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雪（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北京100872）



不同所有制企业的银行关联、政治关联对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

周雪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北京100872）

［摘要］政治关联和银行关联作为非正式制度影响着信贷资源的配置，文章将二者的作用分别在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中进行探讨，发现银行关联能够显著减小民营企业的债务期限结构，地方政治关联能够显著增加民营企业的债务期限结构，而中央政治关联则对国有企业的债务期限结构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银行关联；政治关联；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债务期限结构

一、引言

在新兴经济体国家，市场经济体系尚未完善，相应的制度体系建设和法律制度的构建不能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使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为了获取资源和资金支持，寻求竞争中的胜利不得不借助于其他制度之外的机制。在企业外部融资的过程中，非正式制度机制作为一种替代机制为企业获得信贷资金支持提供信誉支持，在银行和企业的信贷合作中发挥影响（Allen et al.，2005）。

银行关联和政治关联作为两种重要的代表性的非正式机制在信贷资源的配置过程中影响银行的决策过程。基于对信贷配给现象分析的不断深入，相关研究已经从对银行决策的利益最大化目标转化为对企业和银行之间利益关系的转变。信贷配给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在银行和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导致在信贷活动中银行面临着由此引发的企业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同时由于相关法律制度的缺失或政策的落实不到位，企业的财产权保护问题也增加了银行的放贷风险。而银行关联和政治关联在信息不对称和企业的财产权保护方面会发挥作用从而影响银企之间信贷关系的实现。

二、文献回顾

针对银行关联和政治关联对企业信贷融资的分析的内容非常丰富，主要将二者分别作为非正式制度进行单独研究。并且在进行相关的研究时，企业的所有权性质和所在地区的金融发展程度通常被当作调节变量纳入银行关联和政治关联对企业信贷融资的相关分析中。

首先，在进行银行关联和企业关联的研究时，对银行关联和企业关联的界定并不一致，主要可以划分为组织层面的界定和个人层面的界定。

具体地讲，组织层面的银行关联的界定为银行和企业之间的持股关联，银行持有企业的股权能够增加企业的贷款可得性，因为此时的信贷投资可能为银行带来除贷款利率之外的利润分红（Zhengfei et al.，2012）。个人层面的银行关联则界定为企业高管的银行就职背景。具有个体层面的银行关联的企业在信贷方面获得的影响研究主要在民营企业中展开，研究认为当企业具有银行关联时，在企业中任职的银行管理者或在银行任职的企业管理层能能够成为企业和银行之间信息沟通的桥梁，既能够为银行监督企业的行为，及时把握企业的投资资金的使用情况和投资项目的进展，又能够以银行界专业人士的角度向能够为企业提供金融知识支持，从而为企业带来更多的银行贷款并且主要表现为长期贷款（苏灵et al.，2011；Bhattacharya & Chiesa，1995；Engelberg et al.，2012）。然而，银行关联也会造成银行对企业的投资垄断，由于能够及时准确掌握企业的信息，银行可以根据企业融资项目的风险提供相对合理的利率价格，继而会形成一种基于信息的贷款垄断（Rajan，1992）。此时银行关联使企业在信贷过程中变得更加被动（Weinstein & Yafeh，1998）。

对政治关联的研究，我们将企业的所有权性质作为解释变量分析其对信贷融资影响的研究看作是组织层面的政治关联，因为研究中一般认为国有企业在信贷申请中具备民营企业不可比拟的优势，换言之，民营企业在信贷中面临歧视。在该层面中的探讨主要聚焦于对信贷歧视的争论中。有学者认为信贷歧视是因国家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区别对待而存在的（沈红波et al.，2011；La Porta et al.，2002），有的学者则主要信贷歧视并不存在，而是民营企业对融资方式进行自主选择的一种外在表现（方军雄，2010；苟琴et al.，2014）。

在个体层面的企业政治关联曾一度被信贷歧视观点的支持者作为挽救民营企业信贷状况的重要手段进行探讨，探讨的结果也表明民营企业具有个体层面政治关联能够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摆脱财务困境（罗党论&甄丽明，2008；Hongbin et al.，2008）。

以往的研究在银行关联和政治关联对信贷融资的影响中都有丰富的探讨内容，并且对于银行关联的影响多从其对银企之间信息不对称的改进方面进行探讨的，而政治关联的作用机制均着眼于企业的财产权的保护，依据政府的掠夺之手理论进行分析。然而，信息不对称和财产权的保护在企业信贷融资的过程中的作用难分伯仲，因此需要同时考虑政治关联和银行关联的影响，进行相应的理论推演和统计分析，于是便有学者分别在组织层面和个人层面的政治关联和银行关联的交互影响进行了分析，如表1所示。表1中分别就政治关联和银行关联的研究内容的不同层面进行了新近代表文献的展示和总结。在同时政治关联和银行关联进行考虑的研究中，目前只有两篇文献进行了综合，在组织层面和个人层面中各有一篇。

