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直面“人”的问题<br/>——七月派作家贾植芳小说简论

艺术直面“人”的问题
——七月派作家贾植芳小说简论

2016-04-05王锐

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年4期

关键词：小说

王　锐

(河西学院文学院，甘肃张掖　734000)

艺术直面“人”的问题

——七月派作家贾植芳小说简论

王锐

(河西学院文学院，甘肃张掖734000)

摘要：贾植芳是我国现代文学重要流派——七月派的代表作家。他的小说秉承新文学路向和民族解放战争的时代需求，坚守“启蒙与救亡”为主题的新文化传统，直面“人”的问题，呼唤人的价值与尊严，真实描绘了战乱动荡时期的人生百态与生命体验，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与人格形象，并在艺术上博采众长，形成现实与象征交融，格调凝重冷峻，感情深沉含蓄的写实风格。

关键词：贾植芳；小说创作；“人”的问题；写实风格

贾植芳是我国现代文学重要流派——七月派的代表作家。一生历经坎坷，却矢志不渝捍卫着做人的理想与尊严，默默奉献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文化教育事业，是一位德高望重、学养深厚的学者。同时，他又是“一个中国的殉道者”，为正义和信仰而屡遭牢狱之灾。“他是不同时期的统治者的敌人。但他不是但丁，而中国的维其略也不可能引导他到天堂的路。因为，他不是浪漫主义者。如歌德说的，不是空中楼阁的诗人，而是脚踏实地的作家。这就决定了贾植芳不可能是一位多产作家，我们的过去并没有给予他以任何幸运。”[1]混乱不定的时代，颠沛漂泊的生涯，终身追随社会革命的斗志，以及接连不断的囹圄折磨，都使他无法集中时间与精力坚持创作。尽管如此，他还是在自己少年时就开始喜欢的文学创作领域倾心投入，执着笔耕，并取得让人瞩目的成就。

从宽泛的角度讲，贾植芳的文学创作贯穿其大半生，内容广泛，体裁驳杂，涉及小说、报告文学、通讯、生活随笔、书信、日记、回忆录、学术随笔、序跋等多种样式。这里谈论的小说虽数量有限，却是奠定其作家地位的基础，路翎、丘东平、阿垅、曹白、彭柏山、吴奚如和贾植芳等的小说创作，共同见证了七月派在中国现代小说中的突出实力和独创精神。

贾植芳的小说创作主要集中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早在中学读书时，贾植芳已执笔小说。1931年，他就在家乡山西的《太原晚报》上发表处女作小说《一个兵的日记》，开始“自觉地把他的目光投向对社会现实的观察和剖析中，他那鲜明的、桀骜不驯的个性随之也转向了对中国现存社会秩序的评判与抗争”[2]。1934年，他又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小说《像片》，在北平《京报》文艺周刊《飞鸿》上发表小说《米》。1936年底在日本留学期间，创作完成小说《人的悲哀》，第二年4月发表于冯雪峰、茅盾、胡风联署，而由胡风实际主持的《工作与学习丛刊》第四辑《黎明》上。从此他和胡风先生开始保持联系。抗战期间，他一面辗转于战场，一面坚持阅读与创作，写成报告文学《嘉寄尘先生和他的周围——中条山的插话》(1939年)，小说《人生赋》(1942年)、《剩余价值论》(1942年)、《我乡》(1942年)等，刊发于《七月》《抗战文艺》《希望》等杂志。解放战争时，贾植芳依旧保持了旺盛的革命斗志和创作热情，先后完成《理想主义者》(1946年)、《草黄色的影子》(1946年)、《更下》(1946年)、《一幅古画》(1947年)等小说，并于1947年出版短篇小说作品集《人生赋》，署名杨力，辑入胡风主编“七月文丛”。1949年7月，创作纪实小说《在亚尔培路二号——一个人和他的记忆》；8月，写成长篇《人的证据》第二部之一章《人的斗争——〈一个人和他的记忆〉续篇》；10月，出版中篇小说作品集《人的证据》，署名杨力。新中国成立后，因胡风事件贾植芳长期被监禁、劳改，同时被剥夺了写作和发表作品的权利，仅在1951年和1979年分别写成短篇小说《血的记忆》和《歌声》，而后者，他自谓是“我这一辈子的最后一篇小说”[3]。1983年，出版作品集《贾植芳小说选》。

