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燕丽

（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江苏南京 211172）

休闲与增收：城乡结合部农民生活中的困境*
——以南京江宁Q村为个案

李燕丽

（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江苏南京 211172）

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对城乡结合部失地农民的休闲生活带来了不同程度的辐射作用和示范效应。文章以闲暇时间、休闲活动、休闲心态为维度对位于南京江宁城乡结合部的Q村进行了问卷调查和观察访谈。调查发现，失地及农业现代化和产业化发展引发了蝴蝶效应，农民职业、收入、消费结构等发生变化和转型；农民休闲活动内容表现为传统的消逝和现代的崛起，以非支出型的消极休闲为主；农民休闲意识觉醒，休闲价值观提升，但囿于经济原因，陷入想休闲而不能休闲的困境，并提出提高农民休闲质量，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更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至关重要的是要在“双创”背景下，提高农民造血功能，实现农民稳定性“增收”。

城乡结合部 农民 休闲 文化反哺 培养理论

1 研究背景及方法

关于休闲和闲暇，有些学者将两者等同，认为没有实质性的区别（田翠琴），可以通用，有些学者也是把休闲等同于空闲、闲置（“机械闲置”朱永其，黄幸，1992年）。在现代汉语词典中，休闲，一是指人在余暇时的休息和娱乐；二是指物即可耕地闲着，在一段时间内不种庄稼。闲暇，指没有事儿的时候，空闲无事的时候。由此可知，闲暇是进行休闲的前提和必要条件。休闲也正是随着人们闲暇时间的增多而逐渐成为人们关注、追求和研究的对象。我国关于休闲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截至2016年10月，从CNKI数据收录情况来看，出现休闲一词的文献最早在90年代初，当时的休闲更加倾向于休闲第2层面的含义，如闲置机器（朱永其，1992）、休闲地（高宗、司立征、刘存寿，1993）。1995年，国务院第174号令，发布《国务院关于修改〈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的决定》，我国开始实施5 d工作制。同年，在著名经济学家、哲学家于光远先生的倡导下，成立了“六合休闲文化策划研究中心”，该中心以推进全民具有文化意义的休闲为宗旨，并将休闲理论作为重点研究课题[1]。于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国内关于休闲研究增多，2011年达到顶峰。根据对25年文献的梳理，关于休闲研究的学科视角主要来自于哲学（马惠娣）、经济学（旭昆、徐俊、郭鲁芳）、社会学（王雅林），研究内容主要有体育休闲、休闲农业、休闲旅游、休闲教育、休闲文化、休闲经济等，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城市居民。2005年田翠琴《农民闲暇》一书的出版，开启了农民休闲研究。该书围绕休闲时间、休闲活动、休闲态度3个方面描述了农民的休闲状况，拓宽了休闲研究的视野和领域。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要求后，范松仁于2007发表《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休闲》、《农民休闲与人的主体性》等文，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人的全面发展方面论述农民休闲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指出农民休闲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农民休闲有助于促进农民自身全面发展，有助于推动社会全民进步。后来还有一些学者对农民休闲进行研究，主要集中于农民休闲态度（金海水，2010）、休闲特征（许晓芸，2010）、休闲对策（马正幼，2007）等方面。2006年胡从宝的《苏南地区被征地农民休闲化分析研究—基于苏南杨家村的调研》一文，首先关注到了失地农民休闲状况。近年来，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介于城乡之间的城乡结合部社区失地农民越来越多。在受到城市辐射后，该区域农民休闲状况如何呢？文章以此为目的选取南京Q村展开为期3个月的走访和调查，来描述城乡结合部农民的休闲状况。

城乡结合部有3种类型：（1）处于繁华闹市区、早已没有农用地的村落；（2）处于市区周边、尚有少量农用地的村落；（3）处于远郊、存留较多农用地的村落[2]。Q村，位于南京江宁区周边，农民们尚有少量菜地，属于城乡结合部的第2种类型。该文选取该村的原因有2点。其一，考虑到便利性。其二，考虑到代表性。该村有住户300多户，当地居民和外来住户混住，离江宁大学城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仅1.5 km，具有城乡结合部的典型性，能够提供较完整的切片。这2点正是遵循了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所指明的选择调查对象应该遵守的基本原则，即“为了对人们的生活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研究人员有必要把自己的调查限定在一个小的社会单位内来进行。这是出于实际的考虑。调查者必须容易接近被调查者以便能够亲自进行密切的观察。另一方面，被研究的社会单位也不宜太小，它应能提供人们社会生活的较完整的切片[3]。”

