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区外宣翻译的策略研究

2016-04-11黄信

四川民族学院学报 2016年4期

黄　信

★翻译研究★

藏区外宣翻译的策略研究

黄信

藏区外宣翻译是我国涉藏外宣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国家西藏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事关国家形象与安全以及西部大开发的工作大局。做好藏区的外宣翻译，要求各工作者在外宣翻译中讲究策略，努力做到“三贴近”、坚持“内外有别”、注重“信息性”，坚持“政府主导”等外宣策略。具体而言就是要贴近藏区发展的实际、结合藏区丰富的外宣资源、关注境外受众对藏区的信息需求和思维习惯；在突出外宣信息性的基础上注意外宣的平衡性、事实性和准确性。同时，藏区的各级政府部门也要完善外宣机制、坚持政府主导的外宣翻译，形成“政府抓外宣，全民参与外宣”的良好局面。

藏区；外宣翻译；策略

【Abstract】The work of international publicity translation (IPT) in Tibetan area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external publicity work of Tibet, as well a vital mission of Tibet, and to some degree is of significance to the Program of China Western Development, even to the good image and security of China. With the purpose to do a good job in IPT in Tibetan areas, all the translators or workers in their jobs should endeavor to do according to the following strategies: making the work so tru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ibetan areas, integrating the abundant resources for IPT, differentiating the foreigners' differences in information needs and thought patterns, highlighting the balance, factuality, accuracy of information except for the informative character of IPT. Besides, the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t all levels in Tibetan areas also should perfect the IPT-work mechanism guided by the governments, in order to turn out a new leaf featured by "government as the leader, and people as the practitioner".

【Key words】Tibetan areas; IPT; strategy

一、引言

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传播学奠基人拉斯韦尔在《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1948年)一书中就提出5W 传播模式，即：谁(Who)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对谁(To Whom) 说了什么(Say What) ，产生了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德国翻译理论家威尔斯(Wolfram Wilss)也主张“翻译是一种语言行为和抉择密切相关的语际信息传递方式。”[1]20世纪末，国内著名学者吕俊教授(1997年)将翻译学置于传播学的理论框架下进行考察，认为翻译尤其是外宣翻译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它由“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对象、传播目的、传播场合、传播效果等7个要素构成传播全过程的整体。”[2]这七个相互联系、彼此制约的要素与传播学奠基人拉斯韦尔的5W 传播模式极为相似。外宣翻译以外国人为受众对象，必须借助外国语言文字才能将语际信息传播出去。对外传播具有语言传播的特质，而外宣翻译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传播活动，具有传播学的属性。由此可见，对外传播和外宣翻译皆为信息交流，均有借助语言符号和媒介进行传播的共性。因此用传播学的理论来研究外宣翻译具有相当的可行性。进入21世纪以来，传播学翻译研究在国内得到了长足发展，众多专家学者也进行了持续、深入的研究，使传播学翻译理论成为外宣翻译及其研究的理论支撑，同时传播过程的各个要素也成为传播学观照下外宣翻译研究的主要内容，甚至是衡量外宣效果的重要依据。