贾植芳出生于军阀混战、国事动荡的民国初期，少年时受新文化思潮的影响，开始阅读新文学作品《呐喊》、《彷徨》、《女神》、《少年飘泊者》、《灭亡》、《胡适文存》、《独秀文存》等，并阅读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同时接触了介绍马列主义的社会科学启蒙著作和读物。成年后，常在课余时间冒险参加革命活动，继续大量阅读宣传新思潮、新文化思想的书籍，并在北平图书馆自读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耶稣、尼采、克鲁泡特金、马克思等西方思想家、文学家的许多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同时写作以社会现实为题材的小说、杂文。贾植芳青少年时期的文化阅读和革命活动，奠定了其明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凸现出其思想的激进和叛逆，也给其日后的文学抱负产生深刻影响。抗战爆发后，身处日本求学的贾植芳忧心如焚，当即弃学并毅然回国，义无反顾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民族解放事业中，不但奔赴前线积极作战，还担任由胡风委派的“七月社”西北战地特派员和特约撰稿人，为《七月》杂志写了许多战地通讯和散文。后与胡风相晤重庆，联系日趋紧密，并协助胡风主编的《希望》杂志、《七月文丛》编审稿件。

和同时期诸多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一样，贾植芳总是把自己的命运前途和人生追求与国家和人民的命运血肉相连，不离不弃；以争取民主自由和民族独立为己任，不屈不挠。数次身陷囹圄而不改初衷，坚决维护正义、真理和个人尊严，书写了堂堂正正的“人”字。正如贾植芳的自我总结，“我不是一个共产党人，但我的思想、文化性格是‘红色的三十年代’形成的，而对我们这一代人说来，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哺育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既自觉地献身祖国的进步事业——救亡运动，又坚持和维护自己独立的人格价值，这两条可以说是我立身行事的基本准则。因此在遍地荆棘的人生途程中，有好几次都已经沉沦到无路可走的境地，但正因为我心中的理想始终召唤着我不安分的灵魂，总能让我从绝望中挣扎出来，向着社会进步的道路走去。”[4]100贾植芳曾一再追问自己：“我们来到这个复杂的世界，这么几十个春秋，是怎么活过来的，是为什么而活，干了些什么，是否活得像个人的样子？”[4]1他用自己不平凡的一生做了平凡而问心无愧的回答，“在上帝给我铺设的坑坑洼洼的生活道路上，我总算活得还像一个人。生命的历程，对我来说，也就是我努力塑造自己的生活性格和做人品格的过程。我生平最大的收获，就是把‘人’这个字写得还比较端正。”[5]

贾植芳的小说继承了鲁迅等作家开创的“启蒙与救亡”为主题的新文化传统，尤其是在政治和文化语境已发生变化，救亡成为时代的显性主题时，他和七月派作家仍然坚守新文学的启蒙文化传统，摒弃抗战初期亢奋状态中的肤浅颂歌，拒绝标语口号式的通俗化和大众化文艺，而是希冀通过“化大众”的方式改造民众思想、重塑民族性格，以便投入到更为艰巨而长远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去。在他的小说中，对于“如何做人”的问题的思考占据了显要位置，无论是作品的题目、结构贯穿的主线还是人物形象的象征内涵，都在竭力发掘阻碍或推进民族独立与解放斗争的精神存在，都在呼唤人的价值与尊严，批判形形色色的市侩主义、今天主义与颓废主义。可以说，直面“人”的问题是贾植芳思想和小说中一贯守持的本色，战争的复杂与情势的严峻使他更为深刻认识到，只有自我的精神解放和健全人格才能带来民族的更生和国家的独立。“贾植芳对自己作品的命名是有一个精心的设计的：从开篇的《人的悲哀》到四十年代中期的《剩余价值论》(实际是《人的价值论》)，到四十年代末的《人的证据》《人的斗争》，他关注、描写的中心始终是‘人’，是对‘什么是人’的追问。”[6]贾植芳不仅用自己正直高洁的一生回答了“什么是人”的追问，而且通过具体可感的艺术形象见证了人在历史进程中的种种选择和复杂嬗变，启迪读者思考“人”的问题。

