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晶

邕江融古韵 南北汇新声
——“中国音乐家协会音乐评论学会第六届年会”综述

陈晶

邕州绿城,济济一堂。2016年11月11日至13日,中国音乐家协会音乐评论学会第六届年会于广西南宁召开。来自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武汉、哈尔滨等专家学者们汇聚于广西艺术学院,群贤毕集,奋发新声。

年会由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音乐评论学会、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音乐舞蹈委员会与广西艺术学院共同举办,参加者200余人。与会者有来自各大音乐院校的专家学者以及音乐学方向的博士、硕士和本科生,以及音乐学术期刊、报纸的编辑记者及音乐爱好者等。

开幕式由广西艺术学院郑军里院长致年会欢迎词,中国音乐评论学会会长王次炤致开幕词。会议分为两类形式进行,一类是与会发言,另一类是专题论坛。会议围绕音乐生活的发展现状进而探讨音乐评论的当下诉求与解决之道。此次会议的重点不妨借用曾志忞的《音乐四哭》的题目立意来概括当下音乐评论发展中的四个症结问题。

一“哭”之知行不统一

知行合一,即理论与实践的圆融统一,一直以来都是专业音乐人争论的重要课题。由于许多学者的文章、书籍对这一观点都有详尽的解释,在这里,理论与实践(创作、表演等)的关系就不做赘述。

在音乐批评中,“知与行”指的是批评观念和批评实践的关系。与会研讨中,有与会代表首先阐述了个人对音乐批评的理解与认识。杨燕迪从音乐批评的本质属性上分析,认为音乐批评具有“非学科性”、“艺术性”品格。其指的是批评虽然是具有学理性、学术型的文字写作活动,但批评的内在精神却与艺术更为相通——批评的价值不仅在于事实的交代和证据的澄清,更在于对于艺术作品、人物和现象的审美特制的把握,以及批评家在文字中所透露的个人洞见和表达这种洞见时的文字美感。如是,则批评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为与批评对象(艺术)相平行的一种实践活动,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脱离艺术对象本身而成为具有自足性的存在。《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副主编高拂晓就批评的具体操作过程来看,认为艺术评论是艺术接受的重要环节,也是艺术接受的一种方式。艺术评论是在艺术欣赏的基础上进行的艺术批评活动,它是以艺术欣赏为基础的,但却偏重于理性探索,是一项理论性工作。音乐评论针对作曲家的作品做出判定,这个过程是以艺术家的表演为中介来完成的,就作品在创作技法上、思想情感上、艺术表现上的价值进行认定,把审美感性与理性相结合起来去感知音乐作品,评论作品的成败得失。对作品的评论一般对作品会起到一定的推介作用,使更多的人认识到作品的价值和意义。

而在当下音乐批评的实践过程中,常常出现知行不统一的情况,这与评论者的行业操守与修养有直接的关系。对此,居其宏认为音乐批评中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关键在于个人的批评实践模范的实行了、实现了批评理念,把这些理论观念作为自己人生学习、艺术生涯的一个最高指南并且用终身的行动来实践。然而音乐社会生活中存在着一些有地位有影响力的音乐人只做到有高度思想性和深刻性的学术理念,在具体的批评做法中却出现理论观念远远脱离实践的情况,如为了某种名利故意作伪词、伪意的现象,甚至把差强人意的作品吹捧的天花乱坠。批评理念与批评实践活动的背离激发了社会的不正风气和一系列的“假现象”(如社会音乐生活中的假弹、假唱、假创、假作)。对于如何规避这一问题,代表们普遍认为根本还是在于提高批评者的自身修养和操守,音乐评论应真诚表达自我的主观感受与理性认识,应当说实话,讲真话,在批评实践中讲求“德”与“胆”兼备。评论者如果缺乏德就容易作伪,而缺乏胆就不得不作伪。

