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发庭

摘 要：工业革命以来，人们疯狂掠夺自然、攫取财富，肆无忌惮地污染着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导致人与自然的尖锐冲突，引起生态危机。生态危机具有人为性、潜伏性和全球性等主要特征，价值异化、技术异化、制度异化、消费异化等是生态危机的根源。生态危机使人们开始深刻反思工业革命，积极进行生态危机的治理。生态危机的治理需要进行全面、整体、系统的顶层设计，绿色观念是生态危机治理的基础，技术创新是生态危机治理的支撑，制度建设是生态危机治理的保障，法律法规是生态危机治理的硬约束，文化塑造是生态危机治理的软环境。

关键词：生态危机；特征；根源；治理

中图分类号：X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6）02-0032-06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中心主义和功利主义不断强化，人与自然的关系被异化，出现了生态危机。生态危机已经成为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提高生态危机治理能力，走出生态危机，走向生态文明成为人类的迫切需求。美国著名生态学家巴里·康芒纳在其著作《封闭的循环：自然、人和技术》中，提出生态学的四条法则：每一种事物都与别的事物相关，一切事物都必然要有去向，自然界所懂得的是最好的，没有免费的午餐。地球生态系统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人类从地球生态系统中取走的任何一样东西，都会再放回原处。因此，人类对大自然的疯狂掠夺，带来的将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无情报复。生态危机的出现，给人们敲响了警钟，“吃老本”的线性发展模式已经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趋势，需要采取“吃利息”的循环发展模式。生态危机治理是解决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由之路。

一、生态危机的特征

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其著名的研究报告——“布伦特兰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一书中，首次提出了“从一个地球到一个世界”的观点。报告沉重地指出：从太空中看，地球是一个小而脆弱的圆球，是一幅由云彩、海洋、绿色和土壤组成的图案，人类的活动正从根本上改变着地球系统[1]。报告在警示我们：人类的各种活动正在使人类自身面临着生态危机。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R.Carson）曾深刻地说：“在人对环境的所有袭击中最令人震惊的是空气、土地、河流以及大海受到了危险的，甚至致命物质的污染。”[2]自工业革命以来，人们一直采取“吃老本”的线性发展模式，毫无顾忌地挥霍着大自然的资源，肆无忌惮地污染着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人类对大自然的强大干预超过自然界的自调节能力，生态平衡被破坏，自然界已经不堪忍受人类的蹂躏。人类面临着生态危机，生态危机具有人为性、潜伏性和全球性等主要特征。

（一）生态危机具有人为性

工业文明的野蛮掠夺方式，践踏了美丽自然，严重破坏了生态平衡。人类对大自然的贪欲和无情，最终自食其果。恩格斯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3]从IPCC五次评估报告的结论，可以看出人类活动与全球气候变暖以及生态危机紧密联系在一起了。IPCC第一次评估报告（1990年）提出，人类活动引起的排放正在显著增加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推动了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签署和1994年《公约》的生效。IPCC第二次评估报告（1995年）提出，认为气候变化是可辨识的，为系统阐述《公约》的最终目标提供了坚实依据，推动了1997年《京都议定书》的通过。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2001年）指出，过去50年的大部分变暖现象可能（66%以上概率）主要由人类活动引起。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2007年）指出，过去50年的气候变化很可能（90%以上概率）由人类活动引起，推动了“巴厘路线图”的诞生。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2014年）指出，过去50年的气候变化极可能（95%以上概率）归因于人类活动。

（二）生态危机具有潜伏性

美国海洋生物学家、现代环境保护运动先驱蕾切尔·卡逊在《寂静的春天》（1962年）一书中论述了生态危机的潜伏性。蕾切尔·卡逊指出：“化学药品被撒向农田、森林和菜园后，会长期停留在土壤里，有时化学药品会随着地下水流悄悄转移，等到再次出现时，它们会在空气和阳光的作用下结合成为可以杀伤植物和家畜的新物质，这些新物质进入生物组织内部，进入生长的谷物、小麦里，进入人的体内，在很大程度上这一邪恶的环链不断传递且难以逆转。”[4]生态危机具有很强的潜伏性，从短期来看，人们不容易察觉环境的变化，认为平时的污染行为不会造成什么影响，也有人不负责任地认为环境问题让后人解决，这是缺乏生态危机意识的表现；但是从长期来看，生态问题积聚到一定程度就会大规模爆发，致使人们慌忙应对而自尝苦果。等到大自然爆发生态危机的时刻，人们之前付出巨大努力建设的物质文明，与自然环境的衰败相比，显得那么微不足道。没有了良好生态，何谈美好生活？

