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 炯，张文义/问，凯博文/答，程 瑜/校审



人类学、医学与中国社会的发展：访凯博文教授

涂 炯，张文义/问，凯博文/答，程 瑜/校审①

哈佛大学凯博文教授以自身的学术研究经历为线索，介绍了人类学与医学的结合、医学人类学的发展、人类学学科在中国和世界大学中的位置等。凯博文教授提及医学人类学对社会的意义和价值，指出当前人类学学科在世界和中国发展的不足之处，并对当下世界大学的走向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最后凯博文教授结合自己的经验，给从事医学人类学研究的年轻学者提出了建议，指出人类学学者应加强合作，扩大在专业外的影响。

医学人类学；人类学学科；民族志；医学人文；合作

为什么结合人类学和医学

涂炯、张文义(以下简称涂、张)：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从您的学术历程开始,请您谈谈在作为一个医学从业人员的过程中,哪些契机促使您想要结合医学和人类学?

凯博文(以下简称凯)：1969年，我在美国海军研究所工作，研究兴趣是麻风病和肺结核。但在台湾,我看到麻风病或肺结核患者如何被对待，开始意识到“污名”(stigma)的重要性。我想在田野访谈中弄清，人们活生生的疾病体验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并由此发现，在所有看起来能帮我研究这个问题的学科中，人类学及其民族志研究方法是最合适的。民族志能让人深入理解这些疾病体验。从台湾回来后，我到哈佛大学学习人类学。获得学位后，我面临了一个选择，如何把医学和人类学结合到一起。如果是现在，我可能会关注传染性疾病，因为我的大多数医学—哲学双学位博士生(MD-PHD)和哲学博士生都在关注传染性疾病。但在当时，这领域不一定会被社会科学接受,所以我选择了当时最容易被接受的精神病学,尝试把社会科学和医学结合到一起，应用在临床相关的领域。

在1973～1974年间，我还是一个博士后研究员，发表了4篇文章,它们或多或少奠定了我之后的整个研究路线，确定了我长期感兴趣的问题。随后，我在台湾开展了第一个课题，根据研究结果写成Patients and Healers in the Context of Culture一书,挑战了公共卫生和医学看待疾病和照护的方式，提出一个替代的人类学视角。比如，我建构了一个照护体系(systems of care)模式。研究人们病后实际做了什么、照护在哪发生，你发现照护大多并没在医院或诊所发生，医生与照护人的关系远没患者与其家人的密切。我想，提出这点，本身就是一个进步。之后，我从文化角度来描述医疗体系，囊括所有有意义的部分，而医学只是其中一部分。这个描述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令人吃惊，因为医疗卫生研究者大多不是社会学家或人类学家，而是公共卫生或行为科学家,他们除医学之外就没有其他模式。之后,我的模式成为当时被最频繁使用的模式。类似地，当时我想去理解人们的疾病体验，区分了疾病(disease)和病痛(illness)，这变得很受欢迎。

我整个研究生涯的核心都围绕着苦痛(suffering)、病痛(illness)和照护(care)这几个关键概念展开,尝试用不同的方式来研究这些问题。一直以来,我都在思考医学人类学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可将两个领域——医学和人类学——连接起来。我认为，一个主要的问题是，医学中疼痛(pain)被概念化了，但苦痛(suffering)没有。我提出,如果把苦痛概念化为社会苦痛，看到它在人群中、社区中和历史创伤中的社会起源，我们会有一个更宽泛的范畴，包括疾病。我在研究“社会苦痛”上花了很多时间,发现社会创造出来应对社会苦痛的机构，却常常让事情变得更糟。我们需要研究医疗系统，它不仅是照护的系统，也是其他事情的系统。借用福柯所说,我认为，医疗系统是规训系统的一部分，是进行观察和监督的系统。

涂、张：让我们回到人类学,请您谈谈从人类学的角度,如何理解医学知识?

