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健

（中国艺术研究院 艺术人类学研究所，北京100029）

“十二五”期间艺术人类学研究述论（2011～2015年）

王永健

（中国艺术研究院 艺术人类学研究所，北京100029）

艺术人类学是舶自西方的一门学问，自20世纪70年代末传入中国以来，经历了30余年的发展，已初具规模。尤其是2006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成立以来，学术活动日益活跃，学术研究步入稳健发展时期。“十二五”期间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特点明显：一是艺术人类学相关研究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立项范畴；二是艺术人类学的基础理论研究稳步推进，主要体现在西方艺术人类学译介、学术史、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问题的深入研讨；三是艺术人类学田野与个案研究逐步走向深入，大量成果涌现，学者对于人类学方法的运用已逐渐形成自觉；四是艺术人类学学科建设扎实推进，学术研究从业者数量和学科支撑性理论著作数量稳步上升；五是艺术人类学学术活动较为活跃，促进了学术发展。

“十二五”；艺术人类学；研究述论

艺术人类学是舶自西方的一门学问，自20世纪70年代末传入中国以来，经历了30余年的发展，已初具规模。尤其是2006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成立以来，学术活动日益活跃，学术研究步入了稳健发展的时期。艺术人类学是指运用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艺术，“倡导研究者进入艺术事象的生存语境中展开研究，探究艺术事象‘承载者的人（艺术家、工匠或民间艺人）及其文化’，以及其背后的意义世界与一整套的逻辑价值体系”[1]18。可以说，“在当代中国学界，艺术人类学已成为一门显学，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运用人类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进行艺术研究，大量有关艺术人类学方面的学术著作和论文涌现出来，得到了学界的普遍关注。之所以会形成艺术人类学研究的热潮，首先在于人类学研究方法本身的科学性，它主张目光向下，发现日常生活中的材料，进行贴近现实生活语境的实证研究。此外，当代中国社会中的各种艺术与社会、经济和文化均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也需要人类学的解释和说明”[2]81。

“十二五”是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蓬勃发展的五年，涌现出了大量的学术成果，囿于篇幅，本文选取代表性著述分而述之。

一、“十二五”期间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基本状况

（一）国家课题层面的研究概况

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的立项研究课题来考察，“十二五”期间，从2013年起，艺术人类学基础理论研究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课题指南》，标志着艺术人类学正式进入了国家课题的视野。艺术人类学具有跨学科的学科属性，田野调查是其最根本的研究方法，从梳理立项课题的情况来看，研究者自觉运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这里列举的立项课题以上述学科特性为标准遴选所得，共有15项，它们是：中国艺术研究院金娟“土家族毛古斯舞的调查与研究”（2011年国家青年项目）、陈瑜“社会

变迁中的福建南音馆阁乐社调查研究”（2012年国家青年项目）、天津理工大学钟蕾“京津冀地区民间工艺美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调查与传承研究”（2012年国家一般项目）、上海大学李超“近现代沪杭宁美术资源调查研究”（2013年国家一般项目）、重庆师范大学苏毅苗“跨界民族村落音乐文化现象选点调查——中越彝（倮倮）族呗耄文化圈研究”（2013年国家青年项目）、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冯莉“纳西族仪式舞蹈研究”（2013年国家青年项目）、中国艺术研究院吴昊“当代民间手工艺品的消费需求调查研究”（2013年国家青年项目）、北京交通大学薛林平“山西传统民居营造技艺调查与研究”（2014年国家一般项目）、天津工业大学孟凡行“器物、手工艺遗产与关中文化研究”（2014年国家青年项目）、内蒙古科技大学李红梅“‘非遗’语境下成吉思汗祭祀仪式音声考察与研究”（2014年国家西部项目）、中国艺术研究院方李莉“社会转型与传统工艺美术的发展研究”（2015年国家重点项目）、江南大学崔荣荣“中国汉族纺织服饰文化遗产价值谱系及特色研究”（2015年国家重点项目）、河北师范大学赵书峰“瑶族婚俗音乐的跨界比较研究——以中、老瑶族为考察个案”（2015年国家一般项目）、中国艺术研究院王永健“新时期以来中国艺术人类学的知识谱系研究”（2015年国家青年项目）、内蒙古大学苗金海“鄂温克族敖包祭祀仪式音声的音乐民族志研究”（2015年国家西部项目）。文化部文化艺术科学研究项目立项的有3项，它们是湖南科技学院邹林波“湖南曲艺‘祁阳小调’乡村现状的调查与研究”（2012年）、中国艺术研究院安丽哲“中国艺术人类学理论思潮与田野方法”（2013年）、山东省艺术研究所郭学东“山东曲艺现状调研与发展对策研究”（2013年）。

通过对这些立项课题的分析，我们大致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其一，艺术人类学相关的课题立项呈逐年增多的趋势，并开始出现专门冠以艺术人类学名称的立项课题；其二，以田野个案研究居多，基础理论、学科建设的研究仍显薄弱。值得指出的是，艺术人类学研究已开始进入国家课题的研究视野，在学科发展初期虽然研究有所偏颇，但总体发展趋势是向好的，这也符合学科成长的一般规律，相信在今后一段时间内，艺术人类学的研究会成为艺术交叉学科新的学科生长点，得到更多的重视。

（二）艺术人类学的历史与理论研究

一门学科的创建，如果没有自己明确的研究理念与学术渊源，就很难建立起来，在成长的过程中，如果不能解决学科自身的基本问题，并与社会现实相结合解决一些具体问题，也很难获得可供持续发展的生机与动力。“十二五”期间，艺术人类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成果颇丰，在学术史、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索。

第一，艺术人类学的学术史研究。“十二五”期间有关艺术人类学学术史的研究主要从中国和西方两个维度出发，对中西方艺术人类学的学术发展历程进行了富于开拓性的探索。方李莉、李修建《艺术人类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是作者在多年学术积累和教学实践的基础上写成的，资料翔实，内容丰富，系统介绍了西方艺术人类学的学术发展史，并对当代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学术研究现状和学科建设进展做了梳理。全书分为六章，即《艺术人类学总论》《古典时期的艺术人类学》《现代时期的艺术人类学》《后现代时期的艺术人类学》《走向本土化研究的中国艺术人类学》和《艺术人类学的个案研究》。前四章，呈现了不同历史时期西方艺术人类学的发展沿革，对艺术人类学的基本概念、理论方法、研究状态、重要学者以及研究的价值意义等方面做了细致的爬梳。从第五章开始回归到中国的本土化语境，对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发生与发展状况、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的成立及其学术平台上的学术探讨、艺术人类学研究的本土化意义等进行了深入的论述。第六章，作者以亲历田野的两个经典个案——景德镇及其瓷文化研究与贵州苗寨的文化艺术研究，力图展现艺术人类学田野调查工作具体研究过程、研究方法运用及问题关注点等，具有学术研究的引领性。

王永健的《新时期以来中国艺术人类学发展轨迹》（《民间文化论坛》2015年第2期）梳理了新时期以来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发展历程，将这段学术历程分为20世纪70年代末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学术准备时期、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6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成立之前的学术起步时期、2006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成立以来的稳健发展时期三个阶段，总结了每个时期的研究特点和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不足，并讨论后续出现的新的研究节点。李修建的《2013年度中国艺术人类学学科发展研究报告》（《民族艺术》2014年第4期）、《2014年度中国艺术人类学学科发展研究报告》（《民族艺术研究》2015年第1期）两篇文章对2013、2014年中国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概况做了较为详细的爬梳。