“藏区(Tibetan areas)”为“藏族聚居区”的简称，中国藏区包含了青藏高原的腹地及其边缘地带。根据学界研究需要的差异，可能存在不同的藏区划分*根据行政区划，则有习惯上的“五省藏区”之说，即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昌都地区、山南地区、日喀则地区、那曲地区、阿里地区、林芝地区)，四川藏区(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云南藏区(迪庆藏族自治州)，甘肃藏区(甘南藏族自治州和天祝自治县)，青海藏区(除西宁市和海东以外的大部分地区)。如果按方言划分，藏区又可以划分为卫藏、康巴、安多三大块：以拉萨为中心向西辐射的高原大部分叫“卫藏(Central Tibet)”，它不仅包含西藏，还包含青海、四川和云南的藏族自治区；念青唐古拉山——横断山以北的藏北、青海、甘南、川西北大草原为“安多 (Amdo)”；川西的甘孜、阿坝、西藏的昌都以及云南的迪庆地区为“康巴(Khampa)”。目前许多语言研究者又将青海、甘肃藏区划为西北藏区(Northwest Tibetan areas)，将西藏、四川、云南划为西南藏区(Southwest Tibetan areas)。，但各藏区在地域上具有相当的连续性、完整性，且自然条件具有相似性。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各藏区先后经历了和平解放、民主改革、自治区(州、县)成立、改革开放等重要历史发展阶段，现已踏上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康庄大道……所以，在社会文化背景与经济发展模式方面各藏区也具有相关性，相应的外宣翻译研究具有同质性特征。藏区的外宣翻译是我国涉藏外宣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党和国家西藏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而且事关国家形象与安全以及西部大开发的工作大局。面临新形势下藏区的外宣，各外宣工作者只有“讲求外宣的策略和技巧”*观点出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P160。，才能让世界更加真实、客观地了解“美好新藏区”。但问题是需要讲究哪些策略，哪些技巧？如何把握？对此，本文欲从传播学的角度对藏区外宣翻译的策略进行论述，以期更好地向境外受众说明藏区，介绍藏区，积极主动地赢得他们对藏区的了解、理解和尊重，为我国五省藏区在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创造良好环境。

二、坚持“三贴近”

传播效果是传播学观照下外宣翻译最重要的衡量标准之一。根据黄友义先生(2004年)曾提出的“外宣三贴近”[3]翻译原则和新形势下藏区外宣翻译的实际情况，笔者将“外宣三贴近”变通理解为：贴近藏区发展的实际、贴近国外受众对象对中国藏区信息的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藏区的外宣翻译，从外宣材料的内容或文体来讲，可以包含政治、经济、教育、宗教、文化、医药、卫生、旅游等发展状况的对外介绍；中央、省、州、县等各级政府有关藏区的官方文件、高级领导人的正式讲话和著作，以及外交会谈，经贸合同、招商引资、法律文书……等等。对这些内容或文体的材料进行外宣，基本上都是中译外的过程，而且翻译是作为一种跨文化交际的媒介形式参与其中。为了取得预期的、良好的传播效果，各外宣翻译人员应当坚持“外宣三贴近”的翻译原则，具体而言：

(一)贴近藏区发展的实际

从新时期国家大外宣格局来讲，藏区的外宣虽属地方外宣，但它却是国家大外宣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展示、塑造和维护藏区形象乃至国家整体形象方面发挥着同等的作用。藏区外宣翻译的首要目的是让世界更加客观、真实地了解藏区，需要立足本地，放眼世界。贴近藏区发展的实际就是要立足藏区外宣翻译的新形势，了解藏区丰富的外宣翻译资源。

1.紧跟藏区外宣翻译的新形势

藏区外宣翻译面临前所未有的新形势，中央及五省藏区各级政府均出台了“十二五”文化发展纲要，明确了外宣(翻译)形势与任务。其中，西藏自治区将在“十二五”期间“有针对性加强涉藏外交外宣工作，为西藏和四省藏区的发展营造良好环境”，[4]并要求“以特色农畜产品及其加工业、旅游业、民族手工业、藏医药业和建材业为支撑的区域经济，积极融入成渝经济圈，加强与藏中地区和周边省份的联系与合作……依托‘茶马古道’和大香格里拉旅游圈打造‘三江’流域精品旅游区。”[4]“紧紧围绕国家外交外宣大局和西藏发展稳定大局，牢牢把握正面宣传西藏和深入揭批达赖集团两大主题，加大‘走出去、请进来’工作力度，加强对沿边国家和边境外宣工作，积极推动民间外宣和网络外宣，充分展示社会主义新西藏的良好形象，增进国际社会对社会主义新西藏的认知度和认同感。”[4]四川藏区将将从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加强文化产品创作生产、提高现代传播能力、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利用、加强文化交流合作……等10大方面进行改革发展。同时，四川藏区还将加快主流媒体“走出去”的步伐，提高省级广播电视频率频道的覆盖率，扩大四川卫视国际频道在境外的有效落地范围，提升四川对外形象*引自2011年12月31日由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下发的文件：《四川省人们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四川省“十二五”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的通知》(川办发[2011]96号)。。各文化发展纲要还明确加大报纸、广播电视等主流媒体覆盖面和宣传力度，充分运用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拓宽宣传渠道，增强宣传教育的针对性、时效性。这些文化发展纲要的贯彻落实需要外宣翻译，也只有紧跟新形势，加大外宣翻译研究才能进一步拓展藏区对外交流渠道，搭建对外文化传播平台，从而更快更好地提升五省藏区的文化竞争力和影响力。

