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秀林

（山西大同大学图书馆，山西大同037009）

明朝代藩刻书兴盛的政治文化环境论略

侯秀林

（山西大同大学图书馆，山西大同037009）

明朝代藩刻书业的兴盛得益于明代整体的政治文化背景。藩禁、尊孔崇儒、兴学重教、朝廷赐书、建立书院等一系列政策为代藩刻书创造了宽松的政治环境和发展空间。代藩刻书多以佛经为主，与山西历史悠久的佛教文化传统以及山阴王朱俊栅个人的文化修养和对佛教的尊崇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

代藩；刻书；佛经

山西刻书业源于隋唐，兴于辽金。唐太和九年（835年）已有民间刻印的日历出现在市场销售。金元时期，河东地区因为平水雕刻独领风骚，成为我国四大刻书中心之一。明代对刻书业实行免税政策，山西刻书业呈现出相对繁荣的局面。明清时期的图书出版机构主要有官府、藩府、书院、寺院等，其中藩府财力雄厚，藏书较多，兼有饱学之士作编辑、校对，所刻之书数量既多、质量又高。台湾昌彼得先生在《明藩刻书考》一书中指出：“明人刻书，率喜窜乱旧章，为世所诟病；书帕坊本，校勘不谨，人多轻之。唯诸藩刻书，尚多精本。盖以其被赐之书，多有宋元善本，可以翻雕，故时有佳刻也。”[1](P41)本文试图就明朝代藩的刻书情况、特色及兴盛的政治文化环境做些初步的探讨。

一、代藩及其宗室简述

明朝代藩的刻书，起缘于代藩的建立及其宗室的发展。“非亲子弟不足以镇服而捍外患”，[2](卷115)骨肉之亲，“较诸元帅，尤可信也”。[3](卷32)在朱元璋看来，中央由皇帝直接掌握和统领，在全国要冲之地分封诸子镇守，形成内外夹辅的局势，才能进一步巩固王朝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