事斗争之中，扩大了交流和理解，增进了认同感。

经历数代，有了坚实的民族认同与混融的基础，等到拓跋鲜卑失去政权，反使民族认同更易深入。以前鲜卑身份可能或多或少是一种荣耀，失去政权后，拓跋鲜卑由统治民族变成普通群体，客观上反而更有助于鲜汉间的沟通和华夏认同感的加深。原来拓跋鲜卑民族内部已经存在的否定性快速发展，不可阻挡。

(二)统治者与汉族士人的共同推动

西方的情境论以情境(工具利益)来解释民族的形成、维持与变迁。*周大鸣：《论族群与族群关系》，《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可以用情境论来解释拓跋鲜卑认同的困惑、松动与重建。统治者大力推动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正是出于提升拓跋鲜卑民族文化和国家稳定、南北统一的需要。

1.统治阶层的民族利益诉求和政治考量是其推动民族认同的出发点

拓跋鲜卑进入中原，目的是使自己的民族成员过上高质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惠及子孙后代。因而必须使政权得到广大汉族民众的认可和支持，以维持和巩固政权。这就需要实现经济和社会转型，在辖区内实现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助力于国家认同。其远期目标则是通过树立文化正统的形象，实现国家统一和中华认同。总之，在统治者的考量中，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具有提升民族素质、增强国内稳定团结及抗衡南朝、促进南北统一的多重作用。孝文帝曾经对大臣陆睿说过：“欲卿等子孙渐染美俗，闻见广博”，*《资治通鉴》卷139，齐明帝建武元年(494年)九月壬午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4360页。即指为了民族自身发展的长远利益。孝文帝曾作歌曰：“白日光天无不曜，江左一隅独未照。”*《魏书》卷56《郑羲传附子道昭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240页。抒发了渴盼南北统一的情怀。

北朝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的主要推动者是拓跋鲜卑统治者。在内在热情的驱动下，他们瞄准目标，克服阻力，紧抓机遇，创造条件。道武帝等发其端、定基调，孝文帝集大成，推进文化创新，做出了卓越贡献。其后的统治者客观上继承和延续了孝文帝的改革成果和发展道路。

2.统治者发挥政策措施的导向作用和强制作用

为了实现既定目标，北朝统治者及时出台政策措施，发挥其导引和强制作用。

统治者逐步取消了歧视压迫汉人与鲜汉分立的民族政策，推行鲜汉一体的积极民族政策，讲求认同，未强求民族多元并存或鲜卑独尊。通过在身份认同方面的持续努力，如以建立血缘认同、拟血缘认同、地域认同及共同的历史记忆等多形式建构身份认同，消除民族边界，追求身份的统一。李克建认为，西魏北周推行“外鲜内汉”的“关中本位”政策，成功地促成了鲜卑文化和汉文化的结合，促成了鲜卑族和汉民族的融合。*李克建：《历史上的文化整合与民族认同——以北朝后期为分析中心》，《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文化教育与学习，可以收到将民众的被动认同转化为主动认同、自然认同之效，是推进和增强民族认同的利器。北朝统治者摒除偏见、积极鼓励和推动汉文化学习，强化文化整合。特别是以儒家思想文化作为共同的文化价值体系，使之成为民族认同与融合的基石与纽带。上层的儒家文化教育早在建国初即已开始。统治者身体力行，从明元帝起，许多皇帝的汉文化修养较深。汉文化学习代代承继，汉文化修养逐代提高。鲜卑贵族士族化，与汉族士人并驾齐驱，具有了同样的文化身份与地位。

统治者注意发挥史学的民族文化认同功能，北朝继承了我国历代相沿的修史传统。北魏纂修国史，“十六国史”的撰述也成就显著，*韩 杰：《北魏时期“十六国史”撰述的史学成就》，《思想战线》1993年第4期。北齐纂修前朝史，撰成《魏书》，开创设馆修史的制度，本身也是民族史学文化认同的表现。乔治忠、王秀丽认为，在北魏诸种文化现象中，民族认同与民族融合最为稳定、最为深入的因素是史学意识及历史观念。*乔治忠，王秀丽：《十六国、北朝政权的史学及其历史意义》，《齐鲁学刊》2004年第4期。