（三）生态危机具有全球性

生态危机不是某一时间、某一地点的事情，而是全球面临的困境。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天气频发，资源能源短缺，生物多样性减少，臭氧层破坏，海平面上升，酸雨等生态恶化现象，严重威胁到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在《全球问题与中国》一书中，尹希成等指出，“以往的生态危机是局部的，我们的祖先可以用迁移的办法摆脱；现代生态危机是全球性的，我们已无处可逃。”[5]随着对生态危机认识的逐步加深，国际社会采取有效的应对行动，通过合作和对话共同应对挑战。应对生态危机已经成为一场“国际运动”。

二、生态危机的根源

工业革命的“巨大成就”使人们陷入了对生产能力近乎痴迷的追求，人们尽情利用自然界提供的资源，最大限度地满足不断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要。阿诺德·汤因比评论道：“由于精力和能量都集中到将原料转化为光热、动力及制成品上，个人或社会团体觉得自然资源的发掘与开发本身便是一种有价值的行为，而这一过程所引起的任何后果对人类的价值反倒无所谓了。”[6]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忽视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没有正确处理好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引起生态环境恶化和生态系统失衡。价值异化、技术异化、制度异化、消费异化都会引发生态危机，并成为其根源。

（一）价值异化引发生态危机

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至上，人是自然的主宰，其思想的内在本质是人类利己主义，其基本精神是人为自然立法。它主张一切以人类的利益和价值为中心，以人为根本尺度来考虑问题、实施行为和评价世界，强调对自然界的征服和索取，这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引发人与自然的深层次矛盾。价值观念影响人们的行为。在人类中心主义等传统价值观的影响下，出现了资源无限、资源无价、资源无主的思想。于是，人们妄图控制自然，肆无忌惮地掠夺自然，造成资源浪费、生态破坏和环境恶化。“当人充当起为自然立法的角色时，实际上就是人实现了对自然的否定：人要追求无限度的物质幸福，就必须全面否定自然；人要实现无限度的物质幸福，就必须绝对地控制自然。全面否定自然是为了绝对控制自然。”[7] 78蕾切尔·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指出：“在生物学和哲学处于低级幼稚的阶段，控制自然就是要大自然为人们的方便有利而存在，这是一个妄自尊大的想象产物。”[7]263罗尔斯顿对人类中心主义给予了深刻批评。罗尔斯顿指出：“在人类中心主义者看来，人类对岩石、河流或生态系统毫无义务，对鸟或熊也没有任何义务，完全否定大自然的价值，这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看法。”[8]海德格尔指出：“人类让世界听命于自己的摆布，姿态横蛮急躁。”[9]罗尔斯顿认为人类忽视了自然界的存在价值，海德格尔看到了人作为主体以来所带来的思想危害，人成为了世界的尺度。

（二）技术异化引发生态危机

人类创造了以技术作为生存手段的存在方式，但却在技术世界的存在方式中失去了自我。于是，人沉醉在“物化”的世界中，享受着“物化”给人类带来的感觉愉悦。美国巴里·康芒那认为，现代科学技术是“一个经济上的胜利，但它也是一个生态学上的失败。”[10]德国汉斯·萨克塞在《生态哲学》中指出：“技术道路不是通过控制自然来摆脱自然，而是破坏自然和毁坏人本身。技术引起的不停杀戮会导致毁灭性的破坏。”[11]以胡赛尔和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哲学家们，基于人本主义的立场，认为现代科技是人类文明堕落的根源。胡赛尔认为技术异化的实质是人性危机，哲学离开了现实生活，人类不再受理性的束缚，造成了人们精神的空虚。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的本质是“座驾”。人类对于物质利益的无休止追求，肆意破坏环境，不尊重自然，被异化了的现代技术所支配，并将自己置于“座驾”之上。以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哈贝马斯为代表的哲学家们，分析了技术对社会层面的影响。霍克海默在《工具理性批判》（1967年）一书中指出，现代科学技术使人的自主性、自我判断力和想象力减弱。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1964年）一书中指出，伴随着技术的进步，人的本性受到压抑和束缚，使人成为只有物质而无精神的“单向度的人”。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已成为“第一位”的生产力，它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冲击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等，这成为理解一切社会问题的关键。