几位代表对当下乐评文章写作的深刻性和价值提出了质疑,进而对专业音乐工作者应该如何从事音乐评论做出了深入探讨。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杨燕迪提出,乐评写作的“四项基本原则”,这是他多年从事音乐评论写作的经验和准则,即坚持饱满的人文内涵、坚持适度的技术路线、坚持踏实的音乐学数据、坚持鲜活的个人体验,得到了与会上下的一致赞同。高拂晓认为,评论者应具备综合性素养,专业音乐人不仅应该精通音乐专业,而且要敏感于时代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如现当代哲学家萨义德对钢琴演奏家古尔德的评论可谓具有代表性,这种代表性表现为他不仅对音乐表演技术的精通,而且能跳出音乐表演技术和音乐会模式,从知识分子的角度表达由表演实践所折射出的20世纪复杂的人文观念。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冯长春从评论的主体性角度认为,乐评带有鲜明的主体感受,与感性经验和审美体验密切相关,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因此音乐评论无法做到“客观公正”。但这里的无法客观和公正并不是指乐评是虚假、作伪的,而是赋予浓郁情感的批评者对批评对象情感的对撞与拥抱。没有基于个人深刻体验,缺乏基于深刻体验的价值判断(不仅仅包括审美价值判断)的乐评,不是有价值的音乐评论。杨燕迪进而提出批评实践中批评者个人洞见的重要性。认为正是这种个人洞见,赋予批评以强烈的“艺术性”。也正是这种洞见,能够让真正的批评抵御时间的侵蚀,并具有恒久的魅力。真正的个人洞见并不是任性的妄断和随性的感想,而是来源于批评家整体性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和艺术观的表达。也正是这种个人品质,使批评最终靠近的是艺术,而不是科学。

在具体的实践操作中,星海音乐学院副院长蔡乔中把当下的音乐评论分为公众音乐评论和专业音乐评论。认为在公众音乐评论中,专业音乐工作者应当用艺术价值导向引领公众空间及市场,用公众听得懂的语言来表达,并且需要专业音乐人能够主动的与公共空间进行交流互动。从专业音乐评论来看,音乐工作者应当用充满个性化的语言写能够感受到的、听到的、理解到的,并且最迫切想要抒发的内容。汪申申更多的是结合自己的教学体验来谈的。他表示,音乐评论的“三要素”(即音乐评价的对象、音乐的价值判断与个人的见解)要做到严谨的表达、清楚的论证。不能让音乐评论成为专家学者们“自弹自唱”,让对象能够产生兴趣并带动不懂音乐或者略懂音乐的人继续关注下去的冲动,这样音乐评论才能发挥出其价值。

针对会议发言,有学生对传统音乐如何评价的问题提出了疑问,代表们给出了两种不同的声音。杨燕迪认为对艺术作品进行审美判断都是评论,对于传统音乐应当用同样的批评标准来对待。而王次炤则认为评论应当关注当下,由于传统音乐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是长期流传和演变的结果,因此不能用当代人眼光去评判一个历史发展的产物。对于传统音乐秉持传承、保护和发展的态度,在当代的发展中应有新的生命和新的传承。

当然,还有许多专业音乐家用自己切实的行动来实践知行统一观,并在音乐批评事业的发展上取得一定的成绩,但要想让中国音乐批评切实的、充分的发挥其重要作用,促进音乐文化健康积极的发展,也给后起之秀们提出了严峻的考验,这也是他们应当担负起的历史使命。

一“哭”之媒论相脱节

音乐评论与媒体当下的关系可以用“若即若离”四个字来概括,他们一方面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因为音乐评论最终是以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等媒介方式呈现和传播。而另一方面,音乐评论与媒体在合作上又处于一种被动的、复杂的关系。此次年会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关于“如何与媒体合作推动音乐评论工作”,与会代表们和参会者的各种见仁见智的意见,主要以两种不同的观点进行。