对于西方艺术人类学学术史的研究，有几篇文章

值得关注。雷蒙德·弗思的《艺术与人类学》（王永健译，《民族艺术》2013年第6期），是弗思关于艺术人类学学术史研究的一篇文章，主要围绕着艺术的若干定义、艺术与美、人类学研究艺术的历史、人类学对于艺术的解释、异域艺术的现代发展几个问题展开论述，并结合田野考察实例——科皮亚人与毛利人艺术形式的比较研究做了相关讨论。范·丹姆的《风格、文化价值和挪用：西方艺术人类学历史中的三种范式》（李修建译，《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一文，选取西赤道非洲的芳族雕像作为个案研究，探讨了西方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艺术人类学学术研究的三种范式。方李莉的《后现代主义背景下的西方艺术人类学述论》（《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分别从后现代主义思潮下的艺术人类学发展、艺术人类学理论、艺术民族志观点，概要描述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艺术人类学的发展脉络、学者们普遍关注的理论命题、艺术人类学方法论的创新实践，以及对当前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启示。罗易扉的《写文化之后的意义关怀：1990年代以来西方艺术人类学思潮》一文认为：“1990年代以来，西方人类学发生艺术研究转向，艺术人类学理论形态呈现一种交织纷繁的状态。当代人类学艺术研究已不存在一种统一叙事话语，而呈现出一种敞开柔性取向。艺术人类学理论呈现一种敞开柔性组态趋势，即呈现‘过程·历史·结构’交汇的平衡观，言说‘意义·想象·能动性’，追寻第三范畴‘意义’。在此，‘物的社会生命史’体现为其典型思潮范式。”[3]80

第二，艺术人类学的理论研究。理论是学科立足的基础，历来备受学者们关注与重视。“十二五”期间艺术人类学的理论研究较为活跃，有一系列研究成果涌现出来。涉及基础理论介绍、理论基础构成、艺术观、本土化理论概念、理论概念反思等问题范畴。

方李莉《艺术人类学的本土视野》（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4年）、《“文化自觉”视野中的“非遗”保护》（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5年）两部论文集收录了作者从2001年至今关于艺术人类学的理论思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田野考察及个案研究等方面的论文，可以说是作者十几年来学术研究的理论观点与学术思想的汇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周星主编《中国艺术人类学基础读本》（北京：学苑出版社，2011年）是一本学术论文集，共辑选43篇论文，选自近年来在艺术人类学研究领域较为活跃的研究学者的代表性之作，以2006年之后写成的文章为主。可以说，该书所选的论文体现了当代中国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水平和最新研究动态，能够代表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前沿现状，可以作为学习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入门基础读物和艺术人类学教学的基础教材。

洛秦编《音乐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导论》（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年）全书共分为《学科发展历程》《理论与方法》和《论域与视角》三部分。可以说，该书基本囊括了音乐人类学的学科发展史、学科本体论、本土化的中国音乐人类学探索与实践等方面的研究，是一本侧重于音乐人类学基本理论和方法论的实用型书籍。管建华《音乐人类学导引》（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涉及音乐人类学的定义、学术史和研究方式等方面的问题，是一部音乐人类学学习和研究入门级基础书籍。

关祎的《艺术人类学的能动性理论：浅论盖尔的艺术关系网》一文，探讨了艺术的能动性理论，认为：盖尔“提出了艺术人类学的‘能动性’理论，并围绕着艺术人类学研究中的象征物、艺术家、观众以及创作原型等四个重要要素对能动性理论进行深入探讨。作者极具创建性地使用溯因推论的分析方法，将四个艺术要素置于社会网络关系之中，分析它们之间的能动与受动关系，从而为艺术人类学研究建立了一整套相对完备且新颖的理论研究框架”[4]129。范丹姆的《艺术人类学的三种类型》（王拥军、张周瑞译，《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主要讨论不同的“人类学”理念是如何导致了对“艺术人类学”的不同理解。方李莉的《技艺传承与社会发展：艺术人类学视角》（《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用人类学以及艺术学多角度的观点和方法探讨技艺的传承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以及艺术人类学与社会发展的互动。王建民的《艺术人类学视野下的“器”与“道”》一文探讨了中国古代关于“器”与“道”的关系问题，认为：“‘器’与‘道’的关系可以在人类学的立场上加以重新讨论……在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应当重新链接以往被割裂的‘器’与‘道’关系的知识脉络，不仅关注人们如何生产器物，更应重视在现实场景中器物对于人的社会关系和文化观念的再生产”[5]1。

王永健的《中国艺术人类学的理论基础探析》（见《2015中国艺术人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待出版）一文，探讨了中国艺术人类学的理论基础构成的问题，认为：“处于学科建设初期的中国艺术人类学，涉及学科本身的诸多问题，亟待深层次的理论

阐发。中国特殊研究情境中的艺术人类学研究，其理论基础的构成具有多元性的特点，主要由人类学的理论、艺术学的理论和中国的艺术田野研究实践中生发的理论三个部分组成”。向丽的《艺术人类学视野下的艺术制度问题研究》一文对艺术人类学视野下的艺术观问题进行了重新审视，认为：“艺术制度在当代人类学与美学/艺术学领域中将成为思考艺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支点，它的研究内容主要是非西方艺术的艺术制度问题研究和作为复数的艺术是如何被建构和再生产的两个方面”[6]77。施艳萍的《试论中国艺术人类学“本土化”进程中的几对范畴》（《文艺理论与批评》2013年第6期），论述了中国艺术人类学本土化进程中“本土化与民族性”“文化本土化与经济全球化”“本土化与去西方中心主义”三对概念范畴。

杨曦帆的《不止于经典的艺术：一个艺术人类学的视界》一文，探讨了艺术人类学视野下传统艺术经典概念的多样性与复杂性，认为：“站在艺术人类学的角度，在人类文明步入多元化时代的今天，传统的经典概念已不是艺术的唯一答案，艺术的存在与解读是多元的。剖析经典的存在方式，梳理经典在不同文化中的可能性，艺术的多样性决定了我们对于艺术的理解不仅有冠以理性之名的主体对于作为客体的艺术打量的可能，同时还不应遗漏来自生活的由身体感知本身所建构的可靠与真实”[7]71。季中扬、唐圣菊的《艺术人类学本土化观念反思》（《文艺争鸣》2014年第10期）探讨了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为何要本土化、何谓本土化的问题。李立的《贴近“艺术”的艺术人类学》一文，探讨了艺术人类学中的“艺术”的内涵与阐释问题，认为：“其不能完全等同于‘文化’，应该尝试回到并回应艺术学、美学提出的艺术问题，为艺术人类学寻找相应的对象和议题，思考如何将其延展到艺术人类学中重新厘定，而不是简单地加以摒弃。促使学科之间形成有意义的对话主题，使艺术对象真正成为艺术人类学研究的焦点”[8]10。

有一些学术刊物开辟专栏讨论艺术人类学相关学术问题，可以看出艺术人类学研究在学术界已然引起了相当的关注度。2011年，云南大学主办的《思想战线》杂志推出《艺术人类学探论》专栏，刊发该领域理论和田野考察的学术论文，以冀推进这一新的、引起学界普遍关注的学术研究领域的建设与发展。《民族艺术》杂志社自2015年第1期起设立《中国艺术人类学前沿话题三人谈》栏目，每期推出1～2篇文章，旨在推进此领域的理论探讨。截至目前共刊出安丽哲、王永健、关祎《中西方艺术人类学的发展与回顾——“中国艺术人类学前沿话题三人谈”之一》（2015年第1期），周星、安丽哲、王永健《城市里的艺术田野——“中国艺术人类学前沿话题三人谈”之二》（2015年第2期），王永健、关祎、安丽哲《定义、视域与田野中的问题——中国艺术人类学前沿话题三人谈之三》（2015年第3期），洛秦、胡斌、王永健《城市艺术田野与“音乐上海学”——“中国艺术人类学前沿话题三人谈”之四》（2015年第4期），（英）罗伯特·莱顿、项阳、罗易扉《历史人类学视野观照下的艺术研究——“中国艺术人类学前沿话题三人谈”之六》（2015年第6期）5篇文章，分别围绕学术史、城市艺术田野、艺术人类学研究中的历史观等前沿话题展开讨论。这些文章选题新颖，突出问题意识和理论的前瞻性，而且形式新颖，可读性强，对于当下的中国艺术人类学学科建构与理论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该杂志的另一个品牌栏目是由李修建博士主持的《海外视域》，该栏目创办于2013年，致力于海外经典艺术人类学研究论文的译介，截至2015年共译出29篇文章，成为西方艺术人类学理论译介的一个阵地，为国内的艺术人类学研究提供了借鉴。此外，《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等杂志也不定期设立艺术人类学专栏，刊发该领域研究论文。这些专栏式的理论研讨，讨论问题集中而且富有深度，在学界产生了较好的反响。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自2006年成立以来，每年召开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辑选优秀论文出版，“十二五”期间共有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编《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艺术人类学》（北京：学苑出版社，2012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编《艺术活态传承与文化共享》（北京：学苑出版社，2013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编《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艺术人类学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2013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北京舞蹈学院编《文化自觉与艺术人类学研究》（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年）四套论文集正式出版，主要集中于艺术人类学的理论、田野与个案、表演与民俗等议题展开讨论。这些论文集的出版既是学术研讨的产物，也会进入历史，成为一定历史时期中国艺术人类学学术理念、学术水平、研究旨归，以及与当代社会发展紧密结合的研究“志书”。