凯：我在台湾做研究,发现有另外一种专业的医学知识体系存在，即中医，完全不同于生物医学。由此,我挑战了只有一种专业医学知识的错误观念，生物医学显然是占支配地位的，因此我需理解生物医学的支配和霸权。在我的书《Writing at the Margin: Discourse Between Anthropology and Medicine》中,我提出，在认识论层面上，生物医学把希腊知识传统和基督教信仰传统放在一起，主张事物只有一个真相。而中医的认识论不一样,阴阳、五行发生在不同时刻，但是不相互取代而是互补。

涂、张：所以，当时你实际上是在挑战医务工作者和研究者的观念，认为我们不应被科学观念控制，更要看到地方的观念和医学实践？

凯：是的，正是这样。今天你可以很容易这样说，但是当时却不容易,因为每个人都把科学当做认识事物的基础。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一直批判医学伦理学(medical ethics),认为它太简单化了。高层次的原则，如社会公正,远离人们道德生活的实际经验，以至于让人感觉它们与己无关。所以我研究地方的道德问题，提出“地方的道义世界”(the local moral world)这个概念,强调个人可以被地方的道义世界影响，但个人也可以不一样、不认同。个人说：“不，这是错误的，我不能跟它走，我想要更好的、其他的。”从这些不认同或分歧中，伦理(ethics)才真正产生。

涂、张：在这样一种关注个体,关注地方知识和地方社会文化过程的人类学视角下,您能不能介绍您的一两个具体个案研究?

凯：1978我来到长沙,想调查大事件，尤其是政治事件，如何影响人们的生活。我着重访谈了那些在“文革”中有过可怕经历(如被批判、殴打)的人,探讨这种社会经历与他们的神经衰弱之间的关系。我追问两个问题：“神经衰弱是什么病？”“它与‘文革’有什么关系？”你没法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做这样的研究，除非是在医学的名义下。1986年，我出版了《Social Origin of Distress and Disease》一书。也是在湖南,我开始对抑郁症感兴趣,因为很多美国精神科医生会把神经衰弱当成抑郁症，而中国的精神科医生却不这样认为。就这个问题,我还与一个朋友、当时很有影响的中国精神病学家,湘雅医学院的杨德森教授争论。他说：“我完全不同意你的看法，我认为，神经衰弱是比抑郁更好的一个词，我不认为神经衰弱是抑郁，我也不理解你躯体化(somatization)的观点，为什么你不写一篇躯体化的中文文章？”所以我和妻子花了6个月写了一篇文章。我从未花这么长时间写一篇文章，因为这篇是中文的,但它比我其他任何关于中国的文章都重要。它被几乎所有精神病医生都阅读了，一整代年轻的精神病医生都去实践并研究，最终证明我是对的。

这从政治的角度看也非常有意思。当时有一个医生的代际替换。对年轻的精神病医生来说，引用凯博文的观点非常有用，不需要深入人类学来理解这个观点的源头。他们说：“凯博文教授说过,老一代精神病医生不能诊断出抑郁症，但我们可以，我们将改变整个精神病领域。”他们确实也做到了。然而这里有一个误解，我从未说过老一代精神病医生不能诊断抑郁症，我只是说，他们因为认识论的原因，没有进行这样的诊断。但这一说明在翻译中被遗失了。这一篇文章让我在中国精神病学界变得有名。之后多年，在很多年轻精神病医生的研究中,我还很荣幸地被提到。他们说：“最新的研究显示，我们不仅诊断了抑郁症，我们还用治抑郁症的方法来治疗这些病人，让他们的情况变好。”结果，之后很多来自北京、上海、长沙的精神病医生都来跟我学习，今天,我的学生们也变成了这些机构的领导。那真是一个有意思的时代。

当然,我感到遗憾的是，1986年我没有写一本学院医学民族志(Ethnography of Academic Medicine)，那会是关于自己工作和研究实际医疗场景的民族志。我当时可以做，但转移到其他事情上去了。现在太晚了，情况变化太快，那个时代已经永远离去了。但当时我有非常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可以看到一些很有意思的发展方向。如当我离开湖南医学院时，院长邀请我参加一个告别派对。他说：“你在这里来来去去已经3年了，我要你给我些批评性的建议，给我们的计划提意见。”我知道他计划把医院的床位从1 000张扩展到3 000张。我说，我可以提批评意见，我觉得扩展到3 000张床位对教学医院并不是个好主意。医生将忙于照看病人，没时间教学，而学生也将在病人身上忙碌，没有足够时间学习。那时几乎所有中国医院都开始扩张,认为这是地位和面子的象征。我提了意见之后，他对我非常非常生气。我从没忘记他对我说的话，他说：“月亮总是在另一个国家看起来更亮。”是的，因为他想建一个有3 000张床位的医院。

涂、张：您提到民族志方法对于理解疾病经验非常关键,能不能请您更具体地谈谈这个方法在您研究过程中的一些应用?