3.北朝民族认同的完成也得力于利益契合之下的汉族士人的推动

民族认同也符合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用夏变夷”，推行汉文化的价值观念，是汉族士人的政治理想和精神支柱，虽历艰难，不改其志。如高允对拓跋鲜卑民间与皇室祭祀中使用“魂人”提出严厉批评。《魏书·高允传》：

古者祭必立尸，序其昭穆，使亡者有凭，致食飨之礼。今已葬之，魂人直求貌类者，事之如父母，燕好如夫妻，损败风化，渎乱情礼，莫此之甚。*《魏书》卷48《高允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075页。中华书局《魏书》及《北史》标点本均将该句断为“今已葬之魂，人直求貌类者……”，误。割裂了“魂人”一词，语法上也讲不通。《裴智英墓志》：(裴智英之夫拓跋荣兴)“祖库勾，内行阿干，神元皇帝魂人”。见王连龙《新见北朝墓志集释》，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年，第182页。

祭祀中使用“魂人”，是拓跋鲜卑的一种古老礼俗。这种礼俗以后再未见于史，应是逐渐被摒弃了。

随着九品中正制等制度的完善，为双方上层提供了平等入仕的途径，政权结构转为鲜汉共治。汉族士人积极建言献策，参与北魏各项制度的创立与改进。彼此逐渐结为血缘共同体、文化共同体与民族共同体。

(三)经济成功转型的支撑是民族认同得以实现的决定性因素

经济基础的变化是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变迁与重构的根本动力和依据。北朝文化转变和民族认同实现的根本，在于北朝经济基础的变化和各种生产方式、经济模式的升降。北魏统一北方，进入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期。封建制生产方式逐渐超越拓跋鲜卑原来的奴隶制生产方式，占据主导地位。而封建农耕经济模式逐渐取代了拓跋鲜卑原来的游牧渔猎经济模式的主体地位。政权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变化，逐步走上了封建化、农业化的道路。多个侧面均可反映出北朝农业经济的主体地位逐步确立和经济封建化的进程。如统治者由重游牧渔猎到重农的变化、赏赐物的变化、拓跋鲜卑个人生业的变化、饮食结构的变化、民众被掠为奴婢者减少及奴婢屡被放免、俸禄制度的变化、相关礼制的变迁等。下面仅从几个侧面加以说明。

奴婢制度方面。北魏前期，多有将通过战争掠夺的大量“生口”、牲畜等分赐给王公大臣、将士的事例，表明奴隶制生产方式和掠夺经济仍占主要地位。但到献文帝时期至北魏灭亡，大规模掠夺生民为“生口”，赏赐群下之事已经罕见。

皇帝狩猎方面。狩猎是拓跋鲜卑的传统经济模式，代国时期，穆帝猗卢“大猎于寿阳山，陈阅皮肉，山为变赤”，*《魏书》卷14《穆帝长子六修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48页。北魏明元帝曾“西幸五原，校猎于骨罗山，获兽十万”。*《魏书》卷3《太宗明元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3页。至孝文帝，停止了狩猎。“至年十五，便不复杀生，射猎之事悉止”，*《魏书》卷7下《高祖孝文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7页。“罢山北苑，以其地赐贫民”*《魏书》卷7下《高祖孝文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62页。。孝文帝曾诏其弟元羽曰：“唯酒唯田，可不戒欤！”*《魏书》卷21上《献文六王列传上广陵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51页。

又如“观渔”之礼的变迁。北魏初皇帝“观渔”比较频繁，但从献文帝时代起直至北魏末，再无皇帝“观渔”的记载。

(四)中华认同之下北南文化互动、宗教和民间信仰认同等形成助力

1.北南文化互动形成助力

北朝重视任用入魏之南朝流亡士人，起到了加强北南文化交流和增进文化认同、民族认同的作用，这种任用本身也是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的表现。北朝统治者利用这些士人转输汉文化，他们也乐意借机推介汉魏传统制度文化，充当南北交流的文化使者。比较著名的有王肃、庾信、王褒等。