2.抓住藏区丰富的外宣翻译资源

藏区外宣翻译资源丰富，主要指青海玉树、甘肃舟曲、四川汶川和庐山等灾后重建伟大胜利，藏区经济大发展；以文学、戏剧、歌舞、绘画、雕塑、民间工艺和美术以及民间体育活动为主要形式的藏族传统文化艺术；以历史文化名城(古迹)、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风情(传统节日)、旅游商品为主要代表的藏族旅游资源；以及牧民定居、藏区教育事业、藏区卫生事业等卓有成效的民生工程；以及成效显著的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5]近几年、各藏区也积极参加了西博会、厦洽会、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洽谈会、上海旅游交易会、昆明旅游交易会以及各类高峰论坛等重要活动，比较广泛地宣传了藏区优势资源、人文景观，也推荐了各类招商引资项目，但外宣选材还主要表现为风光和自然资源，较少体现人文和文化资源，严重存在资源挖掘不深、取材狭窄的问题。[6]藏区外宣翻译的新形势与丰富的外宣资源使藏区外宣翻译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各外宣翻译工作人员应该立足藏区“十二五”文化改革发展纲要，肩负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以文化外宣为着力点，充分发挥自己的特色和优势，积极推进藏区外宣(翻译)研究，打造涉藏外宣翻译精品，从而促进藏区文化形象的塑造，提升藏区现代传播能力，加速藏区文化产业的跨越发展。

(二)贴近国外受众对象对藏区信息的需求

如前所言，外宣工作是一种以国外受众为传播对象的跨文化信息交流。信息传播的效果就是要引起受众对象的注意和兴趣并为他们所了解和认同。根据传播学观点，“受众对象在接收信息的过程中势必会根据自身的经历、需要以及意愿而有所选择、有所侧重、甚至有所曲解，以便使所接收的信息同自己固有的价值体系和既定的思维方式尽量协调一致。”[7]外宣翻译就是以“外宣”为方式和手段来实现翻译目的和任务——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发挥外宣翻译的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功能。但是，外宣翻译的目的和任务需要与藏区对外宣传的整体任务和目的相吻合，这就要求译者在藏区外宣翻译的过程中，关注受众对象的信息需求，建立外宣话语(话题)的认同关系。正如张建教授所言：“译者应该‘换位思考’，起到中介作用(Mediator)……译者应站在译文读者(国外受众)的角度，考虑译文接受者的需要和愿望，对原文信息进行创造性的改写或重构。”[8]然而，目前由于“西方中心主义”和“霸权主义”等意识形态和文化因素的影响，藏族文学及藏族文化在世界文学系统中还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9]贴近国外受众对象对中国藏区的信息需求，通俗地将就是要清楚国外受众的“买点”，我们藏区的“卖点”。近几年，藏区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藏区新生活和灾后重建的建设过程中，取得了不计其数的成就。从藏区民生改善方面看，我们有“富民安康”、“帐篷新生活”、“牧民定居”等发展模式，并逐渐为外国人认同；从教育方面看，我们有“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十年行动”和“9+3”免费教育等计划，也倍受外国人赞同。从文化层面看，有“香格里拉”情节、“西藏热”、“中国西藏文化周”，还有诸如“跑马山国际情歌节”等各类地方文化节和艺术节。这几年，四川还在精心打造九寨沟的旅游文化、甘孜藏族自治州和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藏族文化，云南迪庆也正在努力迪庆香格里拉国际知名旅游胜地，在国内外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这些成果、活动或影响正是外国人对中国藏区的兴奋点或兴趣所在。同时，在国际传播过程中，藏区外宣翻译或外宣工作本身就具有政治性强、政策敏感度高等特征，相对中国大外宣格局而言，涉藏外宣更是外国受众信息需求的重点。