凯：我在整个研究历程中，只擅长一个研究方法，就是访谈。我做过很多访谈，很多是中文的。在20世纪80年代，我的中文比现在好很多，这归功于这些访谈,其后我写了《What Really Matters》这本书。从20世纪90年代和2000年后，我开始收到访谈对象的来信，有些来自我20世纪80年代在湖南访谈的患者。其中一封写得很美,是来自湖南一个我访谈过的干部写的,我把它保存在哈佛大学。他儿子后来在美国做了教授，他通过儿子把信寄给了我。信是中文的，里面写道：“我只想感谢你，30年前你访谈我的时候，你是唯一一个认真倾听我经历过什么的人。你倾听我所经历的，这让我感觉更坚强。”

涂、张：所以倾听变成了一种治疗？

凯：是的，绝对是，倾听是一种治疗。我对此感觉非常好。我还收到其他很多人的来信。我想你们可以用这样一种方式来做访谈，借此表达你们真的关心被访者，而不仅将之当做一个观察对象。

涂、张：对人类学和社会科学而言,这种关心有什么深层的含意?

凯：我最近的这本书《APassion for Society》，是与社会理论家Iain Wilkinson合作写成。我们觉得，如果从社会苦痛开始，可以更清楚地理解社会科学是如何发展的。我们发现,社会科学最早的思想家就已经在关注社会苦痛。他们从社会问题出发，认为社会科学是改进社会的方法。但随着社会科学变得越来越专业化，它开始客体化和科学化(在社会学中尤其明显,为社会学而研究社会学)。改进社会的建议被遗忘了。我为人类学对人道主义的批判感到懊恼,很反对人类学中反人道主义的运动。在哈佛大学，一天晚上我和一位有名的历史学家共进晚餐，我们谈到此事，我说：“我认为人类学这样做是对着自己的脚开枪。”他说：“不是，这是对着自己的脑袋开枪。”人类学把所有关于人道主义的东西都丢掉了。虽然人道主义中有很多值得批判，但帮助他人的人道主义是件好事。我们在书中捍卫人道主义。

现在我正在努力完成的书可能是我最后几本书之一，如果不是最后一本的话。这本关于照护(care-giving)的书我已经写了10年。我比较印度、中国、非洲、美国等地的照护情况,讨论我们可以发现什么。我强调家庭的照护，反对那种提到照护就认为是专业机构照护的观点。大多数照护其实是应该在家庭中进行的。

医学人类学能为人类学和医学做什么

涂、张：接下来,我们集中讨论一下医学人类学。您觉得医学人类学作为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对人类学整个学科的发展,甚至对医学领域,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凯：20世纪60年代我开始研究的时候，医学人类学已经存在，但只是一个很小的领域，而且非常偏应用。一些关键人物，如Benjamin Paul和他的书《Health, Culture and Community》对健康领域的研究有很强的应用取向。当时我就有3个目标：1.发展理论，把理论带入医学人类学，也让医学人类学产出理论；2.强调民族志，让我的学生和其他人产出医学人类学民族志，与社会文化人类学其他分支的民族志一样精彩；3.让医学人类学与医学的关系更紧密，不仅仅通过应用，更要阐明医学自身需要改变，而医学人类学可以帮助这种转变发生。

今天,所有这些方面我认为都已经发生了改变。首先，在医学人类学民族志方面，从我刚开始研究到现在已有几百部著作，其中很多非常优秀。其次,医学人类学理论已经成为社会和文化人类学的中心。最后，在通向医学方面，可能效果比较有限。医学自身以某种方式更拘泥于自己，转向更制度化、商业和经济的环境。医学人类学仍旧努力寻找与医学打交道的方式,一个最新发展就是，医学人类学开始融入一系列更广泛的学科群中,构成医学人文(medical humanities)的一部分。

让我给你们讲一个有关医学人文的故事。10年前，我从没听过这个词，但我在曼彻斯特大学获得了一个Doubleday奖章，*参见Doubleday Award的介绍：http://www.doubledayfund.org.uk/the-doubleday-manchester-award.奖励我对医学人文的贡献。我很骄傲也很开心获得这个奖励。这也是我第一次听到医学人文这个词。当我提到这一看法时，人们的反应很吃惊：“您做的正是我们称之为医学人文的内容啊！”我开始意识到，医学人文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包括文学、哲学、历史学、人类学等。现在，我可以很自豪地说，医学人类学为医学做贡献，也为医学人文做贡献。