基于以上的文献梳理和表1中的总结，本研究将政治关联和银行关联同时纳入分析，考虑以下问题，同时考虑银行关联和政治关联时，政治关联和银行关联分别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中对企业债务期限结构发挥怎样的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2008～2014年A股市场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初始样本数据，选择原因主要基于在2007年以后我国的上市公司采用新的企业会计准则进行会计核算，并且在2008年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已经接近完成，因此所选时期的数据同时规避了企业财务数据口径不一致和股权分置改革的影响。

根据研究需要，本研究对获得的原始数据进行预处理，首先按照以下标准剔除数据：①剔除净资产收益率小于-50%或大于50%的企业；②资产负债率大于1的企业；③剔除资产负债率超过100%的资不抵债的公司；④剔除在2008～2014年间被视为PT或ST的公司，这类公司存在财务问题已经退市或者即将退市；⑤剔除在2008～2014年间发生行业变更的企业；⑥剔除企业家信息介绍不详细或数据缺失的公司，在这些公司中我们无法获得所研究变量的完整信息。

（二）变量界定

1.被解释变量

本研究中的被解释变量为企业的债务期限结构，选择企业的长期借款占总借款的比重作为该变量的内容。

2.解释变量

本研究中将企业的政治关联划分为地方政治关联和中央政治关联，企业具有地方政治关联是指企业的主要管理者或股东中有现任或曾任地方人大代表、地方政协委员的人员；企业具有中央政治关联是指是指企业的主要管理者或股东中有现任或曾任中央人大代表、中央政协委员的人员。

本研究中的解释变量主要是银行关联和政治关联，并按照政治关联的不同层次将其分为中央政治关联和地方政治关联。具体的讲：①银行关联（Bank），企业具有银行关联定义为企业的管理层或大股东中具有现任或曾任银行高层管理人员的成员，具有银行关联变量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②中央政治关联（Cpcon），企业具有中央政治关联定义为企业的管理层或大股东中具有现任或曾任全国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成员，具有中央政治关联变量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③地方政治关联（Lpcon），企业具有地方政治关联定义为企业的管理层或大股东中具有现任或曾任地方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成员，具有地方政治关联时变量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3.控制变量

本研究中的控制变量主要是指会影响企业信贷融资情况的企业特征。具体来说，主要包括：①企业规模（Size），定义为企业资产的自然对数；②现金比率（Cash），反映企业的资金流动性水平；③企业成长能力（Growth），即为企业的净资产增长率；④资产可抵押性（Tangible），定义为企业的固定资产占总资产的比率；⑤企业负债水平（Debt），即为企业的资产负债率；⑥企业资产净利率（Roa），反映企业资产的盈利水平；⑦流动比率（Currt），定义为企业的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的比率，反映企业的流动资产能够用于偿还其短期负债的可能性；⑧净资产收益率（Profit），反映企业的盈利能力；⑨外部融资需求（EXF），定义为企业的投资和经营产生的现金流量扣除筹资产生的现金流量之后占期末资产的比率；⑩托宾Q值（Q），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的市场价值是否被高估；11○账面市值比（B/M），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Fama & French，1992）；12○行业虚拟变量和样本选择的时间虚拟变量，以2008年为基准年，共设置7个时间虚拟变量。

（三）假设推演

由于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归国家所有，可以说是与政府同呼吸共命运。许多主要的资源如能源和原材料几乎都是由国有部门垄断控制的，信贷资源也是由国有银行主导（Hongbin et al.，2008），基于我国的银行体系的现状分析，我国银行体系的主体是国有银行，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之间的关系可以形容为一种“血缘关系”。由于这种血缘关系的存在，使得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之间都在为回馈国家承担相应的责任，即所谓的政策性负担（林毅夫&李志赟，2004；林毅夫et al.，2004），具体的表现为国有企业承担为稳定社会而吸纳社会中的过剩劳动力等社会性负担和响应国家在产业结构调整和改革的战略性负担，国有银行根据政府指令向生产效率不高甚至有些低下的国有企业提供更多的贷款等。同时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是银行向其发放贷款的事后保障，当国有企业陷入财务困境时，政府会第一时间向企业伸出援助之手，向企业提供财务支持，以保证企业继续承担政策性的任务。国有企业在获得这些必须资源和资金支持上具有天然的优势，对于国有企业而言，银行贷款并非是需要通过激烈竞争获得的稀缺资源。