该文采用的研究方法为问卷调查和观察访谈，用观察访谈法的原因在于：经过前期的摸底和预调查，发现常住人口中老年人较多，他们基本不识字或者视力情况不好，于是将此方法作为问卷调查的补充，另外，该方法的实施也能补充问卷设计的不足。调查访谈内容围绕休闲时间、休闲活动、休闲心态3个维度来进行，这3个维度是研究和定义休闲的主要内容和视角，也是构成人类闲暇的三大因素。休闲时间即可以用来自由支配的时间，这是休闲活动的前提；休闲活动即自由愉快地进行的各项活动，强调活动带来身心的放松和愉悦；休闲心态即自由自在的存在状态或澄清开放的心灵感受[4]。

2 研究对象基本情况：失地引发的蝴蝶效应

该次调查走访对象共有108人，收回有效问卷84份。调查对象集中在中老年群体，他们是Q村常住的主体人群，男女比例为39∶45，平均年龄为51.3，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小学文化程度占40%，初中文化程度占35%，文盲占10%。调查对象中，家庭土地被全部征收或部分征收的占比达47.6%，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占比25%。农民从事的职业以企业雇佣劳动者为主，比例达40.5%，其次为农业劳动者，占比30%（图1）。2015年家庭总收入平均4.542 1万元，其中非农收入4.1万元，占比90.2%。非农收入主要由有工资性收入（务工收入）、财产性收入（房屋租金、土地征收承包补偿费）、经营性收入（农业产品买卖）构成，其中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是主要来源，占比分别为66.05%和24.2%（图2）。从消费结构（图3）中可以看出，家庭消费总额2015年为1.541 0万元，生活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比例高达69.36%，从高到低依次分别为食品消费支 出39.63%、各种社会保险17.83%、住房消费支出13.21%、衣着支出9.91%、家庭日用品支出6.61%、医疗保健支出6.61%、文化娱乐消费3.30%、人情交往支出3.30%、生产性支出1.32%、教育消费支出0.07%。

图1 主要职业分布

图2 家庭收入构成情况

图3 家庭消费结构

由以上数据可知：在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中，为了满足城市用地和农业产业化需求，一方面大量农村土地被政府或者企业征收用作非农建设，另一方面顺应了农业产业化、现代化趋势和农民保留土地承包权、流转土地经营权的意愿，部分农民转让自己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失地农民越来越多。土地作为农民赖以生存的根本，不仅承载着物质层面的社会功能，还承载着休闲等精神层面的功能，失地必然会引发蝴蝶效应，带来农民生存保障、精神寄托等一系列问题，农民身份、职业、收入、支出结构等相继发生变化和转型。按照国家土地管理办法中的相关补偿标准，失地农民会得到相应的补偿安置费，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企业用工制度的改革，征地安置补偿费代替了招工指标，剩余劳动力按照市场经济的办法自寻出路[5]，农民被迫走向了劳动力市场，以农民之身从事着非农职业，农民逐渐变为农民工，在私企从事雇工劳动的比例高居职业选择之首。从20世纪50年代我国开始实行严格的城乡分割二元政策开始，农民长期从事的是知识和技能要求很低的种植业和手工劳动，这注定他们在知识和技能上的欠缺[6]，也决定了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时不得不以知识和技术要求低的保安、清洁工、环卫等职业为主。在农民收入结构中，财产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占比最高，而农业收入比例较低。传统自给自足的农业特征消失，农村被市场化，农民也要和城里人一样通过商品购买来满足生活所需，在消费支出中，食品消费高过生产消费成为农民所有消费支出中的主要部分也就不难理解，文化娱乐消费支出比例较低。说明农民消费以实用型消费为主，主要满足的是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最低层次的物质需求，这种消费序列情况反映了农民休闲受限、生活质量仍然较低。