一

贾植芳小说中有关“人”的问题的思考，首先表现为对国民思想的愚钝、守旧和精神上的沉睡、麻木状态的继续揭示。

自鲁迅悲剧性小说开创“改造国民性”的写作主题后，批判国民的劣根性和封建宗法制以求民族性格的重塑，从而在根本上挽救处于动荡危亡中的旧中国，成为一代作家共同的选择和使命。贾植芳也是在这样的思想影响和文艺传统中展开了自己的创作。

写于1936年底的《人的悲哀》从主题意蕴、叙事结构到叙事风格均有明显模仿鲁迅小说的创作痕迹。小说紧紧围绕一家麻袋店内的“掌柜”、伙计、学徒和“我”——一个临时寄居的爱国青年学生，在极为有限的空间内浓缩了战乱频仍时期普通民众无着无落的生存现状和麻木冷漠的精神状态。“掌柜”、伙计和鲁迅笔下的“看客”“闲人”精神状态无二。“掌柜”热衷于乱世中大胆发财，享受生活，整天出入于贵邸、酒楼、妓馆、饭店、舞场和烟馆，过着奢靡淫乱的日子，“店子里很难见到他”。伙计、学徒因战争店内生意冷清而无所事事，每日“摆桌子吃饭，喝茶，搭床睡觉，聊天，相骂”，“人渐次颓唐下去，动作显得勉强，无聊，机械”[7]，想回家乡却因土匪横行而不得。无论是“掌柜”还是伙计，他们都诅咒和害怕战争，但只关心个人的生计与安危，不理解也不支持像“我”一样的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甚至大肆嘲笑学生的无聊与幼稚。小说以“我”的视角集中刻画了一群麻木、颓废而世俗的“人形动物”，他们身逢“想做奴隶而不得”的乱世，惶惑不定而又安于现状，满足于农民式小生产者和小商人的私利与维稳，在闭塞守旧的传统生活中得过且过，在这些昏昏沉睡的国民身上看不到人生和国家的希望。鲁迅笔下的闰土、阿Q、鲁四老爷等形象仍然顽固地还魂于他们身上，“人的觉醒”的沉重话题又一次痛彻回响于民间。小说中阴暗、冰冷、丑恶的外部世界与人的麻木、无聊、痛苦的内心彼此交织在一起，处处弥散着死气沉沉，让人绝望的气息。鲁迅小说中“改造国民性”的根本观点，“看/被看”的结构模式以及沉炼冷峻的格调在这篇小说中均有突出表现。小说细致的现实描写融象征于一体，具有阴冷幽深、灵肉一致的特色。作者把题目定为“人的悲哀”，其用意不言而喻。这样的“闲人”或“人形动物”在贾植芳的小说中经常出现，如《剩余价值论》中那个抱着孩子滔滔不绝讲别人故事的张同志，《更下》中那个在机关中战战兢兢混日子盼升职而又伺机谋财的客人，《草黄色的影子》中那个靠带兵打仗敛财而贪图享乐的将军史得彪，《一幅古画》中幻想着靠一副假画改变命运而四处招摇撞骗最终陷入绝望的自欺欺人者王秘书……尽管他们身份地位相异，但都缺乏真正的“人”的追求和清醒，平庸而市侩，其本质是相同的。

二

贾植芳小说描绘战乱时期知识分子的流亡生活和生命体验，注重其心灵世界与人格形象的塑造。

“特殊的生存背景决定着作家特殊的生活方式，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也决定着作品的表现内容。七月派的几乎所有成员，当时都是无家可归的流亡者，描写战乱中的流亡生活理所当然地成为七月派创作中一个带有群体普遍性的题材倾向。从宽泛的认识出发，七月派的创作内容，大都是流亡者在浪迹国土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所录。”[8]贾植芳大半生都身处战乱、动荡的特殊年代，历经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种种磨难，而且是直接的参与者、受害者。他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现代进程有着切身体验和深刻认识，而他的小说也是在坚实的感性生活和冷静睿智的思考中走向读者的，体现着真实的历史具体性和厚重的精神力量。他的小说立足历史本真和民间真相，细致描绘了战乱时期普通民众的百态人生，写出了他们在特殊境遇下的生死现状，特别是深入到他最熟悉的知识分子的流亡生活和生命体验中，对他们的心灵世界与人格形象进行了有血有肉的塑造。作者以此叩问生命的真谛，继续探寻“改造国民性”形成健全人格的历史必然要求。