基于文献中对银行关联和政治关联的研究经验以及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区别，对于民营企业由于其财产权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并且在银行和企业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银行关联和政治关联对其长期借款的比例具有不同影响。具体来说，银行关联能够为企业和银行之间架起信息传递的新渠道，并且可以帮助银行对企业进行监督，但是银行关联本身不能对企业的财产权形成有效的保护，因此出于对银行风险和收益的权衡银行会选择向企业提供更少的长期贷款，取而代之的是向企业提供更多的短期贷款。我们提出假设：

H1：民营企业的银行关联能够显著负向影响企业的债务期限结构。

相比于银行关联，由于对企业的财产权的侵害多是政策执行者因为其自主决策的随意性而做出的权力寻租的行为，具有地方政治关联的企业能够通过其社会资本对权力持有者的行为进行更好的监督，从而依据政策和法律进行相应的审批和行政活动，避免因个人的利益寻求而造成的企业权益的损害。地方政府掌握大量的资源，地方政府有权力通过提供政府担保等形式扶持企业的发展，因此地方政府是企业的重要寻租对象，具有地方政治关联能够为企业和政府之间搭建新的信息传递渠道，并且通过关联者的声誉影响地方政府对企业的判断。此外，当企业具有地方政治关联时更有可能获得政府担保等支持，即使企业和银行之间的贷款契约没有得到很好的履行，地方政治关联的存在也会向企业伸出援手，为企业提供财政补贴使其度过危机（Faccio et al.，2006）。因此提出假设：

H2：民营企业的地方政治关联能够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的债务期限结构。

根据前面的分析中央政治官员由于作为国家经济制度的制定者，其行为受到约束，不会进行直接向企业提供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行为，而会鼓励企业按照国家的新的经济政策进行战略性调整。我国的国有企业本身也承担着来自国家的战略性负担和财政性负担，并且根据父爱主义理论，国家对企业的父爱主义行为表现为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和国有企业之间的政府扶持和补贴（Kornai & Weibull，1983），因此国有企业更有可能积极执行国家政策一是出于国有企业承担的政策性负担（林毅夫et al.，2004），二是考虑到当国有企业面临一些财务困境或发展阻碍时，国家会帮助企业缓解困境（Kornai，1986）。因而国有企业更具有积极性来接纳中央政府官员的建议，结合我国正在推进金融体系的改革，鼓励企业进行多元化的融资，带动金融市场的发展的政策现状，提出假设：

H3:国有企业的中央政治关联能够显著减少其债务期限结构。

（四）计量模型的构建

为了检验假设1、假设2和假设3，构建模型1和模型2，分别如式1和式2所示，其中模型1式解释变量对债务期限结构的回归，而模型2为解释变量对短期借款占总借款比例的回归，本研究中分别将在全样本、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分样本下运行模型1，并在民营企业的分样本中运行模型2以说明研究问题。

其中，ε是随机误差项，γC是描述企业特征的控制变量，Year为时间虚拟变量，Industry为行业虚拟变量。

（五）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相关分析

研究中所使用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2中所示，经过筛选获得非平衡面板数据，每年符合研究要求的企业样本的数量为750家左右，因此每个变量获得的观察值数量约为5 500个。表2中分别展示了每个变量的变量标签、观察值数量、平均值、标准差、中位数、最小值和最大值等统计特征。

另外本研究进行了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分析，几乎所有变量之间都存在高度的相关性，因此变量之间可能出现严重共线性的问题。我们根据企业的所有权性质将样本进行划分之后分别对变量进行了相关性分析，发现大多数变量之间具有高度相关关系，并且诸多的相关关系的显著程度为1%。

四、回归结果分析及稳健性检验

首先运用邹至庄检验分析银行关联和政治关联的影响是否因企业的所有权性质不同而表现出显著差异，如表3中所示。根据chow检验的结果，依据企业的不同所有制性质将样本进行划分之后企业的政治关联和银行关联的对其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因此从统计上将据此进行分样本的分析是有意义的。

表3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中银行关联和政治关联影响的Chow-test检验结果

根据建立的计量回归模型和筛选获得的样本数据首先进行样本的选择，通过F检验选择混合回归或固定效应回归，结果表明固定效应回归优于混合回归，进而通过hausman检验将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分析进行对比，最终选择固定效应分析，同时考虑到异方差和截面相关的影响，本研究采用White估计量（White，1980），采用的统计分析软件为Stata 11.0。