一种观点认为音乐评论与媒体合作关系形式复杂。

《音乐研究》副主编陈荃有总结了当下音乐评论与媒体合作现状,认为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传统媒体中如报纸和期刊等,音乐专业人士发言的机会越来越少,如今很难看到有专业的有作为的音乐评论者在大众化媒体平台上发声。专业音乐人的力量根本不足以左右媒体的发言权,而影响力最大的报刊、网络、自媒体完全掌握话语权,有些具有影响力的“乐评人”发表的乐评文章从内容到思想上完全不堪一击,但专业音乐人并不能自由的参与或干涉进去并对他们做出及时的、正确的引导。

对于这一现状,代表们首先肯定了媒体对音乐评论发展的重要作用和积极的影响。居其宏认为像《音乐周报》、《音乐研究》等报刊这种面向大众的、非专业音乐类的报纸是评论者非常重要的发言阵地,报纸这种迅捷的特点,是思想传播的重要的“扩音器”,评论者的想法和观念通过这里能够及时的扩散出去,对学术研究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申波也指出一些专业音乐类的报纸经过现代化改版后,为了博取当代大众的眼球,使得文化水准的专业度降低,导致一些专业音乐人不再去主动的关注这类媒体,也不在其平台上发表文章。

其次,代表们对如何与媒体合作也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天津音乐学院教授明言认为在现有格局下,专业音乐人应该迎刃而上,主动与媒体合作并且积极的写乐评类文章,能够在媒体平台上占有一定位置来发声。归根结底的做法是培养研究生、本科生们对如何运用媒体技术语言和操作方式进行专业培训并加以指导,增加这方面的培训课程,让有音乐修为和素养的人把持媒体平台,让专业音乐人士担任媒体的重要位置。并进一步指出专业音乐圈子里的“自嗨”是走不出去的,而大众又需要丰富的社会音乐生活,于是民间滋生出一些恶俗的不良音乐之风,这对国民音乐审美趣味的培养伤害是极大的,甚至于付出几代人的代价。

对于这一问题,杨燕迪从更宏观的角度指出与媒体合作推动音乐评论的发展关键在于体制的保障和制度上持续不断的稳定支持。就如西方一些媒体,尤其是一些大型的综合性报纸都有长期的制度支持,这种专栏制度的保证使得文化艺术与大众共享。但由于网络发展的冲击,西方评论与媒体的合作模式也正在处于衰落的态势。目前中国音乐评论方面还没有在制度层面有突出的进展,而西方的模式影响力又不断下降,这样就使得当下中国的音乐评论与媒体的合作处于十分复杂又尴尬的境地。总而言之还是应报以乐观的态度去对待,通过个人力量去推动音乐评论的发展。高拂晓倡导专业音乐人应该更多的去推荐、导赏某一评论主体,从引导大众兴趣入手、积极关注当下音乐,与大众传媒的契机相切合,从而共同推动音乐评论的发展。

另一种观点认为评论者自身应该主动调整,用拥抱的情怀对待当下大众化媒体的发展。

对这一观点的看法主要立足于新媒体的时代特征上。何谓“新媒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新媒体就是网络媒体,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以网络为载体的传播媒介。清华大学熊澄宇教授认为新媒体(或称数字媒体和网络媒体),是建立在计算机和互联网基础之上,发挥传播功能的媒介综合。如今对于新媒体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总的来看狭义的新媒体包括互联网和移动网络(如手机),有着显著的交互、及时、延展和融合的新特点,传播信息速度、传播力度都大大提升,与传统媒体有着迥然不同的新气象。

而这种新气象无疑是一种双面剑。从音乐评论的角度来看,新媒体(尤其是自媒体)的发展冲击了音乐评论赖以生存的纸质媒介。新媒体这种主体意识大幅提高、阅读碎片化的特点让音乐评论难以深入人心,导致许多乐评人关起门来自我欣赏。

针对这一问题,一些与会代表特别是从事媒体行业的音乐人都抱以自我反思的态度,认为音乐评论者应当与时代挂钩,充分利用新媒体这种辐射范围广、迅捷自由的特点。像一些微信公众号就办的很好,有大量的阅读量并且有一定传播度,在当下纸媒对大众影响力减弱的情况下不失为一种很好的传播方式。