抗战爆发后，战争在带来深重灾难的同时也敦促人的觉醒与抗争，但随着战争的持续与深入，它又在考验着每个人的神经和意志，而人的思想的分化和改变也成为必然。有的人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变得更为成熟与坚强，矢志不渝捍卫着心中的信仰和理想；有的人，却在先期的惊醒抗争后开始胆怯退却，迷惘绝望，重新回归平庸世俗的现实生活中。贾植芳的小说关注最多，描写最为深切的就是后者。《人生赋》《剩余价值论》《更下》均反映了战争对青年知识分子的生活挤压和心灵戕害。他们原本富有良知和正义，是战争摧毁了他们的信心和理想，改变了他们的生活选择，在日常生活的消磨中渐渐泯灭斗志，从乐观进取滑向碌碌无为。

《人生赋》以一个青年牙科医生在车厢内自叙的方式，讲述了战争引发的人生巨变和心理蜕变。他的经历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具有普遍意义，清晰地描绘出从抗战初期到中期人心的不断转变与分化的事实。小说中牙科医生目睹流离中重新经营的诊所被炮火吞噬的情景，内心受到强烈刺激的诸种复杂感受，逼真反映出战争给予人的心灵重创，“我沿着嘉陵江向市外走着，我感到茫然，疲惫，愤怒，那么压人欲倒的感情，……身边混乱的人群默默走着，像一群影子。市外月色很好，江面上笼罩着一层薄雾，月亮清丽的霞光映在灰色的江面上，显着一簇簇的金箭，静寂而美丽，……我想，离开这个都市罢！”[9]46一种被挖空、悬置、遗弃的恍惚和绝望由于月色的映衬而愈发冷酷残忍。“战争残酷地改变一切!”[9]44

《剩余价值论》中的主人公余子固原本是一个热情健康的“真正青年”，“虽然为生活的不良和过度的努力，那高大而挺直的身躯，蓬乱而坚硬的头发，和那无论在什么境地里永远浮在苍白面颊上的坚定的微笑，发自坦然心坎里的健康而硬朗的笑声，温良坚决的眼神……那一切仿佛是希望的化身。”[10]77由于战争的反复刺激后，人逐渐陷入痛苦的毁灭中，企图以日常的消遣享乐麻醉自己忘却过往的痛苦，但反而平添了更多痛苦，他不禁感叹“这回战事真是一种了不得的力量！”[10]82小说深刻揭示了战争给予人的精神迫害，这种迫害改变了人生的信念和追求，叠加的痛苦让活着成为一种煎熬，生命的意义变得苍白无力。《理想主义者》以讽刺的笔调刻画了一个时刻不满国内战乱局势和漂泊生活，一心向往靠出国改变艰难困境的伪理想主义者。不务实际，热衷空谈，是其摆脱现实痛苦的唯一良药，经不起生活的碰撞，胆小懦弱，自私自利，是个从市侩队伍中被甩出的可怜虫。

贾植芳笔下的这些青年知识分子有着颇为相像的心灵变迁和生活转变，作者对他们既有发自内心的悲悯和同情，更多精神上的深刻反省和批判，有关“人的问题”的思考转向更为复杂的层面。这些曾经清醒并不断努力过，但最终放弃追求、重归凡俗的形象，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社会变革与精神改造的艰巨性、长期性与反复性。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作者何以会在文革结束后写成的短篇小说《歌声》中，仍然大声呼唤“要活得像一个人”，因为“历史的回忆，往往给人以新的力量和勇敢，把人从迷惘中解放出来，重新认识到生活的责任，自己的价值和存在的意义，它是一眼永远不会枯竭的井泉。”[11]

贾植芳的小说创作坚持胡风所倡导的主体性现实主义，注重作家对生活的“突入”和“搏击”，强调主客观的融合。其严谨的现实主义倾向更接近于契诃夫和果戈理，主要从小人物日常生活的“无事的悲剧”中塑造典型性格，善于刻画性格和描写人物心理，能把客观的讽刺和主观的批判交织其中，感情深沉含蓄，文字朴实简练，这些均体现出其博学善用的艺术胸襟与才情。《人生赋》《理想主义者》《剩余价值论》《更下》《一幅古画》等小说书写的都是小人物的悲剧，不重故事情节的曲折与完整，而长于通过细致的观察与逼真的描写揭示人物的灵魂世界，不时抓住人物不自觉流露出的各种细节，形成明显的反讽和批判，并在现实场景和人物性格中融入深刻的象征内涵，色彩凝重冷峻，感情深沉含蓄，启迪人反复咀嚼其中的韵味。这些作品中的场景描写，人物的心理和精神状态，以及内在的生命体验同样能感受到鲁迅精神和艺术的存在。在瞬息万变的战乱岁月中，人的追求经受着最严峻的考验，人的心灵得到最真实的赤裸裸的检视。