因此，只有充分考虑受众对象的信息需求，发掘好和运用好藏区外宣翻译资源，才能灵活多样地开辟外宣形式，进而才能和受众对象之间建立起“认同”关系，实现最佳传播效果。

(三)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

德国翻译理论家赖斯(Katharine Reiss)和英国翻译家纽马克(Peter Newmark)都曾提出“文本类型理论”，该理论针对不同源语言文本的风格、重点、中心及语言类型将文本功能细分为“表达功能、信息功能和呼唤功能”。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属的信息型和呼唤型文本，诸如新闻文本、宣传文本、公告以及其他非文学作品都应该采取交际翻译，关注译入语读者(即受众对象)的理解和反映，在表达方式、措辞等方面均要尽可能地符合该文体在译入语中的思维习惯。[10]外宣翻译又是一种以外语为媒介的信息交流。语言是思维的载体，而“思维方式又恰好是沟通文化与语言的桥梁。”[11]中外民族由于自然地理环境、文化积淀、哲学根源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必然导致思维方式上的差异。整体而言，汉语民族思维方式偏重整体性、直觉性、意向性和模糊性；而英语民族思维方式则倾向分析性、逻辑性、实证性和精确性*尽管藏民族传统思维方式与汉民族传统思维方式略有差异，如藏民族传统思维方式因受藏传佛教的影响而偏重经验思维、神秘思维、具象思维以及逻辑思维。但在藏区外宣翻译的具体操作中，多数情况是将涉藏外宣材料先撰写成中文稿，然后再译为外文稿，所以笔者仅仅比对和凸显汉英民族的思维方式。。因此，要最大限度地实现外宣译文的最佳传播效果，就要在突出信息的基础上尊重受众对象的思维差异，符合受众对象的阅读习惯。比较典型的差异就是：受“直觉性、整体性思维方式的影响，汉语句式以意合见常——重意义组合轻形式结构, 句式虚似流散零落, 实则内聚统一。”[12]而英语则受分析性、逻辑性、实证性和精确性思维的影响，句式重形和，讲事实，语言表达忌讳重复，夸张；有不平则不显客观的倾向。这些思维差异在外宣翻译的过程中也必须重视并予以体现，具体到藏区的外宣翻译，译者就必须用受众对象的认知和思维表达方式创造性地将原文转换成易于受众对象理解、接受的译文。

三、主张“内外有别”

在很大程度上讲，要对外完整、全面地说明藏区，尤其是对各类外宣资源的介绍，就只有通过“外宣翻译”进行干预。“干预”的过程中必须考虑题材“取舍”以及翻译策略等问题，哪些应该“外宣”，哪些应该“翻译”，甚至哪些可以“调整”或“改写”……这些“问题”既有源自传播学视角下藏区外宣翻译信息敏感性的特殊因素，也有“内外有别”的普通原因。“内外有别”的“别”是指外宣翻译在任务、内容、对象、形式以及语言文字等方面都有“区别”。[13]