自媒体时代中,大众语言可能更“肆无忌惮”一些,因此需要专业音乐人的引领和纠正。在具体的做法上,高拂晓提到了通过定期举办学会、高峰会等学术实践培养各音乐专业的人或者音乐爱好者从事音乐评论工作,这样可以增加评论人群的广度和深度,和媒体的合作交流也相对会多一些,并且专业性更强。青年学生代表也发出了自己的心声,认为学院派或者是专业音乐人不能总以说教的态度来传播知识,应当下身段,用平等的姿态面对大众,主动与大众进行交流与沟通。每个专业音乐人自身就是媒体人,每个人都是一个标杆,必须直面新媒体传播的现状并充分利用起来,才能让音乐评论更好的传播和发展。这样发自肺腑的来自年轻一代的声音让许多专家学者都进行了反思。蒲方表示在面对当下的社会环境背景,应适当的改变专业音乐人的音乐语言特点,不能一味的钻进学术圈子里不出来与大众进行交流,否则评论会失利、失语。陈荃有认为对于媒体而言,凡是能够支持音乐发展的、关注音乐生活的、能够登载开辟于音乐相关专栏版面的媒体都持以欢迎的态度,应当对这些媒体和评论者用拥抱的情怀去看待。媒体人能够做到的是在不能改变环境体制的情况下,应有自己的操守。

由于时间的关系,代表们的发言不能一一详尽的展开说明。单从你来我往的谈论中看,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具体的操作做法,虽然一些观点可能过于苛刻,一些新想法可能些许稚嫩,但是都是鉴于实践之上的理性思考。媒体与评论合作的问题不是短时间就能解决的,一位代表的说的好“留下疑问可能比得到结果更好”。

一“哭”之假象难根除

在年会论坛中,关于社会音乐生活的假象问题引起了与会代表们的一致愤慨。对于假象,可以从狭义和广义的层面来理解。狭义来看,假象就是表演者的假唱、假弹、假拉,作曲家的假创以及批评家的假作等。从广义层面来看,所谓“假”,即非真也,指的是社会音乐生活的不正之风,有悖于音乐艺术自身发展规律的意识与行为,严重阻碍了音乐艺术的健康发展。对于当下社会音乐生活症结问题与解决途径的讨论具有时效性和紧迫性,需要每一位专家学者的思考与反思。

针对当下社会音乐生活的症结,张弦认为当前音乐评论的现状可以说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音乐评论有很多的理想和美好愿望,然而现实远远没有达到音乐评论应有的繁荣景象。对于这一现实,主要是由于上述所说的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媒体与音乐界的脱节以及音乐评论自身属性的减弱造成的。如今音乐评论逐渐沦为作品和表演的附庸,两者成为了服务的关系而不是贯通并进的关系。

居其宏提出了应从乐评人眼中来看待这一命题,当下现实音乐生活几乎囊括了音乐创作、表演、理论研究、评论等等。音乐生活的主体、第一原动力还是创作。而从现在整个社会风气来看,症结有非常多,成绩不可否认,但问题极其严峻。就从创作方面来看,当代创作的“奢靡之风”已经病入膏肓。一部歌剧或者音乐剧动辄几百万、几千万,而只演出了一两场就再也没有观众了。他把这种现象形象的比喻为“花买钻石的钱买了一个玻璃碴”。而如今社会音乐生活中,这种现象比比皆是,能看到有很多参赛作品、参评作品都是“豪华的垃圾”,靠着华丽精致的包装来掩盖其粗略低质内容。很多创作团队把艺术创作这种崇高的艺术使命沾满了铜臭味,甚至把之称为“行活”,使之变成赚钱和分赃的工具。当然,这些“职业者”用于艺术创作和思考的时间非常少,导致作品整体质量水平极差,而一些评论者为了名利违背本心把这些“低洼”的作品吹成是“高原”。