第三，艺术人类学研究方法。方李莉《中国陶瓷

史》（济南：齐鲁书社，2013年），以艺术人类学的视角和研究方法进行艺术史写作，作者秉承全球化的视野进入陶瓷史研究，跳出了以往“本国”陶瓷史的写作范式，注重研究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包括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市场经济贸易的走向等，在方法论范式层面而言具有突破性。她的《中国陶瓷艺术审美观念的形成与发展：艺术人类学视野下的新艺术史观》一文，旨在以艺术人类学的视野重写中国陶瓷史，通过写史来认识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系列值得当今时代探讨的有关中国文化与历史的新价值观的问题。赵志勇的《工艺美术研究的艺术人类学转向》（《上海工艺美术》2013年第3期）一文认为，应该将艺术人类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引入到工艺美术的研究领域中，关注工艺美术所产生的社会结构与文化体系，通过详尽的民族志研究来揭示其背后的文化意义。[9]72这种研究理念的转向会有效提升艺术研究的学术水平。

范丹姆的《早期艺术人类学研究中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李修建译，《民族艺术》2014年第5期）一文探讨了西方艺术人类学在19世纪后半叶的研究方式，即以欧洲民族学博物馆馆藏文物为主的研究，继而讨论了在20世纪前后所发生的向田野研究的转变。董龙昌的《走向作为审美文化批评的艺术人类学研究》一文认为：“在新的文化语境中艺术人类学还应走向作为审美文化批评的研究范式……在研究方法上，强调田野工作基础上的文化诗学方法；而努力发挥其介入现实、介入生活的文化功能是作为审美文化批评的艺术人类学研究的目的之所在。”[10]21王晋的《从田野工作到民族志：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大众文艺（学术版）》2013年第3期）探讨了田野民族志在艺术人类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以及田野民族志的形成要求。

第四，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建设。一门学科的确立，除却来自国家学科体制层面的合法性确认之外，更需要学科内部的扎实推进，学术研究从业者的数量、学科支撑性理论著作的撰写、学术刊物的发文数量、学术活动的举办以及学术团体的建设等，都是其重要的衡量指数。就学科地位而言，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通过了艺术学升格为门类的决议，艺术学从文学学科门类下独立出来，成为第13个学科门类。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学界开始探索艺术学门类下一级学科、二级学科的设置问题，有的院校走在了前面，如中国艺术研究院，将艺术人类学归属到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下面成为其二级学科。当然，学科门类升格之前，多所高校结合学校的学科特色，将艺术人类学相关方向设在了法学、文学等学科门类下。但笔者相信，随着艺术学升格为门类，艺术人类学归属到艺术学学科门类之下可能将会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王建民的《人类学艺术研究对于人类学学科的价值与意义》一文认为，在艺术人类学的研究中，对艺术活动体验式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可以弥补以往人类学研究中仅仅关注理性、重视听觉式的访谈言说和视觉式的眼见为实的行动，而忽略情绪情感及多种感觉方式之虞。由此，人类学家可以获得文化观察与阐释的新途径，肯定了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学科价值。[11]7李修建的《论艺术人类学与艺术学学科建设》（《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探讨了艺术人类学与艺术学学科建设的关系问题。董龙昌的《中国艺术人类学学科建构的回顾与前瞻》认为：“中国艺术人类学学科建构大致可划分为哲学人类学取向、文化人类学取向、文艺人类学取向、艺术学取向、美学/审美人类学取向和民俗学取向六大类……在复杂性思维的启示下，坚持多元性与主导性的统一，努力发掘艺术的本土性、中国性根基，走一条综合创新之路，构成了未来艺术人类学学科建构的总趋势。”[12]53王昕的《文化人类学在中国民族民间舞学科建设中的价值》认为：“学习借鉴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可以帮助中国民族民间舞学科的实践和研究拓展视野、解决难解，在探索与创新的路上能够更好地把握与认知自己努力的方向。”[13]21

上述研究从艺术人类学学科建构的回顾、对学科价值与意义等方面进行的探讨，说明中国艺术人类学已经开始意识到学科的独立性和学科建设的重要性，并进行了具有针对性的理论探索。

第五，审美人类学研究。审美人类学在研究理念、研究方法等方面与艺术人类学较为接近，从大艺术的角度而言可以将它们视为艺术人类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十二五”期间审美人类学研究成果丰硕，主要体现在基础理论、学术史、研究方法、研究路径等方面。

范丹姆《审美人类学：视野与方法》（李修建、向丽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年），是荷兰人类学家范丹姆（W ilfried van Dam me）的新著。范丹姆是最早提出审美人类学的学者之一，在本书中，范丹姆

对审美人类学的历史、方法、意义、观点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重新发现了格罗塞于1892发表的一篇久被忽视的文章，将之视作审美人类学的开山之作，并进行了详细的考察。他广泛占有民族志资料，以清晰的思路和笔触，对人类审美的普遍性、世界各文化中的审美偏好等问题予以探究，分析了审美的普遍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审美人类学对于国内学者来说，乃一新的研究领域、新的研究视野，对于当前的美学研究和艺术学研究，无疑具有启迪之功。他的《审美人类学：一门跨文化和跨学科的研究》（李修建译，《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一文，是该书的导论部分，提纲挈领地介绍了该著的立意和概貌。

张良丛《从行为到意义：仪式的审美人类学阐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就仪式的审美人类学问题进行考察和阐释，围绕着当代人类学仪式研究走向文化批评的趋向、仪式是审美的文化机制、文化规约与审美认同的问题、仪式与审美交流的关系等方面内容，对审美问题、艺术问题与文化的复杂关系进行了理论阐释。海力波《美之文化与文化之美》（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4年），是近些年作者对审美人类学理论与田野研究的论文集，分为《理论思考》《作为文化体系的艺术与审美》《寻找文化的审美之维》《审美的跨文化比较译介（译稿）》四个部分。孙文刚的《语境中的美：审美人类学的研究路径》一文认为：“当代审美人类学……将美重新还原到其所生发的语境……以‘语境中的美’为研究路径，关注特定语境中的时—空—族群、意识形态、日常生活等，通过研究美的社会建构问题来重建现代美学话语。这种新的美学研究范式体现了整体性思维、现象学方法和跨文化视角的特点。”[14]65

第六，艺术人类学名家思想研究。王永健的《费孝通的艺术人类学思想》（《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对费孝通先生有关艺术人类学的思想做了较为系统的梳理与总结，从费孝通艺术人类学思想的产生背景、基本观点、评价等三方面展开系统论述。王永健、方李莉《立足本土立场的艺术人类学研究——艺术名家访谈之十二》（《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14年第6期），通过对方李莉的访谈，展现了多年来从事艺术人类学研究的诸多思考。王永健、洛秦《“城市中的艺术田野与音乐上海学的生发与实践”——洛秦教授访谈》（《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15年第5期），对洛秦的音乐人类学从研历程、上海城市艺术田野的研究实践，以及音乐上海学的生发与实践和学术团队的研究概况做了详细阐发。