涂、张：以民族志为主的人类学如何与强调数据、定量研究方法、科学方法的医学更好合作？

凯：一方面,我感觉民族志本身就是数据或资料，我认为自己在这个方面是取得一些成效的。我提倡定性定量混合方法，在美国医学研究中非常受欢迎。民族志被用到医学中后，已经不是真正的民族志，而是一种更受限、更集中的民族志。我认为，民族志在医学中的位置仍旧是个问题。在美国，在文理学院(College of Liberal Arts And Science)，人类学家不是唯一做民族志的，文化社会学家也做过很多民族志，很多其他学者也做。只是在医学领域，民族志研究才变得困难。

另一方面，我个人感觉，我在医学领域没有我认为应该有的影响，我自己越来越集中在哈佛大学的文理学院,而不是医学院。这个变化很有趣。1999年，斯坦福大学给了我一个教授职位，我是斯坦福大学本科毕业的，我非常想去。但是哈佛大学给我非常好的条件,让我留了下来。之前我已经做了10年的社会医学系系主任，我一半时间在人类学，一半时间在医学院。我说我已经做够了这个职务，不想再做了。我想要改变我的时间安排。1999年，我把时间改到三分之二在人类学，三分之一在医学院。从2004年开始,我成为人类学系主任，减少了我在医学院的影响。

我的学生Paul Farmer在医学院有更大影响，远大于我。他把传染病的研究和人类学研究相结合,这是我们合写的书《Reimaging Global Health》的相关内容。还有一些人在医学院也有很大影响。我在医学领域影响很小，只有一个例外，因为我的学生金墉(Jim Yong Kim)是世界银行行长，我通过他将精神健康问题推到世界前沿。我们今年3月还召开了一个很大的会议。

涂、张：作为一位医学人类学家,您对人类学和医学领域的发展及其结合有什么展望?

凯：如果我对人类学有批判的话，我会说，虽然当前人类学在理论和方法上都对医学人类学的重要性有所承认，但人类学系却常常没有足够多的医学人类学家。很多重要的人类学系都没有多少医学人类学家，如哈佛大学只有两位,普林斯顿大学有3位,但其中两位不在人类学系,芝加哥大学只有两位等。整个美国都没有足够数量的医学人类学家。在公共卫生学院，医学人类学家就更少了。今年,我的两个学生在哈佛公共卫生学院开了一门课，因为他们已经没有自己的人类学家了。我认为，没有足够数量的人类学家，这是公共卫生学和人类学共同的失败。

在连接医学方面，我们还有很大的扩展空间,其中之一就是医学—哲学双博士(MD-PHD)项目的发展。从理论上说，这样的人在医学院环境中应更有效，他们已经是医生。但实际情况是,有时有效，有时没有。比如我的所有95个博士中，25个是医学—哲学双博士，70个仅有哲学博士学位。这25个学生大多在医学院获得学术职务；70个哲学博士中，一部分——大概10～12个——在医学院有第二聘任。但我也有医学—哲学双博士的学生完全在人类学系工作,有医学博士学位，却不在医学方面做任何事情。我也有几个学生，仅仅几个，努力把医学人类学带入公共卫生中。我感觉这是人类学可以起到更好作用的领域，但还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另一方面,我也把医学人文视为对狭窄生命伦理学(bioethics)的一种反应,因为后者从一个很宽泛的议程出发，却变得越来越狭窄和制度化。医学人文面对这种狭隘性,为之带入一系列关于意义、价值的广泛议题。

人类学在中国和世界大学中的地位

涂、张：现在，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您可能知道，人类学在中国不是一个独立学科，要么依附于社会学，要么依附于民族学或历史学。你是否能从您在中国的研究经验和您在哈佛大学主导人类学系的经验，谈谈人类学在中国的学科地位问题？

凯：在中国，人类学不是独立的(一级)学科，让我们首先回到导致这个现状的历史。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类学学科重建，一些老一辈人类学家为保护学科发展，将人类学转入民族学。从我的观点看，这是一个错误。首先，在中国设立人类学，与在澳大利亚、美国、欧洲国家等设立人类学学科一样，都是为研究更大的社会，包括中国和美国社会(不仅局限在自己国家)。我的同事James Watson总想让来自中国的人类学家研究美国，我认为这是应该发生的事情(但没有发生)。这真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始于把人类学界定为民族学。人类学的一部分确实是民族学，但是人类学的很大一部分是研究更大的社会和社会中的大题目。医学人类学是这方面一个很好的例子。