孝文帝厚遇南朝投北士人王肃，以诸葛亮视之，“朝仪国典，咸自肃出”。*《北史》卷42《王肃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540页。张宏斌从北魏祭祀制度变迁的角度来审视王肃北奔，认为其实有“斯文在兹”的含义，他带来了制度建设和文化建树的模式，表征了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历史文化，与孝文帝希冀统一中国以袭华夏正朔的理念相偕。*张宏斌：《“斯文在兹”——从北魏祭祀制度的变迁看王肃北奔的含义》，《世界宗教文化》2014年第6期。罗新针对北朝墓志用典繁密的状况，判断当时南方文献在北方流行。*罗 新，叶 炜：《〈元华墓志〉疏证》，《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13页。北朝文化受南方影响而发生积极变化。庾信盛赞北周的文德之治：“移风广轩历，崇德盛唐年。成文兴大雅，出豫奏钧天。”*庾 信：《变宫调》，载庾 信著，倪 璠注，许逸民校点《庾子山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481页。这种景况的出现应是南北文化交汇的结果。

2.宗教和民间信仰认同的助力作用

宗教作为一种思想意识和文化，对促进北朝民族认同作用显著。共同的宗教信仰拉近了彼此的心理距离，增强了各族信众的感情联系和民族认同感。

鲜、汉民众基础广泛的共同佛教信仰，本身就是文化认同的一种表现形式，反过来又成为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助力。北朝虽有过废佛反佛的政策，但执行的时间较短。道教作为一种信众较为广泛的共同信仰，也对北朝民族认同发挥了促进作用。

3.北朝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相辅相成

国家是民族认同感的生发地。长期分属于不同政权之下，同一个民族内部也会导致认同的困难；长期共处于统一的政权之下，不同民族才易于形成认同。北朝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相辅相成，形成良性循环。伴随着对北魏政权认同意识的加强，汉人与拓跋鲜卑之间原有的民族畛域趋于消失，而这种北魏政权认同，是指向中华认同和南北统一的。

(五)汉文化的优势、拓跋鲜卑文化及拓跋鲜卑自身特点的影响

北朝民族认同一定意义上还与汉文化的优势、拓跋鲜卑自身及其文化的特点有关。

从发展的角度看，相对于拓跋鲜卑文化，以儒家文化的价值体系为根基、以皇权政治等为特征的汉文化占据一定的优势。汉族在人口数量、生产力方面也优势明显。拓跋鲜卑文化则存在缺环，如没有文字，更没有典籍，因而也没有背负太多的传统文化重负。要提高文化素质，借助成熟典雅的汉语言文字是最优选择。对他们而言，语言文字认同意味着民族文化成分的扩展，文化认同很大程度上是对较为先进的汉文化的学习和接受。对汉文化的向往和推崇，使其具备了民族认同的文化心理基础。

所以，拓跋鲜卑与汉族实现认同，其遭遇的困难要小于文化根底较深、民族意识强烈的民族。从汉文化资源中汲取养分而使自己迅速壮大是一种自然、主动的追求。当然，也出现过排斥汉文化、抵制汉化的保守势力和极端事例。

三、北朝民族认同的性质与历史意义

北朝民族认同是一种自觉的华夏文明认同，接续与光大了华夏文明；同时是历史上中华认同的表现形式，使中华民族从未间断的一体化进程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并有力地推动了南北统一。北朝民族认同是民族认同的一个历史典范。

(一)作为一种自觉的华夏文明认同及其历史意义

前已述及，在当时的民族观中，只有华夏之维与夷狄之维二维。认同华夏文化就是向化。在这样的心理基础和认识基础下，容易生发出文明认同。从文明的视野和历史的纵向而言，北朝民族认同本质上是一种自觉的华夏文明(中华文明)认同。所认同的文明体系，是汉晋以来的华夏文明和文化体系的新发展，它以汉晋以来的汉文化为主体，吸收了部分鲜卑文化的特质和内在精神，呈现出新的特性。