洛秦的《一位音乐人类学多元文化理念的实践大师——论钱仁康宽广的研究领域、多元的学术理念、深厚的人文精神》（《音乐艺术》2015年第1期），从音乐人类学的角度，论述了钱仁康先生高瞻的学术精神和博大的音乐人文思想。董龙昌的《列维-斯特劳斯艺术人类学思想研究》（山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探讨了列维-斯特劳斯的艺术人类学思想，将其概括为：一个方法+四个面相，即结构主义方法和原始造型艺术、神话、文学、音乐面相。该文分七章展开立论，即《列维-斯特劳斯及其艺术人类学思想的产生背景》《方法论特色》《原始造型艺术面相》《神话面相》《文学面相》《音乐面相》《思想的评价》。王军的《岑家梧人类学艺术观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选取岑家梧的图腾艺术研究和民族艺术研究两个主体加以探讨，以他的史前艺术研究和中国古代艺术研究作为佐证，旨在从整体上审视、解读和把握岑家梧的人类学艺术观，进而论述其具体的人类学艺术观点和研究特色。

（三）艺术人类学的田野与个案研究

田野与个案研究是艺术人类学的所长之处，也是历届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数量最多的一个组。尤其是伴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持续深入，而其中的艺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可以占到80%，因此这方面涌现出了大量的研究著述。可以说，“十二五”期间，艺术人类学的田野与个案研究不仅在量上有了颇具规模的积累，而且学术水平有了较大的提升，学者们开始将人类学研究方法的运用形成一种自觉，并注重加强田野调查的深度与广度。由于该论题涉及各具体艺术门类下的艺术人类学研究，所涵括的研究著述数量颇巨，故此处只择要述之。

第一，造型与设计艺术研究。曲艳玲、王伟《云南纸马的艺术人类学解读》（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从艺术人类学和艺术生态学的角度对云南民间纸马艺术的源起、发展历程、流变、传承与未来发展前景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探究。吕屏《传统民艺的文化再生产：壮族绣球工艺传承的艺术人类学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通过对广西靖西县旧州壮族绣球的个案研究，探讨了传统民艺的传承问题。在深入田野工作的基础上，该著借助于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从艺术学、人类学等学科交叉的方法入手，将绣球放在历史语境中，从传承

环境、传承机制、传承人等层面透视其传承过程。陈乃华《无名的造神者：热贡唐卡艺人研究》（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3年），是一本艺术田野民族志，作者通过对热贡吾屯寺院和村落画坊的田野考察，对“唐卡”这一以图像承载神性的艺术与作为“造神者”的无名艺人进行了研究，展现了这些艺人的艺术实践、社会生活和人物观念。作者从“人物”的传记生命出发，在人的生命与物的流动中，揭示文化背后的驱策力量与逻辑。

刘明亮《北京798艺术区：市场化语境下的田野考查与追踪》（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年），以艺术人类学的视角，关注艺术区的形成，发展，与市场、政府的互动关系，以及通过田野调查形成的问题思考，着力于探讨全球化背景下798艺术群落与社会发展的多元互动关系，以期能够通过这一个案来展示中国当代艺术不断建构、解构的历程和多元共生状况。孟凡行《器具、技艺与日常生活——贵州六枝梭戛苗族文化研究》（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4年），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并辅以文献研究方法，对贵州六枝特区梭戛乡陇戛寨长角苗族群的民具进行研究，进而探讨该族群的社会和文化。周建新、张海华《客家服饰的艺术人类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以赣闽粤边区客家服饰为研究对象，从宏观与微观层面，对其形成、发展历程，地域特色的成因，服饰与民俗生活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刘冬梅《凉山彝族毕摩绘画的艺术人类学研究》（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通过对凉山彝族地区毕摩绘画艺术的人类学考察，力图将其还原至生活场域中，探究它背后的社会文化意义和功能。刘冬梅《造像的法度与创造力——西藏昌都嘎玛乡唐卡画师的艺术实践》（北京：民族出版社，2013年），以田野民族志的丰富材料，探讨和分析了唐卡绘制法则与唐卡画师们具有创造力的文化艺术实践之间的关系。凡建秋《唐卡艺术解读》（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年），在对藏族聚居区大部分地方进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从文化人类学和艺术学的角度对藏族传统美术项目唐卡进行了深入研究，涉及唐卡艺术的发展历史、文化内涵、艺术语言、艺术特性等多个方面内容。宋小飞《萨满教美术的艺术民俗学解析：以吉林省乌拉街满族镇萨满为个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对满族萨满教美术进行研究，在对满族萨满教美术做系统阐述、分类的同时，从艺术作品、民俗生活和文化持有者三个角度归纳其民俗学特点，在此基础上探求满族民众的审美追求及满族萨满教美术中透射出的满族民众的审美标准。

罗伯特·莱顿（Robert Layton）、詹姆希德·德黑兰尼（Jam sid Tehrani）等学者合写的《中国山东省传统艺术的留存与复兴》一文，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发现：“山东省地处汉文化腹地，虽然文化的延续性受到中国近现代动荡的历史环境的极大影响，今日山东乡村生活中的很多方面仍然可以看出“旧”（1949年以前）中国的潜在脉络，艺术如果得以存留至今不仅仅因为传统的惯性，还因为其在今天的中国文化中，重新被赋予了经济价值和文化意义”[15]92。李松杰的《“景漂”和景德镇当代陶艺——以乐天陶社创意市集为案例分析》（《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运用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对乐天陶社创意市集运作模式、作品风格、摊主来源等进行分析，探究其发展背后的人员来源和利益博弈，揭示景德镇当代陶艺创作中的外来元素，进而为景德镇陶瓷文化陶瓷创意产业发展提供理论支持。杨帆的《物尽其用：从民间手艺到文化资源：以山东菏泽面塑手艺调查为例》（《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选取山东菏泽面塑手艺为个案，将手艺从单纯的民间艺术如何在艺人、民众以及官方力量的推动下逐步发展为区域文化资源的过程呈现出来，从而分析其过程中体现的人与物之间“物尽其用”式的关系，探索其深层的文化内涵。

周星的《从政治宣传画到旅游商品——户县农民画：一种艺术“传统”的创造与再生产》一文，通过对户县农民画的缘起和发展历程、“运动”与文化馆的培训体制、农民画内涵着深刻的悖论、农民画在新时期的重新定义、再评价和转型、农民画的现代性及旅游商品化和新的悖论五个层面的论述，深入探讨了“户县农民画作为当地一种艺术传统是如何被创造出来，又是如何通过重新的描述、定义和再评价而获得新的价值、意义及‘身份’，亦即农民画作为一种地方的艺术传统（民间美术）得以再生产的实践性过程”[16]168。许艳、廖明君的《隆林彝族服饰艺术当代重构探究》（《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15年第6期），以丰富资料考论了隆林彝族服饰艺术的变迁历程和当代重构的文化进程，力图揭示这种重构背后的文化内涵与机制，进而揭示出在现代化语境中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艺术发展、变迁的一般规律，以期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挖掘、保护与开发提供一定的经验与理论。

钟玮的《地域手工艺本土性与现代生活产品活用设计——基于对汶川羌绣手工艺实地调查》（见《2015中国艺术人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待出版），通过对汶川羌绣手工艺的历史渊源、本土生活文化特征等调查研究，分析羌绣手工艺在文化流动中意义变迁与呈现的现状。作者认为，羌绣手工艺是当今生活文化的可活用资源，并进一步探讨现代羌绣活用设计的若干途径。石庆秘、倪霓、张倩的《土家族吊脚楼营造核心技术及空间文化解读》（《前沿》2015年第6期），通过对土家族吊脚楼营造核心技术及空间文化的解读，认为对土家族吊脚楼营造技艺进行数字化保护，不能仅停留在技艺层面，应该对其文化和精神所构造出来的生态链进行保护。