3 闲暇时间及休闲活动：传统的消逝与现代的崛起

闲暇时间是农民进行休闲活动的前提和必要条件，考虑闲暇时间的多寡与农民所从事的职业有紧密关系，老年农民群体由于受到身体状况和劳动能力的限制，闲暇时间较多，每天除了2～3 h的家务和简单的农业劳动之外，其他时间都处于闲暇状态。中年人由于是家庭的主力，外出务工的较多，职业劳动时间较长，所以闲暇时间较之老年人要少很多。访问中感到农民们的时间界限模糊，时间安排比较随意。平均来看，村民每年有190.6 d处于闲暇状态，每天的闲暇时间在4.6～7.1 h之间，春夏秋的闲暇时间在4.6～5.3 h之间，季节性差异小，时间分配比较均匀，冬季由于生产性劳动少，闲暇时间最多，每天有7.1 h。

休闲活动是农民安排自己闲暇时间的情况，活动内容能够体现休闲的质量高低。如图4所示，Q村农民休闲活动的主要内容由高到低依次为看电视听广播、闲呆、打牌下棋、上网、和家人聊天、串门聊天、看报纸杂志、体验锻炼、旅游、学习文化、玩游戏。从休闲活动结构可以看出，城乡结合部农民的休闲活动总体表现为传统的消逝和现代的兴起，以消极型休闲活动为主，休闲质量低。具体特点有：（1）媒体代替“串门聊天”成了农民休闲的首选。随着城乡融合、电子媒体的普及以及城市生活用品对个人生活空间的搭建，城乡结合部村落原有的秩序格局被打破，农民防范心理加强，安全感不在，乡邻变得冷漠。在这种背景下，串门聊天，这种传统农村农民首选的闲暇活动逐渐消逝，以家为核心、以电子媒体为工具进行休闲活动成了农民打发闲暇活动的安全选择，每个家庭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生活的空间。当在访谈过程中问及为什么不去串门时，听到频率最高的是以老村长为代表的回答“都在家看电视，不去聊天”。（2）与城市居民休闲活动的丰富性相比，农民的休闲活动相对消极、单一。由于村中休闲设施缺乏、组织者缺位、休闲技能的欠缺，农民休闲以消极的闲呆、社交、消遣娱乐为主，发展型、学习型、享受型休闲活动所选人数较少。除此之外，由于休闲与消费的相伴性，在休闲的领域，农民基本是被忽略的群体。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村口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休闲生态农业建设，而这个“休闲”跟村民似乎没有太大关系，它是为城市居民的郊区休闲提供服务。休闲产业的兴起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们只有满足了最基本的生理、物质等基本需求之后，才会有精神层次的需求。休闲带来的福利应该为全社会大众共享。休闲业的发展以经济收益为最终目的，被认为是有钱阶级的专利，没有消费能力的农民被拒之“门”外。（3）传统集市逐渐消逝，代之以现代化的超市和各类专业市场。乡村集市在我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是我国历史中的常景，是小农经济互相联系的场所和方式，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的必要组成部分，人们在集市的交易、聚会、休闲、沟通中构建了一个地方的公共空间，散落而居的村民通过集市获得了商品贸易、信息沟通、消遣娱乐、社会交往等各种需求的满足[7]。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达，城镇化建设的进行，城乡进一步融合，乡村秩序格局的打破，如今的Q村乡村集市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的超市和各类专业市场。“没有集市，不逛街，去东山超市买东西”（老村长语）。

图4 休闲活动分布情况

4 休闲心态：理想与现实的二元对立

休闲是人的一种“以欣然之态，做心爱之事”的生命状态[8]，它是一种心态也是一种体验，判断一种活动是否属于休闲活动，就不能忽视主观认识、感受和评价[4]，还有休闲的动机以及所持有的价值观念。

