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飞

摘 要：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正确解决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问题。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的正确与否，直接决定实践活动的成败得失。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毛泽东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把握主要矛盾的战略思维和辩证统一的决策思维。他强调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注重对客观事实的调查研究，尤其重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运用和发展。他强调抓住中国社会内部的主要矛盾，把握中国革命的全局和方向，形成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和方针。他注重运用辩证思维解决复杂的具体问题，主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强调“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关键词：毛泽东；思想方法；思维方式

中图分类号：D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6）02-0105-05

十八大报告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1]毛泽东领导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完成中国革命艰巨的历史任务，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他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产生了强烈的问题意识，形成了一整套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学习、继承和弘扬这一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也是当前加强党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建设的现实需要。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

毛泽东深刻总结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两次严重错误，强调正确认识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问题，对中国革命事业成败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以科学实践观为基础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

（一）“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

正确认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基础，认识问题的核心是如何正确解决人的主观认识和客观事实之间的统一问题。人的主观认识的获得，一方面来自于自身对客观事实的观察、分析和理解所形成的观点、观念和思想，另一方面来自于他人对客观事物的观察、分析和实践所形成的知识、理论和方法。由于个人认识来源的狭隘性和他人认识的可靠性、适用性等问题，往往导致人的主观认识很难完全与客观事实相符合，有时甚至还会出现主观认识和客观事实之间的完全背离，这就会给人类的实践活动造成严重制约。在哲学史上，认识论问题曾经长期困扰着哲学家们，有的哲学家提出“唯理论” ，强调完美真理只能存在于人的理性思维之中；有的哲学家提出“经验论” ，认为客观真理只能在不断试错的经验之中寻觅。在党领导革命的历史上，认识的真理性问题也曾长期困扰着全党同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坚持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以科学的实践观为基础，将思维的客观性和能动性统一起来，提出人类的真理性认识只能从实践中来，并且只能由实践来证明，揭示了人类的思维之谜。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他在《实践论》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既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2]282。他还指出：“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2] 284。毛泽东正是坚持了认识对实践依赖关系的观点，依据中国革命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提出中国革命的真理只能产生于中国革命的实践，离开革命实践只能陷入主观主义，只能产生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

（二）“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对客观事实的了解和认知是科学实践的基础。这就要求主体对客观事实的观察、分析，必须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建立起对客观事实的本质和规律的了解和认知。掌握客观事实的真相、本质和规律，从某种程度上讲，其难度要大于对书本理论知识的学习和认知。因为其中不仅要做到“去伪存真” ，发现客观事实的真相，还要做到“去粗取精” ，达到对客观事实的性质和本质的认识。了解真相就要先打破主观主义的影响，以谦逊的态度、正确的方法获得第一手材料。“去粗取精”就是对于粗糙的、驳杂的一手材料，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全面科学的分析，揭示客观事实的性质，发现客观事实的内在本质和运动规律。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由于完全听命于共产国际，未能独立地研究中国的国情，所以，总是处于挫折之中。毛泽东较早地注意到了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和正确把握国情的重要性，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曾说：“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2] 109指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强调必须通过调查研究，以全面了解中国问题的真相、本质和中国革命的独特规律，“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任何离开调查研究的主观主义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对革命和人民都是有害无益的，其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

（三）“有的放矢”

既然调查研究不是走马观花、蜻蜓点水，也不是对客观事实被动的简单摄影、复写和描摹，而是要揭示事实内在的本质和规律，那么达到对事物的规律性认识，就必须借助于科学的理性思维工具。譬如对神奇自然现象的科学揭示，永远离不开数学工具的发展；只有借助于不断发展的数学工具，人类才不断揭示着大千世界无穷奥秘。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同样也离不开社会科学方法论这一工具，从资产阶级的天赋学说、自然权利、社会进化、自由主义、功利主义等，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辩证法、对立统一、实践观点、阶级分析等等。我们正是借助这些理论工具在观察社会、分析历史。离开科学的理论工具，我们对社会历史只能停留在表面、止步于侧面、终结于肤浅，严复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康梁的变法维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它们无不借助于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观点来揭示中国问题，但都没有击中中国问题的本质。“适者生存”虽然激发人们奋发图强，但是强权战胜公理在“一战”后则饱受诟病；而资产阶级民主宪政虽然启发了人们建设现代国家的思路，但是在总统贿选、府院之争和军阀混战中遭人唾弃。所谓先进的启蒙思想似乎都在中国这个东方大国黯然失色， 原因之一是它们都不能触及这个特殊国家的核心问题，更不可能指明近代中国的正确出路。

