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

我想，对老年人最大的不恭，是故意讳言他的老，好像老有什么错，丢了什么丑，一见面都说“不老，不老”，这真让老人委屈。

既然“不老”，那就要老人们继续站在第一线了。中国的儒家传统又提供了“以老为上”的价值坐標，使很多老人在退休之后仍把控着决定权、裁决权。这种与实际工作能力已经脱节的权力，反而会把老人折腾得失控、失态，成为社会的一个负担。对此，我曾有过切身体验。

很多年前，在上海的一次创作活动中，我们像很多中国人一样，不必要地也请了一位已经没有参加能力的老人挂名，并且处处给予过分的尊重。这使老人产生了某种错觉，拿着一些小事大发雷霆。其他不知内情的老人出于年龄上的移情和敏感，也以为他受了中年人的欺侮，纷纷支援。结果，大家都不知道如何来收拾这一场“银发闹剧”。就在这时，一位比他更老的长者黄佐临先生站了出来，三言两语就平息了事端。

黄佐临先生以自己的“高龄特权”，制服了比他低几层的“高龄特权”，真可谓“以物克物，以老降老”。我在这一事件中，第一次惊叹高龄的“神奇魅力”。

（摘自《君子之道》北京联合出版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