对休闲的体验，表现在休闲动机和对自己闲暇时间的认识以及闲暇时间分配满意度上。从打牌、上网、文体活动等主要休闲活动的动机调查结果来看，消遣娱乐、社交、消磨时间、锻炼身体等是农民休闲活动的首要动机，而学习和发展的动机弱，这种动机结构也就决定了农民休闲活动结构及其特点。在对“您的闲暇时间够用吗”的答案中，7.14%的农民感到“闲暇时间太多，不知怎么打发”，15.48%的农民感到“闲暇时间较多，能参与一些休闲活动”，54.76%的农民感到“闲暇时间刚好”，11.9%的农民感到“闲暇时间太少，有些闲暇活动不能参加”，8.33%的农民感到“闲暇时间太少，不够用”。总体来看，大部分村民都认为自己闲暇时间是充足的。不同的职业群体对闲暇时间认知有所差异，一般来说，老年农民会认为自己的时间太多，而外出务工的农民因为不能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所以闲暇时间刚刚好或者不够用者较多。对闲暇时间分配的满意度上，采用五级量表进行调查，结果如图5，农民对可以自由支配的生产经营时间、个人休息时间、家务劳动时间满意度最高，对需要特定的场所、设备和知识水平要求的消遣娱乐时间和文化学习时间满意度较低。

在走访调查过程中，了解到，该村基本没有可供农民进行读书看报，消遣娱乐，社交活动的场所，在距离该村5.4 km处的社区中心有相应的场所设备，但因距离村民较远，这种不便捷性往往让他们望而却步，休闲活动设施和场所的短缺，是制约农民休闲活动结构和休闲生活质量的原因之一。从农民对自己及家庭休闲质量的评价来看，无论农民对时间分配满意与否，他们对自己及其家庭的休闲质量评价都不是很满意，选择不太满意和一般的占比达到50%（表1），该结果与休闲动机和休闲活动结构相呼应。

表1 农民及其家庭休闲生活满意度调查结果

图5 闲暇时间分配满意度

图6 休闲价值观调查结果1

图7 休闲价值观调查结果2

图8 休闲价值观影响因素调查结果

此外，休闲心态还表现在休闲价值观上。在调查中，同意“多参加休闲活动，可以强身健体，提高自身素质”、“人生不能没有休闲，总干活没意思”的人占比为52.38%（图6）。在问到工作和休闲哪个更重要时，有52%的人认为工作和休闲同等重要，认为休闲比工作重要的人有14%，认为工作比休闲重要的人占比25%，持无所谓态度的人占比9%（图7）。从这些数据得出，重视休闲是基本的价值取向，休闲在农民心中已经得到了认同，农民休闲意识觉醒，休闲观念提升。同时也体现了农民想要工作和休闲同时兼顾的矛盾心理，因为从经济层面来讲，毕竟休闲是和消费相伴而生，休闲离不开经济基础的支持。从时间层面来讲，休闲和工作是相对的，休闲就要放弃工作，工作就不能休闲，正因此，对于农民来说，虽然在价值观上肯定休闲，但在现实中又没有足够经济条件支撑他们去实现休闲愿望，去感受高质量休闲带来的愉悦和澄清开放的心灵感受，从而进入理想不能照进现实的困境，也就导致上文中所讲到的休闲内容的消极性。

那么休闲价值观的提升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呢？在问到“如果您有了很好的休闲意识，那么这种意识主要受到什么影响？”时，36%的农民认为是受到周边城市休闲生活方式的影响，33%的农民认为主要受到了电视、网络休闲信息的影响，21%的农民受到了子女的影响，10%的农民因为经济条件的允许（如图8）。