三

贾植芳小说描绘根据地军民抗战生活的新面貌、新气象，展现顽强的民族生命力和性格活力。

如果说贾植芳对于其笔下的青年知识分子形象持有更多的失望与批判，那么对于根据地正在成长壮大的民间抗日武装，则使他在战火纷飞中亲身感受到蓬勃向上的力量和民族解放的希望。在他的这类小说中，抗日呈现出人人支持、个个动员与参与的动人景象，人的精神面貌昂扬奋进，“原始的生命力”、“原始的强力”在抗战激发下爆发出令人惊叹的震撼力。这些形象区别于四五十年代先验化的单一英雄书写和二元对立的“教科书”表达方式，不虚饰，不美化，没有过滤选择的革命场景，没有曲折传奇的斗争情节，更符合人性逻辑和生活本质，更为深刻把握到人民与历史、与国家的紧密勾连和复杂关系。

《嘉寄尘先生和他的周围》和《我乡》是贾植芳创作中为数不多的格调明亮、充满诗意的作品。《嘉寄尘先生和他的周围》故事的背景仍是抗战时期，作者着力表现的是一个游击队队长带领当地老百姓抗日的英勇事迹。嘉寄尘先生赴日留过学，曾是一个南赫留甫式的智识阶级革命者，在都会写文章，在学校演讲，或者到乡间去和自己的佃农们“公地”而碰壁。后二次赴日留洋回来，想兴办平民学校提高百姓素质。可落后民众滋生的各种谣言和消息使他众叛亲离，再加上战乱相逼，不得已上中条山当大王造反，后带领部队投身抗日，是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但“作者没有过分渲染老先生传奇英雄的事迹。他笔下的嘉寄尘是‘有着新的呼吸气魄的人’。他的战斗生活始终在老百姓周围，他并不是叱咤风云的夏伯阳式的英雄，而是看起来平凡但却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和为人民而战斗的气概的‘老百姓’。”[1]作者说：“我恍然悟出嘉老先生在这里安居，并不完全是什么有超人之才、必有超人之胆的辽廓的理论。只是他也是一个老百姓，而又不同于周围的百姓，却有着百姓们特具的真实。”[12]“这篇报告文学所记叙的是一个英雄的真实的灵魂。也就是‘让一个美的、人性的东西展露出来。’”[1]作者从他和当地老百姓身上，看到了民族解放的新生力量，尽管阴云密布，血腥弥漫，但人民开始渐渐觉醒，自觉献身于革命战争中。

《我乡》是根据抗战期间作家返回家乡的见闻和感受所写。小说真实反映了日本侵略者给家乡带来的深重灾难和民众精神上的自我警醒与抗争。面对敌人的烧杀掳掠，他们从忍辱负重到奋起反抗，军民一致驱敌卫国。战争带来了痛苦，也带来民众的奋起和民族的新生。正如小说结尾充满希望的抒情：“故乡，战乱的故乡是赋予我们以人生和战斗之勇气的。它是这样的一个新的人生之港湾。”[13]

四

贾植芳小说记录非人的监狱生活，表现战斗者的英勇不屈和坚定信念，揭露国民党阴毒、残暴的兽性。

牢狱之灾贯穿了贾植芳的一生，历史的阴暗与荒谬总是毫不留情地追逐着一个正义而倔强的灵魂，伸出恶魔般的爪牙企图扼住其生命的咽喉。贾植芳正如诗人牛汉笔下的“半棵树”，虽然“它是被二月的一次雷电/从树尖到树根/齐楂楂劈掉了半边”，但“半棵树仍然直直的挺立着/长满了青青的树叶/半棵树/还是一整棵树那样高/还是一整棵树那样伟岸”，即使“雷电还要来劈它”[14]。他通过自己在牢狱中的亲身经历和见闻，真实记录了魔窟般的监狱生活和灭绝人性的酷刑折磨，表现出暴力和兽性肆虐横行下的威武不屈和大义凛然，体现出作者的悲悯与忧愤。“对贾植芳而言，这些都是他所经历的历史和命运，那些普通平凡而又坚强独立的人的惨痛遭际也构成了他自己命运的一部分。他所关心的一切都与他所接触的社会、历史和人的命运息息相关。于是我们见到了一个大写的‘人的格局’所带来的精神魅力。”[15]