此外，张晓瑾《中国第四代艺术村：武汉昙华林的都市民俗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周莹《指尖上的艺术：少数民族传统服饰手工艺研究》（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5年），黄建福《瑶族民间神像绘画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年），金玟廷的《后现代文化背景下的文化艺术区比较研究——以北京798艺术区和首尔仁寺洞为例》（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荣新的《鲁西南丧葬纸扎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李修建的《顾恺之：一种艺术人类学的解读》（《美术与设计》2014年第1期），李东风的《马家大院木刻文字花窗艺术的图像学解析》（《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袁琛的《面具图像背后的文化权力——论民间面具程式化特征的传承与延续》（《民间文化论坛》2015年第3期），张锐的《东昌府木版年画研究——人类学视角下的审视与回顾》（《民俗研究》2014年第3期），洪颖、周艳的《生活的艺术镜像——云南马关阿峨新寨农民版画读解》（《民族艺术研究》2014年第6期），等等，多部著作和论文也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第二，艺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自2003年国家启动了大规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以来，艺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受到了艺术人类学的持续关注。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成立以来，每年召开学术研讨会，艺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重要的研讨主题，甚至2010年、2012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年会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艺术人类学”为大会主题做了专题讨论。“十二五”期间，该领域的研究可谓呈现出放量式增长的趋势，这些研究主要围绕着保护理论、田野工作方法、非遗保护方式与传承模式等问题展开探讨。

方李莉的《论“非遗”传承与当代社会的多样性发展——以景德镇传统手工艺复兴为例》一文探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如何将其与当代社会的多样性发展联系起来，建构新的文化的问题。作者认为：“在当今的社会发展中，作为传统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并没有离我们远去，相反，其正在帮助我们建构着今天的社会的同时，还在帮助我们看到通往人类社会未来之路。”[17]71她的《从“遗产”到“资源”的理论阐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前沿研究》一文，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层面对如何实现从遗产向资源的转化进行了阐释。她认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过程中，不仅要充分认识其历史和艺术价值，也要认识其资源价值，它是当今和将来我们进行文化再生产和文化创新的基础。要把它与当代社会发展联系起来，使其融入到人们的生活之中，实现从遗产到资源的转化。”[18]23两篇文章皆是作者“遗产资源论”在具体研究实践中的阐发。

麻国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民俗文化的重构》（见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编《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艺术人类学》[上]，北京：学苑出版社，2012年）一文，主张将文化遗产保护看作全球化时代的一种文化保护行为方式，应该用动态的文化相对观去看待非遗传承与保护的全过程。张士闪的《谁在生产？怎样生产？——透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见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编《2013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待出版），以山东省惠民县泥玩具和昌邑市“烧大牛”活动为个案，从商品交易与文化赋意、艺人与农民、传统与现代等层面，对民间手工技艺生产的功能、主体身份、语境等予以辨析，对“生产性保护”在当下社会实践中的效度与限度予以评析。王宁宇的《“非遗”保护与现代“规范”观之再校正——以山西传统建筑彩作为例的调查与思考》（《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通过以对陕西传统建筑彩作的调查研究为例，探讨了艺术人类学田野调查工作的原则与工作方法问题，认为要注重方法和技巧，既要善于发现问题，也要将研究对象与历史学、文化学、民俗学等方面的文献和知识相关联，才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田野工作。于兰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的文化变迁——以德江傩堂戏为例》（见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编《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艺术人类学》[上]，北京：学苑出版社，2012年），以德江地区的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傩堂戏为例，对其传承现状及传承过程中的文化变迁做了深入研究，探讨了如何合理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开发和利用的问题。

王永健、于宙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民间：艺术人类学视野下的常山战鼓》（《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一文，通过对常山战鼓的田野调查，从艺术人类学的视角，对常山战鼓的基本概况与文化生态、历史变迁与现代性语境下的重构，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背景下的艺术传承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吴昶的《师徒名分缺失状态下的利川“肉连响”舞蹈的传承方式变迁》（《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以利川“肉连响”舞蹈为个案，探讨了师徒名分缺失状态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方式的变迁。孙克的《人类学视野下的民间陶瓷及其活态保护研究——以淄博鱼盘为例》（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在人类学理论指导下对淄博鱼盘进行深入分析，将淄博鱼盘放在中国陶瓷文化、中国鱼文化和齐鲁区域文化的人类文化发展视野，对其基本概况、发展历史、文化内涵、艺术特色、生态系统、遗产价值和发展现状等进行全面系统发掘和梳理。

李丕宇的《对“洋风建筑”作为中国文化遗产实施保护的思考》（见《2015中国艺术人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待出版）一文，主张要正确认识“洋风建筑”作为中国文化遗产的重要价值，树立正视历史、保护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理性认识，转变狭隘的盲目排斥“外来”文化遗产的不当心态，自觉保护每座城市应有的历史遗产和特色，并促成尽早建立健全法律保障体系，让包括“洋风建筑”在内的建筑遗产保护工作走上正常轨道。熊寰的《空间生产视域下的乡土建筑遗产研究——以广东上长岭村围龙屋为中心》（见《2015中国艺术人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待出版）通过对广东上长岭村围龙屋进行调查研究，讨论了宗族与空间的互动关系。作者认为，围龙屋共有空间已然衰落和必然衰落，社会性文化遗产不可能存在实质性传承和复苏，并从宗族制度及其所依附的宗法社会角度对此进行了解释。谢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名录保护制度反射性影响研究——基于花瑶挑花传承人FTM生活史的调查》（见《2015中国艺术人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待出版），通过对花瑶挑花传承人FTM生活史的调查，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名录保护制度对个人身体规训、主体性磨蚀、技艺创新和维权产生了深刻的反射性影响。文章认为，建立与其相适应的过程性动态导向和管理机制，能有效避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对传承人及其技艺的嵌入性影响。张景明、赵胜《大连庄河孙秀英剪纸艺术研究——一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人类学分析》（大连：大连美术出版社，2014年）以大连庄河市孙秀英剪纸艺术为研究对象，站在艺术人类学的视野中对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深入探讨与分析。

艺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与田野个案研究，近年来一直是学者们探讨的热点问题，甚或有学者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列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可见其热度所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需要大量而又翔实的田野调查，这恰恰是艺术人类学所擅长的，而艺术人类学的理论又可以为艺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阐释提供理论工具。因此可以说，艺术人类学可以成为艺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理论基础，这不仅是学术研究所需要的，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实践所需要的。

第三，民俗与表演艺术研究。民俗与表演艺术研究历来是学术研讨的一个重要议题，“十二五”期间该领域有大量的研究著述涌现出来，研究水平也有了较大的提升。何明主编《走向市场的民族艺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仪式中的艺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洪颖主编《田野中的艺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这三本文集是何明学术团队艺术人类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汇集，涉及研究对象较多，视野开阔，从民族艺术与市场的互动关系、仪式与艺术的关系等多个不同视角切入，涉及多个民俗与表演艺术的个案研究，展示了云南地区艺术人类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可谓蔚为大观。

刘统霞《被表述的民俗艺术：对商河鼓子秧歌的历史人类学考察》（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基于一项村落民俗——商河鼓子秧歌的田野调查，还原展示乡土村落民俗艺术的本土表述方式和民俗仪式展演的隐喻意义与逻辑意义，梳理了乡土经验遭遇外来知识的历程。作者发现，20世纪后20年民俗艺术的多元复兴，随着城市化、市场化及大众传媒的发展而日趋边缘化，不同利益群体对文化资源展开了争夺，通过个案阐述了传统文化主体的虚空化，探讨了实现多元文化互主性对话的可能性。朴永光编《羌族传统舞蹈田野调查与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2年），是朴永光带领的学术团队以

羌族传统舞蹈为研究对象而完成的一本论文集。他们运用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结合相关理论及羌族传统舞蹈的实际，从不同角度对羌族传统舞蹈进行了研究，突出解释其文化现象的特点，考察其相互联系，展示了羌族传统舞蹈的教育、审美娱乐、传承文化等功能。

厉震林《中国伶人家族文化研究》（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年）运用文化人类学系统地涉入伶人家族文化研究，从伶人家族的变迁之中折射出一种文化的内涵以及国民人格内涵，探索一个族群的集体心理，也对戏剧文化学的“文化”概念做了一个高位的阐释。萧璇《国家视野下的民间音乐——花儿音乐的人类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试图在田野经验和文献考证中把握中国民间音乐“国家化”的历史脉动，论述花儿之于信仰体系、两性婚恋、日常生活的意义，并从民间宗教、族群音乐文化借鉴、国家政策、知识生产、民间音乐商业化等多个角度分析了花儿这一民间音乐形式的内涵，特别讨论了国家如何把花儿演唱整合到庙会中，国家通过屯垦、移民加强对西北边疆的控制所造成的汉、藏音乐的融合，以及现代社会非物质文化遗产语境下国家对花儿的再造。孟凡玉《安徽贵池荡里姚傩仪式音乐的人类学研究》（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年），对荡里姚傩仪式音乐的传承内容、形式、文本保存状态和传统地方音乐文化空间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