孙秋云从历史上汉文明的扩展和传播及少数民族对汉文明的认同、仰慕的角度，对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作出解读。认为，在中华民族从分散到一体的形成过程中，起凝聚作用的是以汉族为代表的、在当时国内各民族眼中属于“先进水平”、且为大家所景仰的“汉文明”。汉族和在中原地区建立王朝的少数民族，在历史上主要是以发挥“文化”或“文明”影响的方式，来起到其核心和凝聚作用的。*孙秋云：《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之我见》，《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刘成有对北魏政权认同实践中“文明认同”的意义予以肯定。他认为超越地域、民族的更广泛、更深刻的“文明认同”，不仅是过去中华民族发展中珍贵的历史经验，而且对于当代中华民族“身份认同”问题的思考，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刘成有：《复合型民族与身份认同》，《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北朝民族认同正应作如是观，即视为一种历史上华夏文明认同的表现形式，本质上是对汉地先进的农耕文明的认同。

文明的多样性和多元化自有其积极意义，但也蕴含着导致冲突的负面因子。冲突的最终解决，可能还要靠认同。在具有活跃性、开放性和向心力、凝聚力的华夏文明体系的深刻影响下，北朝统治阶层有感于鲜卑文明的整体落差，没有固守鲜卑文明本位，而是对其中的落后成分予以主动摒除，自觉地向华夏文明靠拢，通过各种途径逐渐增进与汉民族共同的华夏文明认同，使融合了鲜卑文明优秀成分的华夏文明成为鲜汉民族共同体共有的文化归依和精神家园，最终实现了两种文明的对接和鲜卑文明的升华。

在“文明认同”的意义上，孝文帝改制体现得尤为突出。他坚信这种“文明认同”的主流价值及其合理性、先进性，在汉族士人与多数鲜卑王公大臣的支持下，强力推进改制，使民族素质快速提升。这一举措虽然带有强制性，但客观上推动了文明认同的进程，在北朝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大造区夏，道侔姬文”，*分别见《魏书》卷66《李崇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471页；《北齐书》卷36《邢卲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477页。是北魏后期以至北齐时期对孝文帝的一致评价，说明文明认同在北朝后期已经深入人心。改制也强化了政权的正统性和合法性，客观上消弭了南北的文化差距，拉近了彼此的心理距离，为南北统一奠定了文化心理基础。南朝将领陈庆之目睹洛阳风貌后盛赞：

自晋宋之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所谓帝京翼翼，四方之则，……。*《洛阳伽蓝记》卷2《城东》。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91～93页。

可见北朝认同实践的成果也获得了南朝人的认同。这一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北朝后期及隋唐时期文化发展的走向。及至北魏及后继的拓跋鲜卑政权相继灭亡，鲜、汉民族及其后裔的民族认同却愈加巩固。所以改制的文明认同价值也益见光辉，不可磨灭。这些在后世也获得了高度评价，隋代王通即高度赞扬孝文之政：“太和之政近雅矣，一明中国之有法”，“中国之道不坠，孝文之力也”。*《文中子中说》卷5《问易篇》，卷4《周公篇》。郑春颖：《文中子中说译注》，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3页，第72页。所谓“中国之道”“中国之法”，即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亦即华夏古典文明之精髓。

将北魏走下坡路并最终灭亡归因于孝文帝改制所导致的认同变迁论点，夸大了两种文明、两种文化、两个民族走向认同的负面意义，而对其正面意义选择性忽略。不能用狭隘的民族观去看待改制。改制，去掉的是交往屏障、群体界限和文明藩篱，带来的是文化认同、民族认同与华夏文明的延续与昌盛。与其说是改制埋下了败亡的种子，不如说北魏灭亡恰恰是认同性不够造成的。

永嘉之乱以来，华夏文明经受了一次空前危机。高允在给文成帝的上书中说：“今陛下当百王之末，踵晋乱之弊，而不矫然厘改，以厉颓俗，臣恐天下苍生，永不闻见礼教矣。”*《魏书》卷48《高允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075页。但华夏文明最终不绝如缕，融汇了鲜卑文明及其他文明。北朝民族认同接续与光大了华夏文明和中华文化，使其继续向前发展，获得了愈加旺盛的生命力。

