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晴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托马斯的不稳定性研究

朱晴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是昆德拉小说的代表作，本文尝试从不稳定性在叙事学背景下的展现，借助小说文本阐释后着重分析托马斯形象中在二元对立下的不稳定表现等方面，阐明叙事学的视野下昆德拉小说“关于存在的沉思”。

叙事学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托马斯 不稳定性

韩少功认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是一种很难严格类分的读物，它是理论与文学的结合，杂谈与故事的结合。还是虚幻与纪实的结合，梦幻与现实的结合，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的结合，通俗性与高雅性的结合，传统现实派和现代先锋派的结合。”[1]正是因为这些成分的相互结合带来了文本的不稳定性，为我们猎奇托马斯的世界引入新的视角。本文尝试从叙事学视角来解读文本及托马斯形象，深层理解不稳定性研究对人性存在主题的意义。

一.不稳定性的叙事学背景

昆德拉认为“小说是一门力求发现和把握事物的模棱两可性及世界的模棱两可性的艺术。”[2]小说目的不在于塑造小说人物的性格特征，交代事件的发展情节，或揭露社会现实的本质加以抨击，而是以模棱两可的世界观带入哲理性的思考来感悟人类存在的意义。

叙事文本上，隐喻是其小说形式的一个重要表现，所谓隐喻是“人们在实实在在的主题和它的比喻式的代用词之间发现的相似性为基础的”[3]，文本中比喻式的词语，如“媚俗与忠诚”“灵与肉”“轻与重”等，许多精警独特的意象（“镜子”意象、“圆礼帽”意象等）都吸引着读者去思考和想象，达到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目的。文本选择以感官主义看待世界，本值得重视的一切（包括政治、经济、个人理想、社会发展、人类的未来）统统都采取漠然的态度，常展现人类堕落的生活状态，尤以性放纵为主，托马斯就是典型放荡型的好色之徒。我们往往在感悟到深层的哲理才能把握文本的思想倾向。

叙述时间上，昆德拉的小说没有按照传统的时间-线性叙述模式来叙述完整的故事，因而呈现出空间化的特点。故事性的成分在意识中流动，摆脱了“讲述”叙述方式的评论和解释，反之，以“展示”方式将人物的意识放在读者面前进行观察与思考，相比于故事动机寻求故事情节来看，文本更多的是追求一种审美动机，找寻哲理性的审美价值。昆德拉小说采用“叙述时序”串起历史空间、现实空间和未来空间的顺序，显示出随意性的特点，尤其在情节的详略、先后、重复性的分布上。例如结婚本是人生大事，在以往小说中都是重点描写或设置悬念的结果，但文本只用了四个字“他娶了她”一笔带过，如此独特方式为主题的需要节省笔墨。

叙述人称上，在对人物的叙述上改变了人称的单一性，采用了“对人物内心的转移性有限透视”方法，这种方法具体落实到文本上表现为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的交叠使用，告别了人称叙述带来的全知全能叙述或限知性叙述的单一模式，这样在对一个人物到另一个人物转换上显得是偶然发生，没有阅读冲突感。

综上所述，从叙事学角度来解读小说为我们带来了新的视角，能够很好理解人物及主题。

二.托马斯二元对立的不稳定性

有学者认为“一个不稳定性是故事内的一种不稳定环境，它可能产生于人物之间，人物与他的世界之间，或在一个人物之内。”[4]托马斯在人物之间的不稳定性主要体现在他与特蕾莎和以萨宾娜为代表的女性之间，是爱与性的诠释；在人物与世界之间，主要体现在与国家、社会和伦理之间，是轻与重的诠释；在人物之内，就是他自身的观点主张，是强与弱的诠释。