范秀娟《黑衣壮民歌的审美人类学研究》（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3年），以审美人类学理论为基础，积极借鉴多学科的研究成果，系统、深入地探索黑衣壮民歌富于生命力的审美观念、文化功能，民歌社会有别于现代艺术制度的民歌化机制，以及由民歌的兴衰折射出来的文化变迁和社会变迁。李菲《嘉绒跳锅庄：墨尔多神山下的舞蹈、仪式与族群表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通过对嘉绒跳锅庄文化艺术事象的深入考察，挖掘这一族群的文化表述模式，即在以“歌”与“舞”为表征的身体实践系统中，可以联结起嘉绒的历史记忆与当下现实，分辨出“我”与“他”的异与同、远与近。

吕慧敏《生生不息的车轱辘菜：东北二人转在乡土社会中的传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通过田野调查及文献研究方法，探析乡土社会中东北二人转的历史传承情况及当代存在形态，试图探索出二人转的未来发展之路。冯莉《民间文化遗产传承的原生性与新生性：以纳西汝卡人的信仰生活为例》（北京：民族出版社，2014年），以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三坝乡纳西汝卡人村落信仰生活为田野个案，探讨民间文化在当下语境中发生的变迁，特别关注汝卡人东巴信仰文化的活态传承和当代创造，以此升华对民间文化遗产传承原生性与新生性问题的探讨，对多元语境下的文化遗产传承理论与方法讨论作些许思考。曹娅丽《<格萨尔>遗产的戏剧人类学研究——以青海果洛地区藏族格萨尔戏剧演述形态为例》（北京：民族出版社，2013年），以格萨尔戏剧遗产的演述形态为研究对象，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将格萨尔戏剧研究置于整个社会变迁和中西文化交流的语境之中，在此基础上建构藏戏的表演理论，力图揭示藏族戏剧形成与发展的内在规律。

周星的《“萌”作为一种美》（《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一文，从艺术人类学之跨文化比较研究的视角探讨“萌”，以揭示“萌”之美的普适性。他的《秧歌舞/忠字舞/广场舞：现代中国的大众舞蹈》（《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和《汉服之“美”的建构实践与再生产》（《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两文，前者关注现代中国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大众舞蹈及其相关问题，选取秧歌舞、忠字舞、广场舞等具有不同时代背景及风格的民众舞蹈形式，试图对它们各自的场景性、经由舞蹈语汇所表象的身体以及它们作为大众舞蹈的意义等进行一番初步分析；后者以当前正在中国若干大中城市里蔓延扩展的“汉服运动”为案例，通过参与观察的田野工作方法，实地调查积极投入“汉服运动”的一些都市青年男女的社会实践活动，进而探讨汉服之“美”的建构性。

李祥林的《村寨仪式中身体展演的神圣艺术：岷江上游黑水地区铠甲舞之人类学考察》（《民族艺术研究》2015年第2期）对岷江上游黑水地区铠甲舞进行了深入的田野调查，探讨了它们与民间宗教仪式的密切关系。他的《传统习俗与当代展演——人类学视野中的羌族年节文化》（见《2015中国艺术人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待出版）一文，对当今羌族聚居地区传统节日的展演化建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通过研究发现，节日文化之当代展演的实质在于地域性、民族性形象的符码化建构，它融汇着国家话语和地方诉求、传统基质与现代元素，具有丰富的意指。这种建构，既基于内部诉求又顺应外部期待，既承续传统基因又融入当代元素，既体现族群意识又

彰显地域特色。陈志勇的《仪式与演剧：田公元帅信仰的戏剧人类学考察》一文，对闽地南戏戏神田公元帅进行了深入的考察，认为田公元帅信仰已经超越了戏曲行业，横跨几个信仰领域，进入到俗界和宗教领域行使神的职能，这与它“驱疫祛邪”的宗教基因密切相关。[19]99

叶笛的《“传统”的僭越与“发明”的边界：羌族舞蹈文本的嬗变》，探讨了羌族舞蹈的历史变迁，并分析了这一过程中舞蹈文本的变化。作者认为：“不同历史时期所形成的特殊舞蹈文化，虽是当时那些年岁‘被发明的传统’，但今日‘被发明的传统’却与羌民族源起的原生文化一样，也成为了羌族民众所信服的羌文化。”[20]194李卿的《礼与闹——论山东鼓子秧歌的结构与反结构》，借用特纳的阈限理论探讨了山东鼓子秧歌的结构与反结构关系，认为它既表现出以“礼”为核心的结构性特征，也表现出“闹”的反结构性特征。作者认为：“鼓子秧歌是主流意识形态所推崇的‘礼’与下层民众所追求的‘闹’的辩证统一形式。”[21]74

第四，海外艺术民族志研究。海外民族志，是中国特殊语境中的概念集合体，通俗而言就是指到中国国境以外的地方进行的艺术田野研究。这些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和对外交往的日益频繁，此领域的研究呈逐年增多的趋势，逐步得到重视。该领域的研究如再细致划分，可分为两种研究样态。其一，跨界族群艺术研究，是指研究者对与中国国境相邻国家同一个族群的艺术进行的研究；其二，海外艺术田野研究，是指研究者到海外的异域社会所进行的艺术田野研究。

1.跨界族群艺术研究。2011年9月16～18日，“2011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学术论坛——中国与周边国家跨界族群音乐文化学术研讨会”在中央音乐学院召开。会上涌现出了一批卓有建树的论文，如田联韬的《藏文化圈边缘区跨界民族音乐研究》（《人民音乐》2011年第12期），张伯瑜的《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的思考与实践》（《音乐研究》2011年第6期），刘桂腾的《黑龙江/阿穆尔河流域的通古斯萨满鼓——以“流域”为视角的跨界族群萨满音乐研究》（见《中国与周边国家跨界族群音乐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待出版），和云峰的《知其难而为之——有关当代“跨国族群”音乐文化研究之难点透析》（《音乐研究》2011年第6期），吕钰秀、陈子平的《论低音审美——以藏族同钦声响为例》（《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宁颖的《跨界族群语境中的“盘索里”表演——中国延边与韩国传统说唱音乐表演的历时性比较研究》（《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等等。据该会议策划人中央音乐学院杨民康教授介绍：“在目前的中国民族音乐学界，‘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主要是指聚焦于内陆边界——国境线两侧族群音乐文化关系的跨地域比较研究，其外延分别涉及中国汉族传统音乐及世界民族音乐两个外部因素或学术范畴。作为遍布中国四周的跨境少数民族来说，它们就像一块多圈夹心蛋糕的中层，境内的汉族传统音乐与境外的世界民族音乐这两个外部范畴，在地理位置上正好位于它们的内外两端。从此意义上看，我们今天讨论的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概念，首先应该考虑的是把它置放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层面上，观其整体性与局部性分布之间的交叉、适应状况。”[22]4

石剑峰、石裕祖的《滇南跨境民族节日、民间仪式的调研与思考》（《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对滇南地区多个跨境的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与仪式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与研究，探讨了中华主流文化在联系西部跨境民族和联系东南亚、南亚民间的精神桥梁和情感纽带作用等问题。陆晓芹的《跨文化比较视野下的壮族“末伦”艺术》（《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15年第6期），通过在中国和越南多地的田野调查，在跨文化的视野下，将中国德保、靖西、那坡等县壮族的“末伦”艺术与越南侬族的“末伦”、壮族布傣人和越南岱族天琴艺术、泰国东北部和老挝佬族的Molam艺术进行了比较研究，并以宗教信仰为原点考察它们之间的关联。通过研究发现，它们均源于壮泰族群原生的宗教传统，但在各自的发展历程中，呈现了不同的形态。赵书峰的“瑶族婚俗音乐的跨界比较研究——以中、老瑶族为考察个案”（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以中国的湘、粤、桂、滇，老挝的琅南塔、会晒等地瑶族婚礼中的唢呐曲牌、打击乐、道教音乐、民歌为考察对象，针对上述区域内音乐之间的共性与个性差异，以及其濡化与涵化的现代结局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考察研究。