王次炤就眼前假象具体问题发表了看法,认为对艺术真伪的判断关系到评论者个人的修养道德的体现以及音乐艺术的良好发展。而如今这种假唱、假弹、假作是对听众和艺术家及其不尊重和不负责任的行为。舞台表演是一次性的,它有着其独特的自身魅力,就是表演者现场的发挥与运用,如果都是作假行为,那么现场评论也就千篇一律、毫无意义可言。还有代表指出当下社会音乐环境的浮躁在于所谓的“名人效应”,比如做晚会的导演来排歌剧,影视导演来导音乐剧,结果就是不仅对公众进行了错误的引导,也使得社会音乐生活杂乱不堪,也就是自我膨胀的结果。

当然,问题产生了就要寻其根源,社会音乐生活的症结涉及到音乐家的个人素养问题、整个社会环境的风气问题以及大环境下的制度问题,解决的根本之道就是对宏观语境的不断改善。

具体来看,居其宏倡导在歌剧或者音乐剧中,剧目的创作和立项需要经过科学的论证。这种科学论证不仅包括剧目的一度创作(剧本和音乐),还包括预算的公示,必须要通过相关部门审核其是否科学才能进行编排。还应当设立问责制度,对于剧目的票房、成本、衍生品等方面都应当有相应的专人负责。有人笑谈称如今的导演最猖狂,作曲更嚣张,舞美花钱如流水,剧本当自强。讽刺了当下歌剧和音乐剧剧本质量极差,远不及一些地方戏曲和话剧剧本,很多剧目的失败首先就在于剧本。

对于音乐评论的发展来看,代表们都切身感受到每个从事音乐评论的工作者应当在各自的岗位上在自己的所在地做一些具体切实、力所能及的工作,通过评论或者理论来推动当地的文化艺术的正常发展。而对于各种症结的解决方法,王次炤认为从短期来看,通过行政的手段,用法律和制度来彻底规避社会音乐生活中的不正风气,维护音乐文化的健康发展。国家文化部们应当尽快立法,对于这些虚假现象要有严明的处罚规定,虽然这种方法做起来十分困难,会受到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但这是一个快速有力的做法。从长远来看,应从教育着手,树立对艺术评判的严格标准。对此,乔邦利表示应从提高自身的素养和能力出发,每个乐评人应有自己的操守和底线,自觉杜绝所谓的“金钱稿”、“人情稿”。音乐评论者应做园丁,既要浇花也要除草。在当前这个社会大环境下,音乐评论还要做医生,说真话并且对症下药。

张弦对这一论题作了总结性发言,对于社会音乐生活的变迁,音乐评论者应当做到的是:第一,要提高自身音乐素养。音乐界中同样也存在隔行如隔山的现象,这就需要评论者对于音乐的各个方面都要深入的学习,不做外行人。第二,要踊跃地参与社会音乐生活。乐评者需要多看多听,培养对音乐的敏锐能力和创造能力,否则也就不能真正的进入到音乐艺术中,也就不可能对艺术作品做到深入的剖析与个性化的评论。第三,就是要讲真话,音乐评论者最重要的就是要永远反思,时刻保持警惕。

最后引用林语堂在《做文与做人》中的一段话,值得所有专业音乐人思考与反思:“既做文人,而不预备成为文妓,就只有一道:就是带一点丈夫气,说自己胸中的话,不要取媚于世,这样身分自会高。要有点胆量,独抒己见,不随波逐流,就是文人的身分。所言是真知灼见的话,所见是高人一等之理,所写是优美动人的文,独往独来,存真保诚,有气骨,有识见,有操守,这样的文人士做得的”。

一“哭”之公众相背离

这次会议关注到了当下音乐评论与公众空间的联系和互动关系。公共空间指的是公众就公共议题交换意见和看法的交往对话空间。这样的对话,既不是私人之间的私密交往,也不是狭小的专家圈内的专业研讨,而是以一般公民为主要主体和对象的自由讨论。它的重要特征是:面向大众的公开而理性的批判。