由此可知，农民休闲价值观的提升，休闲意识觉醒的主要影响因素有媒体的培养、城市的辐射和示范以及年轻一代的文化反哺。（1）媒体对农民休闲意识的培养。早在20世纪60～70年代时，美国传播学家格伯纳通过对电视暴力镜头的研究提出培养理论。媒体报道的世界往往影响受众对真实世界的认知，该理论的核心是“大众传播媒介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受众的世界观”[9]。南大周晓虹教授也提到媒体对社会带来的根本变化是，让一个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让人们可能吸收外来文化[10]。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长假带来的休闲热，媒体每逢“黄金周”、“小长假”对交通出行、旅游景点狂轰滥炸的报道，给人们构建了“假期就该出行”的印象。在媒体陪伴度过闲暇的同时，媒体对旅游的新闻报道和休闲文化的传播，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们的休闲观。（2）城市生活方式的辐射作用和示范效应。处在城乡结合部社区，农民生活方式和闲暇生活受到周遭城市人生活方式的感染和熏陶，产生对城市生活方式的模仿和跟进，除此之外，城郊旅游和休闲农业的兴起也对农民的休闲价值观有耳濡目染的影响。这种价值观上的变化其实也符合农民对于自身生活方式进行变革的内在动力，谁人不向往富裕的生活，享受型的生活呢？（3）文化反哺。“文化反哺”是指“在急速的文化变迁时代所发生的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进行广泛的文化吸收的过程”[11]。在休闲价值观的建构中，文化反哺有2个层面的意义。一方面，进城务工农民工因在工作和生活方式上逐渐与城市融入，改变了他们依附于土地时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从而反哺父辈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在信息化社会大潮中，因为年轻人自身的优势，他们在通过各种途径获取各种信息的技能和内容方面远远超过父辈，在这一点上，他们跟城市人没有什么区别。因此，也不难看出，在休闲价值观的变化过程中，年轻人的文化反哺影响较大，甚至在实践中，参加一些提升型休闲活动时，年轻人的带动作用也较大，如老村长所说，“去年去北京旅游了一趟，孙女带我去的。”

5 结语

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产业化发展大潮背景下，农村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革，按照以城市为中心的辐射层序，处在城市之尾，农村之首的城乡结合部变化尤为显著。农民逐渐脱离对土地的依附，群体在分化，职业结构在转型，收入、消费结构城市化，休闲生活也因闲暇时间的增多而处在变与不变之中。变的是观念，不变的是现实。在媒体潜移默化的培养、城市的辐射作用和示范效应以及年轻一代文化反哺作用下，农民们休闲意识觉醒，对休闲有足够的认可和较高的评价，休闲活动也呈现现代化趋势，但在具体活动中，仍然以非支出型的消极休闲活动为主，休闲质量不高，满意度低。那么既然价值观念已经发生转变，为何休闲质量却止步不前呢？上文中提到休闲设施和场所的短缺是制约农民休闲活动的原因之一，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经济条件的限制和物质生活的无法保障上。农民迫于经济压力和对生活的后顾之忧，往往选择劳作而放弃休闲，由此陷入了想要休闲而不能休闲的困境中。2016年10月30日《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及2016年10月20日《全国农业现代化规划（2016-2020年）》的出台，以后随着“意见”和“规划”的落实，失地农民将越来越多，这就需要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切实保障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同时，还应该将收入渠道多元化，创造其他条件和途径增加农民收入，尤其是“双创”背景下提高农民造血功能，实现农民稳定性“增收”。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只有收入增加了，物质生活有保障且富余了，人才会产生高层次的精神需求，才有可能将休闲理想照进现实，才能真正提高休闲质量，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1] 郭鲁芳．中国休闲研究综述．商业经济与管理，2005，（3）

[2] 李培林．我研究“村落终结”的方法．中国乡村发现，2015，（4）

[3]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

[4] 田翠琴，齐心．农民闲暇．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5] 江宏晖．城市化中失地农民问题．城乡建设，2003，（11）：26～27

[6] 章友德．我国失地农民问题十年研究回顾．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7（5）

[7] 吴晓燕．农村集市与乡村政治研究．政治与法律，2008，（8）

[8] 马惠娣．人类文化思想史中的休闲—历史·文化·哲学的视角．自然辩证法，2003，19（1）

[9]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10] 周晓虹.文化反哺与媒介影响的代际差异.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6，（2）

[11] 周晓虹.试论当代中国青年文化的反哺意义.青年研究，1988，（11）

江苏省2014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指导项目“‘摩的载客’为哪般？—一项关于南京城乡结合部农民生活现状的实证研究”（2014SJD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