传播环境对传播效果的影响很大，环境制约包括社会和意识形态操控、语言力量和语境制约。[14]藏区的外宣翻译形势除了上文论述的国内形势以外，还应包含国际形势，即汉语在世界话语权方面还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藏族文化在世界文化系统中也处于相对边缘的状态。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依然是国际传媒的主要控制者，左右着世界舆论。多数西方国家在主流媒体的宣传报道中利用中式英语语义模糊的负面效应，将中国妖魔化、丑陋化和荒谬化；更有部分藏独分子肆意歪曲藏区的发展变化，让普通的国外受众对藏区充满误解。在如此纷繁复杂的舆论环境中如何做好藏区的对外宣传，是广大外宣工作者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外宣翻译工作者要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熟悉中国的基本政策和对外原则，准确把握意识形态的基调。在“干预”处理外宣文本时，要敏感地识别出原文可能存在的原则问题，对“宣”和“译”的内容、题材进行区分，并作必要的“调整”与“改写”，从而实现涉藏外宣的正向传播。

“内外有别”也需要外宣翻译工作者对受众对象有清醒的认识，要对国外受众进行分析比较。虽然国外受众分析比较复杂，包含自然结构、社会结构以及认知结构等等。单从外宣翻译的译入语角度来看，西方受众对象受西方修辞文化的影响，普遍具有这样的观念：“对词语的过分雕饰将冲淡话语的感染力，使人感到虚情假意、华而不实。这是对国外受众在认知结构上的恰当概括，刻画出国外受众的话语方式和接受习惯——重平白，抑夸张。”[14][15]同时，“外宣翻译所面临的对象主要还是其他国家的普通民众, 具有不定性。”[6]作为普通民众的受众对象在认知结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以及语言背景等方面都会存在差异。而且藏区的外宣文本介绍的是藏区的情况，里面难免会出现独具藏族特色的新词新语或文化负载词，甚至是藏民族固有的表达方式……这些不属于受众对象所惯用的表达，定会给他们造成信息接受上的困难、歧想，甚至误解，也容易诱使外宣翻译工作者掉入文字陷阱。具体到藏区的外宣翻译时，还需对原语信息以及译语文本进行“把关”、“润色”，甚至变通、弱化、删除等一系列的处理策略，以实现最佳传播效果。

四、注重信息性

从构词法讲，“外宣翻译”是偏正式短语，中心词为“翻译”，这确定了外宣翻译具有翻译的普同性特征；但修饰词“外宣”却赋予了外宣翻译的区别性特征，“外宣”就意味着信息传播。因此，信息处理与交流便成了传播学和翻译学的共通之处，传播学视角下的外宣翻译就是一种信息传播活动，坚持信息性也就成了外宣翻译的主要原则。坚持信息性的外宣翻译原则具有又包含注重信息突出性、信息平衡性、信息事实性以及信息准确性等策略。需要说明的是，传播学视角下的藏区的外宣翻译还具有信息召唤性、简洁性以及敏感性等特征，也可视为外宣翻的子策略并予以关注，由于笔者已在前面的相关主题进行讨论，在此不再赘述。

(一)注重信息突出性

所谓“信息突出”，就是在对外宣传翻译的过程中根据不同受众对象的特殊心理需求、兴趣爱好，对不同类型的对外传播文本，即拉斯韦尔模式中的“源语文本信息”中具有关联性信息性质和信息价值的信息进行规范、合理的操作并予以突出。[5]“对外传播内容的核心是对外传播文本。”[14]考虑文本就得细分题材及其特征，如对象性、广杂性以及非专业性。关于这一点，翻译学文本类型理论也持相似观点，认为不同的传播文本具有不同的功能和翻译侧重点。传播学还认为，优秀的外宣翻译需要考虑译语读者的接受与反应，既然受众对象具有特殊性，外宣翻译注意“信息突出性”，满足不同受众对象的信息需求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此外，外宣翻译注重“信息突出性”还特指用最经济的语言表达方式，力求译文简单明了。因为较传统的对外宣传而言，现代的对外传播更倾向为是一种经营行为，更看重经济效益。外宣翻译过程中注重“信息突出性”符合对外传播学的时代特征，是大势所趋。