1.强与弱

一直以来，托马斯都是属于强者的姿态：职业的高等，金钱、地位的优越，观念的新潮，花花公子的“片叶均沾身”等，对小地方酒吧侍女出身的特蕾莎而言，高不可攀。

特蕾莎逃出母亲的世界，渴望在托马斯身上寻找自己灵肉统一的寄托，然而丈夫的不忠让她后悔，走出去比留在原地更痛苦（噩梦缠身）。这时，过去的种种因为远离逐渐销蚀掉它的劣性，露出美好有爱的一面：母亲脱掉凶恶的表面，用廉价的母爱呼唤着她，让特蕾莎带着原有的伤心的母爱选择原谅母亲，并忍不住回去。然而，特蕾莎是软弱的。托马斯揭穿她母亲的谎言，断绝了她回头的念想，也断绝了她的过去与后路。强有力的截断她与母亲的连线，她开始发晕、跌倒，并被托马斯一次次扶起。

他们两人的爱情世界是建立在托马斯对特蕾莎之忠贞的绝对信念上，特蕾莎的忠贞与托马斯的不忠直接决定了两人强与弱的对比。特蕾莎运用了她的软弱，将托马斯一步步带到乡下，那里是她向往的牧歌田园般的天堂生活，但是托马斯早已不存在任何魅力和强势，终于成为她怀中的小野兔。

另一方面，捷克民族遭入侵，托马斯曾发表的涉及共产党态度的文章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从国家来看，祖国遭坦克敌军的践踏，无本土自治权，托马斯选择逃离了国家，爱国之心寥寥；从社会来看，民众在压迫下采取愚昧的抗争手段，全民陷入监听、举报、签名等社会恐慌中，托马斯的文章受到各界人士的关注，但在一次次的签名仪式上放弃了承担重负。从著名外科医生（与上帝争夺生命）到乡下医生，到擦窗工人（涉猎女性共性中的个性）再到修车工人，都是托马斯选择的逃离。结尾处，托马斯在车下闪着白发，手抖

地拿着扳手，成为了再无抗争能力的真正的弱者。

2.性与爱

托马斯与特蕾莎的相爱不是按照王子公主的路线设置的，而是六次偶然带来了特蕾莎，她本以为可以摆脱母亲的世界。被放在篮子里顺水飘来的孩子的意象以及高烧下的死亡阴影引起托马斯的同情心与幻想一起去死的爱。因而在没有磨合，没有了解的前提下进入了彼此的世界，这以后托马斯的“性友谊”原则与特蕾莎的灵肉一元论相冲突，性与爱的不稳定性带来人物情感上的不稳定性。

性的泛滥与爱的专一本身就存在不可调和性。特蕾莎的梦境彻底打破这种稳定性。梦境是由特蕾莎诠释用来谴责托马斯的，对于猫的梦，总是送死的梦，死后的梦等梦境的解析，很容易发现一个共性：都有漂亮女人，这些不知名的女人是她心中最大的威胁。留恋生命之轻的托马斯摆脱不掉对女性的涉猎，即使成为擦窗工人也快活的追求着，而爱情的重负从一开始就是托马斯选择承担的，不论是“六个偶然”的相遇，还是孩子意象触动爱情，还是因同情心泛滥一再原谅特蕾莎对他性生活的干涉，甚至是被拖累到农村变老变弱，都是托马斯个人的主观选择。

因此在性与爱之间的他产生了“不稳定性”：在特蕾莎面前撒谎，圆谎，与女友做爱又不断想着特蕾莎，“在情妇们眼里，他带着对特蕾莎之爱的罪恶烙印，而在特蕾莎眼中，他又烙着通情人幽会放浪的罪恶之印”[5]。结果是整个捷克也找不到两者安定和谐的地方，他们逃离了，逃到了国外，逃到了乡下，但依旧断不了托马斯的性生活，“托马斯头发里另一个女人下体的气味”[6]就不断在制造着性与爱的不稳定性。爱？他对特蕾莎是有爱的，很深，深到放弃不婚原则，背离国家与优越医生身份留在农村与她共度一生。性？在最初与特蕾莎的性生活之后，她便只是性生活中的一员，稍重要些。萨宾娜才是他追求生命之轻享受“性友谊”的伙伴。如此不稳定的性情集于托马斯一身。