《在亚尔培路二号》和《人的斗争》就是作者在1947年秋被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绑架，关押在亚尔培路二号一年多，后据此写的纪实小说(报告文学)。身处其中的关押犯除了被逮捕的共产党和革命嫌疑犯，不少是无辜的受害者。面对恶劣的吃住，面对特务们施展的诡计多端的阴谋和丧心病狂的手段，他(她)们视死如归，坚强忍受着肉体和精神的种种折磨，绝不肯丢弃做人的尊严和立场，常常让对手发疯绝望。对待敌人，他们既蔑视和仇恨，又用集体的智慧去斗争；对待难友，他们给予慷慨的关爱和真诚的帮助。贾植芳曾说过：“蹲监狱也是一种人生，在这里，可以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物，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故事，被迫地凑在一起，成为一个特殊的小社会。在这里依然有正义与邪恶，是与非，甚至是生与死的冲突、斗争。”[4]159作者近距离描绘了这些“真正的人的战斗者的风姿”，并在“这些自觉地‘保卫自己的人格的尊严和价值’，同时又为人的解放而自愿牺牲自己的生命的革命者身上，看到了真正的人性的光芒”[6]。

特别要提及的是，同样是描写与革命者狱中斗争生活相关的小说《血的记忆》，还让我们看到另一种温暖的情景，即一个被抓丁做监狱警卫的农民马得生，有感于革命者的正直坚强和国民党特务机构的荒淫无耻，由同情到救助革命者而结成难友“兄弟”，再次显示出正义的力量和人性的光辉，也反映出贾植芳历经劫难后始终保持的开阔胸襟和乐观精神。1995年出版的回忆录《狱里狱外》能让我们更细微地体会到这种独立人格和博大情怀。

贾植芳的艺术之路是开放而包容的，他一直把鲁迅视为精神导师和艺术榜样，结识胡风后又把其当作一生的良师益友，追随其艺术主张和办刊方略，积极为杂志撰稿、编稿。而对于西方文学和哲学的阅读同样贯穿了贾植芳的一生，使其不囿于某种思潮的时代局限，始终保持了清醒的个人思考和开阔的艺术视野。他的小说创作正是博采众长的艺术实践，明显流露出鲁迅、契诃夫、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安特莱夫等作家的小说影响，同时在胡风文艺思想的感召下，形成了凝重冷峻、深沉含蓄的写实风格。贾植芳的小说传承了鲁迅“改造国民性”的启蒙文化传统，并与民族解放战争的现实需求相结合，真实记录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社会动荡、民族危亡时期普通民众的流离生活和心理际遇，致力表现“人”的问题。他把个人与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相连，以深刻丰厚的时代思考和冷静沉炼的写实文风，体现出一个知识分子作人的尊严与担当。他的作品必将与其精神生生不息！

参考文献：

[1]顾征南．贾植芳小说散论[J]．艺谭，1985(4)．

[2]宋明炜，刘志荣．贾植芳先生简传[M]//贾植芳先生纪念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3．

[3]沈建中．世纪老人的话(贾植芳卷)[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301．

[4]贾植芳．狱里狱外[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

[5]贾植芳．历史的背面[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30．

[6]钱理群．人类史前时期的风俗画——读《贾植芳小说选》[J]．复旦学报，2005(3)．

[7]贾植芳．人的悲哀[M]//贾植芳文集(创作卷)．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7-8．

[8]周燕芬．执守·反拨·超越：七月派史论[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3：169．

[9]贾植芳．人生赋[M]//贾植芳文集(创作卷)．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10] 贾植芳．剩余价值论[M]//贾植芳文集(创作卷)．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77．

[11] 贾植芳．歌声[M]//贾植芳文集(创作卷)．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328-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