藏区的外宣翻译资源丰富，既有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医药、卫生等发展状况的一般介绍性对外传播，也有藏区各级政府机关的政策公告或对外交流的信息通告，还有各州县的建设宣传、招商引资与旅游宣传、大型节庆活动宣传，或者公司、企业的对外宣传及产品介绍等。就企业外宣或招商引资的外宣翻译而言，国外受众的信息需求就表现为了解该企业发展优势，特色或藏区的资源特征，开发条件，优惠政策等等。外宣翻译工作者就应该对这类关联信息进行突出，并在语言表达、行文逻辑等方面充分考虑受众对象在文化背景、认知能力等方面的差异，实现翻译学意义上的以读者为中心，注重读者反应。

除此之外，藏区的外宣翻译还应包括涉藏文献翻译及与藏族典籍的专业翻译等等。因此，面临如此丰富的外宣资源或者文本信息，各外宣(研究)工作者在努力做到“外宣平衡”的同时，还应“突出信息”，力求译文经济简明，以达到最佳效度的传播效果。

(二)注重信息平衡性

“平衡”一是外宣翻译的内容要平衡，二是表达方式要平衡，三是传播媒介要平衡。

“内容平衡”是就外宣翻译的整体内容而言的，不是每一个外宣材料或外宣翻译品都只谈经济、只讲成绩、只突出正面，平衡的过程不排斥批评性的报道，因为“正确的批评性报道可以帮助海外读者了解我们党和政府对待各种消极腐败现象的鲜明态度，揭露的现象是消极的，(但)起到的作用是积极的。”[16]

“表达方式平衡”与“外宣翻译要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以及“内外有别”等外宣翻译原则一脉相承，“‘表达方式平衡’就是不要绝对化、不要滥用最高级的形容词和副词、不要滥用比喻、不要堆砌词藻、不要矫揉造作。”[16]

“传播媒介要平衡”是指外宣传播的渠道、媒介要多样化，不能仅仅停留在图书、报刊等传统媒介。新时期的外宣翻译需要借助通讯社、报刊(含印刷版和网络版)、图书(含印刷版和电子版)、网络、广播、电视、国际会议等多样化的媒介进行全方位的立体传播。

同时，形象具有可传播性和相对可塑造性，对外传播的过程就是形象塑造的过程，而平衡性的外宣翻译策略则是国家、地区整体形象塑造的关键。结合藏区，该地区的形象就是一种主体意识和民族认同感，是藏区各族人民精神气质中的闪光点；是在藏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融入现代化要素，经萃取、提炼而成。所以，藏区的形象塑造就是将有关藏区的各种题材、内容信息进行多渠道、多媒介合力外宣后所引起的综合反应。

鉴于此，藏区外宣(翻译)工作就必须做到信息客观、全面，兼顾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等各种内容和题材；表达方式要符合国外受众对象的思维习惯，尽可能地体现外宣信息的突出性、召唤性、简洁性以及敏感性等特征；传播媒介多样化，不断进行立体化传播，从而提高对外传播的可信度，最终为国外受众对象客观、全面理解、认同藏区服务。