没有科学理论，是不可能有正确实践的。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人们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来重新审视中国社会。中国社会内部的复杂矛盾得到正确梳理、概括和总结，革命所应遵循的正确道路也逐步清晰起来。毛泽东高度重视理论的重要性，他曾说：“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能解决本质问题。”[2]286毛泽东不仅很早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而且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认识、分析和解决中国问题。他不是教条主义者，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盲目崇拜者，他曾说：“我们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了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3]他提出要用马克思主义之“箭”去射中国问题之“的” ，以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他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主张用中国革命的生动实践，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

二、把握主要矛盾的战略思维

任何问题都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尤其是在社会历史领域，更是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特点。但是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不管多么错综复杂的问题，其中必然存在着统领全局性、决定事物发展方向的根本性、战略性的节点。毛泽东曾说：“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和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2] 320如果能够发现并正确把握这个矛盾，就能够抓住问题的内在本质，把握其发展方向，就能顺势而为达到改造客观世界的主观目的。

（一）主要矛盾决定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

近代中国社会内部问题繁多、矛盾重重。有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的民族矛盾，有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社会矛盾，有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阶级矛盾，有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民族矛盾，有错综复杂的宗教信仰矛盾等等。孙中山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抓住了汉族与满清贵族之间的矛盾；蒋介石的“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的共同抗日，抓住了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深刻矛盾，他们都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发挥过一定作用，但是近代中国并没有因为满清垮台和日本投降而发生本质性的改变，“革命仍未成功” ，国家统一、人民团结、社会进步的梦想依然没有实现。显然，如果仅仅只从民族、国家的外部矛盾出发，而不是从中国社会内部矛盾出发，则只能抓住矛盾的一个侧面，不能发现它的全部，更不可能把握其内在本质和发展规律。毛泽东较早从近代中国社会内部矛盾的特殊性出发，指出中国城乡、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抓住封建的、小农的、分散的社会经济状况这个根本，揭示了近代中国社会内部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矛盾，并以此提出中国革命只能是首先进行反对封建地主剥削、解放贫苦农民的民主主义革命，中国革命战争只能是一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民战争。

（二）善于在复杂环境中抓住主要矛盾

能否发现并紧紧抓住主要矛盾，是关乎全局性、战略性的根本问题。如果思路不清、着力不准，必然导致路线方针的方向性的决策错误。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内部主要矛盾的判断，及其高度重视农民革命的思想，曾经长期遭到党内同志的质疑和批判。毛泽东认为农民就是革命的主力军，贫困落后的农村恰恰就是推翻三座大山的根据地。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在中国人数最多、受压迫最沉重的是广大的农民，真正阻碍中国发展进步的还不是资本主义，而是比资本主义更落后、更反动的封建主义。革命如果不打倒封建主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中国革命就找不到坚强的动力，工人阶级就找不到巩固的同盟军，中国革命就不可能取得成功。毛泽东在深刻总结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两次严重错误基础上，更加深刻认识到封建主义和农民阶级之间矛盾是中国社会内部的主要矛盾，认识到人数众多的农民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巨大力量，他曾说：“很短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2] 13因此必须发动农民、组织农民、武装农民，首先完成解放农民的民主主义革命。但是，毛泽东又不是民粹主义者，不是农民起义领袖，他深知农民自私、封闭、保守、分散的局限性，离开先进理论的武装和先进政党的领导，农民革命不可能胜利。

（三）依据主要矛盾确定革命性质和革命路线

只有正确把握主要矛盾，才能科学解决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也才能制定正确的革命路线。毛泽东依据中国社会内部的主要矛盾，科学概括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毛泽东于1939年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4] 647。这是因为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革命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革命的任务是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革命的锋芒也不是指向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由于国际影响和国内资本主义力量的微弱，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基于对中国革命性质的科学判断，毛泽东于1948年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完整地表述了总路线的内容，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5] 1316-1317。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始终紧紧抓住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特点，始终坚持对中国革命性质的科学判断，始终坚持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总路线不动摇，使党赢得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在极其艰难的环境茁壮成长，不断发展壮大，最终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三、运用辩证统一的决策思维

毛泽东在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把握中国革命规律的问题上，不仅高度重视、善于把握主要矛盾，具有总揽全局的战略思维能力。同时也高度重视具体问题、细节问题，善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善于运用辩证思维进行正确决策。