(二)作为历史上的中华认同的表现形式及其历史意义

北朝民族认同是历史上的中华(民族)认同的一种表现形式。拓跋鲜卑及汉民族将其对本民族的认同扩展和升华而为对融合而成的华夏民族共同体的认同，而这一民族共同体，正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中的华夏民族的一种存在形态。这一认同是一种内向认同。其结果，是原来的汉文化内涵得到扩充和更新，是汉文化的光大和汉民族的延续；同时是鲜卑民族文化内涵发生的质变和飞跃，是鲜卑文化的升华和鲜卑民族的新生。汉民族与拓跋鲜卑民族最终都整体加入到华夏民族这个大家庭之中，其成员以平等的无差别的个体成为华夏民族的成员，都是“炎黄子孙”“中国人”“华夏人”。拓跋鲜卑自称黄帝苗裔，*《魏书》卷1《序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页。北周帝室宇文氏则自认炎帝血脉，*《周书》卷1《文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1页。《魏书》《周书》的记载表明其说法已得到汉人的认同。源怀向宣武帝上表，有“蠕蠕不羁，自古而尔。游魂鸟集，水草为家，中国患者，皆斯类耳……”之语，*《魏书》卷41《源贺传附子怀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27页。已将拓跋鲜卑视为地理意义上、文化与民族意义上的“中国人”。许多鲜卑后裔如元稹、陆法和、元好问等文化成就非凡，成为中华民族的优秀代表。

作为历史上中华认同的具体表现，北朝民族认同使中华民族从未间断的一体化进程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在波澜壮阔的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史上书写了壮美的一页，是民族认同的宝贵思想资源。

需要指出的是，在当时争正统的语境下，中华认同首先是一种北方中心的认同。李磊认为，北方文化趋同于江南的结果，是北方社会中华意识的彰显，然而这种中华意识又是以超越江南、创造新的文化为指向的。*李 磊：《江南认知与中华认同——他者与北魏胡汉共识的形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北朝民族认同的现实指向，是“大一统”视域下的地理意义上和民族意义上的中国认同，这是毫无疑问的。孝文帝迁都，也有使自己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皇帝之意。拓跋澄附和孝文帝迁都之意向：“伊洛中区，均天下所据，陛下制御华夏，辑平九服，苍生闻此，应当大庆。”*《魏书》卷19中《任城王云传附子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64页。北朝统治者重用入魏之南朝士人，意在转输汉晋礼仪制度。从前述南朝将领陈庆之对北方看法的转变可知，南方汉人是乐见北方的这种趋同性转变的，并不再以夷狄视之。

北朝民族认同推动了中国认同和社会发展，影响了当时和后世的政治格局和历史进程，为南北统一奠定了民族关系基础与文化基础，开启了一个文化昌盛、民族发展、昂扬自信的大一统的新时代，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和永续的历史价值。

(责任编辑 陈 斌)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ay, Driving Factors an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A Reflection on the Ethnic Identity in the Northern Dynasties

DUAN Ruichao

The process of the ethnic identity in the Northern Dynasties was rough but brilliant, so it is worthy of a profound summary and reflection. Its way forward showed both som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of ethnic identity and such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as the initiative, firmness and creativity of the ruling ethnic groups or the rulers. The achievement of the ethnic identity in the Northern Dynasties was jointly facilitated by various factors, including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great change in the distribution of ethnic groups, interactive dynamics between the rulers and the subjects, and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The prominent feature of “Creating Chinese Culture” showed that the ethnic identity in the Northern Dynasties as a self-conscious Chinese civilization identity continued and carried forward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Also as a concrete manifestation form of Chinese identity in history, it also helped to develop the continuous integration proc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to a new stage and effectively promoted the reunification of South and North China. The ethnic identity in the Northern Dynasties can be regarded as a historical paradigm of ethnic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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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锐超，陕西理工大学图书馆馆员、博士(陕西 汉中，72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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