(三)注重信息事实性

注重信息的事实性就是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尊重客观事实，用事实说话。早在20世纪末，沈书儒先生就提出“让事实说话”的对外传播原则*根据沈书儒先生的观点，对外传播有三大基本原则，分别为：内外有别、让事实说话以及了解第一。，并认为“它(让事实说话)是对外传播的一条基本原则，也是一种方法、一种技巧、一种艺术。”[16]就藏区的外宣而言，用事实说话就是传递藏区政治、经济、民生等各方面的真实情况和藏族同胞的真情实感，使受众看到藏区的进步，只有这样，传播的信息才令人信服。如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涉藏白皮书，相关政府出版的有关五省藏区的年鉴，四川省藏区民生工程办公室编写的《美好新藏区——幸福新生活》等外宣翻译，就是以大量的事实为依据，这些事实有时间、地点、事件，几乎涵盖了新闻六要素*本文的“新闻六要素”主要指新闻的记叙要素，可用英语“5W1H”来表示，具体包含何时(When)、何地(Where)、何人(Who)、何事(What)、何故(Why)以及如何(How)。通俗地讲就是“某人某时在某地如何做了某事出现了某种结果”，这也是新闻宣传的基本工作手法和价值所在，即注重信息的事实性。，其目的旨在告诉国外受众有关中国藏区的客观发展与巨大变化，进而获得他们的理解与认同，树立良好的中国藏区形象。例如：

2007年，西藏地方财政总支出279.36亿元，比2006年增长38.1%，其中一般预算支出275.37亿元，增长37.6%。当年财政支出中用于科教文卫及社会保障、生态环境等公共服务的支出显著增加，达80.48亿元，同比增长31.14%；教育支出32.77亿元，增长12.1%；科技支出1.9亿元，增长75.14%；医疗支出17.03亿元，增长74.5%；社会保障支出16.79亿元，增长63.35%。用于公共事务管理和基层建设的支出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17]

(四川省委、省政府)计划用4年时间，投资180亿元(政府补助65亿元)，在29个牧区县规划建设1409个定居点，解决10万户50万牧民定居问题……目前(2012年)，91969户定居房基本建成，完成进度达92.65%，1243个定居点和配套公共设施全面完成；10万顶新型帐篷、10万套篷内设施全部发放到游牧民手中。[18]

这些确凿详尽的数据是注重信息事实性的具体表现，原语信息满足了国外受众的信息需求。研究相应的外宣译文，发现其表达方式也符合国外受众对象客观、直白的思维习惯，均有效地实现了预期传播效果。

(四)注重信息准确性

外宣质量的高低决定着外宣效果或对外传播效果，影响到境外受众对藏区的理解与认识。保证信息的准确性是确保外宣翻译质量的前提条件。信息准确既指普通意义上文字、语法、表达的准确，又指包含政治意义、感情色彩和蕴含寓意在内的各信息的准确传递。从现代传播学角度看，在外宣翻译过程中，“译者进入了对外传播的过程，成为传播链上的一环。”[14]他们与对外传播过程中的采编、记者、报道者等一样，具有“把关”的作用，而“把住翻译关是做好外宣品的关键。”[19]但目前，藏区普遍存在外宣意识淡薄，翻译人才缺乏，外宣译品量少质低等问题。为了扭转这一局面，通过高等院校培养与社会培养等多种方式，加大外宣人才的培养力度；设立专门的外宣翻译监管部门或外宣翻译机构，监督外宣翻译任务，确保译品质量；建立对外翻译工作的检查、咨询、服务机制，努力把好编辑和翻译两道关；建立涉藏外宣语料库，实现网络化，为多样化的外宣寻译提供备选，从而提高译文准确性。

如前所言，藏区的外宣翻译具有信息敏感性的特征。所以信息准确性还包含政治意义的准确。政治意义准确与否事关外宣效果的成败。外宣翻译人员不但要具备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政治修养，而且还要敏锐地意识到藏区的外宣翻译代表了五省藏区甚至整个中国的国际形象。他们要在大是大非面前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外宣翻译既不能损坏中国的国际形象与国家利益，也不要有侵害他国利益之嫌。始终铭记的是，我们的涉藏外宣翻译旨在向境外受众全面介绍藏区的发展变化，让他们正确认识藏区，接受藏区，树立良好的藏区形象，并适时通过外宣翻译引导社会舆论走向正确方向。所以，藏区的各级政府部门(以外事办、宣传部、旅游局以及文化局等部门为主)要坚持做好政策研究，引导各级各部门树立“外宣就是政治”的大外宣观念，从思想意识上确保外宣翻译的政治准确性。