3.轻与重

对于人类来说，勇于扛起命运重担的就是英雄，伟人。

文本一反常态，用“Esmuss sein”（非如此不可）作为托马斯摆脱院长不满的借口，这一思想贯彻了贝多芬的主张，而贝多芬的思想及音乐又是特蕾莎附加给他的。他将特蕾莎作为自己必须承担的重担，用伟人的思想强行压迫自己的行动，于是他踏上寻找特蕾莎，同时也埋葬自己的旅程。因而当他在旅程中逐渐认识到“Es konnteauch anders sein”（别样亦可）时，他承担了压迫下无法呼吸、胃疼折磨之苦。

要知道，昆德拉笔下的托马斯产生于窗前的一声叹息，这声叹息里就蕴含着在轻与重选择上的不稳定性。托马斯拥有追求生命之轻的信念，是反对社会，国家，命运等外在束缚的存在，却被爱情困住了手脚，带来了下半生的“不稳定”。托马斯并不需要英俊的外表（文本并无描绘），也不追求丰功伟绩，更是被归属于“没有责任心”的一类男人，但是这正是昆德拉需要的人物形象，非正常的存在对追求生命之轻更有审美价值。

小说没有合理合法的亲情和爱情：特蕾莎是母亲失去幸福的罪恶，强行被拉进裸体集中营没有羞耻的世界，托马斯放弃对妻儿抚养权被父母断交；特蕾莎寻求的是灵肉统一，逃离母亲世界却被性泛滥的丈夫带回母亲般的裸体集中营。父母与孩子之间，丈夫与妻子之间都不再遵从道德伦理上的美满幸福，而是站在抛弃情感重负的基础上探寻“关于存在的诗性沉思”。

昆德拉展现的主人公打破了传统的英雄主义，不再是令人敬佩的力士参孙，也不再是人人唏嘘的善良主人公，反之，人物诞生的可笑性（特蕾莎诞生于肚子咕咕叫的一刻），人物命名的随机性（托马斯取自圣经），人物外形的模糊性（甚至是一群没有“脸”的人物）等，失去了那些现实主义用大量背景描写、外貌描写和环境描写烘托出来的“偏”真实的人物。这些人物无法用善恶的标准来区分：托马斯处处留“身”与他反对窃听、放弃医生身份反抗的善恶；萨宾娜向往自由，个性独立却不断背叛的善恶等。他们不是真善美化身的“天使”“英雄”，而是一群有着独特思想兼七情六欲的人，在理解人物的特异性为与观念后，也理解了昆德拉的主张，这其实也是读者经历了肯定自我——怀疑自我——否定自我的观念演变。

《小说的艺术》中昆德拉提出小说“是一种不确定性的智慧”[7]。不稳定性在詹姆斯看来可以通过“故事”和“话语”的形式加以区分：第一种不稳定性发生在故事情节发展中，人物在行动中将问题解决，这属于传统时间-线性叙述；第二种不稳定性由话语创造，昆德拉正是运用幽默讽刺的口吻和隐喻形式揭露了事物表层结构下的深层意义，带来一种模糊、歧义性的美，种种意象贯穿在人物形象中，用他们的行动来揭示意象的含义，从而综合成更大意义的整体。

注释

[1]李凤亮.《别无选择：诠释“昆德拉式的幽默”》.载《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01期，第30页。

[2]陈少华.《昆德拉小说中的复调特征》.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02期，第69页。

[3]罗钢.《叙事学导论》.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页。

[4]林如心.《矛盾·对立·冲突——解读《黑暗的心》进程中不稳定性的叙事特色》.载《大连海事大学学报》，2009年02期，第32页。

[5]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许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30页。

[6]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许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78页。

[7]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

[1]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

[2]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

[3]罗钢.叙事学导论[M].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4]李凤亮.别无选择：诠释“昆德拉式的幽默”[J].徐州师范学院学报,2010(1): 30-35.

[5]曾艳兵.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不确定性特征 [J].台州学院学报,2002(5): 10-14.

项目：江苏师范大学2014-2015年度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一般项目。

（作者介绍：朱晴，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