黄宗权详细而生动的对这一论题进行了深入的解析。认为,音乐评论落后于音乐发展的现状反映了音乐批评的公共属性的相对剥离。在当下新媒体时代的冲击下,专业音乐人的声音被大众拒之门外,导致了其处于一种长期失语的状态。那么音乐评论为何失语?与音乐实践(引领创作)相脱节和与音乐生活(引导公众)相脱离两方面密切相关。具体来看就是音乐批评所能激发的公众性思想和情感的能力在减弱、音乐批评所能引导的社会认同和兴趣的能力在减弱、音乐批评在提供探索艺术的创作路径和精神能量的能力在减弱以及音乐批评在历史主体创造性想象和未来信念在弱化。

在现代社会中,音乐是“有意味的形式”,它是陌生化的、是精英化的。它和社会历史的关系复杂多样,对创造主体的理念、情感和意志的表现方式是隐蔽的。因此黄宗权呼吁纯粹的审美式批评、印象式的批评、作品分析式的技术类批评已经不能适应今天的社会公共空间的需求,音乐评论的力量应当来自于与社会现实联动互生所带来的思想和情感的解放性力量,要求与公众空间进行密切的互动交流。我们需要从康德以来经典美学理论的幻想中解放出来,寻找新的工具和方法论,穿透现代科技和信息高度发达与“社会异化”所编制成的意识形态屏障从而把握音乐与新“现实”的关系。要时刻思考当下的公众需要什么,关注什么。自媒体时代下,知识或者“文本”的获得变得空前容易和便捷,对于海量的音乐文章、观点和信息,听众无法“自我获得”其中的价值、审美和解读,于是音乐批评家的地位和作用就凸显了。而当下音乐评论领域的“固执”体现在:技术术语的滥用、对公众的漠视、语言的晦涩、反映迟钝、局限于同行交流、传播渠道闭塞等。在知识传播迅猛的今天,专业音乐人不能关起门来自我欣赏,或者依然我行我素,让大众难以接受。应当做公共话语的引领者,与时俱进,适当的改变语言的表达方式,把晦涩难懂的技术分析浅显化,多一些对音乐音响层面的情感体验和与公众之间的互动交流,这样有助于大众音乐的普及和社会音乐整体审美素养的提高。

对此,陈荃有也深有体会,认为专业音乐人应当自我反思,在面对音乐评论发展的各种症结的同时反思音乐评论人自己眼界的局限以及个性上的顽固。王次炤也提出此次年会应该拓宽参会人员界限,邀请非专业乐评人、非专业的期刊杂志的编辑和记者,甚至是喜爱音乐艺术的大众都可参与进来,这样的论坛就不局限于专业音乐学术的圈子,能传递出更多的“新”声音。

总而言之,专业音乐者应充分认识到与公共空间的密切关系,放低姿态用平等的、积极的态度与公众进行交流,做公共空间的“守夜人”。

为期三天的会议研讨转瞬即逝。专家学者们从宏观的角度对当下社会音乐生活和音乐评论的发展做了阶段性总结,同时运用具体的实例分析以不同的视野与方法对论题进行多元化、多视角讨论交流,对当下的音乐评论做出了严谨的梳理、深入的反思和建设性的构想。

当下音乐评论的复杂性和广泛性很难在短短的三天内就能充分的研讨明了,对于一些尖锐的矛盾和发展问题还需进一步研究与思考,对于新概念和新观点的提出也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和争论。学术立场上的互不让步,学术思想上的百家争鸣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目标,推进音乐评论工作的深入和社会评论的发展水平。

学会是务实的,学术态度是非常鲜明的,此次学会切实的关注当下大众的诉求以及与新媒体的合作关系。我们相信,音乐批评活动一定会在中国音乐生活里起到更多的推动作用,为繁荣中国的音乐创作做出更大的贡献。

2016-11-26

J605

A

1008-2530(2016)04-0119-07

陈晶(1993-),女,天津音乐学院音乐学系2016级硕士研究生(天津,300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