五、坚持政府主导

从外宣翻译的传播途径或渠道来看，“不仅包括图书、期刊、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传播媒介，还包括国际会议等。”[6]由于特殊的政治、经济因素，藏区的外宣传播途径还主要依赖于图书、报刊，其中由主要以招商画册或旅游指南或折页的方式呈现。[6]而且，根据课题组2014年的调查研究来看，藏区的外宣翻译在“翻译人才”、“译文质量”、“排版装帧”、“外宣效果”、“外宣力度”、“外宣形式”等方面总体水品趋于“一般”；“散兵作战”以及“运作模式欠规范”是藏区外宣“译品量少质低”的主要原因；同时，藏区各级政府部门存在外宣意识、形象意识及精品意识淡薄的问题也是导致藏区地区品牌不响的主要因素*有关“四川藏区外宣翻译的总体评价”，请参阅调研报告《四川藏区外宣翻译现状调查研究》，载于《康巴研究》(第3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4年7月。。

根据传播学先驱拉斯韦尔的5W传播模式，传播者，即“谁(Who)”，包含了第一传播者(原作者) 和第二传播者(译者)。政府、媒体、企业以及国民常以第一传播者(部分为第二传播者)的身份而成为国家或地区形象塑造的主体，其中政府在国家或地区形象塑造的过程中发挥主导性作用。[5]在以互联网为主要媒介的传播时代，隐瞒、屏蔽信息将逐渐成为幻想；只有客观真实、平衡准确的外宣才能制止流言与幻想。藏区的各级政府部门，作为传播主体，应当敢为人先，采用“国际认同的话语方式”进行公开、透明的对外传播，改变传统的外宣工作模式，即变“以避免不利信息传播”为“怎样更好地吸引关注、报道”。同时，各级政府部门继续转变“以人为本”执政理念，在完善外宣机制的前提下给予媒体更多自由的采访、报道权限，改变单一信息源的传播作法。此外，地方政府还应该发挥地方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整合民间资源，大力开展民间文化交流，形成“政府抓外宣, 全民参与外宣”的大外宣格局，进而间接塑造藏区的良好形象。

因此，在现有资源和条件下，藏区各州、县的各级政府部门(尤其是外宣部门)要给予足够的重视。政府部门重视了，就会有措施，就能起到主导作用，并逐渐在全社会形成正能量，全社会重视了，措施就易于落实……如前文所及的有关外宣人才的培养、外宣翻译机构或监督部门的成立以及外宣翻译服务机制的建设等措施的提出与落实都需要政府部门的主导作用。在此，笔者也呼吁在中央有关部门的指导下，藏区的政府部门、翻译工作者协会、康巴卫视、省(区)卫视国际频道、省(区、州)外事办、境内外传媒、(民族)出版社、民宗局、藏学研究所以及藏区高校外语学院等能共同筹划并定期举办有关藏区的外宣工作会议，积极推进藏区的外宣工作。

结　语

藏区外宣翻译，表面上看是把大量的有关藏区的各种信息从中文翻译成外文并借助媒体予以传播；但实际上它却是一项任重道远的事业，因为藏区的外宣翻译是我国涉藏外宣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党和国家西藏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事关国家形象与安全以及西部大开发的工作大局。要做好藏区的外宣翻译，就要求各工作者在外宣(翻译)的工作中努力做到贴近藏区发展的实际、结合藏区丰富的外宣资源、关注境外受众对藏区的信息需求和思维习惯；在突出外宣信息性的基础上注意外宣的平衡性、事实性和准确性。同时，藏区的各级政府部门也要完善外宣机制、坚持政府主导的外宣翻译，形成“政府抓外宣，全民参与外宣”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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