（三）制度异化引发生态危机

美国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B.Foster）在《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一书中就认为，“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是一种相伴而生的关系，因为资本主义体制把追求利润增长作为首要的目的，因此就要牺牲环境及他人的利益，采取投资短期行为而一味地追求经济增长，其后果就是环境的快速衰退。”[12]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也存在着发展与环境的矛盾。“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两个困境：既要面对农业社会的工业化问题，而且是高能耗、低效率的工业化生产方式；同时又要承受着不平等的贸易规则，大量消耗着原生态资源，进而破坏了本土化环境资源的存量。”[13]生态问题具有制度性的特点，制度异化可以引起生态危机。

第一，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反生态本性，资本家的最终目的是追逐利润、扩大生产和积累财富，资本的无限扩张和资源的有限存在构成了一对无法调节的矛盾，生产的扩张超越了自然能够承受的极限，必然引起生态危机。

第二，从制度本身寻找生态危机的根源。“制度是社会关系的调节器，它与社会和谐之间具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制度安排状况会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14]“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制度危机，生态文明水平低下的根源在于包括市场机制失灵、政府机制失灵和社会机制失灵在内的制度失灵。”[15]制度是对人们行为的规定和约束，而在现实生活中，制度往往异化为形式主义，主要为：在制定制度时疲于应付、脱离实际，在执行制度时消极懈怠、专横跋扈，在督查制度时走马观花、欺上瞒下。这种缺少公平、法治、民主、和谐的制度，不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只看当前，忽视长远，很容易导致生态危机的发生。

（四）消费异化引发生态危机

工业文明坚持高消费、过度消费，远远超出人的基本需要，成为“异化消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最早提出“消费异化”的概念。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操作消费，用消费来克服生产过剩和应对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危机已从生产领域转移到消费领域，在利润的驱使下，资本家不断扩大再生产，通过消费贷款、广告、书籍等多种形式，大力宣扬消费主义价值观，制造虚假的消费需要，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控制人们的消费选择。人和商品的关系被颠倒了，人是为了消费商品而存在，人成为了商品的奴隶。大规模、单一性的批量生产规定着消费尺度。现代社会“大规模的批量生产迫使整个世界奉行同一种生活模式。”[16]消费异化使人们为消费而消费，并把消费看成人生的享受，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增加了对资源供给的压力。为了满足人的无止境的物质需要的欲望，人们不断掠夺、滥用、挥霍和浪费资源，导致资源的过度使用和能源的过度开采，引起环境的污染、破坏，促使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已经大大超越地球的生态承载能力，从而引发生态危机。

三、生态危机的治理

杰里米·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开篇指出，“工业文明正处在十字路口，化石能源正日趋枯竭，靠化石燃料驱动的技术已陈旧落后，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整个产业结构运转乏力。”[17]人类应改变攫取和依赖不可再生资源的疯狂行为，寻求一种更加集约、更加持续、更加和谐的文明，即生态文明。生态危机治理已经成为解决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由之路。生态危机治理是一个协同推进，不断完善，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过程。生态危机治理需要进行全面、整体、系统的顶层设计，综合发挥观念引导、技术支撑、制度保障、文化推进、社会参与、人才支持、政策推动、需求拉动的作用，努力推动政府、企业、大众传媒、社会力量、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非政府组织等形成良性互动机制。

（一）绿色观念是生态危机治理的基础

观念是行动的先导，观念的萌发和转变预示着实践方向的变革。把绿色消费观念融入生活，崇尚自然，追求健康。美国科学家艾伦·杜宁在其著作《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一书中，从人类消费的角度，向人们展示疯狂消费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负面影响。他在书中指出：“美好的生活并不是由更多的小汽车、空调、预先包装好的冷冻食品和购物街组成，我们要积极转变生活方式，不断满足食物和教育需要，进行充实的工作、拥有良好的居住环境和健康状况。”[18]因此，人们应调整消费理念，树立适度消费的价值观，即以满足当代人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求为标准，坚持绿色消费。

（二）技术创新是生态危机治理的支撑

技术创新影响着人们的实践活动方式，包括生产活动方式、生活方式和经营管理方式；影响着人们的精神世界、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引起社会制度发生深刻变化。生态危机治理需要不断完善创新孵化平台，实现绿色技术创新。第一，完善创新孵化平台，提升创新驱动发展水平。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实施技术创新孵化平台建设推进工程，支持企业与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合作共建产学研创新平台，推动重点工程实验室和企业技术中心建设。第二，积极研发和推广绿色技术，实现绿色技术创新。绿色技术是对传统技术的反思和提高，是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有效手段。通过运用绿色技术，实现资源、产品、废物的双向流动和循环使用，从而产生资源“减量化”效应，达到资源利用的最大值。绿色技术降低了原材料和能源的消耗，减少了排放，减轻了资源环境的压力，节约了资源，提高了效率。如煤炭的安全洁净开采技术、间歇性能源并网和分布式技术、煤气化多联产技术、分级炼制技术、垃圾处理技术、二氧化碳捕捉和封存技术、智能电动车技术、3D打印技术等。绿色技术创新是对技术创新的拓展和提升，是生态文明视域下技术创新的崭新形态，是推动绿色发展的重要动力和迫切需求。