中国人类学首先要做的，是建立独立的人类学系。中山大学有人类学系，是全国最好最大的。厦门大学也有一系列人类学相关机构，山东大学也一样。在其他大学社会学系中人类学学科点也在增加，比如在复旦大学，潘天舒虽属社会学系，但他们有一个人类学研究所；北京大学也有一个人类学研究所。但是这只是一半的独立，还不够。我希望在中国看到更多的人类学系，这非常关键。我喜欢景军做的研究，他是社会学系中非常好的人类学家，更在公共健康研究中心给医学人类学开辟了一片新天地。

此外，我也想说一下什么是真正的人类学。人类学在哈佛大学有很多困难，尤其是从我当系主任后，要协调社会人类学和生物医学人类学。最终，体质人类学分出去，创立了他们自己的“人类进化生物学系”(Department of Human Evolutionary Biology)。我认为，这样更好。因为我们感觉无法和他们对话，他们只说进化。进化当然重要，但是社会文化人类学还有很多进化之外的宏大想法。我们和考古学家相处非常好。现在系里一半是社会人类学家，一半是考古学家，我们互相支持，一起工作。我相信历史，它连接了考古学和社会人类学。

涂、张：您提到系的设置，也请您谈谈系所设置与当代大学建制之间的关系？

凯：我认为，今天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时代，你们不一定想听这些。20年前，研究型大学的模板是哈佛、耶鲁、普林斯顿这样的综合大学，在其中，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拥有平等地位。但这些现在都改变了。今天，大学的模型是麻省理工大学，其他大学都想成为麻省理工。麻省理工大学有非常小的人文学科、很小的社会科学，也有基础科学，但规模不大。但它有庞大的应用科学和工程学。这形成了今天大学的模型：庞大的应用科学、技术和工程类学科，强势的职业学院如医学、法学、政治学、设计学等。

此外，“区域研究”(area studies)正在收缩，尤其在美国和欧洲。举个例子，去年8月，我被邀请做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洲研究项目的评审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拥有最好的研究亚洲社会的文化、语言和历史的学者，总共93位，但现在要减掉40位，缩减到53位。这种趋势到处都在发生，区域研究在减少。同时，全球研究(global studies)却在增加，如全球环境、全球卫生、全球金融、全球贸易、全球安全等。这个变化的危险是，全球研究跟地方将没有什么关系，研究会变得非常浅显。我很为此担忧，认为这真是一个问题。

让我再给你们一些数据来理解这个困局。哈佛大学的文理学院当前有750位教职人员，其中包括工程学院的。5年前，工程学院有35个人，现在有75人，它在增加，但从没到麻省理工大学的程度。麻省理工大学有350个学术工程师，规模庞大。美国只有两所大学与之相似，斯坦福和康奈尔，各自有250个学术工程师。其他学校，像北卡罗来纳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伯克利分校等，都在往麻省理工大学的方向发展。看一下那些专业的人数就很清楚了。

中国也类似。让我给你们讲个故事。之前，北京大学的一位书记到哈佛大学做一个关于北京大学的演讲。他的讲话震惊了我们，他把北京大学说成是一所应用科学大学，没提哲学、历史学、文学、社会科学，他强调工程、化学、物理。所有提到的都是科学和应用科学。他说，我们过去关于北京大学是什么的理解是错误的，北京大学与麻省理工一样是一个应用科学大学。现在，研究型大学都开始朝麻省理工大学转向。

我学习时代的大学已经被改变了。现在你们理所当然认为的大学，已不是我读书时的大学。我年轻时，没人讨论影响因子，我们没有影响因子，没人在意发表的文章是定量还是定性，人们很高兴将自己的书出版。但现在，我们把自己纠缠在一些事情中，比高影响因子刊物。有一件发生在我身上有意思的事，我总鼓励我的中国学生回国后发表中文论文，以传递知识和扩大学科发展。但事实上，他们都不愿意发中文论文，因为他们的大学对发表中文论文给予的承认比英文的少很多。我认为这真的非常不好，真的很糟糕，是一个问题。我另一位在香港的大学工作的学生，他的博士论文有非常棒的材料。我问他：“你书出版的事怎么样了？”他说他将之放置一旁了，在那里需要更多文章，且需发表在有影响力的刊物上。一本书的出版应该是更重要的。