2.海外艺术田野研究。侯越《文化人类学视野中的现代日本地域艺术文化研究：以蕨座剧团为个案》（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年），该著图文并茂，以日本蕨座剧团为个案，通过分析该剧团的成立、发展及其成长过程中经历的风风雨雨，讲述了其创作演出的很多音乐剧，从而系统分析现代日本地域艺术文化

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冯彤《和纸的艺术：日本无形文化遗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介绍了“和纸”的发展，制作工艺，用途和功能及象征意义。

蔡宗德的《印度尼西亚华人布袋戏的历史、演出形态与音乐》（《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通过对印度尼西亚华人布袋戏的田野考察，从其发展的历史与社会环境、操偶师的养成、现今华人布袋戏演出形态、后场音乐的类型与演变四个方面展开了论述。通过研究发现，印度尼西亚华人社群除了要满足宗教仪式上的需求外，也借由布袋戏来建构与母国文化的连结，并且实践华人文化传承，有着极强烈的责任感。胡啸的《传统的重构与再造——由国外艺术田野工作引发的观察与思考》（见《2015中国艺术人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待出版），以自己在丹麦、伊朗考察当地民间音乐的研究为例，探讨了城市化进程中传统是如何被重构与再造的问题，为国内开启了一条认识中国民间艺术“自我发展”的路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陈盼的《“南有洞天”——越南北部田野考察实录》（《大音》[第十卷]，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5年），对越南北部省份进行了田野考察，主要涉及富寿县的Hat Xoan仪式，执仪者天婆（Hat Then）和天童（Len Dong）的执仪过程、音声关系等，歌筹、水上木偶戏等音乐事象，等等。李丽敏的《音乐习俗的模式同构——从印尼巴厘岛甘美兰音乐田野调查三个实例引发的思考》（《音乐艺术》2015年第2期），通过对印尼巴厘岛甘美兰音乐三个田野实地调查个案的描述和分析，对其与中国民间音乐的相似现象进行了比较研究，对音乐习俗模式同构现象问题进行了理论性探讨。

此外，还有一本学术译介值得指出，西格尔《苏亚人为什么唱歌：亚马孙河流域印第安人音乐的人类学研究》（赵雪萍、陈铭道译，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年），是一本关于南美土著社区唱歌的书。该著的写作历时15年，作者从1971年开始先后多次赴苏亚人社区进行田野调查，主要涉及苏亚人的日常生活、亲属关系、仪式以及其中的音乐生活。它为国内的海外艺术民族志研究提供了借鉴。

近年来，海外艺术民族志研究成为艺术人类学研究领域的一个学术生长点，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研究和讨论的行列。值得注意的是，调察国语言制约、田野考察时间偏短、异域文化的研究有待深入，成为海外艺术民族志研究走向深入的瓶颈。因此，跨学科研究方法（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的彰显、调察国本土语言的学习、田野研究的深度与广度等仍需加强，唯有如此，跨界族群音乐研究才会得到更加深入的拓展。

（四）艺术人类学的学术活动

1.专业学会年会促进学术论题热议

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自2006年成立以来，先后举办9次学术研讨会。学会会员数量迅速增长，由成立之初的100余人发展至现在的600余人。“十二五”期间，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与高校合作成功举办学术会议5次，分别是2011年与玉溪师范学院联合主办以“艺术活态传承与文化共享”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分为艺术人类学理论研究、非遗理论与个案研究、造型艺术研究、表演艺术与民俗研究版块；2012年，与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联合主办，以“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艺术人类学研究”为主题，分为艺术人类学理论研究、非遗理论与个案研究、造型艺术研究、表演艺术研究、民俗艺术研究版块；2013年，与山东大学联合主办，以“艺术人类学与文化遗产研究”为主题，分为艺术人类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造型艺术研究、表演艺术与民俗研究三个研讨版块；2014年，与北京舞蹈学院联合主办，以“文化自觉与艺术人类学研究”为主题，分为艺术人类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舞蹈人类学与舞蹈美学、造型艺术研究、表演艺术与民俗研究四个研讨版块；2015年，与江南大学联合主办，以“艺术人类学与当代社会发展”为主题，分为艺术人类学的历史与理论研究、艺术人类学的田野方法与田野个案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田野与个案研究、产品设计与人类学研究四个研讨版块。

从研讨议题来看，议题范畴不断拓展，关注社会现实和热点问题，注重与当代社会发展紧密相连。值得指出的是，2013年学会设立“费孝通艺术人类学奖”，奖励艺术人类学研究领域的优秀学术论文①2013年10月25～28日，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与山东大学联合主办了以“文化遗产与艺术人类学”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约200余人参会，递交论文150余篇。从本次会议开始，该学会设立“费孝通艺术人类学奖”，旨在进一步推动艺术人类学的学术发展。首届“费孝通艺术人类学奖”评出一、二、三等奖共9名。其中，向丽的《艺术人类学视野下的艺术制度问题研究》获得一等奖；李海云的《信仰与艺术：村落仪式的公共性诉求及其实现》、杨民康的《由反本质主义到臧否表象：民族音乐学后现代转型之路——兼论当代音乐民族志的语境研究观》、李向振的《“非遗”语境下乡民艺术的保护与传承》获得二等奖；耿波的《文化自觉与正当性确认：当代中国非遗保护的权益公正问题》、王永健的《新时期以来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发展轨迹》、王拓的《口述史：“非遗”传承人获得话语权的媒介与途径》、杨杰宏的《音乐祭礼：族群艺术的身份再造与多重表述——以丽江福慧村古乐祭礼为研究个案》、吕韶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二次风险”规避研究》获得三等奖。，

2015年进行了第二届“费孝通艺术人类学奖”的评奖与颁奖活动①在江南大学召开的“2015中国艺术人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进行了“费孝通艺术人类学奖”的评奖与颁奖活动，共评出15篇获奖文章。熊寰的《空间生产视域下的乡土建筑遗产研究——以广东上长岭村围龙屋为中心》获得一等奖；范秀娟的《“民之歌”与“歌之民”：民歌研究的双重维度》、叶笛的《“传统”的僭越与“发明”的边界：羌族舞蹈文本的嬗变》、罗易扉的《事实之后：穿透派尤特岩画》获得二等奖；赵书峰的《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再思考》、孟凡行的《艺术人类学视野下的物质文化研究》、李卿的《礼与闹——论山东鼓子秧歌的结构与反结构》、钟玮的《地域手工艺本土性与现代生活产品活用设计——基于对汶川羌绣手工艺实地调查》、李世武的《巫医的艺术疗法：幻觉问题》获得三等奖；董波的《敖包祭祀仪式及音声传承与变迁的人类学考察》、胡啸的《传统的重构与再造——由国外艺术田野工作引发的观察与思考》、向丽的《人类学批评与当代艺术人类学的问题阈》、荣树云的《论艺术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艺术学学理研究中的应用》、石庆秘等的《土家族吊脚楼营造核心技术及空间文化解读》、袁晓莉的《蚺蛇与甘工鸟：黎族造物的图腾与禁忌》获得优秀奖。。评奖活动的设立，有力地促进了学术研究的发展。

2.专题研讨会推动学术研讨走向纵深

“十二五”期间，一些专题性学术研讨会推动着艺术人类学研究走向纵深。

一些院校开设了艺术人类学专题讲座，如：2013年，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艺术学系共同举办的“中外人类学名家讲坛”，定期邀请海内外名家前来讲学，如英国杜伦大学的罗伯特·莱顿教授、英国约克大学的麦夏兰教授、日本爱知大学的周星教授、荷兰莱顿大学的范丹姆教授、复旦大学的纳日碧力戈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赵旭东教授、中央民族大学的王建民教授等中外著名学者，围绕艺术人类学的理论与田野、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等相关问题做了专题研讨；北京舞蹈学院举办了“艺术研究方法”系列讲座，邀请到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方李莉研究员、荷兰莱顿大学的范丹姆教授、中央民族大学的王建民教授，就艺术人类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等做了专题讲座。