表4政治关联和银行关联对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

表4为根据前一部分构建的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其中回归结果的第一列为在全样本下获得的回归分析结果，根据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在全样本下，只有银行关联对企业的长期借款比例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第二列中展示的是在民营企业样本中企业的银行关联和政治关联对于企业的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企业的银行关联对于企业的长期借款比例的回归系数为-0.155，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企业的银行关联能够显著减小企业的债务期限结构，假设1获得支持。企业的地方政治关联对于长期借款的比例回归系数为0.066，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民营企业的地方政治关联能够显著增加企业的债务期限结构。因此假设2获得支持。表4中的第三列的回归结果是以企业的短期借款占总借款的比例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通过第二列和第三列的回归结果的对比说明民营企业的地方政治关联显著增加了企业的长期借款比例并显著减少了企业的短期借款的比例；企业的银行关联显著减少了企业的长期借款的比例同时显著增加了企业短期借款的比例。因此民营企业的地方政治关联能够为企业带来更多的长期借款，而银行关联能够为企业带来更多的短期借款。表4中的第四列展示的是在国有企业样本中以企业债务期限结构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国有企业的中央政治关联对其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为-0.038，并且在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说明国有企业的中央政治关联能够显著减小企业的债务期限结构，因此假设3获得支持。

依据表4中的回归结果在全样本和不同分样本的回归分析中企业银行关联和政治关联对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呈现出了不同的影响。根据变量的相关性分析和回归方程分析进一步进行变量的严重共线性分析和稳健型检验。

本研究采用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进行共线性检验，如表5所示。我们分别在全样本和子样本中进行了变量的共线性检验，根据结果所有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均远小于10，因此本研究不存在严重共线性问题。

本研究通过两阶段回归进行稳健型检验，首先选择工具变量进行银行关联和政治关联的内生性检验，针对民营企业样本，选择企业的规模、年龄、行业属性和企业的成长能力作为银行关联和政治关联的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余明桂&潘红波，2008；Mitchell & Walker，2008）。第一步，通过过度识别检验确定工具变量是否存在识别过度或识别不足的问题，即工具变量是与内生变量相关而与干扰项不相关。根据工具变量的识别检验，工具变量的选择是合适的。第二步，进行两阶段回归，并使用戴维森.麦金农检验内生性问题对两阶段回归和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的影响，获得结果接受原假设表示不存在内生性问题。针对国有企业分样本下的内生性检验，选择企业所在地区经济收入、企业年龄作为政治关联的工具变量，选择企业盈利能力作为银行关联的工具变量（余明桂&潘红波，2008）。由于政治关联和银行关联的工具变量不同，因此分别进行内生性检验，依据前面的步骤进行政治关联变量的过度识别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工具变量恰好识别内生变量，进一步进行戴维森·麦金农检验2SLS和OLS回归估计结果的差异，获得结果内生问题并未对回归结果产生影响。另外，我们还将企业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等外部环境因素纳入回归方程中进行分析，回归结果并未发生变化，因此，本研究的结果通过稳健性检验。

表5变量的严重共线性分析

五、结论和讨论

本文的研究首次将银行关联和政治关联在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中进行分样本的分析，并且发现在政策导向的作用下国有企业的中央政治关联能够显著减少企业的债务期限结构，另外当控制政治关联的影响时，民营企业的银行关联能够增加企业短期借款的比例，说明只具有银行关联能够为企业带来更多的短期借款，这是因为银行关联能够弥补信息不对称，便于银行对企业的监督，但却对企业的财产权保护无能为力因此无法避免银行贷款成为坏账，最终权衡利弊选择短期贷款的方式。

不论是银行关联还是政治关联均是企业出于组织利益或管理者出于个人利益而进行寻租的手段，是一种因为非生产性的寻租活动，造成了社会总福利的损失。因此，基于银行关联和政治关联对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的认识不断深入，政府需要正视其对资源配置造成的扭曲，加强和完善制度的制定和执行的监督，细化政策实施准则，避免由于政策执行者的决策随意性而造成的社会福利的损失，并且严控政府官员与商业界的联系，以限制政治关联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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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Bankers on Board on Maturity Structure in Different Ownership Companies

Zhou Xue
（School of Business，Renmin University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Abstracts: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bankers on board have been hot topics because of their effect on credit loan. However，they were always been discussed respectively. For the sake of asymmetric information and capital rights protection，political connection is as important as bankers on board. These two items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together. We analyze the effect of them together in state -owned companies and private firms. And the maturity structure has been negatively changed when the private firm has bankers on board. But the local political connection has positively effect on maturity structure of private firms. However，central political connection can generate negative impact on maturity structure in state-owned companies.

Key words:political connections；bankers on board；state-owned company；private firm；maturity structure

（责任编辑：张丹郁）

DOI：10.13253/j.cnki.ddjjgl.2016.03.005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6）03-0020-07

作者简介：周雪，女，山东胶州人，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技术经济及管理专业博士，研究方向：财务风险。

收稿日期：2016-01-06
网络出版网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13.1356.f.20160202.2122.008.html网络出版时间：2016-2-2 21:22: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