给年轻医学人类学学者的建议

涂、张：您对中国的年轻医学人类学者就研究和教学有什么建议吗？

凯：我今年75岁了。现在有很多很好的医学人类学家，比我年轻很多，这是他们的时代。我只希望我还可以有5年时间做我自己的事。

很高兴看到你们在中国做的研究。如果我要建议的话，那就是合作。让我批判地说吧，我对医学总是很批判，但很少在人类学中批判，这次让我对人类学多点批判。我认为人类学需要学会更多地合作。其他每个领域都在合作，这是一个合作的时代。作为人类学家，你可能习惯了做自己的田野，写田野调查。社会学家更擅长合作，心理学家在合作，政治学家也在合作，语言学家在合作，历史学家也是。我们也需要合作，比我们当前更好地合作。

我非常喜欢合作，它可以让你遇到一些非常棒的人并和他们工作。当然，合作也常常让人分心，让你去研究不同的东西，花很多时间在你原本可能不会去做的领域上。在我漫长的研究道路上，我做了很多这样的事。我花很多时间写作，有超过350篇文章；出版了6本独立写作的书；3本合著，其中1本还是日文的，基于我在京都大学的系列讲座，由日本两位同事写成；我还编了30卷书。当你有很多学生的时候，合作常常发生。他们变成教授后，想表达对你的尊重，于是和你一起做事。我和学生保持非常紧密的联系。我有过很多学生，大概95个博士生，超过200个博士后研究员，很多人现在都很厉害。我一直很活跃，我想，如果我更年轻点，可能会被诊断为多动症。我认为，对老师来说的好事是，如果我发现了某个研究点，合适的优秀人才会聚拢来，而我会淡出，让他们继续深入研究。

我在哈佛大学有非常好的同事，如Byron Good、Mary-Jo Good等，他们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都和我一起工作。我在哈佛大学工作了约40年。在哈佛大学工作的另一个好处是学生质量，我们有一流的学生，我从他们那获益良多。此外，在职业生涯中，你可以发展一些重要的对话者，他们不一定和你想法一样。事实上，和我有过最好对话的人常常和我想法不一样，最好的例子是Veena Das。我和她共事超过30年，从她那里学到很多东西。我常常不认同她的观点，但是她却比其他任何人教我的都多。

另外一个建议是扩大你们的读者群。在美国，医学人类学有用并富有成效，却没达到它应有的广泛影响。两周前，我在哈佛大学组织了一个会议，名为“亚洲和世界的独特视角：呼吁医学人类学的贡献”(A Special View of Asia and the World: Calling the Contribution of Medical Anthropology)，邀请了著名医学人类学家参加。会上，我说，不要只写给其他人类学家，而应给中国研究学者、日本研究学者、和那些广泛地对医学感兴趣的人写。如果医学人类学想达成更大的贡献，我们就需要为更广泛的读者写作。我们有很多医学人类学的杂志，但谁阅读那些杂志呢？只有人类学家。所以，广泛地发表会更好，这就是我为什么在《柳叶刀》上发表文章的原因。

说 明：凯博文(Arthur Kleinman)，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哈佛大学亚洲中心主任，也是横跨医学人类学、文化精神病学、全球健康、社会医学和医学人文领域世界级的领军人物；是美国科学院医药学部的终身委员、美国人文和科学学院院士；曾担任过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系主任、社会医学系系主任、精神病学系系主任，曾获美国人类学最高奖——博厄斯奖、世界精神卫生联合会杰出公民奖。此文为凯博文教授2016年5月26～27日在中山大学举行的“世界名师面对面”——中山大学国际名师前沿论坛期间的采访录。

(责任编辑 陈 斌)

Anthropology, Medicin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ety: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Kleinman

Interviewers:TU Jiong,ZHANG Wenyi;Interviewee:Arthur Kleinman Proofreader:CHENG Yu

Based on his own academic research experiences, Professor Arthur Kleinman of Harvard University introduced the combination of anthropology and medicine in research,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al anthropology, and the disciplinary position of anthropology in universities in Chin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Professor Kleinman emphasized the social significance and value of medical anthropology, and pointed out the disciplinary underdevelopment of anthropology in Chin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He also critically reflected on the current trends of universities around the world. At the end of the interview, he gave young medical anthropologists the suggestion that anthropologists should strengthen cooperation and extend the disciplinary influence into other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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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 炯，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讲师，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医学人文中心研究员；张文义，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讲师，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医学人文中心研究员(广东 广州，510275)；凯博文(Arthur Kleinman)，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讲座教授，哈佛医学院社会医学与全球健康系教授，美国科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院院士(美国 波士顿)；程 瑜，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医学人文中心主任，哈佛大学亚洲中心研究员(广东 广州，510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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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778X(2016)05-000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