（三）制度建设是生态危机治理的保障

制度是对技术的保障和规范，技术进步离不开制度的保障，离不开系统的理念引导机制、健全的运行机制、严格的规范约束机制、良好的沟通协调机制和快速的应急反馈机制。加强官产学研合作创新，构建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务实高效、开放灵活的官产学研合作新机制，有利于运用市场机制集聚创新资源，降低企业的研发成本，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效益，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大力支持高等院校、科研单位与企业联合建立知识创新体系，设立产学研基地，与企业组建产学研联盟，使其成为原始创新、知识创新的主力军。鼓励科技中介机构开展技术咨询、技术转让和技术服务。通过不断完善促进官产学研结合的政策环境，加快创新平台建设，提高产业创新力和竞争力。

（四）法律法规是生态危机治理的硬约束

法律法规是调整人的行为的一种强制性社会规范，“法律制度直接决定侵权行为法定成本的高低，它涉及并规范关于侵权行为的制裁与惩罚方案、措施、办法等。如果相关制度对某侵权行为规定的惩罚偏低，该行为的法定成本自然就偏低，从而就会弱化有关侵权规定的惩罚性功能，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就会屡禁不止。”[19]法律法规是生态危机治理的有力保障，它使“个别公民服从国家的法律也就是服从他自己的理性即人类理性的自然规律”[20]，从而使主体和客体之间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实现国家、法律与个人之间的统一。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能够为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提供完善的法制保障，为发展模式从主要依靠资源驱动、资本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保驾护航，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制定各类与生态治理相适应的法律法规，通过监督和规范各类市场主体的行为，确保生态危机得到有效治理。

（五）文化塑造是生态危机治理的软环境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们的精神家园，具有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文化是人的存在的重要标志与符号，“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21]。德国学者彼得·科斯洛夫斯基指出：“如今，休闲、娱乐与文化交织在一起，文化活动与娱乐活动已不能完全离开，同时，商品消费与文化消费也融合在一起。对文化含量高、精美的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曾经限于富裕阶层文化——审美的消费行为，如今已经普遍化，成为广泛的消费需求。”[22]绿色文化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文化，是人类对于天人合一、生态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思想的整合，是人类精神家园的回归，体现了人类对于自身及社会发展的深刻的精神反思与价值重建。绿色文化的形成与弘扬，不仅会提升全民素质，形成互相学习、共同进步的良好氛围，更重要的是将绿色理念渗透到法律、制度、政策等层面，为政府政策、市场竞争、社会参与提供思想基础、价值理念、道德支撑、精神动力和舆论引导。

总之，生态危机推动着人类文明进行深刻变革，全球正在经历一场由传统工业文明向现代生态文明的转型。生态文明是应对生态危机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是解决人与自然矛盾激化的有效途径。走出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需要注重生态治理，以平等甚至敬畏的心态对待自然，赋予生态一种独立的“人格”。人类文明只有实现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的转型，把对生态危机的反思提升到文明批判的高度，提高生态危机治理能力，才能找到真正解决生态危机的路径，实现文明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人类应以高度的责任感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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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德〕彼德·科斯洛夫斯基.后现代文化——技术发展的社会文化后果[M].毛怡红，译.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1999：21.

Abstract： Sinc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people plunder the nature crazily， grab the wealth， and pollute the environment that the human beings rely on unscrupulously. These behaviors lead to the sharp conflict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cause ecological crisis. Ecological crisis has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artificiality， potentiality and globality. Value alienation， technology alienation， system alienation and consuming alienation are the root of ecological crisis. Ecological crisis makes people begin to reflect seriously about industrial revolution， be active in ecological crisis governance. Ecological crisis governance needs to conduct comprehensive， integrated， systematic top design. Green concept is the foundation of ecological crisis governanc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the support of ecological crisis governance； system construction is the guarantee of ecological crisis governance； laws and regulations are hard constraint of ecological crisis governance； culture-shaping is soft environment of ecological crisis governance.

Keywords： ecological crisis； characteristic； root； governance

责任编辑：翟 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