（一）运用辩证思维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毛泽东曾在《矛盾论》中引用列宁的观点说：“辩证法是这样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怎样能够是同一的，又怎样成为同一的（怎样变成同一的），——在怎样的条件之下它们互相转化，成为同一的，——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当把这些对立看作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当看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2] 327可见，辩证法强调联系和发展，它不认为世界上有完全孤立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如果把这种观点运用到思维领域，就是认识事物必须把它放在具体的时间、空间等具体条件下去观察，必须从事物外部联系和内部矛盾的多个方面进行分析，要看到是条件造成事物内部对立各方具有了同一性，同样也是条件的变化促使事物自身发生变化。这种高度重视条件及其变化的思维方式，对于解决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中国革命具体问题来讲，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毛泽东说：“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性。我们必须时刻记得列宁的话：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2] 317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是要根据形势的变化，研究矛盾的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特殊性。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革命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独占中国，英美帝国主义为诱使日本进攻苏联，不惜纵容日本侵略和占领中国东北，大搞东方慕尼黑阴谋。与此同时，国内形势也发生重大变化，长期“剿共”的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在全国一致抗日的巨大舆论压力之下，被迫认可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同意与共产党合作共同抗日。面对如此巨大的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毛泽东决定停止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革命战争，并且主张与蒋介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左”的关门主义的思想倾向；但同时又提出要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坚持共产党对人民军队和边区政府的独立领导，反对“一切通过统一战线”右倾思想。这种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既坚持统一又坚持独立的思维，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的艺术。搞统一战线目的是一致对外、共同抗日，并不是要共产党放弃自己的思想、理论和纲领，更不是要党放弃对军队和边区政府的领导权，并且还要对顽固派的进攻敢于做坚决斗争，甚至是流血的斗争。坚持独立自主，目的在于保持共产党自身的独立性，但又不是要与顽固派完全对立，更不是与蒋介石血战到底。这是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法思想在革命实践中的具体运用。正如毛泽东所说：“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5] 763一切方针政策都要考虑条件的变化，凝固的、僵死的做法在不断变化的实践中是要碰壁的。

（三）“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1948年3月20日，毛泽东在《关于情况的通报》中强调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5] 1298政策和策略是解决具体问题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毛泽东之所以强调政策和策略的极端重要性，是因为它直接关系党的事业的成败得失。毛泽东曾说：“敌人的孤立并不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5] 1286譬如土改工作，毛泽东提出按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策略，他把解放区分为老解放区、半老区和新解放区，要根据这三个地区的不同情况采取各种相应的土地改革政策。对待新解放区土改，他强调“不要性急，应依环境、群众觉悟程度和领导干部强弱决定土地改革工作的速度”[5] 1283。他在新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中，还提出不要立即实行分浮财、分土地的社会改革政策。“过早地分土地，使军需负担过早地全部落在农民身上” ，不分浮财，“社会财富不分散，社会秩序较稳定，利于集中力量消灭国民党反动派” [5] 1326。又譬如关于工商业政策，提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正确方针，毛泽东指出：“应当预先防止将农村中斗争地主富农、消灭封建势力的办法错误地应用于城市，将消灭地主富农的封建剥削和保护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严格加以区别。” [5] 1285现实问题是具体的、特殊的、个别的，政策和策略必须要从现实问题的这些特点出发，“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要防止“一刀切”的主观主义做法。

总之，毛泽东在总结党领导革命正反两方面经验基础上，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他尊重实际、尊重实践，重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毛泽东在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形成了把握主要矛盾的战略思维，善于抓总体、抓重点、抓本质；他科学分析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科学阐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特点和前途，制定了指导中国革命胜利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毛泽东在处理中国革命的各种具体问题的探索实践中，形成辩证统一的思维方式，注重对时间、地点和对象的分析，注重对敌我力量对比、群众觉悟程度和领导干部强弱的考虑，在实际工作中既避免“左”的冒险冒进，又消除“右”的投降倒退，自觉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当代中国既迎来民族复兴的难得机遇，也面临着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巨大挑战。坚持党的领导是抓住机遇战胜挑战的关键，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全面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是增强党的执政能力的思想宝库。我们应该继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研究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实际，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我们要继续坚持把握主要矛盾的战略思维，抓大事、谋大局，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大趋势出发，转方式、调结构、谋发展；我们要继续运用辩证统一的决策思维，“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人民可承受的程度结合起来，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0.

[2]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20.

[4]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47.

[5]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Abstract： The core issues of thought process and thinking mode lie in reaching a resolution in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jectivity and objectivity，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soundness of one's thought process and thinking mode is essentially determinant in the effectiveness of practice. In his decades of revolutionary practice， Mao has successfully mastered the thought process that is fact-based， the strategic thinking ability targeting primary social conflicts， as well as， the decision-making model based on dialectical unity. Mao emphasizes on the decisive role of practice on cognition； he also focuses on due diligence on subjective facts， especially in the practice and development of Marxism in the social revolution of China. Mao advocates focusing on China's internal social conflicts， as well as， the big picture and directio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he has hence constructed a complete set of theories， paths and policies of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Mao emphasizes on the use of dialectical thinking to solve complex practical problems. He advocates the practice of "conducting concrete analysis on concrete problems"， and emphasizes on "policy and strategy are the lifeline of the Party".

Keywords： Mao Zedong； thought process； thinking mode

责任编辑：王之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