2014年4月27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齐鲁书社协办的“全球化与新历史观——方李莉《中国陶瓷史》新书发布暨研讨会”，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召开。与会学者围绕这一研究案例，基于自身的学科背景和研究方向，从不同的视角和立场，对方李莉的《中国陶瓷史》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评价和研讨。2015年6月13～14日，中央民族大学主办“艺术人类学理论前沿研讨会”，分为反思艺术与人类学、艺术的人类学思考、地方性与艺术社会行动三个研讨单元。本次研讨会以当下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为主要议题，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展开学术上的互动，有力地促进了理论研讨。

2015年9月21～22日，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共同主办了“景德镇传统手工艺复兴与转型的人类学研究学术研讨会”。该研讨会的举办依托于中国艺术研究院2015年立项课题“景德镇传统陶瓷手工艺复兴与转型的人类学研究”，来自景德镇市政府、景德镇陶瓷学院以及中国艺术研究院师生共30余人参加了此次研讨会。会议的缘起是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皇家科学院院士罗伯特·莱顿教授被国家外国专家局聘请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担任外国高端专家，参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的教学及艺术人类学研究所的课题研究，工作期满3年，另一方面也是研究成果的汇报会。研讨会议题分为景德镇陶瓷手工艺百年变迁史研究、景德镇传统手工艺的田野与个案研究、景德镇当代城市陶瓷艺术区研究三个研讨版块。围绕着景德镇手工艺的转型，北京学者与地方学者，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学者与政府，人类学、历史学、经济学等领域的学者共同对话。这是一次跨学科、跨地域、跨国界的讨论，所有的参会者都觉得受益匪浅。此次会议还促进了景德镇地方学者的历史性研究与北京及国外学者科学性实证研究的相互支持，推动了国内来自于田野的本土理论与国际相关理论的对话，加强了景德镇政府官员与学术研究人员之间的沟通。两天的学术讨论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对于我国传统产业的复兴与再造，以及国际上相关传统产业的复兴与再造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

3.学术研究基层工作站的设立

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积极拓展学术发展思路。2011年，为了更好地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加强与地方研究机构的合作，特设立玉溪师范学院湄公河次区域民族民间文化传习馆为“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站”。这是学会设立的第一个工作站，旨在通过此类活动，能够更好地促进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和保护。

二、“十二五”期间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基本评价

通过以上的梳理可知，“十二五”期间中国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成绩突出，学术气氛活跃，涌现出了一大批可圈可点的优秀学术成果，学术研究取

得了长足进展。

第一，艺术基础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稳步推进。虽然难度大，任务繁重，但也取得较大的进步，特别是在西方艺术人类学著述的译介和中国艺术人类学基础理论的探索方面有所拓展。一方面为国内的艺术人类学研究提供了理论借鉴；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经过了30多年来的学术积累，也开始了对中国本土化理论与经验的探索。全国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纷纷设立艺术人类学相关方向的教学课程和研究生招生方向。

第二，田野与个案研究成果丰硕。许多艺术领域的研究者借鉴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介入自己的研究，日渐形成跨学科的学术自觉。随着时代的发展，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成为未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发展的必然趋势。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本身便具有跨学科性，在这样的背景下，备受学界热捧。

第三，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的学术带动力和引领性，对于促进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效统合了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形成了一个学术共同体。学会的会员数量在“十二五”期间增长了4倍，现拥有会员830余人。学会与地方高校合作，每年召开一次学术研讨会，会议的议题均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以及学科发展亟待突破的问题，会后辑选优秀论文集结出版，在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当然，“十二五”期间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成绩喜人，但是存在的问题也值得关注。

第一，基础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仍显薄弱，致使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备受质疑。作为一门舶自西方的学问，在与中国本土的研究实践对接的过程中，应该逐步厘清与学科发展相关的一些基本概念，如艺术人类学的定义、研究视域、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这些关系学科本身的基本问题不明晰，将会使后续的研究动力不足。因此，需要在基础理论的研究上下功夫，既需要译介大量西方的研究著述，也需要积极开展本土理论话语的探索。在学科建设中，支撑性的理论著作仍然缺乏，不足以适应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需要，故此应加大该领域的研究力度。

第二，田野与个案研究质量亟待提高。该领域的研究是艺术人类学研究的主阵地，“十二五”期间更是“井喷式”地大量涌现出来，虽然出现了如此之多的研究成果，但是整体来看质量不高，大量的田野研究以平面化的描述居多，建立在田野调查基础上的理论分析仍显不足，这与艺术人类学不仅关注艺术事象的研究，而且注重艺术事象背后意义世界探寻的研究理念仍然存在一定距离。

第三，缺乏相应的学术规范，致使研究成果的学术品味大打折扣。在一些研究中，混淆概念术语，如“采风”与“田野调查”等，以及艺术人类学研究中艺术本身相关研究与人类学层面研究的厚此薄彼，等等。

第四，与国外学界的交流与互动仍需大力推进。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成立以来，每年举办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也会邀请国际上享有盛誉的学者前来参会，如罗伯特·莱顿、范丹姆、荻野昌弘等。值得指出的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积极利用国家外国专家局项目，先后聘请罗伯特·莱顿和荻野昌弘两位学者来中国进行课题合作与研究生联合培养为主的学术交流，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领域的学者参与国外学术研讨会的机会相对较少，因此缺少与国际学界的互动与交流，对于国外艺术人类学领域的发展动态与前沿理论的掌握相对迟缓，不利于学术研究的国际化发展。

凡此种种，都给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应该引起学界的重视。

结语

2011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也是中国艺术学发展历程中注定要载入史册的一年，这一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一致投票通过，艺术学从文学学科门类下独立出来，发展成为第13个独立的学科门类，这具有重要的里程碑式的意义。艺术人类学研究借助于艺术学学科“升门”的东风，积极开拓进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通过本文的梳理，“十二五”期间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特点可以总结如下：一是艺术人类学相关研究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立项范畴，有多项研究获得立项支持；二是艺术人类学的基础理论研究稳步推进，主要体现在西方艺术人类学译介及学术史、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问题的深入研讨；三是艺术人类学的田野与个案研究逐步走向深入，大量成果涌现，学者们对于人类学方法的运用已逐渐形成自觉；四是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建设扎实推进，全国多所高校和研究院所开设艺术人类学课程，招收相关方向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学术研究从业者数量和学科支撑性理论著作数量稳步上升；五是艺术人类学的学术活动较为活跃，每年一次的中国艺术人类学

国际学术研讨会搭建了一个国际化的学术平台，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学科和不同艺术门类的学者展开学术研讨。此外，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央民族大学、北京舞蹈学院等高校和科研院所也举办了艺术人类学的学术研讨会和讲坛，它们合力促进了学术发展。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不足之处，注意总结经验与教训。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艺术人类学在学术发展的道路上仍然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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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李晨辉）

Overview of Research Development in Anthropology of Art in the12thFive-Year Plan Period（2011-2015）

Wang Yongjian

The past three decades has witnessed significant development of anthropology of art，which was introduced to China at the end of1970s.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Society of the Anthropology of Art in 2006 had ushered in an era of great development in the field.The features of research conducted in anthropology of art include the followings.Firstly，research in this domain has been covered in the management scope of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 of China.Secondly，great importance has been attached to theoretical research in the field，focusing on introduction and translation of monographs，research objects，and methodology in this discipline.Thirdly，achievement has been made in field and case studies with scholars adopting anthropology research methods.Fourthly，Discipline development has been steadily promoted with a steady in creace in researchers and theoretical works.Fifthly，frequent academic events contribute to development in the field.

12thFive-Year Plan，Anthropology of Arts，Overview of Research Development

J0

A

1003-3653（2016）05-0053-15

10.13574/j.cnki.artsexp.2016.05.006

2016-06-13

王永健（1981～），男，山东安丘人，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艺术人类学的理论与田野。

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青年项目“新时期以来中国艺术人类学的知识谱系研究”（15CA121）；2015年文化部科技司特别委托课题“全国艺术科学‘十二五’研究状况及‘十三五’发展趋势研究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